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金富 （Chin-fu Hung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洪金富[1]史語所副研究員(1982.9-1989.7)、研究員(1989.8-)

《元代蒙古語文的教與學》（臺北：蒙藏委員會，1990）。

《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洪金富編著，《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

〈從元史到新元史〉，收入程發(fā)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臺北：正中書局，1974），第3冊，《歷史學》，頁329-379。

〈元代監(jiān)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 (1975)：219-276。

〈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一）〉，《食貨月刊》6.12 (1976)：1-19。

〈元代漢人與非漢人通婚問題初探（二）〉，《食貨月刊》7.1 (1977)：11-51。

“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1 (1981): 597-628.

〈數(shù)目字人名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2 (1987)：281-379。

〈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quán)的性質(zh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 (1987)：843-907。

〈「欽此」再議〉，收入楊聯(lián)升、全漢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圣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下冊，頁635-656。

〈髑髏飲器史料一則〉，《大陸雜志》77.4 (1989)：148, 163, 167。

〈元代馬球史料二則〉，《大陸雜志》80.1 (1990)：25, 28。

〈元代的收繼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279-314。

“The Tung Brothers: Tung Wen-ping (1217-1278), Tung Wen-yung (1224-1297), Tung Wen-chung (1230-1281),”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 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Hsiao Ch’i-ch’ing and Peter W. Gei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 621-645.

〈四十萬蒙古說論證稿〉，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上冊，頁245-305。

〈“受任使，服官政”──從《元史》的一個句讀談到忽必烈的掌印官董文忠〉，收入邱樹森、李治安主編，《元史論叢u2027第八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頁142-150。

〈元代監(jiān)察官吏的出巡日期問題〉，《新史學》13.2 (2002)：157-176。

〈元朝怯薛輪值史料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2 (2003)：325-388。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 (2005)：461-497。

〈《元典章》點校例釋〉，《中國史研究》（北京）2005.2：113-118。

〈和林元碑與嶺北官員管窺〉，《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12），第12輯（《邊臣與疆吏》），頁324-351。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1-40。

〈唐妃娘娘阿吉剌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41-61。

〈元代漢軍軍戶的正貼結(jié)構(gòu)與正貼關(guān)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2 (2009.6)：265-289。

走上《元典章》點校之路

我三十多年的元史研究可籠統(tǒng)分兩期。前期以政治社會史為主，后期以文獻考釋為主。名曰籠統(tǒng)，因為我的專題研究頗賴文獻的考釋，而考釋文獻往往用以闡明政治社會史上的若干問題。

元史研究主要仰賴文獻。元代文獻基本上很少造偽問題，問題主要在于解讀的困難。一如其它朝代文獻，元代文獻也有誤抄誤刻以致無法通讀的問題。但是元代文獻有其特殊困難。首先是審音勘同問題。按今傳元代文獻，以漢文為大宗，蒙文次之，其它文字又次之，彼此可以對勘和證補，但是這需要熟諳多種語文、具備漢語音韻知識者始能勝任。漢字文獻中夾雜的外來語，即所謂譯語，或為人名，或為地名，或為其它專門名稱，我們不能理解其語源語義者仍然不少。最為難讀的是元代硬譯公牘。這類公牘，系由蒙古原文直譯而來，語匯為漢語口語，卻不遵守漢語語法，并且摻雜許多蒙古語、突厥語、波斯語等借詞，以致句法乖戾，詞語奇特，難以卒讀。舉一個簡單的例：「于內(nèi)多一半是漢兒女直契丹達達小名里做達魯花赤有」云云，稍具蒙古語知識，了解不成問題，但是，對于不懂蒙古語的人，這已經(jīng)就是天書，遑論更為復(fù)雜拗口的句子。

《大元圣政國朝典章》集前述困難于一書。傳刻上的錯訛隨處可見，部分譯語涵意仍然不明。俯拾即是的硬譯公牘既非漢語也非蒙語，倘若夾帶著傳刻上的錯訛，我們只能望字興嘆，茫然以對。

八十多萬字，兩千七百條的《元典章》，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處理過的案件匯編，是最為原始的元代傳世文獻。我們從中既見到了蒙古大汗與其臣從一來一往的對話，也見到了田長宜三兄弟暴力收繼已有四個兒女的寡嫂的驚悚場面。內(nèi)容豐富的《元典章》，是元史研究取之不竭的寶藏，無怪乎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nèi)、外學者競相從事于其點校也。

迄今為止尚無人完成《元典章》的全文點校，原因包括前述重重困難。我的學養(yǎng)和能力遠遜于前賢，曷勝任之敢言。學然后知不足，我把點�！对�典章》做為自我學習的工作。歷史研究畢竟必須建立在正確了解基本史料之上──這是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