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黨總支書記，燕京北大清華三校院系調整重要參與者謝道淵說:“自己當時很單純，領導讓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沒有什么想法，總覺得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

為“七五血案”向國民黨請愿

謝道淵是在1946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的。進學校的時候，謝道淵的夢想是當一個新聞記者，在考入燕京之前，謝道淵對文學有興趣，謝道淵的想法是先當一個跟實際接觸比較緊密的新聞記者，先積累資料，然后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但是后來謝道淵一天記者也沒當過。入校之后，學生的主要任務當然是念書，同時也參加了一些活動，逐漸地接觸到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后來就入了黨，參加了學生自治會。

1948年，東北學聯為了爭取一些基本的權利進行了請愿，當時傅作義的軍隊槍殺了請愿的一個學生，這件事情當時被稱為“七五血案”。華北學聯組織了互援會支持東北學聯，華北學聯由四個人來負責，清華一個，北大一個，師范大學一個，還有燕京的，就是謝道淵。當時謝道淵被組織上命名為互援會宣傳部的負責人。當時華北學聯和東北學聯聯合起來組成了請愿團，到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愿。謝道淵們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匯的交大校園里面開會，謝道淵記得當時先是讓東北的學生講，控訴國民黨如何屠殺學生。謝道淵們還和當時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聯系，以便能夠獲得一些物質上的幫助。后來南京的同學在那里聯系好了，謝道淵們就到了南京，住在中央大學。謝道淵們向國民黨的行政院請愿，接待謝道淵們的是國民黨政府的秘書長，姓張。那個人勸謝道淵們：“你們不要受共產黨利用，要安心讀書�！敝x道淵們則向他控訴了一番政府的罪行。

很快謝道淵們就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趕上國民黨的“八·一九”大逮捕，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就把謝道淵們轉移到了比較安全的地方。然后謝道淵就跟著燕京的入學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還差一個學期，學校就發(fā)了文憑

“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國民黨想把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奪過去，地下黨就組織學生搞競選。當時還組織了不少辯論會，當時謝道淵已經參加了組織，所以被推選為學生主席團的成員，專門負責學生自治會的工作。當時黨內的聯系都是單線進行的，聯系謝道淵的人告訴謝道淵做什么謝道淵就做什么。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當時共產黨的部隊還沒有來到北京，國民黨已經撤走了。經常有些守舊勢力沖到學校里來。學生自治會就組織了保衛(wèi)校園的活動。這個活動就是謝道淵和其他的幾個同學一起組織的。

解放前夕，解放區(qū)的學聯在石家莊開會。當時石家莊已經解放了，謝道淵和清華的王火作為北京學聯的代表到石家莊參加會議。走到良鄉(xiāng)的時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還接見了謝道淵們倆，不過當時說了些什么現在都忘記了。之后謝道淵和王火坐著那種驢子拉的車，一路到了石家莊，當時石家莊的市長柯慶施見了謝道淵們，還讓謝道淵們參加了會議，會議內容是準備全國的解放�；乇本┑臅r候，謝道淵們是跟著薄一波同志一起回來的。薄一波同志當時是華北局的書記，帶著一個排的警衛(wèi)，謝道淵和王火就是和那些警衛(wèi)一塊兒坐著大卡車回的北京。

大概是回來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趕上迎接解放軍進城。然后就是北京地下黨開會，在老師大的門里面，會上北京的地下黨員第一次公開了身份。好多當時的領導都出席了那次會議，有林彪、聶榮臻。以前謝道淵和很多人雖然認識，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黨員，這時候見了就都明白了，“噢，原來你也是共產黨員。”

參加完了會議，謝道淵回到了學校。一邊念書，一邊繼續(xù)做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因為燕京這個學校并不是很大，所以沒有團委，只是叫團總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學校里原來的團總支書記調到團市委去了，組織上就讓謝道淵擔任團總支書記，擔任了團總支書記之后，謝道淵就脫產了。當時謝道淵還差一個學期，不過最后學校還是給了謝道淵文憑。

在宗教學院推行思想改造運動

1950年，燕京原來的黨總支書記林舒晉想去搞學問，好像為此還受到了領導的批評。之后林就脫離了組織，黨總支書記也就換成了龐文第。龐文第做黨總支書記也沒有多長時間，組織上就安排謝道淵做黨總支書記。那時候，思想改造運動已經快要開始了。

沒有多久，市委派了一個工作組來到了燕京。組織上要求謝道淵也參加，謝道淵被分去進行宗教學院的思想改造工作。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學校里要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影響。在謝道淵負責的宗教學院，組織上要求謝道淵要向人們講清楚，可以允許有宗教信仰并且保護信仰自由，但是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系。

謝道淵當時就按照這個思路在宗教學院展開工作，主要是批評院長趙紫宸，不過相對于之后的種種運動，那時的批評是比較溫和的。對于其他的人只是動員他們進行了自謝道淵批評。至于具體的過程，與全校其他院系大同小異，基本上就是開會聽報告。

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些過激的人找到謝道淵談話，說從此之后不再信教了。謝道淵就跟那些人講道理，說明并不是不讓他們信教，只要割斷和帝國主義的聯系就行了。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個神學院，宗教學院整個就搬到了那里。趙紫宸也到了那里，不過一直到院系調整，為了統戰(zhàn)，組織上每隔一段時間都讓謝道淵去看望趙，問問他是否有什么要求。

院系調整，校長被調去當研究員

上級關于院系調整的文件是什么時候下達到燕京的？謝道淵還真不記得了。當時很單純，領導讓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沒有什么想法，總覺得領導的決定是正確的。院系調整開始的時候也有一個工作組，是由市委學校工作部派來的。在學校里面成立了大學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宋碩和彭珮云，具體的事務好像彭珮云負責的比較多一些。謝道淵主要是負責和北大方面進行交涉。當時北大的負責人是張群玉，是北大的書記。當時謝道淵們幾個人終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調整應該怎么進行。開會都是在沙灘進行的，張群玉給謝道淵打個電話，謝道淵就過去了，記得當時還有市委大學部的一些人。

當時討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從黨委來講，三校（北大、清華、燕京）如何很好地團結，大家怎么很好地相處，從謝道淵們干部來講就是不要有門戶之見。其他的內容實在是記不得了，但是謝道淵記得當時開會的頻率還挺高，差不多幾天就開一次。在燕京那時候，組織上已經對陸志韋作了安排，不再擔任燕京大學的校長，而是調到中科院的語言研究所去當研究員，后來他就一直呆在語言研究所。調走陸志韋，是上面有關的部門安排的，應該是比較高的部門，但是至于高到哪個級別謝道淵就不知道了。

陸志韋被調走之后，學校的工作暫時由翁獨健代理。經過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學院分到清華，醫(yī)學院、農學院都獨立出去成立北京醫(yī)科大學和北京農業(yè)大學。至于燕京，當時好像還保留著社會學，取消社會學還是后來的事情。家政學當時就取消了，宗教學院轉到了北京剛成立的那個神學院那里。這些調整當然都是教育部定的。

那時還有一個情況，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們怎么調整。北大是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留下。燕京則是有些人被調到北大，其實就是留在了他們生活的燕園，有些人則被分到了別的地方。對于這次院系調整，由于剛剛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燕京人倒是沒有表現出多少不同意見。

蘇式教育代替了燕京原來的教學院系調整之后，北大的校長是馬寅初馬老，不久江隆基被調來做學校的行政工作，實際上是負責校長的工作，馬老并不管實際上的事情。為了加強黨委的管理，當時還從部隊調來一個叫李胡的同志，級別相當高，他跟謝道淵們接觸很少，好像性格上比較孤僻。李胡做了沒有多久，覺得自己不太適應學校的環(huán)境，就走了。當時的黨委還不是管理一切的，是起監(jiān)督保障作用的，所以江校長并沒有兼任黨委書記。

院系調整之后，學校就開始學習蘇聯了，什么都學習蘇聯，搞什么六節(jié)一貫制，現在看起來當然是很不合理了，你想想，六節(jié)課一口氣上下來，人能不餓嗎？當時還請了很多蘇聯專家，學校里還有蘇聯顧問。政治課也由蘇聯專家來講，謝道淵因為是黨委的成員，還要去聽，其實他們講得很一般化，沒有什么意思。燕京大學原來的那套教學方式，從此之后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1949年至1952年5月，先后在燕京大學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團總支書記、黨總支副書記、書記等職務。

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學先后擔任黨委副書記兼統戰(zhàn)委員、宣傳部長。

1978年平反后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

1983年調至中國國家圖書館，任黨委書記、副館長。

有一次和朋友們吃飯，有人問陳遠：“有個謝道淵，你知道吧？”那時陳遠正在準備關于他的采訪，知道謝道淵在院系調整前在燕京擔任過黨總支書記，之后又在北京大學擔任黨委副書記。陳遠就說正準備去他那里。那個朋友就笑：“他有點怪�！�

關于謝道淵的怪，陳遠多多少少也聽說過一些，他不喜歡談及自己的過去，也不喜歡接受媒體的采訪。陳遠最初電話聯系謝道淵時，他跟陳遠說：“好像沒有什么可談的�！标愡h連忙說出介紹人的名字，也是一位燕京的老人，算是謝道淵原來的上級，他才同意陳遠去。到了他的家里，謝道淵并沒有想像中的那么怪，很慈祥的一個老人。但是陳遠們的談話卻不怎么順利，他好像完全忘記了過去，回不到原來的場景，這讓陳遠有點氣餒，幾乎以為這個采訪要失敗了。陳遠做了最后的努力，從謝道淵接觸地下黨組織開始聊起，這時候，謝道淵的話才慢慢多起來。

一點一點地，陳遠們談到院系調整中的燕京，謝道淵的敘述簡潔，很少涉及到自己，平淡得好像是在講別人經歷的事情，仿佛他并不是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這讓陳遠想起了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一段話：“他能夠說出一切在青年時代所發(fā)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紅軍接觸之后，他就把自己丟開了。如果你不重復地問他，你不會聽到任何關于他自己的事情……”

在訪問的最后，陳遠向謝道淵問及北大社教的有關情況，那是另外一場謝道淵深深卷入其中并受到沖擊的運動，他顯得很激動：“陳遠不過是個馴服工具，馴服工具嘛，自然是領導怎么說陳遠就怎么做，但是到頭來陳遠卻做錯了。”看著老人有些傷心，陳遠沒有問下去，不過，當陳遠整理完這篇口述，卻理解了這其中許多“組織安排”、“讓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