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原千畝生于日本岐阜縣八百津町一中產階級家庭。1918年在愛知縣立第5中學畢業(yè)后，父親希望他報考醫(yī)學院，但是他的志愿卻是希望成為一名英文教師，故沒有聽從家里的安排。由于他的行為明顯違背了日本傳統(tǒng)的“父道”，隨即被父親逐出了家門，并宣布與他斷絕一切關系。 離家以后，杉原以送報和送牛奶等打工方法賺取學費與生活費，不久即考入早稻田大學的師范部英文系。

1919年，入學僅1年的他因為學費短缺，只得輟學，轉報考當時日本外務�。ㄍ饨徊浚┱心嫉摹巴鈩帐×魧W生”，從而免去交不起學費的煩惱。之后，他又聽從面試官的推薦，選擇了俄語學系。

1919年9月，杉原離開日本遠赴中國的哈爾濱，進入“日露協(xié)會學校”學習俄語。1932年偽滿州國成立后，他就任駐哈爾濱日本領事館事務官，次年又以出色的表現(xiàn)被晉升為理事官（相當于外交部副部長），前途飛黃騰達。1935年，他由于不滿那些見識狹隘的年輕職業(yè)軍官的胡作非為，日本軍隊在侵略地對中國人民的殘忍行徑和種族歧視政策讓他完全無法忍受，公然提出反對意見之后，他選擇辭職。毅然辭去了在滿州國外交部的工作，返回東京，重新進入外務省。

1936年12月，杉原奉派前往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但卻被蘇方拒絕入境，理由是他精通蘇聯(lián)國情，曾在24歲時發(fā)表過一篇題為《蘇聯(lián)聯(lián)邦國民經濟大觀》的論文，并由日本外務省出版，因而擔心他一旦進入蘇聯(lián)后，會泄露他們的國家機密。無奈，他只好轉任芬蘭。后又先后在立陶宛、捷克、羅馬尼亞和加里寧格勒等地的領使館任過職，官階均為代理領事、代理公使或書記官等。因他擅長幾種外語，政府命他偵察德國與蘇聯(lián)的內情，算是一種間諜身份，因此表面上雖無任命，但其職權卻相當于正式外交官。

1939年，杉原千畝被任命為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的總領事，整個領事館只有他一個人。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大批猶太難民流離失所，來到鄰國立陶宛避難。1940年7月27日清晨，位于立陶宛中部河港都市考納斯的日本領事館前，聚集著幾百民眾。時任代理領事的杉原即派人出去探問究竟，方得知這是一批從波蘭逃過來的猶太人。隨后，他請進了5位代表，仔細聆聽了他們的要求。原來他們是為了逃往第3國，需要日本的過境簽證，而當時波蘭已被德軍包圍，想逃生則必需先從立陶宛入境蘇聯(lián)，再渡海到日本，最后逃到上�；蚴敲绹�。當時蘇聯(lián)是不允許沒有第3國簽證者入境的，所以逃難中的猶太人亟需得到日本的入境簽證。

杉原千畝向日本外務省打電報，連續(xù)三次請求向猶太難民發(fā)放過境簽證。

無一例外，都遭到了上級的嚴厲拒絕——在他們看來，這顯然違背了時任外相松岡洋右下達的不能讓猶太人出境的命令。之后，他又再度電呈外務省允許他發(fā)放為期30天的簽證，結果還是一樣。為了拯救這群無辜的猶太人免遭涂炭，他毅然決定違抗政府明令。

當杉原走出領事館，向門外焦急等待的難民宣布，將會發(fā)放簽證給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小孩時，人群短暫沉默，然后爆發(fā)出興奮的呼聲，家人朋友抱在一起，喜極而泣。

1940年7月，戰(zhàn)爭情勢復雜，立陶宛境內所有的大使館和領事館被下令關閉。他懇請延期二十天關閉日本領事館，這樣他就有機會給更多的猶太難民發(fā)放簽證。7月31日開始發(fā)放簽證。8月3日立陶宛被蘇聯(lián)吞并后，領事館被通知撤離。但他還是晝夜不停地簽發(fā)證明，直到8月23日受命往柏林赴任當天火車啟動前，亦在忙著為聚在車廂外的猶太人發(fā)放“生命簽證”。即使已經登上了被迫離開的火車，杉原千畝仍然在寫簽證——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批好的簽證從窗口遞出去�；疖囬_動時，他選擇把日本領事館的印章留給了難民，讓他們來繼續(xù)他無法完成的工作。呼嘯而過的列車窗外，猶太難民在呼喊：“我們不會忘記您。我們會再見！”

據(jù)不完全估計，他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里，共發(fā)放了約4，500張手寫簽證，受益者約6，000人。占當時立陶宛全國猶太人的1/3 。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杉原千畝成為戰(zhàn)俘，與家人在收容所待了一年，1947年，47歲的杉原奉召自歐洲回國后，定居于神奈川縣藤澤市，被日本外務省誤解為違抗命令與猶太人金錢交易而革去一切職務。正值壯年期的他離開政府部門后便一無所有。自此過著困苦生活，其家人亦接二連三的去世。為了養(yǎng)家糊口，他只能自謀出路。10多年間，他輾轉更換了數(shù)項職業(yè)，生活極不穩(wěn)定。直到1960年才因扎實的俄語基礎，謀到一貿易公司駐莫斯科事務所所長的職位，從此得以與家人再度過上旅居海外的生活。

1968年，當年的一名幸存者，Joshua Nishiri，成為了以色列駐日外交官，設法聯(lián)系到了這位近三十年前的救命恩人。這之后，越來越多的幸存者到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為杉原千畝作證，他們沒有忘記當年火車邊的承諾。

1975年，僑居國外15年的杉原回到日本，定居鐮倉，和家人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1983年，他在臥病在床的情況下，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書中詳細敘述了自己當年發(fā)放簽證給猶太人的真相始末。

1985年，以色列政府經調查核實這一事實后，授予他“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稱號，這是以色列人對那些冒著性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生命的非猶太人的尊敬和感激，他們的名字被鐫刻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里。

以色列政府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國家公園——杉原千畝公園，紀念這位在二戰(zhàn)當中拯救過幾千名猶太人的日本駐蘇聯(lián)立陶宛領事館領事，并在耶路撒冷山崗上為他建起了一塊表彰碑。

1986年7月31日，這位被譽為“日本辛德勒”的老人因心臟病，以86歲的高齡辭別了人世。

1991年3月，原蘇聯(lián)的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3個海灣國家相繼宣布獨立后，外務省在調查這些國家與日本之間的歷史交流檔案時，首次發(fā)現(xiàn)了杉原的功績與當年被罷官的史實，并迅速做出了謝罪決定。不久，外務大臣中山太郎在以色列訪問期間，又代表日本政府向以色列人民表述了“我們以他自豪”一語；同年10月3日，外務省政務次官在外務省公館宴請了杉原的遺孀杉原幸子夫人，正式向她謝了罪。

1992年，日本時任總理宮澤喜一在國會上公開頌揚了杉原的人道主義精神；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第二大城考那斯的“杉原街”與小行星25893以杉原為名。

2000年10月，日本外務省于外交資料館設立紀念碑，稱贊杉原為“具有勇氣做出人道行為的外交官”。杉原的故鄉(xiāng)岐阜縣加茂郡八百津町設立了杉原千畝紀念館，開辟了一座“人道之丘”公園，并為他樹立了一座銅像。

2005年10月，日本電視臺播出《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的故事：來自日本的救命簽證》（日本のシンドラー杉原千畝物語?六千人の命のビザ），由反町隆史飾演杉原千畝。

1998年起，以色列和立陶宛先后為杉原千畝發(fā)行了紀念郵票；在美國波士頓，一座由猶太人募款所建的杉原紀念碑也于2000年4月30日舉行揭幕典禮。紀念碑上刻著《舊約圣經-撒母耳記》一節(jié)，并添記“杉原氏所發(fā)放的簽證拯救了6000名猶太人的性命，并成為后世3代36，000條性命的起源”。據(jù)悉，今后他們還將繼續(xù)募款，以設立專項基金，并擬籌建杉原紀念館，以在每年舉行相關的紀念活動。

2015年6月18日，日本岐阜縣八百津町18日宣布，將為已故外交官杉原千畝手寫的“救命簽證”及其相關資料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杉原千畝 Sugihara: Conspiracy of Kindness?(2000)

日本的辛德勒杉原千畝物語 救命的六千人簽證 日本のシンドラー杉原千畝物語?六千人の命のビザ?(2005)

杉原千畝 杉原千畝 スギハラ チウネ?(2015)

對于杉原千畝救助猶太人的行動，坊間還有另一種說法：“日本辛德勒”徒有虛名。

首先對杉原千畝的故事提出質疑的是美國波士頓大學著名猶太教授希勒爾·利文。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杉原千畝生前對自己到底救過多少猶太人說法不一，有時說幾千人，有時說幾萬人，最多的時候甚至說有10萬人，可最終出來為他作證的猶太人卻寥寥無幾。此外，這些感人的故事大多是杉原千畝妻子的一家之言。

于是，利文教授決定把真相弄個水落石出。為此，他埋頭于世界各地的二戰(zhàn)檔案館，翻查當年的原始資料和公開報道，又奔波于立陶宛、俄羅斯、以色列、日本和美國之間，尋找當事人和與杉原千畝相識的人，終于獲得了許多第一手資料，并出版了專著《尋找杉原千畝》。在書中，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確實救了一些猶太人，但絕對不像杉原千畝妻子說的那樣——“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因杉原而得救。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資料顯示，在整個二戰(zhàn)期間，最多有2139個猶太人從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獲得了簽證，而這些簽證中有多少是杉原千畝親手簽發(fā)的，不得而知。

此外，利文教授認為，杉原千畝并非不顧日本政府的禁令給猶太人頒發(fā)簽證，而是“奉命行事”。日本政府密令杉原千畝向某些“日本用得著的猶太人”發(fā)放簽證。所以，向猶太人發(fā)放簽證與杉原千畝的良心毫無關系。

利文教授的這本著作甚至導致了一場官司。杉原千畝的家人認為書中的很多內容失實。面對指控，利文教授說，他書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經過認真調查、核對的，他寫書的目的是想說明，杉原千畝是一個平凡但客觀上對猶太人有恩的人，卻不是杉原千畝家人口中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