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年（1888-1913），字季彭，別字百一。他是任氏四兄弟中的老幺。清光緒三十年（1904），他和三哥任鴻雋一起從墊江到重慶，入重慶府中學堂讀書。

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在成都府中學堂教書，并資助其三哥任鴻雋東渡日本深造。期間，革命黨人卞小吾在清政府獄中遭折磨而被害，他氣憤不已，猛烈抨擊清政府的殘酷迫害。成都府衙欲抓捕他，他便亡命天涯，輾轉到了上海，在川人幫助下，于1908年初赴日本，并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4月，革命黨人準備在廣州發(fā)動黃花崗之役，他知悉后立刻變賣自己一切可變現(xiàn)鈔的物品書籍來籌集軍費。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他和三哥一起歸國，在滬川人商議成立蜀軍時，他任蜀軍秘書，馬上奔赴武昌前線和北洋軍隊作戰(zhàn)。當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他也被聘任總統(tǒng)府秘書，由于他個性豪爽壯烈，被孫中山和同仁們親切稱呼之“巴縣任”。

任鴻年的文稿《百一齋詩文集》、《鹡鸰風雨集》整理印刷。

受孫中山之托，任鴻年撰寫《建國方略》。1912年3月，他隨蜀軍回四川，仍任秘書，并任中國國民黨重慶評議部部長。4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他擔任重慶《新中華報》主筆，繼續(xù)鼓吹共和。特別是對袁世凱篡權，使他對時局產(chǎn)生困惑，因其三哥任鴻雋出國留學尋求救國之路，也使他決心再次出國求學的夢想。民國二年（1913）初，天津同盟會機關報《民意報》邀他主筆時政。3月，他路經(jīng)上海北上時，恰遇袁世凱政權殺害宋教仁，憂憤不已。到了天津，他馬上和在津的同盟會員會晤，分析形勢。當?shù)弥�在日本結識的好友、同盟會會員雷鐵崖潛在杭州白云庵，那里已是南方革命黨人的一個重要據(jù)點，于是他趕到杭州，與雷鐵崖相敘；而同盟會會員吳玉章往返京滬，秘密聯(lián)絡革命同志，聞訊后也到杭州，三人縱論形勢，痛感革命低潮。因此，他曾兩次欲以死抗爭，喚醒國人奮起反袁，但因《建國方略》尚未完稿，于是他也在西湖邊深山處覓屋，著書益勤，苦長言不足。

當《建國方略》中“最近之四川”一章寫就，他終于完成了孫中山的革命囑托，平靜地走到（杭州）煙霞洞翁家山頂?shù)睦淆埦�（葛洪井），將眼鏡、手杖、絕命書等放在井旁，從容投井，那是1913年6月30日凌晨。遺體第二天被發(fā)現(xiàn)，其二哥任鴻澤從重慶趕至杭州，與韓礪生、雷鐵崖等會同，著手料理后事，7月22日，葬於白云庵渠旁，雷鐵崖撰碑文，章太炎書碑碣。[1]

當《建國方略》中“最近之四川”一章寫就，他終于完成了孫中山的革命囑托，平靜地走到（杭州）煙霞洞翁家山頂?shù)睦淆埦�（葛洪井），將眼鏡、手杖、絕命書等放在井旁，從容投井，那是1913年6月30日凌晨。

7月22日，葬於白云庵渠旁，雷鐵崖撰碑文，章太炎書碑碣。任鴻年以死抗爭反袁世凱保衛(wèi)共和的斗爭起了作用。其二哥任鴻澤出資將任鴻年的文稿《百一齋詩文集》、《鹡鸰風雨集》整理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