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鄗鼎[約公元一六八一年前后在世]字彪西，山西洪洞人。生卒年均不詳，約清圣祖康熙二十年前后在世�？滴趿�年（公元一六六七年）進士。闡明絳州辛全之學，養(yǎng)母不仕，閉戶讀書。

　　范鄗鼎與應(yīng)為謙、李颙以理學著于南北。設(shè)立希賢書院，置學田贈學者，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jīng)。十八年，（公元一六七九年）薦舉“博學鴻儒”，以母老辭。鄗鼎著有五經(jīng)堂文集五卷，三晉詩選一卷，語錄一卷，（均清史列傳）又以祖宏嗣有晉垂棘編，作續(xù)編十九卷，并行于世。

　　鄗鼎著有五經(jīng)堂文集五卷，三晉詩選一卷，語錄一卷，（均清史列傳）又以祖宏嗣有晉垂棘編，作續(xù)編十九卷，并行于世。

       20世紀30年代，徐世昌先生主持編纂《清儒學案》，以山西理學名儒范鄗鼎列于該書卷28，題名《婁山學案》。徐先生謂：“三晉理學，最稱敬軒，復元辛氏，實衍其緒。婁山祖父，皆游辛門，淵源既有所自，復能 顓精壹意，講學不倦，巍然為清代山右儒宗�！独韺W備考》一書，亦夏峰《宗傳》之亞也。述《婁山學案》�！�  [1]徐先生以范鄗鼎彪西為清代山右儒學開派宗師，名副其實，洵稱公論。以下，謹將范先生學行及三種《理學備考》大要稍事梳理，敬請方家大雅賜教。  

　　范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先生，山西洪洞人。生于明天啟六年（1626），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享年80歲。

　　山右為理學之邦。明初，薛瑄倡學河東，悃愊無華，篤守朱子，影響有明一代理學甚巨。當明末季，辛全崛起晉中，近承薛瑄，遠紹朱子，以所著《養(yǎng)心錄》而作育一方人才。鄗鼎祖弘嗣，字竹溪，父蕓茂，字丹虹，俱及辛氏之門受學，理學傳家，祖孫接武。蕓茂孝友誠篤，尤能力行辛氏所教執(zhí)敬之學，明亡不出，卒于家。鄗鼎自幼秉承庭訓，服膺辛氏學說，步趨父祖，讀《毛詩》，好《左傳》，兼擅五經(jīng)。順治二年（1645），以五經(jīng)應(yīng)試，翌年即名列副榜，八年（1651），舉鄉(xiāng)試。十八年（1661）春，在京應(yīng)禮部試，本已中士，未待發(fā)榜，“抱病先歸” [2] �？滴跞�年（1664），因病未赴殿試。六年（1667），成進士，名列三甲，歸班候選。十三年（1674），以母老奏請終養(yǎng)，奉旨允行。從此養(yǎng)母不仕，承歡菽水，不異孺慕。  

　　鄗鼎蟄居鄉(xiāng)里，閉戶不入城市，承父祖遺志，留意鄉(xiāng)邦文獻，輯刻嘉言懿行。早在順治十二年（1655），鄗鼎讀其祖所輯《三晉正學編》，即已漸悟：“人不為理學，將為何如人？文不為理學，將為何如文？”于是由辛氏學入門，進而究心濂、洛、關(guān)、閩諸先生學，“知淡八股而嗜理學”，“知主河津而輔余姚”。 [3] 終養(yǎng)之后，先以五經(jīng)書院，繼建希賢書院，設(shè)講堂，置學田，聚徒授業(yè)，“合舉業(yè)、理學而一之” [4]，以轉(zhuǎn)移一方風氣。  

　　自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起，范鄗鼎振興一方儒學的努力引起山西地方當局重視。十七年正月，清廷詔舉博學鴻儒，鄗鼎因之而列名薦牘。一如先前告養(yǎng)，此番仍以高堂色養(yǎng)，堅不就征，三上呈詞，重申“既列終養(yǎng)，不宜出仕”，斷不可“破終養(yǎng)之例，行欺罔之私”，以“鼎一人而玷國典” [5]。一時儒林，取鄗鼎與陜西李颙、江西魏禧、浙江應(yīng)撝謙并稱，有“商山四皓”之比。  

　　康熙十七年以后，為表示對清廷崇儒重道國策的擁戴，順應(yīng)開館纂修《明史》的需要，鄗鼎開始結(jié)撰《明儒理學備考》，以表彰明代理學諸儒學行。訖于康熙四十年，主要精力多用于《明儒理學備考》、《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纂輯之中。二書告成，自康熙四十一年起，又致力清初理學諸儒學行的表彰。其間，輯刻鄉(xiāng)邦賢哲著述，董理大儒嘉言懿行，則始終如一，盡心盡力。據(jù)康熙三十八年夏《五經(jīng)堂既刻書目》記，截止是年，鄗鼎輯刻圖書計有《御制勸善要言》、《三晉語錄》、《重訂晉國垂棘》、《三晉詩選》、《薛文清讀書全錄》、《辛復元四書說》等，凡30余種，數(shù)以百卷之多。

十一月初四日，在洪洞召見鄗鼎，鄗鼎進呈《明儒理學備考》、《明儒廣理學備考》，并奏正結(jié)撰《國朝理學備考》，行將刻竣。圣祖為之欣然，賜手書“山林云鶴”四大字。年屆耄耋，抱病著述，最終將鄗鼎晚年心血耗盡。四十三年歲杪，補輯《國朝理學備考》費密學行資料擱筆，即于翌年溘然長逝。  

范鄗鼎一生，以振興三晉儒學為職志，“不別宗派，不分異同” [6]，光大理學，鞠躬盡瘁。故世之后，門人私謚文介先生，從祀鄉(xiāng)賢。所著序記、書札、傳狀等，輯為《五經(jīng)堂文集》刊行�！睹魅謇韺W備考》、《廣明儒理學備考》及《國朝理學備考》，則不脛而走，流傳有清一代，至今猶為董理理學史學人所重。  

兩部《明儒理學備考》  

　　鄗鼎著《明儒理學備考》，肇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關(guān)于是書之撰述緣起，卷端《凡例》首條言之甚明：“聞喜朱小晉（諱裴）先生，序小刻《紀略》曰：u2018予向在臺中上封事，有請修《明史》一疏，奉有諭旨。同官顧西巘（□□）先生，有請增從祀一疏，部復可其議。u2019鼎觀近日，又有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jīng)》之典，私喜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學，非一日矣” [7]。綜觀此條所言，鄗鼎修書之舉，緣由主要有三：一是廷臣開館纂修《明史》的呼聲，二是朝中新增從祀大儒之議，三是清廷崇儒重道，留心理學決策的日趨明朗。  

　　緣起既明，如何將撰述宗旨付諸實施，便成一關(guān)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鄗鼎有一始終恪守的信念，即“學問只怕差，不怕異” [8]。也就是說，學問只怕背離正道，出現(xiàn)偏差，而不怕存在認識的不同。具體到有明一代從祀孔廟的四大儒而言，鄗鼎認為，薛瑄、胡居仁之學為一類，王守仁、陳獻章之學為另一類。若再加細分，則四家之學皆可各為一類。然而盡管路數(shù)不同，卻未可軒輊，四家實是相輔相成。鄗鼎的結(jié)論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 [9]秉持此一宗旨，鄗鼎于明清之際諸多理學史著述的偏頗提出批評，指出：“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派，孰為支流，孰為正統(tǒng)，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10] 因此，《明儒理學備考》一反其道，“書名《備考》，待人以恕”，“不敢云宗，聊以備考焉耳” [11]。  

　　由康熙十七年正月始撰，至十九年十月第二篇序文脫稿，《明儒理學備考》初步編成。二十年，是書首次付梓。書凡16卷，卷1至6系輯錄辛全《理學名臣錄》而成，卷7至10為孫奇逢《理學宗傳》之傳記摘編，卷11至16乃鄗鼎本辛、孫二家意，博采諸家傳記所作續(xù)補。據(jù)著者自述，所征引諸書依次為《圣朝明世考》、《名臣言行錄》、《仕國人文》、《道學正統(tǒng)》、《道學羽翼》、《圣學宗傳》、《京省人物志》及諸家文集等。

　　康熙二十八年春，鄗鼎得熊賜履著《學統(tǒng)》、張夏著《洛閩源流錄》，復取二家所錄理學諸儒傳記，將《明儒理學備考》增補為20卷。二十九年冬，黃宗羲弟子仇兆鰲，將黃著《明儒學案》總目寄鄗鼎。三十三年二月，兆鰲復遣專人送新刻《明儒學案》至洪洞。于是鄗鼎再取張、黃二書，續(xù)輯《明儒理學備考》為34卷。至此，《明儒理學備考》終成34卷定本。

　　《廣明儒理學備考》為《明儒理學備考》之姊妹篇�！秱淇肌废得鞔�理學諸儒傳記匯編，以人存學，《廣備考》則專輯諸家語錄、詩文，以言見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兩書間的這一關(guān)系，《備考》卷首《凡例》有專條說明，鄗鼎謂：“辛集止載本傳，不載語錄。孫集于本傳之后，有語錄者，或載十余節(jié)，或數(shù)十余節(jié)，言行俱存，誠為完書。余于語錄盡刪，竊取吾夫子躬行心得之意�；蛟�，六經(jīng)皆圣賢之言，此何居？余曰，續(xù)有《廣理學備考》一書，皆圣賢之言也。在后世視圣賢，非言莫傳，而圣賢在當日，先行為急。余所以分本傳與語錄而二之也，善讀者自能一貫�！� [12]可見《明儒理學備考》結(jié)撰之初，著者即有纂修《廣明儒理學備考》的計劃。  

　　康熙十九年十月，《明儒理學備考》初成，鄗鼎便著手《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結(jié)撰。至二十三年九月，《廣明儒理學備考》初編告竣，著者于《凡例》首條重申：“前刻《理學備考》，有傳者止錄一傳，無傳者節(jié)取序志，其于嘉言善行，尚多掛漏。余下愚終未得門而入也，此廣之不容已也。且前刻綱也，茲刻目也，前刻經(jīng)也，茲刻緯也，合而讀之，理學之事備矣。” [13]

　　一如《備考》，《廣備考》亦以薛、胡、王、陳四家冠于書首，領(lǐng)袖群儒。凡于著錄諸家，不分門戶，無意軒輊，旨在一致百慮，殊途同歸。鄗鼎于此有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處處皆有，物物皆然，何獨至于理學而疑之？他不具論，宋有考亭，即有象山，明有薛、胡，即有王、陳。鹿伯順解由堯舜至湯一章，有曰：u2018見知都得兩人，政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u2019。鹿公之言如此。生安勉強，殊途同歸，德行文章，百慮一致，我思鹿公，實獲我心。” [14]

《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結(jié)撰，“見一集乃廣一人” [15]，續(xù)得續(xù)刻，多歷年所。康熙二十七年正月，重訂再刻。三十一年九月，三訂三刻。爾后再經(jīng)增補，于三十三年夏，終成48卷完書，著錄一代理學諸儒凡80家。  

關(guān)于《國朝理學備考》  

　　鄗鼎一生精力，幾乎皆在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纂輯之中，用力勤苦，用心深遠。然而于當朝理學，其態(tài)度若何？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同年廷臣許三禮有書自京中來，稱道鄗鼎董理有明一代理學之功。鄗鼎欣然復書云：“蕪刻兩《備考》，原不欲使一代正學湮沒。今史館纂修《明史》，其中自有文章巨公，弟不敢望其項背。然論三十余年搜求之苦，刊刻之費，性情在此，寤寐在此者，弟亦不敢多讓也�！睍�末且告三禮，擬于日后將許氏《政學合一》諸書錄入《本朝理學》 [16]。其實早在之前四年，前輩重臣魏象樞來信，即已詢及“本朝之講理學有著作者，”準備如何處理的問題。鄗鼎就此答云：“本朝理學，有志未逮，俟明儒草草就緒，然后可漸舉也。” [17]可見，在致力表彰明代理學諸儒學行的過程中，鄗鼎已對當朝理學的梳理有過考慮。  

　　康熙三十三年，兩部《明儒理學備考》最終完成。適逢是年閏五月初六，清圣祖以《理學真?zhèn)握摗窞轭}，在瀛臺考試翰林院眾臣。試畢，命大學士張英傳旨：“你們做《理學論》，哪知江南總督于成龍是個真理學。”又明示諸臣：“理學原是躬行實踐�！� [18]鄗鼎得悉此一重要消息，至為鼓舞。因為一則康熙二十五年秋，他曾就于成龍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數(shù)度呈書山西地方當局，且于翌年春喜獲如愿。再則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刊行，根本宗旨與三立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名異而實同。第三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于答魏象樞書中，闡述過如下理學觀：“小刻《廣理學》，仍以理學為主。竊謂理學二字，必得文章、事功、節(jié)義，而學始實，而理始著，始可見之行事，而非托之空言矣。” [19] 因此，鄗鼎“私喜腐儒迂見，不悖于圣訓如此” [20]。于是經(jīng)過數(shù)年的搜集資料，《國朝理學備考》的纂修，遂于康熙四十一年秋開始。  

　　《國朝理學備考》為鄗鼎晚年的重大編纂勞作。一如前刻兩部《明儒理學備考》，著者開宗明義，即揭出本書之撰述宗旨。一是“愚論理學，但以躬行為主，非此族也，不列集中”。二是“論學歸宗，論學歸善也，雖謂前后三《備考》，同一迂見可也”。三是“但有一言一行，一念一事，合天理、順人情者，即登于冊”。四是“予之為《備考》也，內(nèi)而自考，外而考人，既望之《備考》者，并望之讀《備考》者�！蔽迨恰半S得隨錄，意無軒輊”。 [21]

　　全書所錄凡26家，依次為許三禮、熊賜履、陸隴其、黨成、湯斌、魏象樞、于成龍、李颙 、李生光、劉芳喆、王士禎、李鎧、曹續(xù)祖、王端、趙侶臺、費密、施閏章、陶世征、 繆彤、趙世麟、彭瓏、施璜、吳肅公、汪佑、竇克勤等。書不分卷，一人一編，若人自為卷，則可視作26卷。各編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為熊賜履，凡二冊，可視作上下二卷，最少則趙侶臺，僅語錄數(shù)條，寥寥兩頁。

　　是書編纂體例，與前二《備考》略異，系合著錄理學諸儒言行為一。所錄各家，有已定、未定之別。何謂已定、未定？鄗鼎于卷首《凡例》釋云：“昔刻兩種《明儒備考》，愚意既見《凡例》中。茲刻愚意同前，而小異者，有已定、未定之別。于已定者，或行狀，或志傳，或節(jié)取名篇，或妄自杜撰，謹成一篇，而并錄其著作。此其同也。于未定者，或臺閣奏疏，或山林撰述，或詩歌語錄，或論序書柬，或長篇，或短札，總錄其著作，而狀傳姑俟之他日。此其異也。” [22]若于成龍、魏象樞、陸隴其、湯斌、許三禮諸家，即屬作古論定者。其它各家，或人尚健在，或所錄資料不全，則多屬未定。  

　　凡所著錄諸儒，大體先為生平簡歷，并附鄗鼎按語，隨后則是學術(shù)資料匯編。所錄資料凡分四類，一為語錄，二為文集，三為詩詞，四為諸儒評論。

　　鄗鼎將《國朝理學備考》付梓 ，已屆77歲高齡。雖抱病山中，潛心編纂，無奈風燭殘年，不堪重荷，未待全書編成，即告賚志而歿。因此《國朝理學備考》實為鄗鼎未完之書，故而字里行間，每每可見其子 所作續(xù)補。也唯其如此，全書所錄各家，未及以年輩先后為序，頗多參差不齊。與前刻兩《備考》不同，前二書流播有年，已成定本，朝野名臣序跋，比肩接踵，同調(diào)共鳴。此書則匆匆問世，璞玉待琢，除卷首《自序》、《凡例》之外，別無其它序、跋。盡管如此，因為書中所錄均系得自各家近刻，或手自抄錄，多具文獻價值。尤其是諸儒與著者往還之若干書札，多涉一時學術(shù)消息，于知人論世彌足珍貴。他如諸家傳狀之輯錄，見聞?wù)媲�，亦可補官修史書之闕略。因此，考論清初理學，鄗鼎所著依然不失獨具之學術(sh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