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鄧子恢,福建龍巖人。1913年入龍巖中學堂(龍巖一中)學習。五四運動中受到革命洗禮,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巖聲》,宣傳馬克思主義。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龍巖縣委宣傳部長、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西暴動副總指揮、第七軍第十九師第五十七團黨代表,領導了閩西農民起義和創(chuàng)建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斗爭,是閩西紅軍和蘇區(qū)創(chuàng)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jù)地歷次反“圍剿”作戰(zhàn)。1935年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領導三年游擊戰(zhàn)爭。1938年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參加領導淮南抗日根據(jù)地的開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歷任華中軍區(qū)政治委員、中原軍區(qū)兼中原野戰(zhàn)軍副政治委員、第四野戰(zhàn)軍兼華中軍區(qū)第二政治委員等職,參加領導華東、中原、中南地區(qū)的解放戰(zhàn)爭及淮海、渡江等戰(zhàn)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兼中南軍區(qū)第二政治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國家計委副主席等職,領導了中南地區(qū)的土改和各項民主改革運動。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提出了發(fā)展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確方針,對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的一些主要問題提出了正確意見,對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實行生產責任制的觀點等等,受到不公正對待!拔母铩逼陂g慘遭迫害,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冤案得到平反,恢復名譽。第八、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生平紀實
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省龍巖縣(今新羅區(qū))東肖鄧厝村。
1913年考入龍巖中學堂(現(xiàn)龍巖一中)就讀,受到辛亥革命影響,接受了孫中山的救國思想。
1915年秋加入中華革命黨,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一年多時間,因貧病交加而輟學回國,后到江西省崇義縣杰壩圩堂兄開辦的慶昌和店當?shù)陠T。五四運動后,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春,與進步青年在龍巖白土桐岡書院組織奇山書社,創(chuàng)辦《巖聲》月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1926年秋,北伐軍挺進贛南,解放崇義縣,在杰壩圩成立國民黨(左派)區(qū)黨部,鄧子恢任常務委員。
同年12月,在大革命的風暴中,于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冬,任中共龍巖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3月4日,根據(j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福建臨時省委決議,參與領導龍巖后田暴動,建立7閩西第一支農民游擊隊,開始了創(chuàng)建閩西蘇區(qū)的斗爭。
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縣委宣傳部長,深入蚊洋一帶,協(xié)助當?shù)仡I導人發(fā)動蛟洋農民暴動。6月底永定暴動后,建議暴動隊伍撤離縣城,到農村開展土地革命。他與張鼎丞一起,領導分田斗爭,創(chuàng)造了漠南分田經驗,并擔任紅軍營黨代表。7月中共閩西特委成立,擔任宣傳部長,并任閩西暴動委員會副總指揮兼任紅七軍第五十七團黨代表。
1929年3月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領導地方武裝,配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入閩作戰(zhàn)。同年6月紅四軍H打龍巖城后,任龍巖縣革命委員會主席。7月在毛澤東指導下,主持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7閩西土地革命和工農武裝割據(jù)的總路線,并當選為中共閩西特委書記。
1930年3月18日主持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并當選為主席,領導閩西人民鞏固發(fā)展了閩西革命根據(jù)地。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被免去特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務,調離閩西,以中共福建省委農村巡視員名義,派往閩中、閩東、閩南等地開展白區(qū)工作。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長。
1933年又兼任國民經濟部長。他親自主持制定和頒布7一系列中央蘇區(qū)財政稅收的政策和法令,對統(tǒng)一中央蘇區(qū)財政、鞏固土地革命勝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貢獻。后曾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批判,降職為中央財政部副部長兼沒收征發(fā)局工作。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鄧子恢留在中央蘇區(qū)堅持游擊戰(zhàn)爭,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
1935年4月回到閩西,組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先后任宣傳、財政兼民運部長,副主席兼財政部長,同張鼎丞、譚震林、方方等一起,領導群眾開展游擊戰(zhàn)爭,保存和發(fā)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針,經過艱苦、復雜的斗爭,同閩西國民黨當局達成和談協(xié)議,實現(xiàn)了閩西南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8年1月6日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3月 1日,率領新四軍二支隊北上抗日。抵達皖南后,兼任民運部長,負責領導皖南抗日民眾運動。參與了新四軍的整編、擴建工作。
1939年參與組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開展皖東故后游擊戰(zhàn)爭。
1940年春,在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斗爭中,率部取得半塔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的基礎、此后,在劉少奇的領導下,擔負起領導淮南抗日根據(jù)地全部地方工作的重任,在津浦路兩側廣大地區(qū)任命712個縣長,在各縣建立起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隨后,當選為津浦路東人民抗日聯(lián)防辦事處主任和參議會議長。
在1940年4至6月中,建立和發(fā)展了淮南敵后抗日根據(jù)地。
1941年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軍部,先后任軍部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第四師政委兼淮北區(qū)黨委書記,和四師師長彭雪楓一起,堅持并擴大了淮北抗日根據(jù)地。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分局。鄧子恢為書記兼華中軍區(qū)政委。根據(jù)中央指示,他一面將華中各部隊整編為華中野戰(zhàn)軍,以內線作戰(zhàn)迎擊國民黨軍的進犯一面積極發(fā)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與復查,創(chuàng)造了“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土改經驗,開創(chuàng)了華中與山東、渤海地區(qū)土改新局面。
1946年10月后,參與組織了漣水戰(zhàn)役,12月參與組織了宿北戰(zhàn)役,此后轉入山東作戰(zhàn)。
1947年7月下旬,與張云逸等轉移到渤海地區(qū),組成華東局工委,以鄧子恢為負責人。
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書記兼中原軍區(qū)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領導中原財經工作走入正軌。擔負了淮海戰(zhàn)役的后勤及支前工作,為淮海戰(zhàn)役的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8年冬率中原局機關進駐開封。此后,當選為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領導了剿匪反霸、減租減稅為中心的群眾運動,鞏固了中原解放區(qū)。1949年5月12日,任華中局第三書記、第四野戰(zhàn)軍兼華中軍區(qū)(后改為中南軍區(qū))第二政委。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同年12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后改為中南行政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領導中南地區(qū)人民出色地完成7恢復國民經濟、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等項艱巨任務。他在這一時期的光輝業(yè)績,特別是在農村土地改革和群眾工作方面的獨特創(chuàng)造,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領導農村工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農業(yè)的發(fā)展道路傾注了畢生精力。在50年代的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實事求是地提出要“從小農經濟的現(xiàn)狀出發(fā)”,也就是從中國農村貧窮落后的現(xiàn)狀出發(fā),堅定不移地實行黨中央確定的自愿互利、穩(wěn)步前進的發(fā)展方針。在隨后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偏差時,提出了一系列調整經營體制的意見,主張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然而這些正確主張,在當時卻一再被斥為“右傾”、“小腳女人走路u2019、u2018劃單干民”,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感,始終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深入調查研究,向黨中央直抒己見,從不考慮個人得失。
鄧子恢談整頓鞏固合作社
1956年4月2日,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講:整頓鞏固現(xiàn)有合作社的基本關鍵,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產,保證增產增收,改善社員生活。這是鞏固合作社的物質基礎,這一條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儉辦社,發(fā)揮群眾的潛在力量,把勞動定額包工包產搞好。二、政策上要補課,提高合作社干部素質。要確立社內民主制度、選舉制度,確立社干之間、社員之間、社員與干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制度。
1965年1月當選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分管計委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迫害,處逆境而不消沉,處困境而思奮進,始終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同他們進行堅決的斗爭。
1972年12月10日,由于政治上長期受迫害和歧視,因病在北京逝世。
1981年3月 9日,中共中央為鄧子恢平反,恢復名譽。
人物故事
最重“閩西情”
鄧子恢是新中國的農業(yè)專家,曾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他在農業(yè)問題上曾與毛澤東發(fā)生過矛盾,但兩個人是生死與共的老戰(zhàn)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閩西的革命歲月中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戰(zhàn)斗情誼。前不久,鄧子恢的兒子鄧淮生深情講述了父親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稱這一直是父親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
病中為毛澤東燉湯
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頗費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閩西鬧革命的鄧子恢聞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從井岡山出發(fā),經贛南殺向閩西、長汀時異常興奮,他深知紅四軍的到來將極大改變閩西的局面,便星夜趕往長汀會見毛澤東。還沒有趕到,紅四軍又撤離長汀向瑞金進發(fā)。鄧子恢知道紅軍神出鬼沒,于是寫信請求紅軍入閩,紅四軍決定重返閩西時,毛澤東也回信要求鄧子恢務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見面。等鄧子恢到了蛟洋,紅軍因戰(zhàn)斗需要又向龍巖推進,一心想見毛澤東的鄧子恢馬不停蹄又奔向龍巖,最后終于在龍門追上了紅四軍大部隊。紅軍官兵平等,憑肉眼很難辨認出誰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多次打聽,才見到了衣著簡樸,而威名遠揚的毛澤東、朱德。首次見面,舉止不凡的毛澤東給了鄧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紅四軍主要領導職務,他來到閩西休養(yǎng),一蹲就是五個多月,特別是在蘇家坡的幾十個日日夜夜里,鄧子恢與毛澤東交往甚密,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探討馬列主義理論和根據(jù)地的建設等問題。鄧子恢為毛澤東杰出的軍事才能和獨到的見解所折服,視毛澤東為師長和益友,毛澤東也非?粗剜囎踊。那段時間里,毛澤東不但處境不順,還患上惡性虐疾,身體腫得很厲害,十分虛弱。身為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對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非常關心,托人買來牛奶、白糖,每天燉牛肉湯、燉老母雞為其補充營養(yǎng),并找來當?shù)刈詈玫尼t(yī)生醫(yī)治。鄧子恢與毛澤東不以利交、不以勢交而是危難之中顯真情,這樣結下的戰(zhàn)斗情誼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鄧子恢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澤東精神抖擻地重新走上了紅四軍領導崗位。1934年,毛澤東隨主力紅軍開始長征,鄧子恢留在了南方堅持斗爭,兩個人不得不拱手告別,這一別就是12年,直到1946年倆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澤東高興地送給老朋友一張照片和一條毛毯。
鄧子恢巧“賒”糧
1931年端午節(jié)過后,剛熬過春荒的貧苦農民,又迎來青黃不接的夏荒季節(jié)。福安溪柄這個產糧區(qū)也五谷歉收,災荒嚴重,許多農民已絕糧斷炊,靠野菜充饑度日。而福安國民黨當局卻照樣橫征暴斂。地主和糧行老板都把糧食貯藏起來,囤積居奇,一面抬高米價,一面從水路偷運糧食到外地賣高價。此時,鄧子恢正到福安巡視,而馬立峰正在學校,鄧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帶農民因交不起麥債而愁苦怨恨,便決定以斷糧為導火線,發(fā)動農民破倉分糧,救濟饑民。他就和馬立峰來到溪柄馬厝。
鄉(xiāng)親們聽說馬立峰家里來客,晚飯后便來串門,具有豐富農民運動經驗的鄧子恢通過馬立峰作翻譯,一會兒功夫就和貧苦農民談到一塊去了,農民的斗爭熱情很快地被他調動起來。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吹拂溪柄洋,各村紛紛成立農會。鄧子恢從農會中挑選骨干,組織幾個隊伍專門對付地主糧行老板,監(jiān)視這些地主資本家的舉動。
一天,黎明前的時光,溪柄的街上寂無人影,只有幾盞忽明忽暗的“風不動”在夜風中搖曳,農會的會員們就埋伏在當?shù)匾粋最大的地主兼糧行老板家門口。過會兒,只見一個肥頭胖腦的老板從大門口出來,在指手劃腳地指揮雇工偷運糧食。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糧食運往河邊,裝上船,準備起運。這時,突然一聲大吼:“不許把糧食運走”。農民們一擁而上,緊緊地圍住運糧老板;有的還躍上大船,控制了糧倉。與此同時,其他幾支農會隊伍也都阻止了想外運糧食的老板地主!∏宄,東方剛透露出一絲曙光。溪柄街上就擠滿了幾千從附近各村趕來“買”糧的群眾,很多糧行前聚集了許多農民。鄧子恢一面指揮大家扣住了糧船,一面派農會會員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壞人的搗亂破壞,并派農會骨干代表與地主談判,要求凍結米價,實行平糶。接著,以農會名義在溪柄街上公開貼出通告,規(guī)定米價。
糧船被扣留下了,米價也凍結了,可是農民手里一元錢也沒有,還是弄不到米。鄧子恢、馬立峰與農會會員研究后,進一步發(fā)動農民向地主糧行老板進行賒米的斗爭。告訴農民:為管多少錢一斗,先賒下來再說。有些農民當心地主不肯,鄧子恢引導說:“怎么不行,拖債、扣糧船、封河道、辦平糶都勝利了。賒米還有什么辦不到?”有些農民說這樣干沒良心。鄧子恢繼續(xù)引導說:“什么叫良心?地主老板向我們收租逼債時給你講良心了嗎?”這樣,農會便選出十幾人組織了平糶委員會,找地主老板談判。
代表們與地主和糧行老板談判,要求賒借糧食。地主糧行老板怒火中燒,氣洶洶地說:“你們要共產嗎?”堅決不答應農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糧,讓我們餓死呀!”
“好說不答應,我們就自己動手了”
這時糧倉外邊擠滿農民。有的提著麻袋,有的挑著籮筐,準備動手打開糧倉。老板娘見勢不妙,嚇壞了,趕緊叫老板同意農民的要求。地主老板們在覺醒的斗爭農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驕橫霸道,乖乖地答應平糶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晌午時分,平糶委員會代表統(tǒng)計了幾個大糧倉的糧食,開始分糧。每個倉庫的糧食都被分得一干二凈。農民們扛著糧食詼諧地說:“這叫老虎借豬,有去無還”,帶著勝利的喜悅回到各村去了。這場斗爭,名義上叫賒糧,實際是分糧。它的勝利,鼓舞了溪柄一帶農民的斗志,于是先后有一兩萬人卷入了這個斗爭的浪潮中去。
“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
洛陽戰(zhàn)場上的硝煙剛剛散去,陳毅、鄧子恢一行就風塵仆仆驅車進入這座古城。他們在陳賡的陪同下,視察了攻克洛陽時戰(zhàn)斗最激烈的戰(zhàn)地現(xiàn)場,然后聽取了剛到任的洛陽市委書記周季方、市長楊少橋匯報的城市接管的有關情況。
鄧子恢特別關心城市交通問題,尤其是黃包車問題。因為在舊中國,公共交通很不發(fā)達。一般城市都沒有公共汽車或電車,黃包車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輕便
靈活,遍布市區(qū)的各個角落。這種人拉人的賣苦力的社會現(xiàn)象,對于剛從解放區(qū)過來的農民出身的革命者來說,無疑很不習慣,也很不理解,甚至無法容忍。如何對待和處理黃包車問題,不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會問題,而且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其政策性很強。鄧子恢特別關注這一問題。
擔任市長的楊少橋如實匯報:“我們進城后,老百姓不摸共產黨的底,不敢再坐黃包車。我們的干部怕犯錯誤更不敢坐,怕群眾說共產黨的干部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經過討論研究,大家統(tǒng)一了認識,認為黃包車是一種交通工具,可以坐,我們干部應帶頭坐。我是新市長,第一個坐,還特意在大街上繞道而行。這樣,黃包車就重新活躍在街頭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復正常! 鄧子恢聽了楊少橋的匯報后,點頭稱好,特別是對市長能帶頭坐黃包車大為贊揚。他樂呵呵地對洛陽市的領導說:“你們做得很好,很好!我們進入城市,首先要讓群眾有飯吃,并通過對具體問題的處理,讓群眾了解我們人民政府是為群眾辦事的。這樣,敵人散布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就不會脫離群眾,并贏得市民的信任,社會才能穩(wěn)定,人政權才能鞏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區(qū)的另兩座重鎮(zhèn)鄭州、開封宣告解放。鄧子恢調兵遣將,著手接管鄭州和開封的工作。開封市內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黃包車。許多從老解放區(qū)來的干部、戰(zhàn)士看不慣這種人拉人的黃包車,感情上通不過。他們認為一人坐車,一人拉車太不平等,想取消這個行業(yè),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隊伍內部規(guī)定干部不得乘坐黃包車,并說明坐黃包車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稱。不久,“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就成了一種“時尚”,而且傳遍開封城。廣大市民都以革命干部為榜樣,也不去乘坐黃包車了。
無數(shù)輛黃包車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大批靠拉黃包車謀生、養(yǎng)家糊口的車夫頓時失業(yè)。他們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問題,人力車工會派代表到市政府請愿上訪,要求發(fā)放救濟金。市民們也大為不滿,尤其是對老弱病人和商人們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許多人叫苦連天,但又不敢明說。暗藏的敵對勢力,則趁機煽風點火,大肆散布各種謠言,利用市民的不滿情緒,制造混亂,暗中進行破壞活動。霎時間,整個開封都處于動蕩不安之中。誰也沒有料到小小的“黃包車”事件,在開封竟引來了如此眾多的社會問題。黃包車成了人們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這對剛從解放區(qū)進入城市的革命者來說是始料不及的。
作為中原解放區(qū)主管城市和財經工作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后深感震驚,決定親自過問此事。一天,他穿著軍裝,帶了幾個警衛(wèi)員,大模大樣地坐上黃包車,讓車夫拉著他和警衛(wèi)員,穿行于開封繁華的商業(yè)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鄧子恢在開封帶頭坐黃包車穿行于繁華的市區(qū),等于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彈!肮伯a黨的大官坐黃包車了!”這條富有爆炸性的社會口頭新聞,迅速在開封的大街小巷傳播開來,產生了積極影響。
自從鄧子恢帶頭坐黃包車出行后,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黃包車風波,很快平息。黃包車行業(yè)繼續(xù)開張營業(yè)。各種人力車一如既往地穿行于大街小巷。黃包車車夫為廣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務的同時,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訪告狀、要求救濟。市民們出行和商業(yè)往來的交通運輸車輛有了保障,城市商業(yè)又恢復了繁榮景象。敵人散布的共產黨“要共產、要取消商業(yè)”的謊言不攻自破。開封出現(xiàn)的黃包車風波,對共產黨、解放軍接管城市的能力是個嚴峻的考驗。處事穩(wěn)健、富有魄力的鄧子恢,在這場考驗面前,向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贏得了人民的尊敬。
鄧子恢談“包產到戶”
中國共產黨的七千人大會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得到逐步調整。在農村,由原來以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以生產隊為單位后,農民的積極性有了較大提高,于是各種形式的
“包產到戶”又在許多地方自發(fā)地搞起來。1961年,安徽省委主張對這種形式進行支持和引導,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
1962年7月9日、11日,鄧子恢在中央黨校作關于農業(yè)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鄧子恢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現(xiàn)在集體經濟的經濟管理大部分沒有搞好,集體經濟的優(yōu)越性沒有發(fā)揮出來,表現(xiàn)在社員的積極性不高,責任心不強,責任制沒有建立起來,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鄧子恢主張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權、生產權、管理權、分配權統(tǒng)一起來,都在生產隊,使土地、牲畜、大農具都歸生產隊所有。鄧子恢提出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lián)系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他不同意把單獨干活等同與單干,說:“認為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單獨干活就是單干,單干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又說:“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干!痹196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并被認為是刮“單干風”。
人物評價
鄧子恢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農業(yè)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紀念館
鄧子恢紀念館,位于福建省龍巖市東肖鎮(zhèn)中心小學內,系利用革命舊址白土桐岡書院設立的名人專題紀念館。1987年,利用東肖鎮(zhèn)桐岡書院設立了占地面積300平方米的鄧子恢紀念館,大廳正中安放著鄧子恢塑像,分為8個展區(qū),展出圖片96幅、文物76件。
桐岡書院建于清同治年間,坐北朝南,為一院二廂房土木構平房建筑,占地面積1050平方米。1921年春,鄧子恢、陳明、章獨奇等在此舉辦進步讀書會"奇山書社"。1923年9月,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辦閩西第一個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巖聲》報,對閩西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館分8個部分展示了鄧子恢在創(chuàng)建閩西革命根據(jù)地、三年游擊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新中國建立后在農業(yè)合化方面所從事的革命實踐和重要貢獻,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和農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和現(xiàn)實指導意義。2001年6月,鄧子恢紀念館被中共龍巖市委宣傳部列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鄧子恢紀念館展出圖片120幅、文物85件、展線1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