徐遵明(475～529)，字子判，華陰(今陜西渭南)人。北魏儒家學者，經學家，南北朝時期"北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徐遵明從小好學，從十七歲開始，四處求學。曾在上黨師事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又曾師從燕趙張吾貴、范陽孫買德、平原唐遷等學經。終身未仕，開門授徒二十余年，門生眾多。元顥入洛陽時，與任城太守李湛欲舉義兵抵抗，為亂兵所害。
徐遵明 - 生平
徐遵明，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xiāng)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shù)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彼炫c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yè)。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yè)，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弊衩髟唬骸峤袷贾鎺熕��！泵吐栽唬骸昂卧�？”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蹦嗽勂皆七w，納之，居于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yè)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shù)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后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zhí)疏，然后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于外二十余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后廣平王懷聞而征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于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徒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yè)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于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于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
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于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讬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鉆經緯之微言，研圣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于海內，擅明師于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辟，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yè)，編錄將逾萬人。固已企盛烈于西河，擬高蹤于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體。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兇險。至誠高節(jié)，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zhí)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讬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喧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采，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弊錈o贈謚。徐遵明 - 《疏證》
中國中古史的研究在過去十多年中正經歷一種突破性的進展，這種進展雖不像簡帛文獻的出土那樣聳動學界的視聽，但其意義卻并不遜色，因為它為我們了解從南北朝到隋唐的層層面面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細節(jié)，使史家對這段歷史的重構能從平面走
向立體，從單一走向多元，這正是現(xiàn)代史學所期望達到的境界。而推動這種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于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出土墓志數(shù)量的不斷增加使得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義日益突出，而對于這種意義，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的史學界都已有了相當?shù)恼J識，對墓志材料的利用也越來越普遍。在這一點上西方的學術界可以說是遠遠落在了后面。在中古的墓志中，唐代墓志的數(shù)量無疑是驚人的，而南北朝（包括隋在內）的墓志數(shù)量雖然不能和唐代相比，也已經非�？捎^。南北朝墓志中尤其以北朝墓志為主。而南北朝墓志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特點。第一，作為一種書寫的體裁，南北朝墓志對了解中古墓志風格的成型和演變有關鍵的意義。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書寫特征，就必須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第二，在南北朝墓志中，各族裔社會政治最上層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極大，這往往為研究政治結構的變化和種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許多很關鍵的線索和證據(jù)。所以對南北朝墓志的史學價值做全面性的整理和考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學術工作。新近出版的由羅新、葉煒兩位年輕的學者編著的《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以下簡稱《疏證》）是這項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值得學術界的重視，本文的目的是以對《疏證》一書的貢獻的評述來進一步探討南北朝墓志在史學上的利用價值，尤其是如何拓寬墓志研究的視野。廣義地來說，《疏證》一書繼承了清代以來形成的金石學研究傳統(tǒng)的優(yōu)點，也就是將金石文字和正史材料做仔細的對勘考辨，以達到證史和補史的目的，一些清代有代表性的金石學著作如以端方名義作的《陶齋藏石記》，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李慈銘的《越縵堂文集》，羅振玉的《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等，都有不少為這種目的而進行的細致的考證工作。最能代表這種傳統(tǒng)的優(yōu)點的集大成作品是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一下簡稱《集釋》）。
從考訂史實的角度來說，趙萬里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有成積的，其學問的深厚和工作的細心都遠非前人可比，這些特點在他對像《爾朱敞墓志》、《趙韶墓志》、《內司楊氏墓志》這一類墓志的精審考證中有充分的體現(xiàn)。同時趙氏的眼光也有獨到之處，比如在對《肅棕充華盧令媛墓志》和《元勰妃李媛華墓志》等的考釋中，他也注意到了盧令媛家族和李媛華家族的婚姻對像均為當時北方的一流高門。不過這些超出史實考訂范圍的評論不很多。晚清以來的墓志研究的關注點基本還是局限于對人物的生平、行政制度，歷史事件的年代和歷史地點等史實的考辨，用趙萬里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征前代之事實”和“匡史文之訛謬”。而且大多集中在那些和正史中有記載的人物有關的墓志上。但是傳統(tǒng)的研究工作基本只能到達這一步。如果墓志中所包含的歷史信息一時無法和傳統(tǒng)史料中的記載相參證，或者這種信息在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史的范圍之外，諸如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方面的信息，那么就很少受到學者的注意，更談不上以此種新獲得的信息為出發(fā)點去全面研究古代的社會。這種偏向也存在于像《集釋》這樣的巨著中。比如《集釋》中對有些墓志討論頗為詳盡，但對另一些就幾乎不加評論，而后者常常是和傳統(tǒng)史料關系銜接較弱的墓志。我們如果比較一下趙萬里對于墓志文字所包含的訊息的意見和清代學者的意見，就不難發(fā)現(xiàn)趙著對于清代學術以來墓志研究方法是繼承多于突破。比如對《劉玉墓志》的分析，趙萬里雖然更明確的指出劉玉是外族，所以諱其所出，但是他的意見也只是停留在這一層次，大體上沒有比李慈銘等人的看法深入多少。[1]在趙先生的時代，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經產生了不少大家和重要的突破，但是趙氏的工作卻對當時這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和新視角借鑒不多。雖然《集釋》的成就有其內在的限制，對于南北朝墓志的研究來說是其貢獻依然是前所未有的，事實上長期以來學術界也缺乏能像趙萬里這樣對南北朝墓志的內容大規(guī)模加以研究的學者，雖然就個別碑志的史學研究而言出現(xiàn)了一些很出色的范例，比如唐長孺先生對《敬史君碑》的分析。[2]《疏證》可以說是對趙萬里工作的繼承，但其工作是《集釋》的延續(xù)而非取代了《集釋》的本身。《疏證》的出現(xiàn)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古墓志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個證明。目前這
方面的研究已從內容和方法比較單一的史料考證走向對墓志的內涵作全面的史學分析，而且和趙萬里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工作和當前的中古史研究的新視野和新課題存在日益密切的關聯(lián)。不少學者對個別或某些類型的墓志的重視和分析就體現(xiàn)出這一趨向，比如有關于粟特或來自域外的人士的墓志。比《疏證》一書出版稍早的《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也是近年對中古墓葬文字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專著中比較出色的一種。（巴蜀書社，2003）由侯燦和吳美琳合著的這部著作不僅將吐魯番出土的磚志收集得很完備，而且在較充分掌握了現(xiàn)代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對磚志的文字做認真的釋讀。不過這部著作的研究對象畢竟集中于一個特定的地域和像高昌國這樣特定的政權，磚志所提及的志主也大都為社會中級以下階層的人員，加上大部分磚志本身的篇幅短小，所以包含的信息量受到了數(shù)據(jù)本身的限制。另外這部著作在史學上關注的重點也放在對高昌和唐代西北地區(qū)的官職律令等行政制度的鉤稽上面。所以并非全面研討中古時期墓志的著作。相比之下，《疏證》的工作就更顯得具有全面性�！妒枳C》的工作包括了墓志的匯集、錄文、圖版刊載、錄文著錄和研究的概況、《疏證》自身對墓志的研究等幾個方面�！妒枳C》所收的墓志總數(shù)二百三十一方。其中魏晉南北朝的墓志基本都是過去二十年中新出的，也就是說這些墓志不見于趙超編的《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同時《疏證》又沿襲了趙萬里《集釋》收錄的標準，將隋代的墓志也包括在內。這種選擇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說是合理的，因為許多隋代墓志的志主，其主要活動年代在南北朝時期，所以包括了隋志可以使《疏證》作者對南北朝時期的墓志內容的研究工作更為完整。墓志的匯集和錄文工作當然是很花精力也很有價值的工作，但這還不是這部著作最重要的貢獻。《疏證》最主要的目標在我看來是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對墓志的價值加以開發(fā)，為研究這些數(shù)據(jù)提供作者自己的視角。作者有心要提示讀者：如果我們閱讀這個時期的墓志，最應該注意的歷史層面有那些，如何去注意。正是因為《疏證》的作者將宗旨確定在通過對墓志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歷史訊息的解析來研究南北朝的歷史，這部著作很明智地沒有采取對墓志的文句做字字句句的注釋方式，而是采用了近乎讀書札記的形式將作者看來最值得注意的歷史成分標示出來。
這種表述方式也和《集釋》相當接近，趙萬里的著作雖然匯集了前人對每方墓志的考釋，但他個人的工作就是札記式的。但《疏證》的研究工作大大超越了《集釋》所涵蓋的范圍，對微妙的歷史變化在墓志文字中的反映也比《集釋》要敏銳得多�！妒枳C》對當前的研究成果有相當充分的利用，在每方墓志的討論中都有將與這篇墓志有關的主要研究列出，這樣一方面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疏證》本身得以集中表述兩位作者自己的心得。雖然對一部分墓志來說，《疏證》的評論必須和其它學者的研究合觀才能對墓志的史學價值有比較全面的了解，但《疏證》中很多墓志都是首次得到比較深入的探究，所以從此意義上說，《疏證》的工作和《集釋》一樣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南北朝的墓志涉及的人名、地名、職官、紀年等等頭緒紛繁，要了解墓志的史學價值則首先要解決這些技術上的問題，《疏證》對于這些方面的考證很扎實，對各種文獻的運用頗為自如，這些方面的具體貢獻在全書的討論中隨處可見。如果從制度史的方面來評價，那么從北朝后期到隋代這一時期的行政建制各方面的變化不僅錯綜復雜，而且在正史的記載中常遭到忽略�！妒枳C》在這方面作了不少補正，例如從《呂武墓志》中志主在開皇期間的職銜推論隋代儀同府和開府的關系，以及置驃騎府的大約時間；通過《李沖墓志》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糾正了王仲犖對武伯和司武關系的意見；對《李靜訓墓志》的討論確定了隋汾陽宮的建造年代是大業(yè)二年而非四年；《姬威墓志》中，《疏證》的作者通過對墓志所任的西魏到隋代的宮廷職位之間的關聯(lián)來說明志主升遷的原因；根據(jù)《獨孤羅墓志》中獨孤羅在開皇元年的“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名銜提出開皇初年仍沿用北周的散實官系統(tǒng)的意見；討論《王暷怪盡肥倍浴胺玫凇鋇乃得韉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