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故居
51號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釗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住宅。愛國人士章士釗(1882——1973年),于1949年11月舉家由滬遷京,開始住在朱啟鈐先生家中,1959年周恩來總理探望時發(fā)現(xiàn)居住擁擠的問題,便親自出面解決,當時章夫人選中了史家胡同51號院。
該宅原為三進四合院,章先生一家住前兩院,將第三進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內(nèi)務部街另辟門。現(xiàn)存建筑坐北朝南,廣亮大門一間,硬山頂合瓦皮條脊屋面。一進院大門西側有倒座房五間,硬山頂合瓦皮條脊屋面,北房為三開間的過廳,后出廊,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二進院正房三間,前廊后廈,兩側帶有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均為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抄手游廊連各房。院內(nèi)四隅種有海棠、蘋果等果木,優(yōu)美宜人。正房內(nèi)的木裝修頗為精美,北面抱廈部分的隔扇由兩座八方屏門組成,其頂部為一個樓閣式書櫥,上帶朝天欄桿,書櫥由西面次間內(nèi)的一架樓梯上去。室內(nèi)還有一槽碧紗櫥。
章士釗先生去世后,該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喬冠華居住,F(xiàn)在該院南半部分為好園賓館,北半部為單位宿舍。
53號宅院在51號之西,該宅為一坐北朝南的三進四合院,現(xiàn)存建筑形制是,大門居中,已改為兩扇鐵門,東側有倒座房三間,西側兩間。一進院正房三間,硬山頂合瓦過壟脊屋面,兩側耳房各兩間,東側墻有一扇門可通51號一進院。二進院落為一過渡庭院,院內(nèi)種植花木。三進院有正房三間,兩側各帶耳房二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南房三間左右各帶耳房一間,各房均帶前廊,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室內(nèi)花磚鋪地。現(xiàn)為賓館。
55號宅院在53號之西,為一坐北朝南三進四合院,現(xiàn)已分割為兩部分,南半部為55號,北半部即第三進院現(xiàn)為內(nèi)務部街44號。
現(xiàn)存建筑形制為,廣亮大門一間,硬山頂合瓦清水脊,門前一對抱鼓石,門扇有銅包葉。門內(nèi)有一字影壁,上有磚雕清代和親王題詩。影壁東側有一段廊子,廊東側為一小跨院,內(nèi)有南房兩間。大門西側有倒座房九間,為硬山頂合瓦過壟脊屋面。北面一殿一卷式垂花門通二進院,院內(nèi)正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且北面帶有耳房兩間,均為硬山頂合瓦清水脊屋面。抄手游廊連接各房,廊子上帶有倒掛楣子。第三進院有正房三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抄手游廊連接各房,均為硬山頂合瓦清水脊屋面,并帶排山溝滴。現(xiàn)在為單位宿舍使用。以上三院均為北京市東城區(qū)文物保護單位。
章士釗寓所詳細
——史家胡同51號
王之鴻
史家胡同屬東城區(qū)朝陽門地區(qū),是東四南大街從北往南數(shù)的第七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四南大街和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明代,即稱“史家胡同”;據(jù)傳,因胡同內(nèi)住有史姓大戶而得名,胡同內(nèi)原有“史可法祠堂”。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胡同南側的“京華”和“官學大院”兩條小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八條”,后恢復原稱。
史家胡同51號,舊時的門牌是24號,在胡同西段北側,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進四合院。章士釗入住之時,認為房屋太多,一家人住不了,遂將第三進院分出,在內(nèi)務部街南側另辟街門,形成獨立院落。于是,史家胡同51號就形成一座二進四合院。街門面南,為“廣亮大門”①,大門內(nèi)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1985年拆除),大門西側的6間倒座南房和3間北房構成一進院,倒座南房最西邊的兩間是車庫,臨街開有車庫門;北房是過廳②,為硬山筒瓦箍頭脊。二進院有正房和東、西廂房各3間,院內(nèi)有抄手游廊環(huán)繞;正房左右各有耳房1間。正房的內(nèi)部裝修為清代式樣:北部抱廈部分的隔扇由兩座八方屏門組成,屏門頂部有一個樓閣式書櫥,上有朝天欄桿,西里間屋有一架樓梯通向書櫥,室內(nèi)還有碧紗窗。院內(nèi)栽有海棠、蘋果等樹木,環(huán)境幽雅。
1960年,章士釗入住此院;辭世后,其女章含之、喬冠華(曾任外交部部長)夫婦在此院居住。
1984年1月10日,東城區(qū)人民政府將史家胡同51號公布為東城區(qū)文物保護單位。
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號秋桐,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清末任上!短K報》主筆,協(xié)助黃興籌建“華興會”。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民主報》主筆,南北議和南方代表,段祺瑞執(zhí)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曾主編《甲寅》周刊。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師,并任上海政法學院院長、冀察政務委員會法制委員會主席?谷諔(zhàn)爭時期,任國務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著有《長沙章氏從稿》、《為政尚異論》、《邏輯指要》、《柳文指要》等。
解放戰(zhàn)爭后期,1949年2月,章士釗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由顏惠東、章士釗、邵力子、江庸等組成)成員,以非官方的身份赴北平作試探性商談,4月,章士釗作為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北平和平談判,雙方擬定了《國內(nèi)和平協(xié)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國民政府拒絕簽字,和談宣告破裂,章士釗去了香港。9月,章士釗回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1月,章士釗全家從上海遷至北京,開始住在東四八條54號(今111號)。
東四八條的房產(chǎn)系朱啟鈐之女朱湄筠所有。1953年,朱啟鈐全家也遷至此宅。朱、章兩家人口都很多,章士釗夫婦及其子女住得比較擁擠,且有寄人籬下之嫌。1959年,周恩來總理到東四八條探望章士釗,了解情況后,便親自出面為章士釗聯(lián)系解決住房。結果是章士釗的夫人相中了史家胡同51號。
20世紀60年代中期,有兩個人求助過章士釗:
其一,高二適求助章士釗。1965年6月,郭沫若寫了一篇兩萬字的文章——《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在《文物》雜志上發(fā)表,《光明日報》連載。文章提出被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贝苏撘怀,在學術界引起震動。高二適立即回應,寫了《〈蘭亭序〉真?zhèn)务g議》一文,針鋒相對地提出:“竊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摸。當時尚復有何《蘭亭》真?zhèn)慰裳!蔽恼录牡健豆饷魅請蟆繁弧巴烁濉,于是,高二適求助章士釗。
章士釗將高二適的文章轉呈毛澤東,并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我公弘獎為懷,惟酌量賜予處理!逼鋵崳率酷撘膊煌夤舻挠^點,他在《柳子厚之于蘭亭》一文中指出:“于是謂王作碑不脫爨(cuan)可,謂王作札宜于爨無二,則斷乎不可;蛑鲝?zhí)m亭果有其書,定與二爨③面目相同,似難謂為知言!
毛澤東收到章士釗的來信和高二適的文章后,分別致信郭沫若和章士釗,希望就《蘭亭序》的真?zhèn)握归_爭論。高二適的文章得以發(fā)表,各大報刊紛紛刊登爭鳴文章,后來任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的啟功,當年也發(fā)表了《〈蘭亭序〉的迷信應該破除》一文,表示對于《蘭亭序》“郭沫若同志給它當頭一棒,確實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擁護的!”這便是持續(xù)了半年之久的“蘭亭之辯”。促成這場爭論的穿針引線之人應是章士釗。
其二,1966年7月10日,周作人寫信向章士釗求助。起因是當過漢奸的周作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按月支付審稿費200元,相當于當時一個司局級干部的月薪,仍屬高收入階層。196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停付了這筆酬金,接著“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更無周作人的活動余地。陷于困境的周作人又患了前列腺癌,貧病交迫,遂寫信向章士釗求助。
章士釗也派秘書去八道灣胡同慰問周作人,并傳話愿意資助其解決生活問題。但畢竟口惠而實不止,周作人苦等了十個月,于1967年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對此,何滿子在《周作人暮年乞憐章士釗》一文中評論:“章行嚴在北洋政府當老虎總長時期,站在反動陣營,與新文化對壘;又且在女師大風潮中迫害進步師生,直至免去魯迅的職務,當時的周作人廁身于新文化陣營,和章處于敵對地位。解放后即使世易時變,章又以u2018社會賢達u2019身份效力新中國,且與毛澤東因同鄉(xiāng)和舊恩誼而備受寵待,但周作人畢竟與之有舊嫌……章士釗與魯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魯迅遺言u2018一個也不寬恕u2019他也知道,臨死前還顏向這樣一個章士釗搖尾乞憐,貽辱于兄長。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歷史的長嘆 !
在當年的新文化運動中,章士釗屬于舊文化的維護者,但他與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卻在新舊文化的碰撞中演繹出一段文壇佳話 :
二人照了一張合影,在照片的背面又各題詩一首。章士釗寫的是白話詩——“你姓胡,我姓章;你講什么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后,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詩送給你,總算老章投了降。”胡適寫的卻是舊詩——“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長相親不相鄙!
注:
①廣亮大門,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級最高的宅門,是具有相當品級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門形式。
、谶^廳,也稱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接前、后院的通道。
、鄱,指東晉碑刻《爨寶子碑》和南朝宋碑刻《爨龍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