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務(wù)農(nóng)，后到廣州學習輪船駕駛，結(jié)識一些革命志士，并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在香港參加由劉思復(fù)、高劍父等組織的支那暗殺團，謀刺清吏。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后，黃興等報仇心切，意圖實行個人暗殺。遂派遣支那暗殺團團員、同盟會會員林冠慈、陳敬岳刺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8月13日中午，林冠慈率陳敬岳在廣州雙門底擲彈重傷廣東水師提督李準，林冠慈遭清兵亂槍掃射，當場犧牲。陳敬岳在撤退途中被捕，于11月7日從容就義，時年28歲。后移葬于廣州黃花崗（原紅花崗，后改今名），為紅花崗四烈士之一。后有佚名撰題黃花崗四烈士墓志聯(lián)云：

　　生經(jīng)白刃頭方貴；

　　死葬黃花骨亦香。

　　1911年11月廣東全省光復(fù)后，劉思復(fù)按孫中山先生的指示到廣州，在東郊永勝寺為林冠慈烈士開追悼會，并為林冠慈烈士的遺體重新裝殮，安葬于廣州黃花崗。那天到會的全體“支那暗殺團”團員，同盟軍政府人員及各屆人士，備極肅穆、熱烈、盛大和隆重。1912年（民國元年），陳炯明（時任廣州都督）為陳敬岳、溫生才（亦為支那暗殺團成員）的遺體，亦移葬于廣州黃花崗上，并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改葬禮，參加典禮者逾萬人。1918年，參議院議長林森發(fā)起募捐，在四烈士原槁葬處建一合葬墓。1954年修建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時，該墓地也進行了較大的重修。1963年，公布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林冠慈，原名林冠戎，惠城區(qū)梅湖人，生于清光緒十年（1884)，“家世業(yè)農(nóng)，性純樸沉摯”。他少年時在家鄉(xiāng)務(wù)農(nóng)，親眼所見清吏之殘暴狀時，總是恨之切齒，嘗輟耕嘆曰：“嗟夫，官之虐吾民久矣，不取其尤暴者手刃一二，非丈夫也！”為此，他“私購一利刃，伺其再至”，欲除之而后快。

　　要手刃暴吏，林冠慈并非說說而已。年紀稍長后，實行暗殺之心益決，空有大志，卻手中無一利器促成其愿，欲購手槍，又苦無資。有一次他偶然得到一把舊手槍，喜而試之，卻發(fā)現(xiàn)瞄準器損壞而無法命中，“懊喪無已”。當他聽說俄國虛無黨（即無政府組織）擅長用炸彈暗殺，心生羨慕，便四處求人學習炸彈制法。他以為西方人都懂得制造炸彈，有一次看到一基督教牧師下鄉(xiāng)傳道，竟“委曲受洗”。他果然從教士身上學到了不少化學知識，掌握了制造炸藥之法，但“仍以術(shù)未精，不能有所就，郁郁者久之”。

　　后來，由于家庭貧困，林冠慈與二哥到香港打雜工。在香港，林冠慈聽到許多革命志士英勇戰(zhàn)斗壯烈犧牲的事跡，愈發(fā)深明民族大義，急迫想加入孫中山創(chuàng)建的革命黨。有一次，林冠慈看到一個賣藥者演說時慷慨激昂，便以為他是革命黨人，結(jié)果被人窘辱一番，從此不敢逢人輒問，有“茫茫大地，何處得覓黨人”的感慨。

　　終于有一天，香港支那暗殺團成員高劍父在進行革命宣傳教育時，發(fā)現(xiàn)了這個嫉惡如仇的小伙子，遂招林冠慈加入暗殺團。按照團例，新團員必須考察半年合格后才能成為正式團員，而林冠慈僅過了數(shù)月，就用真誠感動了眾團員。據(jù)當事人鄭配剛回憶，正式入團宣誓時，“廳房四圍張以黑布，當中置一圓桌，圍以白幔，上面放一骷髏頭，旁邊燃著一枝白蠟燭，熄了燈，但見燭影搖紅，入團者一人獨對骷髏頭3分鐘，由主盟者讀團的宗旨、方略”。3分鐘之后，林冠慈正式成為香港支那暗殺團的執(zhí)行團員。他終于可以大展拳腳了。

　　在加入暗殺團前，他的母親來信敦促他回鄉(xiāng)娶親，而這時的林冠慈已下決死之心，不欲歸又不忍明言傷母心，于是撒謊說自己是到南洋做生意。在團中，林冠慈“勤慎執(zhí)役，備歷艱苦，自請執(zhí)行者數(shù)，諸團員咸信服之”。辛亥年（1911）三月，清廣州將軍孚琦被溫生才刺殺，林冠慈聞之大喜若狂，但很快就頓足說：“吾蓄志十年，胡竟落他人后？”

　　“三·二九”廣州起義遭鎮(zhèn)壓失敗后，暗殺團決定立即刺殺李準，由林冠慈、陳敬岳、潘賦西、趙灼文四人為執(zhí)行人員。在赴廣州行刺李準的團部餞行宴上，林冠慈慷慨陳詞曰：“我以身許國，所系念者，惟老母耳。有長兄在，想能侍奉盡職。但我死后，請勿使老母知之，以傷其心�！彼旄拿麨榱止诖龋�以紀念慈母養(yǎng)育之恩。臨行前，他又再三交代同志：“吾死后，勿遽發(fā)表使吾母悲也�！�

　　1911年8月13日上午，革命黨人得知李準將于當天午后由城外的水師公所進城回水師提督衙門的消息后，立即通知行動小組準備行動。林冠慈手提藤茶籮，在雙門底一帶靜候。午后，一大批手持短槍大刀的清兵保護著李準的大轎，快速沿街返衙門，行到怡興縫衣店門前，林冠慈立即從藤茶籮內(nèi)抓出兩枚炸彈拋向李準的綠呢大轎，炸彈在轎前一丈多遠處爆炸。李準被炸彈震得摔出轎外，胸部與雙手俱受重傷，肋骨折斷兩根，撲倒在地上打滾，是役炸死3人，傷22人。跟隨的衛(wèi)兵一陣驚慌后知道李準遇刺，立即搶救李準，另分一部人去追擊刺客。林冠慈還來不及將第二枚炸彈擲出，就被衛(wèi)兵擊中，當場犧牲。

　　據(jù)《南園叢稿》記載，林冠慈為了行刺李準，平時就懷揣炸彈尋求機會，最有利的一次在某令節(jié)時，李準出門巡游，但是由于該令節(jié)為廣東舊俗節(jié)日，街上行人眾多。林冠慈考慮到炸彈在人群中若爆炸，勢必途人傷亡無算，于良心不忍，遂禁而不發(fā)。

　　據(jù)當事人李熙斌（暗殺團主要成員）回憶，暗殺李準數(shù)日之后，有同志在某影相店購得林冠慈就義后的遺像，“一目閉，口合，無絲毫苦狀。倚一木柱，辮發(fā)纏于柱上，其右目之上有血痕一條，流至頰下，彈蓋于此穿入腦中，致命傷也。此影殆為拾殮時所攝，可想見其從容就義之狀”。為了紀念林冠慈，團中同志取林冠慈生前最近的照片，制為銅版，并由暗殺團主盟者劉思復(fù)（師復(fù)）為其作傳，刊印散發(fā)。林冠慈刺殺李準一事震驚全國，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報道，林冠慈的事跡一夜之間傳遍全國。

　　林冠慈的壯烈犧牲，極大地震懾了清廷。據(jù)《香山旬報》報道：“自李提遇險后，凡各團局所委員出入多不乘輿，甚至有改穿短衣者。昔日之輿從赫赫，叱咤道涂，自昨至今，頗罕見矣�！庇绕涫抢顪剩�自此之后成驚弓之鳥，再也不敢殘殺革命黨人，在廣州光復(fù)前夕選擇了投降以保全性命。

　　廣州光復(fù)后，廣東都督陳炯明將林冠慈、陳敬岳、溫生才及謀炸龍濟光的鐘明光烈士，一道改葬于廣州紅花崗。據(jù)1911年12月16日《華字報》所載，廣州光復(fù)后林冠慈改葬情形如下：林冠慈自炸擊李準殉義后，隨葬于東門外紅花崗，茲由其同志查得墓地，先期開棺，檢視衣服，遺物尚存，當即易棺，12月14日行改葬禮。是日會葬者萬余人，軍隊則有香軍、循軍、惠軍、北伐軍、華僑炸彈隊、學生北伐軍、協(xié)字營、蘭字營等，其余中國同盟會、演說團、基督教會、世光學堂等亦派隊到祭，陳（炯明）都督主祭。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后，每月由政府撥給林烈士的家屬撫恤金一百元大洋。后有佚名撰題紅花崗四烈士墓志聯(lián)云：“生經(jīng)白刃頭方貴；死葬紅花骨亦香�！�

　　如今人們在紅花崗看到的烈士圓形合冢，是1987年改建的。1922年的清明時節(jié)，陳炯明有感于時過境遷，世人只記得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而對紅花崗四烈士卻“淡然若忘，厚薄之間，相去甚遠”，遂發(fā)表《國慶及諸典等日舉行祭祀四君子布告》，“通令各界，遇有國慶及諸盛典等日，飭令一律舉行祭祀”。1924年，由鄒魯撰文寫成紅花崗四烈士墓碑記文，歌頌了林冠慈等烈士舍生取義的精神。

　　據(jù)惠州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何志成介紹，在林冠慈的家鄉(xiāng)惠州，邑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紀念林冠慈。1917年，邑人在惠州西湖點翠洲筑“烈士祠”(又名“留丹亭”)同祀陳經(jīng)、林冠慈、陳敬岳等烈士。為弘揚林冠慈為國捐軀的革命精神，1946年林冠慈家鄉(xiāng)父老將梅湖小學(林冠慈的母校)改名為“冠慈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