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大陸，封·彪羅作為樂隊指揮的卓越天賦已是眾所公認，在德國出版的一些書刊也提供了有關封·彪羅在1880年到1885年間在邁寧根宮庭樂隊取得驚人成功的參考資料，而且《音樂時代》刊登過追念他的長篇文章，實際上也記錄下了當代最優(yōu)秀的評論家的意見，稱他為“他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指揮家”。而在我們這里，這些事實尚不為大家所公認。

時至今日，他在指揮藝術(shù)史上超絕群倫的地位在我們這里已經(jīng)被淡忘了。人們也許會把他寫的。世界指揮家，當作不過是為啟迪后進和一些缺乏經(jīng)驗的音樂愛好者而寫的一本書。實際上，這本書再清楚也不過地以從古至今的每個重要指揮家的長篇描述為指揮藝術(shù)提供了一部嚴肅的歷史總結(jié)。佩希·姆·楊的著作里對于封·彪羅的重要性以及他和柏林愛樂交響樂團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共事和交往只寫了那么兩三句話：“每逢他指揮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時，他總在第一樂章和第二樂章之間停下來，從袋里取出一雙黑手套戴上，再繼續(xù)指揮第二樂章，因為那是一節(jié)葬禮進行曲�！�

根據(jù)楊博士的說法，封·彪羅在指揮藝術(shù)史上的重要性顯然是被縮小了。楊的評價并不足以代表英國音樂史學家的普遍見解，而且就在他自己的國家里也一直持有很不相同的意見。魏因伽特納比封·彪羅要年輕卅三歲，是一個與后者氣質(zhì)非常不同的人，他很了解封·彪羅，曾多次聽過封·彪羅指揮的演奏，他宣稱封·彪羅的名字“是在指揮藝術(shù)的發(fā)展史上一座不能抹煞的里程碑，盡管有著許多本身就是知名指揮家的作曲家，我們唯獨對他要表示感謝，是他把指揮藝術(shù)作為藝術(shù)而不是手藝的這一意識予以加強并廣為傳播的�！蔽阂蛸ぬ丶{盡管說了這些話，卻并不妨礙他對封·彪羅指揮方法的某些方面進行了尖銳批評。1954年興德密特在一次紀念富爾特文格勒的講話中曾經(jīng)指出，直到十九世紀，才有些“偉大的演奏家加入作曲家隊伍之中，共享音樂的盛譽，”還說：“第一次贏得世界公認的指揮家就是漢斯·封·彪羅”，而伯納德·保加特納在追溯了現(xiàn)代指揮藝術(shù)的源流之后，堅定地把封·彪羅列在一長列偉大指揮家的首位。

封·彪羅1830年出生在德累斯頓，九歲就開始認真學習鋼琴及其理論。1842年他在德累斯頓聽到瓦格納的。里恩濟，首次公演就深受盛動，李斯特當時偶而去訪問他的父母，彪羅和這位音樂家的接觸更鼓舞了他對音樂的興趣，他十六歲那年就已經(jīng)成為瓦格納朋友圈子中的一員，而且他還發(fā)現(xiàn)了音樂將是他響往的事業(yè)。但是他的父母卻完全不贊成他的這種想法，并且對他日益增長的對瓦格納的敬慕之情更是驚恐非常。那時，瓦格納已是頗為嚴重地牽涉到革命運動之中了，1848年的革命高潮終于使革命爆發(fā)，導致1849年瓦格納的被放逐。那就是這位作曲家在蘇黎世的流亡時期。

1848年，漢斯整頓行裝去上大學學習法律，首先是在來比錫，然后又去柏林。在這兩年期間，他曾頑強地想要做一個聽話的兒子，但是音樂已經(jīng)在他的心里生了根，終于在1850年秋逃往蘇黎世把自己交給了瓦格納。他所敬佩的瓦格納那時正沉緬于歌劇的創(chuàng)作，他張開兩臂來歡迎這一忠實的有音樂素養(yǎng)的門徒，這個門徒將會解除瓦格納所討厭的在蘇黎世劇院中指揮歌劇的負擔，瓦格納之所以接受這一工作，只是為了賺錢。使瓦格納高興的是封·彪羅很快就顯示出他天生的指揮家的才能，正如瓦格納后來在他的自傳中所描述的那樣;年輕的漢斯以前并沒有指揮經(jīng)驗，“他在指揮席前就位，以極大的勇氣和優(yōu)良的技巧使用著指揮棒。只要有他，我就覺得太平無事，所有關于他能否勝任音樂指揮的疑慮心情全都煙消云散了�！敝皇怯捎趧≡旱牟煌�意，封·彪羅才終于辭職。但他立即在圣高樂劇院找到了同樣的工作，他從1850年到1851年音樂季節(jié)的終了都在那里繼續(xù)取得指揮的經(jīng)驗。

但是封·彪羅對于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鋼琴家發(fā)生了更大的興趣。他去魏瑪，在李斯特門下學習兩年之后，舉行了第一次旅行演奏，其后又陸續(xù)舉行過多次這種性質(zhì)的旅行演出，這些旅行演出占用了他生活活動的大部分時間。在十三年中，他只是間或作過一些指揮工作，而從1855年到1864年，他卻是柏林斯特思音樂學院的主要鋼琴教授，他還指揮過裘里亞斯·斯特恩組織的交響樂演奏會，從而取得了指揮工作的可貴經(jīng)驗。

1864年，封·彪羅被瓦格納召到慕尼黑去，后者由于巴伐利亞的青年國王路特維希的迫切要求已經(jīng)接受領導那里的歌劇院。瓦格納希望封·彪羅幫助他籌備他的一些新歌劇在慕尼黑上演。與此同時，瓦格納與封·彪羅這對青年夫婦的密切交往，使他逐漸為他心愛門徒的妻子——李斯特的女兒科希瑪所傾倒。封·彪羅不久即被任命為交響樂隊的指揮，并在1865年和1868年相繼指揮《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和《紐倫堡名歌手》的首次演出。與此同時，瓦格納和科希瑪?shù)南嗷ッ詰俳K于走上那個不可避免的結(jié)局：1869年她離開了封·彪羅，接著在1870年8月與瓦格納結(jié)了婚。

遭到這種家庭悲劇的無情打擊，封·彪羅在佛羅倫薩休假兩年才得到康復。其間，他拒絕了前景誘人的俄羅斯和威尼斯指揮席位的邀請。此后，他投身子無休止的連續(xù)旅行演奏之中，無法長期在任何地方定居。在這些巡游中，偶爾也從事一些有限的音樂會指揮業(yè)務，包括四次在倫敦為瓦爾特·巴赫和瓦格納樂團指揮。在格拉斯哥合唱樂團主辦的年度交響樂演奏會擔任短期指揮之后，他就去漢諾威官庭劇院擔任樂隊指揮。

1880年，邁寧根大公國的公爵勸說封·彪羅領導公爵的宮庭樂隊，就在這以后的五年中，他成了國際聞名的指揮家。喬治二世公爵是他這一世系的最后一人，1866年承襲爵位，他是個野心極大的至善論者，他的目標比他的前輩們要高大得多。·他的宮庭樂隊每個季節(jié)只演出有限的幾次，而且主要是在宮庭劇院中演出，樂隊中已經(jīng)有一個第一流的演奏家核心，這位公爵認識到以他有限的資財想使他的歌劇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就決定解除了樂隊在劇院中的任務，使之集中全力于音樂會演奏。封·彪羅的使命是要把這個從未超過五十人的樂隊提高到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封·彪羅在邁寧根工作期間曾與勃拉姆斯密切合作，可是很遺憾，他們之間發(fā)生了爭吵，就在那次爭吵以后，1885年他辭職了。在他離去之前，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所指揮的那些演奏為他本人和那個小小公國的樂隊在音樂界中贏得了難以相信的盛名。

公爵自然是希望把他這最為驕傲的財產(chǎn)送到國外去宣揚一番，早在1882年初這個樂隊就在封·彪羅的領導下開始第一次以及其后許多次的長期旅行。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德各地和德國國外。在多次巡游中，他們曾到達維也納、布達佩斯、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和其它外國城市。在柏林舉行的九次音樂會震驚了柏林全市。所到之處舉行的演奏會都引起了人們的驚嘆和評論家的高度贊揚。負有盛名的柏林評論家朗漢斯宣稱“這樣完美的樂隊演奏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漢斯立克在維也納雖然明顯地妒忌愛樂樂團的名氣，但也承認“在演奏的準確性方面沒有能夠比得上這個樂團的”;評論家一致承認封·彪羅解釋音樂特別能夠顯示出樂曲的特質(zhì)。

一般都認為封·彪羅在邁寧根那幾年之后，他之所以能成為當時歐洲指揮家中的領袖人物，是由于他那截然不同而又相互關聯(lián)的兩個方面的才能造成的。首先他能使他的樂隊演奏出前所未有的準確性、敏感性和靈活性;其次，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又能對十九世紀極為復雜的樂曲的全部內(nèi)容取得極為完全的理解和控制，從而加以充分地發(fā)揮;不少人斷言，這是貝多芬的交響曲第一次得到全面的理解。

瓦格納最先認識到新型的音樂要求指揮者具有更為精密細致的理解，比起前一期的交響樂來，新型音樂需要在力度和節(jié)奏方面達到更大的對比，在演出時要求更多注意樂曲的構(gòu)造和理解。瓦格納在他自己的指揮藝術(shù)中就曾經(jīng)指出過學習指揮藝術(shù)新技巧的方法。封·彪羅首先是跟瓦格納學習的指揮藝術(shù)，他采用瓦格納的想法，并且加以發(fā)展，成為新一代指揮家韻創(chuàng)始者。

1855年，瓦格納領導愛樂樂團（指倫敦愛樂樂團）時，倫敦人土曾經(jīng)嘗試過他的革新的指揮藝術(shù)，但他們聽到的音樂不合他們的口味，雖然評論家并不都表示反對意見，《星期三時代》總結(jié)各方面的論調(diào)時寫道：“……根據(jù)我們的經(jīng)驗，我們毫不遺憾地說，他是我們把愛樂樂團的指揮棒交傳過的最糟的指揮”。當時我們并不具備接受新指揮藝術(shù)的條件。此后一直到1883年，愛樂樂團都回到了正規(guī)的保守主義的一套方法，采用斯特恩代爾·班乃特（W．Sterndale Bennett，1816—75）和他的繼任者W．C·克奧斯的穩(wěn)妥而沒有爭議的方法。漢斯立克以含有譏諷的語調(diào)描述克奧斯，說他是一個長著灰色胡須的循規(guī)蹈矩的紳土，在指揮上“完全象一個非常虔誠的英國傳教土”。還是到了瑞希特在1879年至1904年在倫敦他的瑞希特音樂演奏會時期以及從1899年至1911年他擔任哈勒樂團指揮的時期，才在這里成功地培養(yǎng)起對現(xiàn)代指揮技術(shù)的欣賞能力。瑞希特是跟瓦格納學的指揮技術(shù)，也曾在慕尼黑歌劇院跟封·彪羅學習過，由于瓦格納的推薦，瑞希特先被任為合唱團長。1868年封·彪羅離去之前當上了副指揮。

在邁寧根之后，歐洲所有的重要指揮席位都可以聽任封·彪羅挑選。自1886年起，他是漢堡和不來梅音樂會的首席指揮，同時也指揮這兩個城市的部分歌劇，1887年柏林愛樂樂團的指揮職務也加到了他身上，直到他的健康狀況惡化，才在1893年放棄了這三方面的全部工作。1888年，沙利文（A．S．Sullivan，1842—1900）辭去了倫敦愛樂樂團的職務后，這個樂團邀請封·彪羅擔任音樂演奏會的指揮，被他拒絕了。這是這個國家第一次向他提出的重要的邀請，不過是太晚了。封·彪羅是一個包羅各種矛盾氣質(zhì)的人。他外形瘦小脆弱，而智力卻十分敏銳;身體并不健壯，工作起來卻不知疲倦;他待人忠誠，慷慨大方，但是他的偏狹使他對自己看不起的人說起話來卻是刻薄而惡毒，這樣就給他自己樹敵招怨。他在指揮臺上的風度是不能讓人滿意的。他還經(jīng)常很不策略地任意向聽眾講話，這些缺點都有損于他對音樂理解深邃、透澈和忠實的美名。他是高尚的原則和令人感到遺憾的脆弱的人性的混合體。但是，對他的一生所作的工作加以嚴格考查之后，他確實應該毫無疑問地在偉大的指揮家中名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