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的邱思達先生不善交際，淡泊名利，他能從洋洋大觀的古錢中辨別其真的，但到流通領域中去評估價值，卻是一無所知。他的收藏主要是致力于研究，致力于寫作，從未想過借此生財。邱思達先生現已在家，身居斗室，腰無分文，他每天著書立說，致力于中國古代錢幣的研究，正像他自己所講的那樣：“我以為收藏的目的在于寫作，為開拓錢幣學的研究領域，大家共同努力！”邱思達先生曾經說：“我一生中最達的幸事，是將傾注我和父親兩代人心血收藏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發(fā)行的貨幣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填補了中國紙幣藏品中缺少中國共產黨早期紙幣的空白�！�

邱思達收集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錢幣，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1927~1937年）各革命根據地銀行發(fā)行的紙幣和布鈔，以及中央蘇區(qū)、湘贛區(qū)（井岡山）、湘鄂贛區(qū)、鄂東南區(qū)、閩浙贛區(qū)、鄂豫皖區(qū)、湘鄂西特區(qū)（洪湖區(qū)）、川陜區(qū)及后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區(qū)的各種紙幣和布鈔，早在解放初期已屬鳳毛麟角，有的藏品已成“孤品”。更難當可貴的是，這些藏品中有些是基本成套的，如湘鄂西特區(qū)（洪湖區(q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湘鄂西特區(qū)分行”1931年發(fā)行的壹角、貳角、伍角、壹元4種。湘贛區(qū)（井岡山）及鄂東南區(qū)在此期間發(fā)行的紙鈔均有完整的一套，這些紙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事時期的金融狀況。在眾多的藏品中，有兩枚是1927年湖南“瀏東平民銀行”發(fā)行的五角臨時兌換券及貳角信用券。這兩枚是最早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紙幣。紙幣上分別印有“打倒資本主義、消滅軍閥”的口號。革命初期紙鈔發(fā)行時有這樣一種規(guī)定，每發(fā)行一種新券時便將部分舊券收回。如宜春、萬載、平江、瀏陽等地區(qū)發(fā)行于1931年的紙幣，在1932年~1933年被收回銷毀；1932年“鄂東工農銀行”發(fā)鈔，曾收回1931年大治、大鳳、湖市、沿河各行發(fā)行的票幣，由此可見收集老區(qū)1930年~1931年間紙幣的難度了。歷經父子兩代人的心血，邱思達的藏品品種之多，內容之廣，可謂大觀。

在邱思達的藏品中，有1933年發(fā)行的各種布幣，如大別山區(qū)“鄂豫皖經濟會流通券”及“川陜蘇維埃工農銀行”，由紅、藍、白等不同顏色的布印制而成。還有1936年發(fā)行于陜北神府地區(qū)的“神府特區(qū)抗日革命委員會銀行”的布質幣。這些寶貴的收藏，為當今研究中國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的金融史，提拱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這些珍品能夠可留至今，邱家兩代人功不可沒。因此，每一件珍品的背后，都隱藏著一個動人的故事。

1961年，剛屆而立之年的邱思達，在和一個外地友人的通信中得知，友人手中的一枚1930年鄂豫皖蘇維埃工農銀行發(fā)行的“貳角”面值的紙幣。當時邱思達欣喜若狂，不惜以自己心愛的咸豐年間發(fā)行的銀票交換。誰知，多年以后，這位友人來津見到邱先生卻大訴其苦，正是因為那枚大清銀票，這位收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皇親國戚”，多次挨斗。而邱思達和妻子在“文革”中也迫于形勢銷毀了大量的中國古錢幣，唯獨將早期政權的紙鈔藏在枕頭里，掖在床下，才躲過了場浩劫。邱思達藏有一枚面值壹元的中華民國21年（1932年）的東北民眾自衛(wèi)軍通用鈔票。這是邱老的朋友、原東北電影制片廠的導演徐楓從一位東北老鄉(xiāng)的手中得到的。一位東北老太太，將這枚紙幣疊成幾折縫在被大里，才得以保存下來。文革后期，上海博物館征集中國共產黨中早期錢幣的消息，使邱老非常激動，他早就有一心愿：有朝一日將這批珍貴的約鈔貢獻給國家，留給后人。

那些日子里，邱老每天晚上在燈光，將這些紙幣鋪在床上，由于高度近視，他將眼睛幾乎貼在紙幣上，一枚一枚地仔細查看，對一些破損的票面，加以整理，修補一新。當他用雙手捧著這些紙幣將其移交給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時，邱老激動了，只見分嘴唇抖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內心既有留戀，但更多的是興奮。

在不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北伐戰(zhàn)爭時期貨幣一節(jié)中，開卷幾篇標有四星級的藏品，均為邱思達所捐獻，且部分藏品被有關專家鑒定為稀有珍品。正如有的專家所言：如果《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中，缺少了邱思達先生捐獻的這些藏品，那將是巨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