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晚清政治家，先后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大臣。著有《瓶廬之詩文稿》、《翁文恭公日記》等。

翁同龢（1830—1904），江蘇常熟(今蘇州常熟）人。晚清政壇的重要人物。先后擔任同治、光緒兩代帝師。歷任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大臣。在光緒時期，因卷入“帝黨”與“后黨”的政治斗爭被慈禧太后罷官。他在書法藝術(shù)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xué)》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夠兼收眾長—特別是錢灃的方法—有時還摻入些北碑的體勢。把顏字和北碑打通了。這是翁同龢的特色。”傳世書跡較多。

《節(jié)臨華山碑扇面》，書于光緒二十三年（1896）。紙本墨跡，隸書3行，共8字，題款10行，共46字。他的書法以楷書和行書最為擅長。在清代書壇占有重要地位，評價甚高。此幅扇面，由隸、行、楷三種書體組成。跋語和題款，字雖小，而所占篇幅強半，整體布局，既疏朗而又謹嚴，甚為得體。扇面正文為隸書8字，看出其隸書功力深厚。結(jié)體用筆，恪守古法。跋語行書，8行37字，寫得老健、厚重，書卷氣甚濃。題款為楷書，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類鈔》說：“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敝�有《瓶廬之詩文稿》、《翁文恭公日記》等。

錯誤寫法：“翁同和”、“翁同穌”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內(nèi)石駙馬大街羅圈胡同寓所。四歲時隨祖母張?zhí)�夫人及母親許氏由京師回到故鄉(xiāng)常熟。翁同龢自幼稟性好學(xué)，通讀《四書》、《五經(jīng)》，并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常熟縣學(xué)游文書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應(yīng)院試考中秀才；咸豐二年（1852年）應(yīng)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人；咸豐六年（1856年）殿試一甲一名，考中狀元。

咸豐七年（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職翰林院。以后被咸豐帝破格擢為鄉(xiāng)試副考官，先后典試陜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 光緒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前后達20余年。翁同龢學(xué)識淵博，除了正常教授《四書》、《五經(jīng)》等儒家必讀課外，還特意安排了許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義著作，新學(xué)舊學(xué)兼顧，中學(xué)西學(xué)結(jié)合，循循善誘，引導(dǎo)光緒帝關(guān)心現(xiàn)實政治，留意中外大勢，清除積弊，力振綱紀。翁同龢把他經(jīng)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滲透在他從政、從教的實踐活動中，對近代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堪稱近代教育的第一導(dǎo)師。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緒帝擴大了知識領(lǐng)域，為以后發(fā)動維新變法運動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礎(chǔ)。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間，處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他為當時轟動全國、百余年來家喻戶曉的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光緒元年（1875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次年四月，受命教授光緒帝讀書。不久，遷戶部侍郎，充經(jīng)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歷任刑部、工部尚書。光緒八年（1882年），充任軍機大臣。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zhàn)爭中，主張進兵結(jié)合談判，不可一味依仗劉永福之黑旗軍。不久，罷直軍機。歷加太子太保，賜雙眼花翎、紫韁。

翁同龢因曾國藩及李鴻章曾經(jīng)檢舉其兄，因而終身與李鴻章有私怨。任戶部尚書期間，處處刁難北洋水師。當時有一副譏諷對聯(lián)描寫二人：“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nóng)常熟世間荒�！鄙下�(lián)“合肥”指安徽合肥的李鴻章，下聯(lián)“常熟”即江蘇常熟的翁同龢。李翁二人的恩怨間接導(dǎo)致日后中日甲午戰(zhàn)爭北洋艦隊的失利，當時英國人建議中國:“必添購快船兩艘，方能備日制勝”，未料翁同龢不斷拖延，兩艘快船為日本購去，新日艦速度快、炮門多，其中一艘日艦“吉野號”成為甲午戰(zhàn)爭中擊沉中國艦隊最多的船艦。

光緒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軍機大臣，深得光緒帝信任。在甲午戰(zhàn)爭中，堅決主戰(zhàn)。次年，清軍戰(zhàn)敗，中日和議期間，翁同龢與李鴻藻極力反對割地，指出：“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庇致�(lián)合俄、英、德三國謀阻割地，最終情勢無法挽回。次年，兼任總理各國事務(wù)大臣。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以戶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xué)士。

翁同龢支持維新變法，推薦康有為，擬定并頒發(fā)了戊戌變法的綱領(lǐng)性文件《明定國是詔》。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光緒帝罷了翁同龢的官職（另一說為光緒帝受迫于慈禧太后而罷了翁同龢的官）。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撫翁曾桂署中暫住，然后回常熟故鄉(xiāng)，開始了他半隱居的廬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憂傷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門生故舊“分俸見贈”。光緒下的詔書說：“協(xié)辦大學(xué)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xié)，以致眾論不服，屢經(jīng)有人參奏。且每于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quán)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yīng)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蔽煨缯�變后，光緒又下詔書：“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dǎo)無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wù)，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濫保非人，罪無可逭。事后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蔽掏�龢回到家鄉(xiāng)常熟后，開始了他半隱居的廬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憂傷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門生故舊“分俸見贈”。1904年7月4日，在風云變幻中飽經(jīng)憂患的翁同龢，滿懷抑郁和凄愴與世長辭了。在臨終前，他口占一絕：“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倍潭趟木湓�，道盡了這位松禪老人的宦海沉浮和無限憂傷。

翁同龢自1856年會試一舉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42年都在京師任要職，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是同治、光緒兩代帝師，并兩次入值軍機大臣，直接參與中法戰(zhàn)爭、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決策。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為官42載，官至相國，罷官回鄉(xiāng)后，要靠門生故舊接濟。翁同龢號稱“南清流”領(lǐng)袖，所依靠結(jié)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多是詞垣臺諫、翰林“清流”，這些人發(fā)起議論來頭頭是道，慷慨激昂，但都是些無實力無權(quán)柄的京官書生，說大話、說空話振振有詞，辦起實事來卻一籌莫展。因此作為“帝黨”的領(lǐng)袖，他率領(lǐng)的力量看似羽翼眾多，其實勢單力��；以光緒為首的所謂的“帝黨”，實際不過是個十分脆弱、松散的政治集團，一遇重大風浪，便被歷史巨流卷沒。

翁同龢傳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

翁同龢，字叔平，江蘇常熟人，大學(xué)士心存子。咸豐六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八年，典試陜甘，旋授陜西學(xué)政，乞病回京。同治元年，擢贊善。典山西試。父憂歸，服闋，轉(zhuǎn)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進講，於簾前說治平寶鑒，兩宮皇太后嘉之。累遷內(nèi)閣學(xué)士。母憂服闋，起故官。同龢居講席，每以憂勤惕厲，啟沃圣心。當八年武英殿之災(zāi)也，恭錄康熙、嘉慶兩次遇災(zāi)修省圣訓(xùn)進御，疏言：“變不虛生，遇災(zāi)而懼。宜停不急之工，惜無名之費。開直臣忠諫之路，杜小人幸進之門�！鄙嫌[奏動容。又圓明園方興工，商人李光昭蒙報木價，為李鴻章所劾論罪。廷臣多執(zhí)此入諫，恭親王等尤力諍，上不懌。同龢面陳江南輿論，中外人心惶惑，請圣意先定，待時興修。乃議定停園工，并有停工程、罷浮費、求直言之諭。

光緒元年（1875年），署刑部右侍郎。次年（1876年）四月，上典學(xué)毓慶宮，命授讀，再辭，不允。旋遷戶部，充經(jīng)筵講官，晉都察院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調(diào)工部。六年，廷臣爭俄約久不決，懿旨派惇親王、醇親王及同龢與潘祖廕每日在南書房看摺件電報，擬片進呈取進止，至俄約改定始止。八年，命充軍機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進兵，一面與議，庶有所備。又言劉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關(guān)不可。旋與軍機王大臣同罷，仍直毓慶宮。前后充會試總裁、順天鄉(xiāng)試考官，兩蒙賜“壽”，加太子太保，賜雙眼花翎、紫韁。嘗請假修墓，傳旨海上風險，命馳驛回京，恩眷甚篤。

二十年，再授軍機大臣。懿旨命撤講，上請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進言。上親政久，英爽非復(fù)常度，剖決精當。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時日韓起釁，同龢與李鴻藻主戰(zhàn)，孫毓汶、徐用儀主和。會海陸軍皆敗，懿旨命赴天津傳諭李鴻章詰責之，同龢并言太后意決不即和。歸薦唐仁廉忠赤可用，請設(shè)巡防處籌辦團防。於是命恭親王督辦軍務(wù)，同龢、鴻藻等會商辦理。上嘗問諸臣：“時事至此，和戰(zhàn)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并發(fā)。及和議起，同龢與鴻藻力爭改約稿，并陳：“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鄙显唬骸芭_灣去，則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毓汶以前敵屢敗對，上責以賞罰不嚴，故至于此。諸臣皆引咎。上以和約事徘徊不能決，天顏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國謀阻割地，請展期換約，以待轉(zhuǎn)圜。與毓汶等執(zhí)爭，終不可挽，和約遂定。兼總理各國事務(wù)大臣。二十三年，以戶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xué)士。

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為，議行新政。四月，朱諭：“協(xié)辦大學(xué)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xié)，以致眾論不服，屢經(jīng)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quán)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yīng)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卑嗽拢�政變作，太后復(fù)訓(xùn)政。十月，又奉朱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dǎo)無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wù)，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濫保非人，罪無可逭。事后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比�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宣統(tǒng)元年，詔復(fù)原官。后追謚文恭。

同龢久侍講幃，參機務(wù)，遇事專斷。與左右時有爭執(zhí)，群責怙權(quán)。晚遭讒沮，幾獲不測，遂斥逐以終。著有瓶廬詩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書法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云。

自隋朝開科考試至晚清的1200年間，狀元難計其數(shù)。然而， 中國的歷史卻不是在學(xué)術(shù)考試中獲取高功名的狀元們書寫的。在狀元們紛紛被歷史的煙塵掩埋的時候，有限的幾位狀元，卻為后代留下了顯赫的歷史功績。作出千古傳頌《正氣歌》的文天祥，在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考中狀元時年僅21歲。其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jié)被主考官譽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而另一個彪炳史冊的狀元則要數(shù)翁同龢了。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體仁閣大學(xué)士，后為同治帝師。自此，翁氏家族進入鼎盛時期，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 父子大學(xué)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 。既然41%的清朝狀元都來自江蘇等吳地，翁家的興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同、光四朝， 翁氏兩代累任高官。當咸豐六年（ 1856年） 翁同龢以27 歲中一甲一名進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業(yè)，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師傅，前后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緒繼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

從教授光緒啟蒙識字到被撤職回鄉(xiāng)，翁同龢與皇帝之間以師生關(guān)系相處長達24年。僅憑這層關(guān)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內(nèi)政外交中發(fā)揮重大作用。甲午戰(zhàn)爭至戊戌變法時期，翁同龢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官僚士紳形成了與后黨抗衡的帝黨集團，進一步加強了在政壇中的地位。

事實也是如此。舉凡翁同龢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卷入甲午戰(zhàn)爭洪流；支持盛宣懷等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戶部撥100萬兩“生息官款”存于中國通商銀行，實際上也成為開辦伊始的中國通商銀行的最初營運資金；再就是舉薦康梁等維新人才，親自草擬《明定國是詔》。

楊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錯案之首（四大冤案為：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楊月樓案、張文祥刺馬案、淮安奇案）。此案發(fā)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縣楊乃武案發(fā)生，懦弱無知的葛畢氏（死者葛品連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誣楊乃武（與小白菜相識的舉人）為奸夫，楊乃武“被屈打成招”定為“謀夫奪婦”之罪。此案經(jīng)杭州知府、浙江巡撫、刑部侍郎三審具結(jié)，草率奏報，使楊乃武、葛畢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審開始（晚清死刑案審判是五審終審制）。這時，楊乃武的姐姐葉楊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訪申冤。于是此案發(fā)回浙江再審。審訊中，楊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詞，所以沒能審結(jié)。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復(fù)審疑獄有官員間相袒護的事實”聯(lián)名向都察院控訴。于是皇帝和太后開始關(guān)注此案。此時，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負責重大案件的審辦，他細閱全部案卷，發(fā)現(xiàn)供詞與訴狀的疑點和漏洞甚多。在詢閱了楊乃武姐姐的呈詞和浙江紳士的聯(lián)名控訴，走訪了浙江籍的京官，聽取了刑部經(jīng)辦人員的各種意見之后，經(jīng)過認真研究，訊問犯人，調(diào)查證人，重新檢驗尸骨，終于查清葛品連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辦理此案的大小官員以及做偽證的證人全部受到懲治�！肚迨犯濉酚涊d此事時說：“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連獄，巡撫楊昌浚、侍郎胡瑞瀾褫職，知府以下論罪有差。申諭各省理刑，期情真罪當，毋輕率�！�

此案可謂晚清中國獄訟、法制體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職責、為平民平反的職業(yè)精神，也可謂一代帝師應(yīng)有的風范。

翁同龢中狀元后，被授為修撰，在翰林院供職，參加庶吉士學(xué)習(xí)。咸豐八年（1858年）六月，正在參加庶吉士學(xué)習(xí)的翁同龢被咸豐皇帝破格任命為副考官，奉命典試陜西，正考官則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蔭。這對翁同龢來說，是一種殊榮。可并沒有引起他多大的熱情，因不久前他的愛妻湯孟淑不幸病逝，此時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違，且按規(guī)定考官必須準時到達考點，容不得半點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極力克制自己，打點行裝，辭別親友，同潘祖蔭一同踏上了西去陜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隸出發(fā)，取道山西，經(jīng)近一個月的車馬勞頓，到達陜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試開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個考場，要求極為嚴格。

由于氣候不適、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當天就病倒了，寒熱發(fā)作，徹夜難眠。但他為報皇恩，強忍病痛，堅持支撐著批閱薦卷，直到三場試作閱畢。

發(fā)榜時有人告發(fā)，獲第三名的考生張批績所答試卷為抄襲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監(jiān)臨核準后奏請，將張除名。對張之所為，翁同龢極為憤慨，本想嚴加訓(xùn)斥，后得知張已60有余，大自己兩旬還多，只好作罷。事后，翁同龢曾大發(fā)感慨，認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處，同時對名落孫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陜西典試結(jié)束，即將回任的考官們欣賞翁同龢的書法，紛紛請他題字留念。此時雖翁同龢病體尚未痊愈，但他不負眾望，揮毫潑墨，來者不拒，一寫就是幾日，致使病情加重，經(jīng)多方調(diào)養(yǎng)，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時，一道圣旨飛傳西安，翁同龢被任命為陜西學(xué)政，視察陜西全省各府、縣考試童生及生員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帶病上任，足跡遍布800里川，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勞累，至咸豐八年（1858年）十二月視學(xué)完畢。鑒于病魔纏身，他便上書奏請開缺。

咸豐九年（1859年）一月，皇上恩準翁同龢開缺，返京調(diào)養(yǎng)。二月，翁同龢從陜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為鄉(xiāng)試正考官，典試山西。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屢次充任考官，所以門生故舊遍布朝野，為清王朝選拔了大批人才。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四日，"垂簾聽政"的慈安、慈禧兩太后諭令翁同龢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書倭仁、翰林院編修李鴻藻、實錄館協(xié)修徐桐負責教育年僅10歲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師，這是朝廷對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賴，翁同龢非常高興，向兩太后表示，一定竭盡全力，輔導(dǎo)皇上，報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進宮授讀。天剛剛廉亮，翁同龢就來到弘德殿候駕，倭仁、徐桐也隨后來到。待同治帝駕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禮，同治帝喊了一聲"師傅"，隨后君臣趨步進入書房。同治帝坐兩面東，師傅們坐東面西，一天的授讀正式開始。

這一天首先授讀的是倭仁和徐桐，講授的是《尚書》和《孟子》的有關(guān)章節(jié)。膳后，翁同龢接著講授，他講的是《帝鑒圖說》。此書內(nèi)容更深，但圖文并茂。翁同龢針對同治帝年幼的特點，深入淺出，使同治帝聽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學(xué)問，翁同龢第一次授讀成功。

翁同龢講完《帝鑒圖說》后，又給同治帝講授了《圣祖庭訓(xùn)格言》、《國（清）朝開國方略》、《經(jīng)史語錄》、《毛詩》、《孝經(jīng)》等課程，并指導(dǎo)同治帝學(xué)詩作論。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學(xué)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學(xué)成否，直接關(guān)系到清朝的興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讀格外認真。每天寅時（早晨四點左右）入值，申時（下午五點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幾乎日日如此，有時甚至帶病進講。有時為弄清一個問題，查找一本書，跑遍北京大小書鋪。為使皇帝能學(xué)會作詩，他專門編輯了《唐詩選讀》，親自抄呈，交同治帝帶回宮中閱讀。同治帝閱讀古文有困難，他便將常用文言虛詞集錄成冊，附上例文注釋，供同治帝閱讀。因筆不合手同治帝書法不佳，翁同龢親自到筆店買了兩支上等筆送給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極為講究。當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時，就停止授課，讓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勞；當同治帝表示作論太難、提議不妨先由師傅作幾段時，翁同龢便如此照辦。翁同龢不但在授讀上下功夫，而且對妨礙同治帝學(xué)習(xí)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為，他也敢直言勸阻。所以，翁同龢的講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評，稱贊他"講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yǎng)心殿為兩宮皇太后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的有關(guān)章節(jié)。對翁同龢來講，給垂簾聽政、掌握實權(quán)的兩宮皇太后進講比給年幼無知的同治帝進講更為榮耀，但一旦出錯，不但貽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職為民，身敗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給兩宮皇太后進講的前夜，他將要進講的內(nèi)容溫習(xí)再三，幾乎一夜沒睡。他第一次進講的題目是《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在進講中，翁同龢反復(fù)闡述了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與國家利益的關(guān)系，講得不僅儀節(jié)規(guī)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語言流利、剖析精當，兩宮皇太后及在場王公大臣無不感到滿意。此后，他還給兩宮皇太后進講了關(guān)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跡的15個專題。在進講這些專題時，他將歷史與現(xiàn)實結(jié)合起來，并借兩太后的提問，根據(jù)個人所見所聞，如實陳述，大膽批評當朝弊政，并相應(yīng)提出改正意見，其中許多意見后來被采納。他如此敢于直言進諫，這在當朝上大夫中是極少見的。

同治十年（1871年），正當翁同龢為進講再作努力之時，其母許氏病逝，翁同龢上奏獲準回籍治喪，離開弘德殿上書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治喪期滿才回京復(fù)職，再次入值弘德殿，擔任同治帝師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間，由于他聰明能干、備受皇帝和太后信賴，所以屢受榮譽。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閱看文宗實錄，按例只有親王、大學(xué)士才有資格閱看前朝皇帝實錄。在仕途上，由譽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講，再擢為國子監(jiān)祭酒，進而提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后，推恩賞給他一品頂戴，真可謂一帆風順，步步登高。

光緒元年（1875年）十二月一日，兩宮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擔任毓慶宮行走，充任剛剛即位、年僅四歲的光緒皇帝的師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憂并舉。喜的是兩宮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為帝師。憂的是要將一個年僅僅四歲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責任重大。他考慮再三，一再推辭，但終未獲準，且西太后慈禧溫諭再三，要他"盡心竭力，濟此艱難"，翁同龢只好勉力從之。

光緒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緒帝進講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緒帝寫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個字。接著，又教光緒帝朗誦了"帝"、"德"二字。最后，進講了《帝鑒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從這一天起直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毓慶宮書房被撤，翁同龢擔任光緒帝師傅達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盡心盡力，循循善誘光緒帝，彼此結(jié)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讀的前兩年，主要是教光緒帝認字、讀生書、背熟書。翁同龢規(guī)定生書每天讀20遍，熟書每天讀50遍。當時課文雖短，但由于光緒帝年幼不諳世事，且體弱多病，常常讀到一半就不再讀了。師傅催促，權(quán)作耳旁之風。每每見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時不免和風細雨申斥幾句，光緒帝則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開口讀書。翁同龢見硬的不行便來軟的，慢慢左勸右勸，但光緒帝軟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兩宮皇太后，西太后聽后極為不滿，決定用不準多吃食物來嚴加懲罰。翁同龢則于心不忍，又生一計，何不去求助于光緒帝的生父醇親王奕環(huán)。奕環(huán)來到書房，先是厲聲訓(xùn)斥，接著良言相勸。對父親的一威一震，光緒帝多少有所顧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認為長此以往總不是個辦法，遂與其他師傅商定，相對減少讀書遍數(shù)，每讀完一遍由師傅當著光緒帝的面記下，讀完為止。采用此法后光緒帝好了一陣，但時間一長，舊病復(fù)發(fā)，且與師傅們辯論，認為讀書不在遍數(shù)多少，應(yīng)以是否熟練為標準。但對于"熟練"的標準，師生認識不一，彼此爭論不休。師傅們一計不成又使一計，規(guī)定：如光緒帝不讀完規(guī)定的遍數(shù)，便請他在位子上久坐不準動�？梢粋�四、五歲的孩童哪能坐得住，為此光緒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計，見光緒如此鬧騰，便宣布取消，事情才歸平息。

光緒二年（1876年）至光緒四年（1878年）毓慶宮書房是半天上課，隨著光緒帝年齡的增長，自光緒四年（1878年）改為全天上課，要讀的書越來越多，本來畏懼的光緒帝越來越畏難。翁同龢見光緒帝年已漸大，不督促他讀好書會貽誤光緒帝終生，禍及整個大清王朝，便與其他師傅商定采用罰讀法，少讀一遍罰加兩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緒帝以閉口不讀相對抗，接著便大聲哭叫，對此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nèi)�然不顧，并將光緒帝所作所為記錄下來，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緒帝一怒之下離開書房，罷學(xué)回宮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師傅們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經(jīng)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勸，再加上師傅們承認自己的行為偏激，光緒帝才答應(yīng)回書房。這樣，一場轟動皇宮的里學(xué)風波才歸平息。

經(jīng)過光緒帝罷學(xué)這場風波，翁同龢和師傅們得出教訓(xùn)，認為罰讀法也并非一個勸學(xué)的好辦法。于是，經(jīng)翁同龢提議，師傅們決定改用表揚法，每讀完一遍表揚一番，從正面進行教育。表揚法采用后，光緒帝感到心情非常舒暢，學(xué)習(xí)的積極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學(xué)風，學(xué)業(yè)不斷長進。

翁同龢不但在學(xué)業(yè)上是光緒帝的良師，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緒帝的益友。光緒帝從小體弱多病，膽子小，每逢雨天電閃雷鳴之時特別害怕。每當此時，翁同龢總是將光緒帝抱在懷中，安慰他不必懼怕；光緒帝從小離開父母進宮，由太監(jiān)服侍，太監(jiān)們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詐，當?shù)貌坏綕M足時，便怠慢光緒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時當面訓(xùn)斥不規(guī)太監(jiān)，有時上奏兩太后責罰。為此，光緒帝視翁同龢為知己，有什么喜悅都愿意與翁同龢述談。

年復(fù)一年，至光緒七年（1881年）光緒帝已是11歲的英俊少年，開始明事知禮。此時，西方列強的侵略已開始從沿海地區(qū)向中國內(nèi)地深入，中國面臨著危機。因此，翁同龢決定加強對光緒帝的教育，在保留《四書》、《五經(jīng)》等20多門有關(guān)封建倫理道德課程的同時，又增設(shè)了有關(guān)中外史地、洋務(wù)運動和早期改良主義者著作方面的課程。

翁同龢在給光緒帝講授新增設(shè)的課程時，結(jié)合當時發(fā)生的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積極引導(dǎo)光緒帝思考現(xiàn)實問題，從而將毓慶宮書房與整個社會聯(lián)系起來。光緒帝聽了這些新增設(shè)的課程后，感到受益非淺。這對他在政治上成熟較早，特別是后來發(fā)動維新變法運動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翁同龢除在學(xué)業(yè)上教授光緒帝外，還注意對光緒帝加強道德修養(yǎng)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給光緒帝進講時，就給光緒帝講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長達22年之久的授讀過程中，翁同龢時常規(guī)勸光緒帝在言行舉止、待人接物方面應(yīng)莊重大方，不要迂腐。

經(jīng)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誨，光緒帝隨著年齡的增加，變得越來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樣的一代圣主，因此讀書非常勤奮，每天黎明前就進書房讀書，一年四季，幾乎天天如此。每到春節(jié)放假時，他仍堅持到書房讀書。為滿足自己的學(xué)習(xí)欲望，他常常向師傅們索取新書，所讀書的范圍越來越大，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親政前總共讀了八、九十種書。這些知識為他親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帝親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樣仍到毓慶宮書房給光緒帝授課。為滿足光緒帝對西學(xué)的探求，他還繼續(xù)不斷向光緒帝呈送有關(guān)西學(xué)的著作，并且常在書房同光緒帝討論時政。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黨官僚的疑忌。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緒帝的毓慶宮書房。至此，翁同龢結(jié)束了長達22年之久的毓慶宮教授生涯。

光緒八年（1882年）十月，廷命翁同龢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軍機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軍機大臣，主要參與了兩項重大政治活動。一是參與處理云南軍費報銷舞弊案；二是參與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緒五年（1879年），云南巡撫杜瑞聯(lián)就云南非法軍費報銷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攜巨款赴京打通關(guān)節(jié)。崔、潘二人進京后在軍機處、戶部四處活動，最后以向軍機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戶部經(jīng)辦司員、書吏行賄8萬兩為條件，了結(jié)此項報銷。

軍機處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決策機構(gòu)。翁同龢兩參軍機，第一次是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至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戰(zhàn)爭時期。第二次是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戰(zhàn)爭與戊戌變法時期。他參與了對法、對日主戰(zhàn)的決策。在對侵略者的態(tài)度問題上，他與主和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充分體現(xiàn)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餐瑫r也證明正是他的失誤導(dǎo)致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翁同龢不考慮當時的兩家實力就知道打，而沒有作戰(zhàn)計劃〕

甲午戰(zhàn)爭慘敗直接引發(fā)的戊戌變法，對中國近代社會政治來說是一次空前深刻的變革。翁同龢順應(yīng)歷史發(fā)展潮流，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等進步人士，被康有為譽為“中國維新第一導(dǎo)師”。他力主變法維新，為門生天子光緒帝擬定并頒發(fā)了戊戌變法的綱領(lǐng)性文件《定國是詔》，揭開了百日維新的序幕。由于觸犯了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利益，翁同龢為此被開缺回籍。“戊戌變法”失敗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將翁同龢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員的顯赫地位，為國家、民族存亡，難能可貴地站到了時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三》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的一生，除了書法外，一件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一件是百日維新運動。 翁同龢在清末兩次重大的歷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翁同龢與李鴻章之矛盾，歷來為學(xué)人解讀不一。

翁、李矛盾之實質(zhì)并非徇私

翁同龢，咸豐六年（1856年）狀元，歷任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大臣，為晚清清流派領(lǐng)袖。在道、咸、同、光四朝，翁氏幾代累任高官。其父翁心存、兄翁同書皆為晚清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更為兩朝帝師，時稱“一門四進士、一門三巡撫；父子大學(xué)士、父子尚書、父子帝師”。咸豐九年（1859年），翁同龢長兄翁同書為安徽巡撫，時定遠為捻軍和太平軍圍困，同書棄城。次年，壽州團練苗沛霖因與其他團練仇殺而背叛攻壽州，同書允其請，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孫開泰、蒙時中首級交付苗氏，結(jié)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國藩具折嚴劾，謂丟失疆土在先，受賊玩弄繼之，奏折中更有“臣職分所在，例應(yīng)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句，筆筆刀刃，架當今于大義，置同書于不覆，具折人即為李鴻章。依大清律，同書被定“大辟”（斬首），實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翁心存亦急病死。有人便據(jù)此推測翁同龢與李鴻章同朝為官，“徇私報復(fù)，傾陷排擠，無所不用其極”。更有將翁、李二人政見不同歸為私人恩怨，將民族大義無端庸俗化，進而捕風捉影，將莫須有之軍費問題說成戰(zhàn)敗理由，把罪責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種評判實在牽強附會，不負責任，顯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嫌。若照此邏輯推測，凡同朝為官者，其先人、家人中有為對手所參而致政治落馬的，為避嫌計，其人便須終身唯對手馬首是瞻而亦步亦趨，對手正邪是非一概弗論乎？其論言出無據(jù)，極類街談巷議，無事生非，以訛傳訛，實為史家大忌。

翁同龢和李鴻章有隙，其實質(zhì)是政見之不同，翁為清流派領(lǐng)袖，與孫家鼐、志銳、文廷式、汪鳴鑾等形成與后黨抗衡的帝黨集團，李鴻章則為后黨重臣，翁、李之爭，說到底是帝、后兩黨政見之爭。再說翁同龢六十年為官，終其一生所涉重大事件，除開甲午戰(zhàn)和之爭另述，有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假錯案，為晚清中國法制體系自我完善之典范；有支持盛宣懷（盛為李鴻章親信舊屬）等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家自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由其主持之戶部撥銀100萬兩“生息官款”存于該行，為中國通商銀行最初營運資金；更有：康梁等維新主張亦皆由翁氏極力向光緒推薦，并從戶部撥銀1500兩作為強學(xué)會活動經(jīng)費，又密奏光緒“教育為自強之本，未可遏阻，使天下寒心”，復(fù)親自起草成立京師大學(xué)堂的奏章，主張廢除科舉，開經(jīng)濟特科，采納康有為等汰冗員、停捐納、修則例、裁綠營、練新軍、辦學(xué)堂、薦人才、修鐵路、開銀行等十二道新政，自是打開晚清政改新局面，翁本人更代光緒擬《明定國是詔》，是詔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頒布，掀開戊戌變法一頁。

甲午戰(zhàn)事與翁、李之爭

甲午翁、李之爭。仍從翁氏作風講起，昔年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奉命去養(yǎng)心殿為兩宮皇太后進講《治平寶鑒》一書章節(jié)，第一次進講《宋孝宗與大臣陳俊卿論唐太宗能受忠言》，翁即反復(fù)闡述君主虛懷納諫、禮賢下士。之后，又講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跡，以史為鏡，借答兩太后提問，指陳時弊，提出對策，直言進諫，為當朝少見，可稱直臣。光緒十五年（1889年），光緒親政，翁仍赴毓慶宮書房授課。此間翁不斷向光緒呈送西學(xué)著作，并與光緒討論時政，直至引起慈禧和帝黨疑忌，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緒毓慶宮書房。翁氏行跡，可稱賢臣。今人有論，謂翁同龢當年急欲挫敗李鴻章，是以拼命主戰(zhàn)，將抗擊外敵誣為廷臣內(nèi)斗所致，其論荒誕而不經(jīng)，不但于翁不公，于李也不公�？梢詳嘌�，主戰(zhàn)與主和，皆是出自國家利益，政見不一，不能形成合力，這是歷史的遺憾，而民族的不幸，又屬必然。

甲午戰(zhàn)事既開，中方屢戰(zhàn)不勝。慈禧驚懼，乃令翁同龢“馳赴天津詣鴻章問策”。據(jù)清人胡思敬記述：當翁問及北洋艦隊接戰(zhàn)事，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良久，反詰道：“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翁對曰：“計臣以撙節(jié)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fù)請？”李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臺諫（紀檢官員）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于是，后人（包括胡思敬）又拿此來做文章了。其實，翁氏確以財政困難為由，限制北洋水師經(jīng)費支出，且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二年。然翁氏治戶部，經(jīng)費支出需統(tǒng)盤考慮，這是常情常識，奏請海軍停購船械事為光緒十三年（1887年），其時為堵黃河鄭州段決口，乃將《海防事例》改為《鄭州事例》，一面是海防，一面是民生，孰輕孰重？鄭州工程結(jié)束后，總理海軍衙門和李鴻章本人均未及時提出購買新式船艦，及至甲午戰(zhàn)事起，翁氏即令戶部撥銀650多萬兩支持總理海軍衙門購買新式船艦。而李鴻章之淮軍所存銀錢800多萬兩并未用于甲午戰(zhàn)事，可見淮軍兵敗并非軍費所致。若誠如胡思敬所言，有鴻章反詰翁氏事，當屬情急搪塞之詞，鴻章之機變口才可知。故將甲午戰(zhàn)事中北洋水師及淮軍敗績歸咎于翁氏長期克扣及拒絕給鴻章?lián)芸钏�致，實屬荒誕不經(jīng)之至。

顧視翁同龢平生經(jīng)歷，自非長于軍事，李鴻章長期鼓吹北洋水師實力，翁不知底里，自是深信不疑，曾與王伯恭言：“合肥治軍數(shù)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zhàn)耶？”及至屢戰(zhàn)不勝，方起疑竇，于離津前令其姻親、時任長蘆鹽運使季邦楨將北洋水師“將士之賢否，軍報之虛實，器械之良窳”實情相告，故可以相信，翁同龢極力主戰(zhàn)，正是出自對清朝海軍力量的自信，而與其一貫清流派思想相合。

翁同龢工詩，間作畫，尤以書法名世�！肚迨犯濉の掏�龢傳》稱贊翁同龢書法“自成一家，尤為世所宗”。清徐珂《清稗類鈔》謂：“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翁方綱）、南園（錢灃）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劉墉)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后，靜居禪悅 ，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鼻鍡钍鼐础秾W(xué)書邇言》對這位雄視晚清書壇的巨擘稱許：“松禪學(xué)顏平原（顏真卿），老蒼之至，無一雅筆。同治、光緒間推為第一，洵不誣也�！弊T鐘麟對翁字推崇備至：“本朝諸名家，直突平原（顏真卿）之上，與宋四家馳騁者，南園（錢灃）、道州（何紹基）、常熟(翁同龢)而已�！弊T延闿、澤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廬藏翁氏墨跡》行世。

翁同龢早年從習(xí)歐、楮、柳、趙，書法崇尚瘦勁；中年轉(zhuǎn)學(xué)顏體，取其渾厚，又兼學(xué)蘇軾、米芾，書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見精神。他博采眾長，對唐代顏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參以己意，并吸收劉墉、錢灃、何紹基等人之長，將趙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暢溶入其中。他深得顏真卿書法之精髓，寫出具有自己個性的書法藝術(shù)作品，從而形成了翁字的獨特書風，成為晚清頗具影響的書法家。

翁同龢在京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書，居官朝中時常去琉璃廠訪書，陸續(xù)購進許多好書。其中有乾隆進士、嘉慶帝師彭元瑞的知圣道齋藏書，怡親王死后流散出府的樂善堂舊藏，其中不乏極其珍貴的海內(nèi)孤本。所藏南宋《松桂堂帖》，為明末睢陽袁樞（袁可立子）、袁賦諶父子家藏精品，得以流傳至今。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證睢陽袁氏舊藏南宋《松桂堂帖》時，跋語中竟因資料匱乏無考睢陽袁氏而將袁伯應(yīng)（袁可立子袁樞）和袁賦諶（袁可立次孫）誤斷“其為一人無疑也”的千古學(xué)術(shù)錯誤。清朝末年，時值戰(zhàn)亂，公私藏書多有散出，現(xiàn)存翁氏藏書的主要部分，都為此時購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學(xué)界認為“學(xué)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學(xué)術(shù)價值的善本，以國內(nèi)標準論應(yīng)屬國寶級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國國家圖書館在內(nèi)的國內(nèi)外圖書館所無的珍籍”。翁同龢富藏書；詩文簡煉凝重；書法縱橫跌宕，力透紙背，有顏真卿風骨。

家世代富藏書，稱清末民初中國著名藏書家之一，他寓居京師時，左圖右史，典籍充棟。藏書室有“一經(jīng)堂”、“韻齋”，在家鄉(xiāng)祖居有“寶瓠齋”，自己筑有“瓶廬”。戊戌變法失敗后，革職歸里，典籍碑帖，悉留于京師舊居，家藏抄本多，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數(shù)百種，且珍秘罕見。如宋版孤本《集韻》、《會昌一品詩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施顧注蘇詩》、《長短經(jīng)》、《愣嚴經(jīng)》等，世無二本。去世后，藏書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記》和《自定年譜》手稿悉歸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藏書由侄孫翁弢夫續(xù)管。弢夫去世后，子翁之熹珍藏遺書又數(shù)十年。解放后，北京圖書館趙萬里研究員勸翁之熹將藏書歸公，翁之熹慨然答應(yīng)。翁氏藏書，遂盡歸于北京圖書館。藏書印有“叔平所得金石文字”、“松禪”、“松禪居士”、“翁同龢觀”、“常熟翁同龢藏本”、“虞山攬秀堂翁氏藏書”等。拓曉堂著有《翁同龢鑒藏大系略稿》對其藏書事跡有記載。

簡介

翁同龢故居又名“翁同龢紀念館”，坐落在常熟古城區(qū)翁家巷門，系由翁氏故居修繕辟設(shè)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風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這里度過了青少年時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孫美籍華人翁興慶（萬戈）先生將世業(yè)捐獻給國家。其中的主體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國務(wù)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翁同龢紀念館陳列內(nèi)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跡；翁同龢文物、書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國內(nèi)外研究翁同龢的論文、信息。同時輔以反映歷史原貌的清代紅木家具陳設(shè)，使參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

景點

〖知止齋〗

知止齋是主人會見賓朋之處。樓上藏書，樓下供吟詩、論文、賞書、品畫之用。

〖玉蘭軒〗

為客廳，亦稱花廳，因庭中種有玉蘭，故名“玉蘭軒”。

〖晉陽書屋〗

處彩衣堂西側(cè)軸線，為翁同龢讀書之所。

〖柏古軒〗

在思永堂后第七進。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軒，亦稱“柏園”。同治年間為翁同爵居處。光緒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時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攜其孫翁安孫、侄孫翁斌孫也曾短時居住過。

〖雙桂軒〗

為翁心存、翁同書居處。翁同書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將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雙桂軒”名移至此處。翁同龢晚年返鄉(xiāng)后常來此歇息。

〖后堂樓〗

在主廳彩衣堂之后，樓分上下兩層，原為翁氏女眷居住之處。樓下現(xiàn)辟為介紹翁同龢生平事跡的專室，樓上則為翁氏一門書法藝術(shù)陳列之處。

〖磚雕門樓〗

清代磚雕垂花門樓。上鐫“源遠流長”四字,下砌“辭親赴考”、“衣錦還鄉(xiāng)”帶狀磚雕組畫。精雕細刻u201a造型美觀u201a為這座建筑增添高雅氣氛。

翁同龢的墓在城區(qū)西郊約7公里之虞山鵓鴿峰山麓，與其父翁心存墓毗鄰。有羅城、墓冢、拜臺、墓道，冢后豎石灰石碑一通，高132.5厘米，寬48厘米，厚10.5厘米，鐫刻“乙山辛向兼卯酉三分”，“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特謚文恭協(xié)辦大學(xué)士戶部尚書曾祖考叔平公，誥封一品夫人曾祖妣湯夫人誥封淑人庶曾祖母陸淑人之墓”，“曾孫翁之廉、之循敬立。”建國后屢修。今存其墓坐北面南，墓道曲折向南，長約65米，道口沿山前公路架1984年重建單間沖天式花崗石坊一座，額鐫“翁氏新阡”。墓城四周喬松檜柏挺秀，風景極佳。環(huán)山公路南側(cè)有翁氏祠堂（詳見“翁氏丙舍”）。1982年3月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