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人權(quán)：至情至性大純師。這篇文章是王大純先生的學生，現(xiàn)在中國地質(zhì)大學（武漢）教授張人權(quán)寫的。懷念恩師之情溢于言表。

　　1954年春，我從東北地質(zhì)學院地質(zhì)礦產(chǎn)勘查系畢業(yè)，分配到北京地質(zhì)學院水文地質(zhì)工程地質(zhì)系讀研究生，導師是克雷洛夫和王大純。

　　時光流轉(zhuǎn)如水，半個世紀過去了，迎來了大純師九十華誕，往事歷歷，思緒萬千，竟不知從何說起。

　　上世紀50年代，大純師是水文地質(zhì)及工程地質(zhì)教研室主任，還指導著7個研究生，事務繁忙，我與他接觸并不多。

　　1959年開始，王先生主持編寫《普通水文地質(zhì)學》，參與的有張咸恭、郭竹第，還有我。直到現(xiàn)在，我也沒有弄明白，為什么王先生讓我參加。那時，我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作為反面教員留校，干些繪圖之類的雜活，我想，也許是讓我繪制書中的圖件吧。后來，事情似乎并不如我所想，王先生不但讓我參與內(nèi)容的討論，甚至叫我編寫某些章節(jié)。別的地方不知道，至少在北京地質(zhì)學院，讓戴帽右派參與編寫教科書，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有一次，王先生去宿舍找我不遇，給我留了一個條，抬頭寫的是，人權(quán)：……。王先生不會不明白，“張人權(quán)”與“人權(quán)”兩者，有涇渭之分，界限之別；也許他想到了，不過，他恐怕根本想也沒想，在他看來，我無非是一個少不更事的晚輩而已。這張小小的字條，對于當時的我，卻是一縷陽光，一份溫暖。王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相識和不相識的人，經(jīng)意和不經(jīng)意的善意，使我始終相信人間自有真情在，歷經(jīng)坎坷，看盡詭譎而不變。

　　我是一個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人，往往脫離現(xiàn)實而尋求“完美”。編寫《普通水文地質(zhì)學》時，總覺得王先生得出的地下水分類“不夠整齊”。我說了自己的想法，他反問我：“為什么非得整齊，難道自然界就是那么整齊嗎？”。在編書時，我總想把一切說得天衣無縫，完美無缺，王先生告訴我一句話：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這句平平常常的話，我牢記至今。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了，王先生作為“反動學術權(quán)威”和我這個“五類分子”，一起進了“學習班”，成了“同學”。記得那是一個格外寒冷的冬天，患有氣管炎的王先生，總是包裹在嚴嚴實實的棉襖和特別寬大的圍巾之中，參與“學習”。到了收尾階段，只要承認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王先生就可以“解放”了，但是他始終想不通。在運動經(jīng)歷方面，我的“資歷”比他深，覺得他不妨接受“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就此下樓。于是，我引經(jīng)據(jù)典“開導”他，但是他一直沒有“開竅”。至于他后來是如何“解放”的，正如我如何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一樣，至今對我仍是一個謎。

　　在我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教育家。教育，對他來說，并非任務，而是與生俱來的偏好。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一說到教學，一說到學生，他的精神就來了；與學生們相聚，看看這個，聽聽那個，是他最快活的時候。他很少正襟危坐地講大道理，往往以他不經(jīng)意的言行，給你終生難忘的教益。

　　王先生的教育理念，體現(xiàn)在他所主編的教科書之中。1960年，王大純主編的《普通水文地質(zhì)學》問世，1964年修訂再版，1980年更名為《水文地質(zhì)學基礎》重新出版，1986年、1995年修訂再版。這本書在35年內(nèi)出了5個版本，內(nèi)容不斷更新和擴充，字數(shù)卻始終保持在23萬至24萬之間，在高校專業(yè)基礎課教材中，恐怕是最薄的一本。王先生認為，教科書的作用，是引導學生“深入理解與掌握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并將其靈活運用于分析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深入淺出，以少勝多，寓深邃于平實，是《水文地質(zhì)學基礎》的一貫特色。讀過這本教材的學生都有一種感覺，這本書很容易讀，卻又常讀常新。這種評價，用在王先生自己身上，倒也頗為貼切。

　　務實求真，是王先生一貫的學術風格。研究和討論問題，他討厭故弄玄虛，從不拿架子，絕不將簡單的東西復雜化。他總是瞄準關鍵性實際問題，厘清概念，深究機理，庖丁解牛，直奔主題；往往在眾說紛紜之際，一語破的。1973年，王先生對河北深層地下水資源的結(jié)論是——“基本上一潭死水”。1980年前后，天津市請王先生咨詢地面沉降問題，他的回答很干脆——“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當時的河北省委，主張大力開發(fā)深層水，“基本上一潭死水”的說法，與省委“對著干”，是“階級斗爭新動向”。當時的天津市政府，迫切希望能夠找到既開發(fā)深層水而又不引起地面沉降的辦法，“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的說法，顯然是十分掃興的。但是，王先生就是這樣“不合時宜”，實話直說。有時，我們這些弟子也挺著急，心想，您老先生就不能包裝一番，說得更“學術”、更委婉嗎？不過，從來沒敢跟他提，因為他肯定會大眼一瞪：“用得著嗎？！”

　　1970年，地質(zhì)學院水文地質(zhì)系部分老師到河南虞城“開門辦學”，教地方水利員如何“點井找水”。王先生負責講授平原找水的基礎知識——第四紀地質(zhì)。為了讓只有初中和小學程度的水利員學懂會用，王先生煞費腦筋，編寫了語言通俗、內(nèi)容嚴謹、圖文并茂的講義。那時還沒有復印機，要用透明紙畫好后藍曬成圖，虞城沒有曬圖設備，王先生和我，早出晚歸，到商丘曬圖。用的是最原始的日光曬圖板，將曬圖紙和透明圖貼緊，對著陽光，等著一張張顯影成圖。有時，出門時陽光明媚，要曬圖了，太陽卻躲進云里不出來，半天曬不成一張。前后用了幾天時間，才算大功告成�？粗鴿M腹經(jīng)綸的大教授，認認真真地做著文盲都能干的活，我倒是對“知識愈多愈反動”的真諦，有了些許領悟。

　　去商丘曬圖有個意外收獲，發(fā)現(xiàn)一家飯店的雞蛋面格外鮮美，于是，第二天還去，還要雞蛋面。等面下鍋，閑極無聊，王先生和我探討起雞蛋面鮮美的原因。我提出的假設是，一個新來的伙計，一不留神擱了一大勺味精。對于這個假設，王先生將信將疑。于是，他跟我一起認真地觀察廚師的每個動作，下面的不是原來那個伙計（不妙�。�，伸進瓶子的小勺，盛滿味精（大有希望�。�，卻又抖了一下才倒進面里（壞了�。�。經(jīng)過舌頭的檢驗，雞蛋面的味道的確大為減色。類似這樣的小事還有不少，從中可以窺見王先生未泯的童心。

　　王先生望之也嚴，接之也溫。除了教學和學術的探討，他還喜歡和弟子們談論種種無關宏旨的東西。有一次，不知怎么說起八仙過海，我連哪八位都數(shù)不過來，王先生卻一一道來，如數(shù)家珍。類似的事例，使我領略了他的博聞強記。王先生還多次說起自己驚人的力氣和飯量，可惜我現(xiàn)在只記得“很大”和“很多”了。他踢過足球，說起足球場上種種騙過裁判耳目而又十分有用的 “小動作”，細致入微，神采飛揚，顯然他曾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

　　搞科學研究，王先生是舉重若輕。談論起小事，有時他卻舉輕若重。如果覺得你講得不對，他不會“大人不計小人過”，輕輕放過；他必定先道個“不！”，然后引經(jīng)據(jù)典，對你說個明白。在與許多長者的交往中，我覺得王先生的這種做法，算得上“另類”。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喜歡下圍棋、打橋牌；在他的熏陶下，他的“老”弟子也多半有此喜好。打橋牌，我怕記牌；下圍棋，我怕算子；因此，棋牌都臭。記得有一次，與水平高出我一大截的對手下圍棋，王先生觀棋有語，旁敲側(cè)擊，我這個臭棋簍子居然大獲全勝；“扶弱抑強”的王先生，喜笑顏開，比我還要得意。

　　1985年，王先生在武漢歡度七旬華誕，與弟子們同游重建的黃鶴樓。我向王先生戲言：“如此盛典，不可無詩�！辈涣�，第二天一大早，王先生即示以七律一首：

　　黃鶴重來憶舊游，沖宵層樓飛檐流。凝翠瞰川分左右，白塔銅爐前后留。

　　云夢巨澤奔眼底，涌日大江劈神州。四八年前啜茗處，舊友新朋共聚首。

　　詩中提及的“凝翠”、“瞰川”，是黃鶴樓主樓前的配套建筑，連同“白塔”、“銅爐”，均為往昔大純師過眼的舊景。此律情景交融，意真詞切，我再次領略了王先生的舊學根底�！霸茐艟逎杀佳鄣�，涌日大江劈神州”一聯(lián)中，“奔”、“劈”兩字，隨手拈來，痛快淋漓，大氣磅礴，道出了他胸中丘壑。

　　大純師人如其名，純真，大氣，乃是性情中人。學生愚鈍，心向往之，而未能得其之什一。掛一漏萬，寫此小文，略表對師長景仰之情，并愿與諸后學共勉。

　　此文載入地質(zhì)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山高水長—王大純教授九十華誕賀文集”。2005年春寫于武漢，同年秋在杭州書成冊頁，10月14日下午于北京大純師寓所敬奉先生。書寫冊頁時，前有頌詞：

　　大哉吾師

　　純真樸實

　　百年齊眉

　　歲月永駐

　　后有跋記：

　　多年未握毛筆作書，心慌手顫，筆僵墨澀，書成為之不怡。思及大純師語“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為之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