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干喬（1903—1946），原名梁昭桂，廣東省 梅州市梅縣區(qū)松口大塘村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yè)；他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又投靠蔣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梁干喬父從農(nóng)商，家產(chǎn)時值8000元，入可敷出，早年就讀于梅州市梅縣區(qū)松口國民小學、梅縣區(qū)平山中學，后在鄉(xiāng)擔任小學教師。

1924年春隨父赴廣州經(jīng)營商業(yè)，同年4月由國立廣東大學校長 鄒魯及 廣東大學法學院院長粱龍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學習，先后加入了國民黨和中國共產(chǎn)黨；畢業(yè)后歷任黃埔軍校教導二團排長，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連長、營黨代表、團附等職務。

1926年冬，梁干喬等一批黃埔軍校一、二、三期畢業(yè)的同學被保送到原蘇聯(lián)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就有后來與他并稱為復興社“ 十三太�！钡耐�期同學 蕭贊育、 賀衷寒、 鄧文儀；二期的 鄭介民、三期的 康澤；另外還有 張炎元，還有后來成為國民黨憲兵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 張鎮(zhèn)及抗日名將 左權）。

在蘇聯(lián)，梁干喬最大的收獲就是接受了 托洛茨基的主張，成為一名“ 托派”。

1928年11月7日，莫斯科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梁干喬在活動中用俄語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被捕入獄，后被遣送到西伯利亞做苦工，其后他通過假護照并買通看守，逃回國內(nèi)。

1928年12月，托派分子 區(qū)芳、梁干喬、宋逢春、陸一淵等在上海召開所謂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自稱“中國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選舉了中央機構(gòu)“全國總干事會”，史唐任干事長。1929年4月，創(chuàng)辦《我們的話》，傳播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問題的觀點。

馬玉夫因未當上“中委”，竟去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告密，致使托派統(tǒng)一大會后不到一個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機關即遭破壞，除 陳獨秀、 彭述之、 羅漢外，其他中央委員全被逮捕，五個常委，捕去四個，整個托派中央陷于癱瘓。 與此同時，梁干喬、陸一淵等四前往南京，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并公開發(fā)表聲明，聲稱共產(chǎn)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

梁干喬“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廣州黃埔軍校一期同學的身份，投靠 戴笠，那時蔣介石正在籌組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戴笠正在為蔣籌建軍統(tǒng)特務機構(gòu)的前身“復興社特務處”；于是，梁干喬就與戴笠等人結(jié)成“十人團”，成為軍統(tǒng)特務組織最早的骨干；他還是籌備組建“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務處南京總處的書記長，主持特務組織內(nèi)部的工作。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任特務處鄭州辦事處主任時，因企圖發(fā)展個人勢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 胡宗南，任該部政治部主任，專門從事破壞 陜甘寧邊區(qū)延安的反革命活動。

1940年10月，梁干喬調(diào)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陜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指揮部”參謀處處長，企圖實行軍民一體，逐步吃掉陜甘寧邊區(qū)。 為此，梁干喬使出渾身解數(shù)，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縣地區(qū)效力，卻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干喬部的耀縣警備營營長劉文化率士兵一部，向陜甘寧邊區(qū)警備一旅三團二營投誠，與此同時，高里鎮(zhèn)碉壘守敵一個排的士兵將敵排長綁了起來，也向赤水保安大隊投誠。 胡宗南聞訊后，怒氣大發(fā)，狠狠地訓斥了梁干喬一頓，梁干喬本來就體弱有病，回家后即臥床不起，不久死去。

從中共早期黨員到 托派分子，再到資深軍統(tǒng)特務、鐵桿反共分子，梁干喬的人生真夠豐富多彩的。只可惜他是“棄明投暗”，選錯了路。

1942年4月1日，陪都重慶羅家灣的一個大院里正在舉行隆重的慶典，一時之間，冠蓋云集，熱鬧非凡。原來這是軍統(tǒng)局為慶祝所謂“革命情報工作”建立十周年而召開的大會，下午繼續(xù)進行的會議中，在1000多大小特務的矚目下，主持軍統(tǒng)工作的戴笠，把當年和他一同開創(chuàng)特務工作的另外9人請上主席臺，一一介紹給與會人員。連同戴笠在內(nèi)，他們是最早的一批軍統(tǒng)特務，被稱為“軍統(tǒng)十人團”，為軍統(tǒng)特務工作的創(chuàng)立發(fā)揮過重要作用（沈醉《 沈醉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楊者圣《 特工王戴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10人中，卻有一位曾經(jīng)是中共黨員、托派分子，他就是梁干喬。 　　梁干喬的人生，從投身黃埔時立下反攻先驅(qū)的宏愿，到最終走向反共先鋒的結(jié)局，其間經(jīng)歷，鮮為人知。

梁干喬，本名梁昭桂，1903年9月出生在廣東梅縣 松口鎮(zhèn)大塘村一戶殷實人家，中學畢業(yè)后，因家道中落失學做小工，后在一所小學做了5年教員（趙龍文輯、梁干喬遺著《 火焰的人生》，中華書局1947年版）。 　　其時正是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風暴激蕩全國。1924年春，黃埔軍校創(chuàng)建并開始招生，梁昭桂趕去投考，順利考進了黃埔第一期步科，從此改名梁干喬。在入學新生調(diào)查表上他寫道：“為列強帝國主義者所壓迫、本國軍閥所摧殘、 宗法社會之忠臣禮教所束縛，所以決然做一個反攻的先驅(qū)�！�。煥發(fā)出革命精神的梁干喬，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當年冬天，黃埔第一期畢業(yè)，梁干喬被分配在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任見習排長。

第二年春天，盤踞在粵東的 陳炯明，趁 孫中山前往北方的時機，準備對廣州發(fā)動進攻，廣州方面遂決定以黃埔校軍為主力發(fā)動討伐陳炯明的 東征。東征首役 淡水之戰(zhàn)中，在排長、機槍手相繼陣亡的情況下，梁干喬沉著指揮，并親自用重機槍擊退了敵軍的反擊，為攻克淡水做出了貢獻。此戰(zhàn)之后，梁干喬被調(diào)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

1925年秋，蘇聯(lián)政府在莫斯科創(chuàng)辦了“中國孫逸仙勞動大學”，專為中國培養(yǎng)革命骨干。這所學校一般稱為莫斯科中山大學或中大，在中國革命史上影響深遠，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中鄧小平、楊尚昆、蔣經(jīng)國等都曾是這所學校的學員。梁干喬也被選送中大學習，成為中大的第一期學員。在中大，梁干喬開始系統(tǒng)學習政治理論，也萌發(fā)了在中國政治舞臺上一展身手的抱負，后來他回憶道：“去國之前，我是以一個政治的小學生看待自己的”，“嚴格說來，我的積極的u2018黨的生活u2019，是在莫斯科留學時代才開始的�！� 　　那時蘇聯(lián)黨內(nèi)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極力反對斯大林，在黨內(nèi)形成了被稱為“ 托派”的小集團。而中大自校長拉狄克以下很多教員都是托派分子，他們把托派思想帶到了學校里。梁干喬和陸淵最先接受了托派思想，開始在學校中積極活動起來，尤其是梁干喬，經(jīng)常在各種會議上以高亢的聲音發(fā)言，在同學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吸引了很多學員參與托派活動，中大副校長庫秋莫夫還給他取了個“被壓迫民族的領袖”綽號（李樵《徐以新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據(jù)陸淵回憶：“經(jīng)過我們兩人的宣傳和煽動，不數(shù)月間，留俄學生之同情反對派者，幾占全數(shù)之半�！保�陸淵：《以前種種》，《蘇俄評論》1931年第3期）

中大托派的活動引起了聯(lián)共（布）領導層的注意，1927年5月， 拉狄克被撤銷中大校長職務，兩位托派教員也被開除。但中大的托派活動并沒有停止，11月7日，在紅場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的隆重慶典，梁干喬、陸淵等中大托派成員也混在游行人群中，他們經(jīng)過 列寧墓時，突然亮出早已準備好的“執(zhí)行列寧遺囑，罷免 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標語，向主席臺高喊“托洛茨基主義萬歲”等口號，與維持秩序人員發(fā)生沖突，引起紅場一片混亂。

“紅場事件”使聯(lián)共（布）和共產(chǎn)國際極為震驚，責成中大校方徹底清查。很快，中大就作出了開除梁干喬等人黨籍、學籍的決定，遣送回國。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見了梁干喬等人，向他們交待了回國后的任務，并說如果形勢需要可以組建自己的組織。

1927年底，梁干喬等中大被開除人員經(jīng) 海參崴乘船回到上海。當時，大革命剛失敗不久，中共黨組織內(nèi)比較混亂，也缺乏干部，而這批被遣送回國的托派分子在出國前都是黨團的骨干，所以他們大都被繼續(xù)留在黨內(nèi)工作，梁干喬被分配到設在香港的廣東省委工作，以化名“梁大慈”開始從事地下工作。 　　當時，梁干喬等歸國的托派分子雖然又回到中共內(nèi)部工作，卻沒有放棄托派的思想，并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醞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9月，東江特委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特委書記 彭湃脫險后轉(zhuǎn)任中央農(nóng)委書記，梁干喬被派往東江接任彭湃的工作。但12月初，他即擅自離職，前往上海秘密參加托派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成立的會議。梁干喬為該組織起草了政治綱領，還被委派為華南方面的負責人（梁干喬《回憶與展望》，《蘇俄評論》1931年第3期）。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托派組織，梁干喬等人也成為中國最早的托派。第二年，他們開始編印一份名為《我們的話》的刊物，因此這一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其成員繼續(xù)在黨內(nèi)隱瞞自己的托派觀點和活動，并伺機擴大托派的組織和影響。梁干喬回到香港后，與在太古船廠擔任中共支部書記的托派成員區(qū)芳一起，在船廠工人中建立了托派的一個支部和三個小組，梁干喬的托派身份隨之暴露。

1929年7月初，廣東省委開除了梁干喬的黨籍。從此，梁干喬開始專門從事托派組織的活動。此時，原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也接受了托派的觀點，打算帶領他的追隨者參加“我們的話派”，但梁干喬等人拒絕了他的要求。陳獨秀、彭述之等遂自行組織了被稱為“無產(chǎn)者社”的托派組織，此外，又有托派分子成立了另外兩個組織“十月社”和“戰(zhàn)斗社”。這四個托派組織都標榜自己是托派正宗，相互攻訐。經(jīng)遠在 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調(diào)停，1931年5月，他們在上海召開了“統(tǒng)一代表大會”，成立了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的統(tǒng)一的托派組織，還選出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在選舉中按照名額開票時，梁干喬和彭述之因得票數(shù)相同而在末位并列，于是為他們兩人重新投票，結(jié)果梁干喬落選了。說來梁干喬落選的原因很可笑，竟是因為他在廣東做地下工作時用過的化名“梁大慈”，據(jù)同是“我們的話派”的陳亦謀說：“因為香港四個工人不曉得梁干喬，只曉得梁大慈，因此沒有投票�！�

梁干喬參加托派活動數(shù)年，生活上困頓不堪，加之沒有成為托派的領導人，感到?jīng)]有出路，于是他糾合陸淵等人跑到南京投靠了國民黨當局。梁干喬的這個表現(xiàn)在托派中還不算是最壞的，追隨陳獨秀參加托派、號稱“無產(chǎn)者社”四大金剛的馬玉夫，竟因為沒能當選“中委”，而跑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告密，使托派中委9人中被捕了5個、常委5人中被捕了4個。

梁干喬投奔國民黨后，寫了一篇名為《回憶與展望》的文章，算是和自己的托派生涯告別，其中寫道：“歷史以最輕薄的態(tài)度對待了反對派。反對派在今后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是沒有它的地位的�！碑斎�，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為了以黃埔系軍人為骨干的“ 中華民族復興社”創(chuàng)建時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干之一，即俗稱的復興社 十三太保。

梁干喬之所以能成為復興社最早的成員，是因為蔣介石希望能發(fā)揮留蘇學生搞農(nóng)工運動的特長，所以刻意搜羅一批留蘇學生。梁干喬與負責籌建復興社的康澤是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還有在中共和托派組織內(nèi)長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的經(jīng)驗，正符合蔣介石的要求。 康澤帶梁干喬等人晉見 蔣介石，蔣介石在見過這批人后，對康澤說：“這些人都很平平�！钡珡团d社籌建迫在眉睫，梁干喬等人終于還是成為第一批復興社成員（康澤《復興社的緣起》，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中華書局1963年版）。

復興社是效仿法西斯的組織，其主要活動是維護蔣介石的統(tǒng)治�？禎沙鋈螐团d社的宣傳處長，追隨他的梁干喬就擔任了助理。梁干喬仿造此前的托派刊物《我們的話》創(chuàng)辦了《我們的路》周刊，大造反共輿論，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點鐘才能睡覺。當時，蔣介石委派戴笠組建復興社特務處（軍統(tǒng)前身），梁干喬也參與了特務處的組建，并先后擔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長和特務處書記長，成為 軍統(tǒng)開創(chuàng)時期10名骨干之一，即后來俗稱的軍統(tǒng)“十人團”成員。

梁干喬工作中的賣力表現(xiàn)，讓他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地位也逐漸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訓研究班少將訓育組長，同時兼任軍委會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理事；1935年后，又出任復興社干事，還被蔣介石派到張學良創(chuàng)辦的四維學會擔任理事，在南京憲兵司令部里也有政訓處長的名義。

這種種社會職務，其實都是梁干喬特務身份的掩護，他所做更多的還是特務工作。比如他當時招募特務就很有一套。 程一鳴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從蘇聯(lián)回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后來失掉了組織關系，住在南京留俄學生招待所里。梁干喬聽說后，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學幫忙為名，把程一鳴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為名把程一鳴拖下水做了特務（程一鳴：《程一鳴回憶錄》，群眾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聯(lián)合桂系發(fā)動反蔣的“ 兩廣事變”，梁干喬被戴笠派去負責瓦解廣東空軍。他首先策反了在廣東空軍擔任電臺臺長的親戚梁伯倫，使在南京的特務處與廣州方面取得了直接聯(lián)系，并通過鄭介民等人工作，于7月初，策動廣東空軍47架飛機飛到南昌投奔蔣介石。 陳濟棠為防止再發(fā)生叛逃，下令把剩余飛機鎖在機庫內(nèi)，并派憲兵嚴密看守。這時候，梁干喬又與廣東空軍參謀長陳卓琳拉上關系，唆使陳卓琳以備戰(zhàn)的名義說服陳濟棠，把封存起來的飛機重新開上跑道，結(jié)果在7月17日，廣東空軍剩余的62架飛機全部投奔了蔣介石。次日，陳濟棠即宣布下野，兩廣事變得到平息�？梢哉f，梁干喬等人策反廣東空軍，對加速兩廣事變的失敗，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得以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進一步滋長。

1937年冬，梁干喬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來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黃埔同學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鄭州彭公祠辦了個訓練班，企圖擴充自己實力。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帶著他的親筆信趕到鄭州，要求梁干喬把這批學生送到正在湖南籌備的特務訓練班。梁干喬拿到戴笠信時正在喝酒，讀信當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絕。沒過幾天，戴笠又派人來，還是帶來一封親筆信，不過這次就沒那么客氣了，直接說如果不交出這批學生，就要給他紀律處分。梁干喬終究斗不過戴笠，雖然每天大罵不止，但還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這批學生，他也隨即掛冠而去。

自此以后，梁干喬與戴笠決裂，后來他對軍統(tǒng)的活動也很少主動參與，除非軍統(tǒng)方面主動來找他，比如在軍統(tǒng)成立十周年的大會上亮個相�？箲�(zhàn)末期他到重慶治病，聽說戴笠在 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后邊立了塊“無名英雄碑”，一時興起，也跑去看看。沒想到當他走近碑時，守護的哨兵不曉得他是軍統(tǒng)十人團的元老資格，還按一般人員一樣要求他脫帽、肅靜，他當即惱羞成怒，也是借題發(fā)揮，指著碑大罵：“既然無名，就不應該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當婊子，又要起貞節(jié)牌坊�？蓯u！可恥！”這事傳到戴笠耳中，也是無可奈何，只得說：“干喬是有名的梁神經(jīng)，神智不清嘍�！�

脫離了戴笠特務組織的梁干喬，再次投奔了 康澤，在康澤手下?lián)�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副廳長。干了幾個月，他覺得很是無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

梁干喬的黃埔一期同學 胡宗南，此時坐鎮(zhèn) 西安，指揮第十七軍團，是黃埔系中權位最高的人物。梁干喬向胡宗南陳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帶兵的機會，胡宗南也算幫忙，準備為他編一個旅的部隊，但此事還得第八戰(zhàn)區(qū)司令官 朱紹良同意。梁干喬又趕往蘭州謁見朱紹良，朱紹良的態(tài)度卻不甚積極，與他談了一番政治問題就把他打發(fā)了。組建部隊沒有結(jié)果，心情低落的梁干喬返回西安途中還意外遭遇了日軍的轟炸，幸虧身穿的棉軍服抵擋了彈片，僅受輕傷，但他的聽力卻因此而嚴重受損。

經(jīng)過在重慶一段時間的治療，他傷愈重返西安。胡宗南先后派他擔任戰(zhàn)干四團游擊戰(zhàn)術教官、中央軍校七分校學生總隊長和第十戰(zhàn)區(qū)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覺不甚如意，始終想帶兵。1940年8月，國民黨軍委會成立了陜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梁干喬也如愿被派任邠洛區(qū)指揮官。

當時，蔣介石交給胡宗南的主要任務就是封鎖陜甘寧邊區(qū)。陜甘寧邊區(qū)有一塊狹長的延伸地帶直指國民黨管區(qū)的核心，讓胡宗南很是頭疼，稱之為“囊形地帶”。梁干喬轄下的邠洛區(qū)，包括 旬邑、 淳化、 耀縣3個縣，正是從西而南再向東北半包圍囊形地帶的區(qū)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縣城還是胡宗南派兵從中共手中搶過來的。梁干喬出任邠洛區(qū)指揮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鎖邊區(qū)、從事反共活動的先鋒。

他通過建立武裝、組織民眾，企圖實現(xiàn)強化 保甲制度、嚴密封鎖陜甘寧邊區(qū)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揮部遷到淳化，并兼任了陜西省第二區(qū)行政督察專員的職務，掌握了轄區(qū)內(nèi)的軍政大權，更進一步加強了反共活動。他沿陜甘寧邊區(qū)邊沿建立了碉堡封鎖線，到處書寫反共標語、訂立公約、清查戶口，并派警備班不斷襲擾邊區(qū)，制造反共摩擦。他還組建了對邊區(qū)滲透的特務組織�！� 新華日報》評論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干部，一身兼數(shù)職……他在任內(nèi)，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稱之為“ 活閻王”。”

梁干喬的嚴苛統(tǒng)治引動民怨沸騰，加之國民黨高層內(nèi)部權力斗爭，雖有胡宗南庇護，他終于還是被罷免了官職。他在任時，淳化有民謠說：“梁不斷、橋（喬）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彼�倒臺后，淳化百姓額手稱慶，又有民謠說：“梁塌啦、橋（喬）斷啦，淳化百姓歡贊啦�！彼�離任后，原來的部屬發(fā)生嘩變，引發(fā)了國共之間的嚴重軍事沖突，史稱“淳化事件”。事件鬧得很大，輿論嘩然，1945年7月晉陜監(jiān)察使童冠賢以“破壞行政，縱屬殃民”等六條罪狀彈劾梁干喬。

此前，梁干喬的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經(jīng)過這一番罷官、彈劾，他精神大受打擊，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于西安。死后，他的故交和親屬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 翠華山的一處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