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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的英國造園界并不只有布朗的自然式風景園一種流派，與他同時代的威廉·錢伯斯就是他的一位堅定的反對者，在他的大力推動下，英倫大地上又出現(xiàn)了另一種風格———繪畫式園林。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兩種風格各領(lǐng)風騷，各自向世人展現(xiàn)著自己的風采。威廉·錢伯斯于1723年出生在一個蘇格蘭富商家庭，家境較為優(yōu)越，由于父母在瑞典經(jīng)商，無暇照顧他，他12歲時就被送往英格蘭一所學校學習，四年以后回到瑞典，子承父業(yè)，在當時的東印度公司任職。由于在公司主要從事對外貿(mào)易，因此，威廉·錢伯斯經(jīng)常出差，他也因此游歷了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許多國家。但是，經(jīng)過數(shù)年工作之后，威廉·錢伯斯發(fā)現(xiàn)自己對建筑、園林越來越感興趣，他甚至利用業(yè)余時間搜集了大量的有關(guān)中國建筑資料并匯編成書。1749年，威廉·錢伯斯終于不顧家人的反對，辭掉了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對建筑的研究中去。隨后幾年中，他先后在法國、意大利求學，學成后回到英國擔任了英王喬治三世的建筑師，隨后又為皇太后設(shè)計建造了歷史上著名的皇家植物園———邱園，一時間聲名顯赫。在其后的歲月里，錢伯斯除了進行一些園林設(shè)計之外，還出版了一些書籍，如《邱園庭院和建筑的平面、立面和透視圖集》、還有《東方造園論》等書，通過它們來表明自己的造園思想和風格。1796年，73歲的威廉·錢伯斯在英國去世。

威廉·錢伯斯最著名的代表作理所當然的就是邱園了，這座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園是錢伯斯式風格最佳體現(xiàn)。錢伯斯對中國園林非常熱愛，他不僅在邱園中建造了著名的中國塔和孔子小屋，而且邱園中某些局部的規(guī)劃也具有相當程度的中國特色，在水面以及池岸處理上尤顯突出，兩者之間過渡自然，也反映出英國自然式風景園與中國傳統(tǒng)園林對水面的處理在某些地方還是有相似之處的。同時，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樣，錢伯斯一直對布朗式的自然風景園持批評態(tài)度，他認為布朗設(shè)計的自然式風景園過于自然，充其量只是在自然的基礎(chǔ)上稍加改造而已，完全沒有體現(xiàn)出造園者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來，毫無藝術(shù)價值可言。按照他的想法，真正動人的園林應(yīng)該源于自然，但要高于自然，要通過人的創(chuàng)造力來改造自然，使其成為適于人們休閑娛樂之處。錢伯斯還非常重視色彩在園林中的獨特作用，并首先將這種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

邱園中那如茵的綠草地，點綴其間的鮮艷的花卉，佇立一旁的深色調(diào)的參天古木組合在一起顯得相當協(xié)調(diào)，充分體現(xiàn)錢伯斯獨特的藝術(shù)感覺和創(chuàng)造力。其實，錢伯斯也追求一種畫意，但和布朗追求的不同，他追求的是一種充滿野趣、荒涼、憂郁、懷舊的情調(diào)，并最終開創(chuàng)了屬于他的繪畫式園林時代和其他造園家相比，威廉·錢伯斯是當時歐洲很少見的比較了解中國園林藝術(shù)的造園家，正是由于他的努力，18世紀的歐洲刮起了一陣追求東方式園林情調(diào)的旋風，雖然后來無疾而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錢伯斯確實對東西方造園藝術(shù)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威廉·錢伯斯和他那充滿懷舊情調(diào)和東方韻味的繪畫式園林永遠與他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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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末，尤其是18世紀，關(guān)于中國的工藝品和建筑、園林設(shè)計，在歐洲大陸，同時在英國，均已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而且出版了不少專著。西方藝術(shù)史家及中西文化關(guān)系研究者已基本達成共識，即中國的建筑和工藝品直接促成了歐洲的“羅可可”（Rococo）風格；而中國的園林也直接對發(fā)源于英國的“英華園林”（Anglo－ChineseGarden）產(chǎn)生影響。威廉·錢伯斯（1726－1796）在歐洲（甚至包括在英國）遠不是傳播中國建筑、園林藝術(shù)的第一人，但他的影響卻舉足輕重。錢伯斯的父親是蘇格蘭商人，兒子開始也子承父業(yè)。他16歲時以一艘東瑞典東印度公司船只的押運員身份來到遠東，20歲時再度前來。隨后，他放棄商業(yè)，赴意大利和法國學習建筑。在他投身于建筑業(yè)前，錢伯斯曾在廣州呆過數(shù)月。德國學者利奇溫在其1925年出版的《歐洲與中國：18世紀的知識和藝術(shù)接觸》里說：“在他的后半生，他以英王建筑師的身份再度前往遠東，并為后來出版的《論東方園林》帶回了觀點。”其后的絕大多數(shù)研究者據(jù)此推斷他曾兩度來華，但當代學者法國的德特利（MurielDetrie）及美國的鮑爾德（R.C.Bald）對此表示懷疑或異議。后者的理由比較充分：錢伯斯本人及其傳記作家并未明確提及。

在這數(shù)月里，錢伯斯在廣州走訪了不少的家庭、庭院和藝術(shù)家，并做了大量的測繪工作。這些工作均出自當時還是業(yè)余愛好者的錢伯斯之手，而且工作條件極其惡劣，不能不令人驚嘆。在《中國建筑、家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shè)計》（DeignsofChineseBuildings，F(xiàn)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Utensils）正文的第一頁，作者在注解里就坦言：“在中國要很精確地測量公共建筑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那些民眾對陌生人百般刁難，扔石子或進行其他方式的侮辱�！�1755年，錢伯斯經(jīng)在巴黎、羅馬深造后，回到英國，定居倫敦從事建筑業(yè)，并最終得到英王喬治三世的賞識，這奠定了他在這個行業(yè)的地位和發(fā)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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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中國建筑、家具、服飾、機械和生活用具的設(shè)計》在倫敦出版。這本“前言”4頁、“正文”19頁、“附圖”21幅總共不足50頁的小冊子，其貌不揚。之所以被多次再版、轉(zhuǎn)載，影響重大，人們不能不想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尚盛極一時的“中國熱”（Chinoiserie，也譯為“中國風”）。關(guān)于“中國熱”以及中國的工藝品、建筑、園林等藝術(shù)及其對歐洲的影響，中外的研究論著如集中起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足以擺成一個圖書館。對以上藝術(shù)門類均屬“門外”的筆者，還是老老實實對這兩部作品做些文本分析，看看一個曾經(jīng)到過中國的英國建筑師關(guān)于中國藝術(shù)的敘述特性及其評價。有趣的是，18世紀英國大文豪、錢伯斯的朋友約翰遜博士為本書的前言開了個頭：避免贊譽不及或贊譽過頭均很困難。對中國的學問、政策和藝術(shù)的一貫溢美之詞說明了新奇對注意力的吸引有多大，敬重膨脹為仰慕是多么自然。我絕沒有廁身于眾多的中國之優(yōu)秀的夸張者行列的意圖。他們僅僅相對于鄰國是聰明偉大的；絲毫沒有想要讓他們與人們這一邊世界的古人、今人相比。但是，他們作為一個非常獨特的種族，作為一個與所有文明國家隔絕的地域的居民，肯定值得人們的關(guān)注。他們在無從模仿的情況下，形成了自己的習俗，發(fā)明了自己的藝術(shù)。

約翰遜博士無疑為錢伯斯在評價中國時定下了基調(diào)，即中國文明成就之偉大不過是地域性的，不能與歐洲同日而語。這就與當時大多數(shù)耶穌會士和法國思想家的看法有較大不同了。人們暫且避開評價不論，看看錢伯斯本人是如何點明他出版“少作”的原因的：“可能在制止整日里假中國之名興濫造之風方面能發(fā)揮些作用�！痹谧髡呖磥�，道地的中國貨至少有原創(chuàng)性，而“濫造之風”刮的無非是憑空捏造，或抄自那些瓷器和窗紙上的變了形的造型。也就是說，錢伯斯當時看到在英倫三島上正如火如荼、泥沙俱下的“中國熱”，想憑借他在中國的實地觀察、大量速寫及精確描寫來給予正本清源。

錢伯斯覺得中國的建筑與古希臘羅馬的建筑、生活用具有不少令人驚奇的契合點，但它們之間顯然不可能相互借鑒。但是，作者馬上就此打住，說：“我雖出版關(guān)于中國建筑的著作，但千萬別懷疑我有推廣其品位大大低于古典，同時又不適合人們氣候的中國建筑的野心。”但他又說：“雖然中國建筑并不適合歐洲的需要，但是，在建造大型的園林或?qū)m殿時，為了多樣化，運用中國風格建一些二、三流的景色和房舍也許很合適�！憋@然，在作者的心目中，中國的獨特性、樸實性和美感是可以作為歐洲建園林的調(diào)劑、補充的，就像他的“建筑里的玩具”這個比喻。以上就是這位御用著名英國建筑師對中國建筑的定位看來，英國人對東方文化的吸收，照樣有像中國人那樣較強的“體”、“用”之辯。

作者還特別提到中國的生活用具和機械。認為前者構(gòu)思巧妙、形式樸實而雅致、裝飾自然而有分寸，頗有古典之風。但是，它們還是缺乏古典及現(xiàn)代歐洲一些作品的高雅之氣，原因是中國人在實用部分的設(shè)計上顯得遜色。關(guān)于機械，他認為中國遠遠落后于歐洲，這倒與18世紀以降歐洲人的看法驚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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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挺有意思，而且很值得注意，即當時流行的“羅可可”之風以及“英華花園”，均是對注重“形式、規(guī)律、高雅”的古典主義的反撥，但錢伯斯反而處處用“古典”作為衡量中國建筑等藝術(shù)的標尺。在“前言”的最后，作者提到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議他不要出版這部關(guān)于中國建筑的專著，原因是“它將使我作為建筑師的名譽受損”。在英國社會追逐來自中國的瓷器、茶葉、窗花之時，一個出版根據(jù)實地測繪并配以精確文字說明的中國建筑作品的英國建筑師，將冒被看作“對自己職業(yè)無知”的風險，簡直不可思議。但這恐怕正說明了正步入現(xiàn)代社會的英國18世紀思想言論的多元并存，至少職業(yè)人或文化名流與普通民眾的審美情趣和世界觀是很不相同的。

本書的最后一章題為《中國人設(shè)計園林的藝術(shù)》（“OftheArtofLayingOutGardensAmongtheChinese”），在19頁正文里占了差不多滿5頁的篇幅，但并未專門附圖例。這是惟一的錢伯斯給予毫不保留贊美的中國藝術(shù)。他說：“中國人在園林設(shè)計方面技藝高超。他們那方面的品位很高。人們英國在那方面也已經(jīng)做了不短的努力，但并不太成功。”因此，為了指導英國的園藝師們迎頭趕上，他在這方面所費的筆墨并不少于其專業(yè)建筑。關(guān)于中國的園林設(shè)計，也許錢伯斯意猶未盡，也許他另有圖謀，在他的“設(shè)計”出版15年后，即其事業(yè)處于鼎盛時期的1772年，錢伯斯出版了《論東方園藝》（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這部論文篇幅也不大，連同前言在內(nèi)才有32開本94頁。（其實，錢伯斯的兩部專著從外觀上均很像18世紀流行的論戰(zhàn)性的小冊子或“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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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的長達10頁的前言，人們可以看出其寫作或出版動機：一、對當時流行于英國的園藝風尚進行徹底的批判；二、對其競爭對手的攻擊。“一門與人們娛悅的重要方面息息相關(guān)的藝術(shù)，在人們這邊的世界里竟沒有一個博學之士參與其中，這不是很奇特嗎。在這個島嶼，一個精于沙拉菜的種植而疏于裝飾性園林的設(shè)計原則的菜園子種植人竟被賦予此任。人們無法想象，一個把精力都浪費在勞作上的大老粗，能在這個精細困難的追求上走多遠�！憋@然，錢伯斯對于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英國園林藝術(shù)家布朗（LancelotBrown，1715－83）真是惱怒成羞，幾近于罵街了。難怪，名列其第一本專著“訂閱者名單”的英國作家及著名社會評論家沃爾浦爾（HoraceWalpole，1717－1797）評論道：“我讀了錢伯斯的書。它比最低劣的中國窗紙更屬粗制濫造，而且是用來野蠻報復布朗……錢伯斯的書本是用u2018裝飾性園藝u2019而非u2018東方園藝u2019的名字來流傳的。”在沃爾浦爾看來，《論東方園藝》決非像他的第一部那樣嚴肅的專著，只不過是借當時流行的中國園林藝術(shù)之名實行其文學策略而已。簡單地說，錢伯斯的這本貌似論文的著作其實與早十幾年前出版的借他人之口攻擊當時英國社會的哥德斯密《世界公民》是一路貨。

當然，據(jù)筆者的閱讀，本書雖然具有以上背景，但錢伯斯對當時已成為當然準則的根本排斥藝術(shù)加工的“自然式”園藝心懷的憂慮，以及他所希望的英國園藝走出一條自然與藝術(shù)交融和諧的道路，還是躍然紙上。這種寄托，就不是什么個人恩怨或社會批判策略可以道盡了。說到底，蘊涵于此論文中的思想是與他15年前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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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丘園中國式塔錢伯斯設(shè)計、建造的建筑物保存至今的有：

倫敦丘園中的中國式塔

倫敦黑石南寶塔園的中國式塔

為布克留公爵、公爵夫人建造的三層中國式樓閣

倫敦索默塞大廈（SomersetHouse）

都柏林三一學院小教堂和劇院

1759年著《土木工程論》

1773年著《論東方園林》

1796年錢伯斯在倫敦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