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群雄爭斗，干戈四起，法祖就想潛跡于隴山以西地區(qū)，以保持自己正確的操行。正值張輔擔任秦州刺史，鎮(zhèn)守隴上，法祖就與 張輔同行。因法祖的名望和德行，眾望所歸，張輔就想讓法祖離教返俗，當他的僚佐。 但是法祖信仰佛教的志向是不可改變的，因此兩人結(jié)下怨恨。先前有個秦州人，名叫管番，因 宗教信仰不同，多次與法祖辯論，卻屢屢敗在法祖手下，為此管番銜恨已久，多次在張輔面前進讒言，誣陷法祖。當法祖走到氵開縣時，忽然對其他的和尚和弟子們說：“幾天之內(nèi)，我的前世之對就要來了�！庇谑寝o別眾人，并寫了一封書信，又將經(jīng)書、佛像和資財都分給眾人。第二天早上，法祖來到張輔這里，和張輔談話，二人話不投機，得罪了張輔，張輔將法祖抓起來，要實行刑罰，眾人都很奇怪，也很惋惜。法祖說：“找來此是為了了結(jié)我的前世之對，這是前世宿命所造成的，并不是為現(xiàn)在的事情�！闭f完大呼十方 佛祖:"我前世的罪孽因緣，今世歡喜了結(jié)，望從此以后，找與張輔之間沒有任何怨恨，結(jié)為朋友，也不要讓他戴上殺人的罪名。

“隨后張輔鞭打法祖50，奄然命終。后來張輔知道了法祖臨死前說的這一番話，感到非常遺憾。當初，法祖?zhèn)鞑冀袒�的聲譽，傳遍了整個關(guān)中、隴西地區(qū)，人們將法祖奉若神明，聽說法祖被害的消息，無論是漢人還是少數(shù)民族，都悲痛異常，走在路上都痛哭流涕。隴西的 羌族及其他民族，派出5000精銳騎兵，準備迎接法祖的到來，走到半路，聽到法祖遇害的消息，悲恨萬分，群情激憤，發(fā)誓要為法祖 報仇。張輔聽到這消息后，立即遣兵拒敵，羌族人率領(lǐng)輕騎，奔襲迎戰(zhàn)。當時天水人富整，趁勢殺了張輔，羌族人感到大機已報，便退兵了，他們將法祖分尸，各自帶回去起造佛塔或佛寺。

西晉佛教，是說從 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彊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洛陽、天水、長安、嵩山、 陳留、淮陽、相州、廣州等地，或翻譯經(jīng)典，或弘傳教義，或從事其他佛教活動，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shù)陌l(fā)展。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還是譯經(jīng)。這一期間從事譯經(jīng)的國內(nèi)外沙門及優(yōu)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護。他本來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 甘肅省敦煌縣）。此外，在洛陽有安法欽、法立、法炬，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有無羅叉（一作無叉羅）、竺叔蘭，廣州有彊梁婁至，關(guān)中（今陜西省地方）有帛遠、聶承遠、聶道真、支法度、若羅嚴。他們所譯出的經(jīng)、律和集傳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舊各種失譯人的經(jīng)典五十八部，合計三百三十三部。竺法護早年跟隨他的師父竺高座到過西域，獲得《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經(jīng)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從敦煌到長安，后到洛陽，又到江左，沿路帶著經(jīng)典傳譯，未嘗暫停。他的譯業(yè)最盛時期是從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280—299），所譯出的大小三藏經(jīng)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據(jù)《出三藏記集》卷二， 《開元釋教錄》作一百七十五部）。現(xiàn)存《光贊般若波羅蜜經(jīng)》十卷、《正法華經(jīng)》十卷、《漸備一切智德經(jīng)》五卷、《普曜經(jīng)》八卷等八十六部。 經(jīng)常襄助法護翻譯的，有優(yōu)婆塞聶承遠、聶道真父子，他們都長于梵學。承遠明練有才，對于法護譯經(jīng)文句多所參正，并擔任筆受。他后來在惠帝時（290—306）自譯《超日明三昧經(jīng)》二卷和《越難經(jīng)》一卷二部（現(xiàn)存）。其中《超日明經(jīng)》，即刪訂法護先譯而成。道真從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諮承法護筆受；法護圓寂后，自譯《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jīng)》一卷（現(xiàn)存）等二寸余部。法護的弟子，還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護于太康五年（284）譯出《修行道地經(jīng)》七卷（現(xiàn)存）等，法乘也曾參加筆受。與法護同時的，有法炬、法立兩人，在惠、懷二帝時合譯出《樓炭經(jīng)》六卷、《法句譬喻經(jīng)》四卷和《佛說諸德福田經(jīng)》一卷（均現(xiàn)存）。在法護譯出《光贊經(jīng)》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無羅叉和竺叔蘭在陳留倉水南寺譯出《放光般若經(jīng)》二十卷（現(xiàn)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寫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饒）等送回漢地的。沙門無羅叉，于田人，稽古多學。竺叔蘭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晉語。他們譯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譯，后來太安二年（303）沙門竺法寂（此據(jù)《放光經(jīng)記》）和竺叔蘭為之考校書寫成為定本。叔蘭后在洛陽自譯《異毗摩羅詰經(jīng)》三卷、《首愣嚴經(jīng)》二卷二部，其書都佚。

帛遠，字法祖，河內(nèi)人，博學多聞，通梵晉語，于方等經(jīng)深有研究。時在長安建造佛寺，從事講習。后來在隴西（今甘肅省地方）譯有《菩薩逝經(jīng)》一卷、《菩薩修行經(jīng)》一卷、《佛般泥洹經(jīng)》二卷、《大愛道般泥洹經(jīng)》一卷、《賢者五福德經(jīng)》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現(xiàn)存）。此外，有彊梁婁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廣州譯《十二游經(jīng)》一卷一部。又安法欽，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陽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jīng)》四卷、《阿育王傳》七卷等五部。沙門支法度，在惠帝永寧元年（301），譯出《逝童子經(jīng)》一卷、《善生子經(jīng)》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現(xiàn)存）。又有外國沙門若羅嚴，譯出《時非時經(jīng)》一部（現(xiàn)存）。

對西晉一代主要的譯人、譯籍，后世已有所品評。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載《出三藏記集》卷七）評竺法護的《光贊》譯本：“言準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zhì)勝文也�！边@是說《光贊》純用直譯，文辭粗糙。評無羅叉、竺叔蘭的《放光》譯本：“言少事約，刪削復重，事事顯炳，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痹凇赌υX缽羅若波羅蜜經(jīng)抄序》中（同上卷八）評無羅叉說：“斲鑿之巧者也，??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斑@是說《放光》兼用節(jié)譯和意譯，刪削過甚，意義必定有所遺漏。僧肇在《維摩經(jīng)序》中（同上）評竺叔蘭所譯《異毗摩羅詰經(jīng)》：“理滯于文，常懼玄宗墮于譯人�！笨傊�，西晉一代的佛典翻譯，還沒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誦者不多。 西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后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為正宗，這在當時幾位著名譯人的譯籍里可以看得出來。如竺法護，雖然譯出許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繼承支讖、支謙傳弘方等、般若之學的。他的譯出《光贊》，和支讖譯出《道行》、支謙譯出《明度》是一脈相承的。他還譯出以般若性空為基礎的《賢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跡》七卷、《持心》四卷、《海龍王》四卷、《等集眾德三昧》三卷、《大善權(quán)》二卷等方等經(jīng)典，并且曾經(jīng)抽譯龍樹的《十住毗婆沙論》�？傊�，他的譯業(yè)，主要是在于弘揚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時無羅叉、竺叔蘭繼承朱士行的遺志，他們譯出的《放光》，即盛行于當時。淮陽支孝龍，常鉆研《小品》以為心要。他獲得叔蘭剛譯出的《放光》，閱讀旬余，便從事敷講。后來河內(nèi)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書不傳。衛(wèi)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時。另外《首楞嚴》在西晉有竺法護、竺叔蘭兩種譯本，帛法祖還作了一部注解。由這些，可見當時義學沙門是如何重視方等、般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對道教的傳播也有所影響，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經(jīng)》之作。晉惠帝時，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爭論佛道二教的短長，王浮乃撰此經(jīng)以揚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說，從后漢以來已開始了。如《后漢書.襄楷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庇帧段郝�.西戎傳》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jīng)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guān)，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蓖醺〉摹痘�胡經(jīng)》，或即集前人的傳說而作的。至于當時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jīng)相當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 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法琳《辯正論》卷三）。這雖然是后世的記錄，未必即為信史，然而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于京邑”之說（《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而見于現(xiàn)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盤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當時譯出的經(jīng)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一種“細字經(jīng)”和“供養(yǎng)經(jīng)”等，足見當時對佛教信仰的廣泛。如永嘉中，有不詳氏族的安慧則，工正書，于洛陽大市寺，在黃縑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jīng)》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一共寫了十幾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晉時代抄寫的“供養(yǎng)經(jīng)”，有些還流傳到現(xiàn)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書寫的《寶梁經(jīng)》上卷，土峪溝出土元康六年（296）所書寫的《諸佛要集經(jīng)》等都是。

三國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間魏吳蜀三國時代的佛教。其中，魏繼后漢，建都洛陽，一切文化都承后漢的余緒，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說是后漢佛教的延長。在這個時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國的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后來到洛陽，從事經(jīng)典的翻譯。 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見《魏書.釋老志》），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jīng)，并創(chuàng)作梵唄。吳據(jù)江南，建都建業(yè)。佛教由中原輾轉(zhuǎn)傳入。當時支謙、康僧會等先后入?yún)�。孫權(quán)問支謙以經(jīng)中深義，拜為博士，令和韋昭等一同輔導東宮（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又康僧會感得舍利，使孫權(quán)為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尚書令闞澤答孫權(quán)問：評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廣弘明集》卷一引《吳書》）。后來孫權(quán)之孫孫皓即位，將要毀壞佛寺，污穢佛像，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于從受五戒。蜀僻處西偏，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jīng)》二卷（《出三藏記集》卷二），似乎已流傳佛教，但這兩部在蜀流傳的經(jīng)久已逸失，其詳未見記載，所以歷代經(jīng)錄中只有魏、吳錄，而無蜀錄。 戒律的傳來，是三國時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雖有佛法流行，然而僧眾只是剪除頭發(fā)，也沒有稟受歸戒，所有齋供禮儀咸取法于傳統(tǒng)的祠祀。到了魏廢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學沙門曇柯迦羅（此云法時）游化洛陽，主張一切行為應遵佛祖，于是洛陽僧眾共請譯出戒律。迦羅恐律文繁廣，不能為大眾所接受，因而譯出《僧祇戒心》，即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請當?shù)氐蔫笊�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羅為律宗的始祖。當時又有安息國沙門曇諦（此云法實），也長于律學，于魏高貴鄉(xiāng)公正元二年（255年）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曇無德部的廣律，即《四分律》，后來中土的律宗獨尊《四分》，和它有關(guān)。當時開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為中土出家沙門的開始。

魏代的譯師，除曇柯迦羅、曇諦之外，還有康居沙門康僧鎧，于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jīng)》一卷、 《無量壽經(jīng)》二卷等四部。又有龜茲沙門帛延，于高貴鄉(xiāng)公甘露三年（258年）來洛，譯出《無量清凈平等覺經(jīng)》二卷、《叉須賴經(jīng)》一卷、《菩薩修行經(jīng)》一卷、《除災患經(jīng)》一卷、《首楞嚴經(jīng)》二卷等七部。此外還有安息沙門安法賢，在魏代譯出《羅摩伽經(jīng)》三卷、《大般涅盤經(jīng)》二卷，翻譯年代不詳，其書也都闕失。

吳代的譯經(jīng)，開始于武昌，大盛于建業(yè)。譯人有維祇難、竺將（一作律）炎、支謙、康僧會、支彊梁接等五人。維祇難為天竺沙門，于孫權(quán)黃武三年（224年）攜《法句經(jīng)》的梵本來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將炎與支謙共同譯出二卷，后經(jīng)校訂（現(xiàn)存）。竺將炎后又于黃龍二年（230年），在楊都（建業(yè)）為孫權(quán)譯出《三摩竭經(jīng)》、《佛醫(yī)經(jīng)》各一卷（現(xiàn)存），就中《佛醫(yī)經(jīng)》是和支謙共譯的。支謙是這一時代的譯經(jīng)大師，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漢靈帝（168—189年）時，率領(lǐng)國人數(shù)百東來歸化，支謙即生在中國。早年受業(yè)于支讖的弟子支亮，漢獻帝末年，避亂到武昌，更入建業(yè)，一直到吳廢帝亮建興年中（252—253年），專以譯經(jīng)為務。所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jīng)律，包括大乘《般若》、《寶積》、《大集》等經(jīng)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現(xiàn)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據(jù)《開元釋教錄》卷二）。

其中重要的譯典其，有《維摩詰經(jīng)》二卷、《大明度無極經(jīng)》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jīng)》二卷等。后漢支讖原傳弘方等般若之學，譯出的《道行般若經(jīng)》十卷和《首楞嚴三昧經(jīng)》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晉之間。支謙繼承支讖的思想體系，改譯《道行》為《明度》，文體亦變?nèi)邼瓰楹啙嵙骼�。純用意譯，即向來不翻的真言也沒有例外（如《無量門微密持經(jīng)》的八字真言）。又曾為他自己所譯的《了本生死經(jīng)》作注，為經(jīng)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記集》卷六、八三）�？瞪畷�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親因經(jīng)商遷到交阯，僧會年十余歲時出家，明解三藏。赤烏十年（247年）來到建業(yè)，先后譯出《六度集經(jīng)》九卷（現(xiàn)存）和《吳品經(jīng)》（《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jīng)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從陳慧等傳承安世高“安般”之學，在《安般序》中論述心的溢蕩由于內(nèi)外六情而起，須修“安般”，即數(shù)息、隨、止、觀、還、凈六行以治之。這是僧會學說的要點。支彊梁接（正無畏）于吳廢帝亮五鳳二年（255年），在交州譯出《法華三昧經(jīng)》，即《正法華經(jīng)》六卷（已佚），為《法華經(jīng)》的第一譯。此外失譯諸經(jīng)在古、舊錄中被認為是出于魏吳時代的有八十七部（《開元錄》卷二）。

這一時期中，中土沙門開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穎州人，出家以后，研鉆《般若》。以此經(jīng)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畤@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jīng)》，乃誓志西行尋求，以甘露五年（260年）從雍州（在現(xiàn)今陜西省長安縣西北）出發(fā)，過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當時大乘經(jīng)教盛行），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于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譯云法饒）等十人送回洛陽，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jīng)》。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歲圓寂。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弘，雖然范圍還不廣闊，但已逐漸和固有的文化相結(jié)合。如支謙、康僧會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漢地，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在他們的譯籍里，不但文辭典雅，并且自由運用老氏的成語，以表達佛教思想。其次，支謙依《無量壽經(jīng)》和《中本起經(jīng)》制作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也依《雙卷泥洹》制泥洹梵唄一契。他們都創(chuàng)作歌詠經(jīng)中故事的贊頌聲調(diào)，通于樂曲。舊傳康僧會來到吳地傳播佛教時，還帶來印度佛教畫本，當時畫家曹不興，即據(jù)以繪畫佛像，成為名家。這些都對佛教的傳播有大影響。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備一些規(guī)模，只是遺物不存，難言其詳了。

晉惠帝時，還有個在家奉法修行的衛(wèi)士度，翻譯《道行般若經(jīng)》二卷。衛(wèi)士度是司州汲郡人，出身寒門，他卻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他在臨去世的那天，用凈水洗浴漱口，又誦經(jīng)千余言，然后引衣而臥，奄然而逝。

奄然命終，輔后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聲被于關(guān)隴，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及，眾咸憤激，欲復祖之讎。輔遣軍上隴，羌胡率輕騎逆戰(zhàn)，時天水故漲下督富整，遂因忿斬輔，群胡既雪怨恥，稱善而還。共分祖尸各起塔廟，輔字世偉，南陽人，張衡之后，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以傾險致敗，后少時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jīng)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jīng)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 。

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鐘會，二賢并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棲心事外經(jīng)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嘗譯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經(jīng)，又注首楞嚴經(jīng)，又有別譯數(shù)部小經(jīng)，值亂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譽，被博士征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關(guān)隴知名，時梁州刺史張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輔之所殺，光又逼祚令罷道，祚執(zhí)志堅貞以死為誓，遂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經(jīng)，及著顯宗論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后為武都在楊難敵所圍，發(fā)憤而死。時晉惠之世，又有優(yōu)婆塞衛(wèi)士度，譯出道行般若經(jīng)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陸沉寒門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心，當其亡日清凈澡漱，誦經(jīng)千余言，然后引衣尸臥奄然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