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聰明過人。17歲時，跟隨五叔 李石曾到法國留學。畢業(yè)于法國巴黎大學。

1924年返國，受聘于國立北京大學，兼法文系主任，曾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全國注冊局局長、開灤礦務局督辦、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職。還擔任過中央政治會議北平分會委員、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主任委員等。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曾護送故宮文物南遷京滬，轉(zhuǎn)運重慶，歷經(jīng)艱辛。在北京、上海淪陷后，匿名居住在上海，中央圖書館來不及轉(zhuǎn)運的善本圖書也寄藏于其家�？箲�(zhàn)勝利后，將中央圖書館圖書完璧送歸政府。后任中法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948年，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逯耀東、許倬云、李敖等，都曾是其弟子。后歷兼國史館史料審查委員、編譯館編審委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在學術上時有獨特見解。執(zhí)教五十年，尤能提掖后進。

1974年3月16日病逝，享年80歲。

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理事會條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單。理事會在南京開會推定國民黨元老 李石曾（煜瀛）為理事長，精通文物典籍的 易培基為首任院長， 張繼（溥泉）內(nèi)定為副院長，他們都是理事會的常務理事。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時，院長易培基因病沒有到任。按理應該由副院長張繼來主持工作了。但院長 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釋道：“溥泉神經(jīng)，又要聽神經(jīng)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的意思。”為此 張繼很不愉快，與 易培基產(chǎn)生芥蒂。

張?zhí)�太崔振華在國民黨上層社會是有名的“河東獅吼”，她為丈夫身為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的元老，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司法院副院長并兼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居然無法操縱故宮博物院的大權而耿耿于懷，這就埋下了待引發(fā)的炸彈。

根據(jù)國民政府任命， 張繼為故宮文獻館館長， 易培基的女婿、 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為秘書長，主管辦理故宮博物院日常事務。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為“故宮盜寶案”的伏筆。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學校部署南遷，故宮博物院也醞釀著遷離北平。經(jīng)南京政府批準，北平故宮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將13000多箱古物運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為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 張繼不遺余力地監(jiān)控故宮的諸項決策。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60000元遷移費預算案和 張繼提議的文獻館由他主持遷往西安、遷移費三分之一歸他支配的提議。不料，代理行政院長 宋子文否決了北平故宮文物分運西安的計劃，要求古物全部遷往上海租界。這次赴南京請示是李玄伯親往經(jīng)辦的，于是 張繼懷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對李更加極為不滿。

憑著 張繼的資歷和在國民黨、在政府中的多項職務，在故宮前途決策上屢遭冷遇，甚至在下級面前丟了面子，失落的情緒致使他對故宮博物院的實權人物 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滿與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 張繼夫婦指使由張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多方串聯(lián)、賄買人證，指控易、李私占故宮寶物——一個彌天冤案由此羅織開來。

崔振華起訴易院長李秘書長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宮博物院1931年冬天發(fā)售一批與文史無關的物品。

事情緣自1929年春，為保證故宮文物經(jīng)費，幾位理事提出處理無關文史物品的建議并擬定章則，呈報南京行政院。根據(jù)行政院批準的臨時監(jiān)察委員會規(guī)則，1931年6月故宮博物院聘請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臨時監(jiān)察委員會，商討處置故宮無關文史物品事宜。臨時監(jiān)察委員會開會申述下列原則：一、處理的物品必須與文史無關；二、售出物品所得價款作故宮修建和印刷資用，不許別用；三、處理上述物品的辦法暫定投標、拍賣兩種。此后臨時監(jiān)委經(jīng)常開會，在具體處分物品步驟上議定為先藥材次食品、再綢緞皮貨。

不過在綢緞作價的操作上，當時為了鼓勵多銷，還規(guī)定了優(yōu)惠價，凡購貨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書長第一次買了兩、三百元的皮貨，過了一段時間，又買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規(guī)定。有人建議他再購兩、三百元，連同上兩次數(shù)目合算，超過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為了貪圖小利，真的這樣做了，結果授人以柄，成為他枉法營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為易案的第二號被告。

對于崔鄭的誣陷， 易培基決心回擊。他聘請了北平著名律師 劉崇佑作辯護人。了解到起訴必須在1934年2月3日出庭， 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著自動放棄起訴權。易本計劃1月28日從北平動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從南京打電話給易，告知一切都辦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聽信其言，2月3日沒有到庭，失去了說明真相的機會，也失去了民眾對他的信心。自動放棄申辯在客觀上給外界以心虧理屈的印象，各報紙均登載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們紛紛推測，看來易確有把柄，無顏以對法庭。這一回合，崔振華等不戰(zhàn)自勝。

但張氏夫婦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們又操縱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易、李等9人提起公訴。訴狀指控易自1929年起，“陸續(xù)將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真珠1319粒，寶石526顆，以假珠調(diào)換真珠者9606顆，以假寶石調(diào)換真寶石3251顆，其余將原件內(nèi)拆去珠寶配件者1496處；……為數(shù)甚巨，均一律占為己有……”

“七七”事變后，戰(zhàn)爭烽火從華北燃向東南。病臥滬上的 易培基年邁體弱，新病舊病一起發(fā)作。這時他的財產(chǎn)大半已被沒收，連訴訟費都難以籌措，精神上壓抑難忍，心中積憤無處宣泄，終于在上海含恨離世，終年57歲。他在終前遺囑中感嘆：“未能立時到案”，“惟有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于國內(nèi)外之觀聽者匪細。仰懇特賜查明昭雪，則九幽銜感，曷有既極！”

此時，張氏夫婦仍不罷休。易去世后，崔振華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訴，告 易培基、李玄伯、吳景洲三人。訴狀列舉該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發(fā)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沒”，還列出“侵占書畫594號，古銅器218號，銅佛101尊，玉佛一尊；秘書處裝箱南遷古物12號、圖章3號；珠寶，前案業(yè)已起訴者外尚有二號統(tǒng)由鑒定人慎重鑒定，出具鑒定書”。

此時，易案從1928年到1937年積非成是。而頭號當事人已離世，二號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著，態(tài)度畏縮，不敢力爭。直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幸存的有關當事人以為有機會重審這個案子了。不料聞知本案的卷宗丟失一空，最高法院當初認為有盜換嫌疑而封存的古物，連箱也不見了。

1947年冬天，國民黨一面發(fā)動內(nèi)戰(zhàn)，一面召開偽國大，選舉國大代表。 張繼四處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華意識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結局將對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個赦免來掩蓋強加于人的罪責，掩蓋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實之辭，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就這樣，這個沸沸揚揚長達8年的盜寶案，以聳人聽聞開始，卻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無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經(jīng)對有關知情者調(diào)查核實，這場冤案的真相才終于大白。而此時一代文物大師、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長 易培基卻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從這樁所謂 易培基故宮盜寶案，可以看出國民黨權貴在權力受到侵害時，在壓制和迫害對手上是如何瘋狂和不擇手段，也可以看出國民黨司法制度的黑暗與齷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