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八年 (1892 年 ) 春考中進士，任戶部江西司主事。甲午戰(zhàn)爭后，他向清廷呈《 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折》，針砭時弊，抨擊權奸，吁請嚴懲戰(zhàn)敗將領。

　　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等發(fā)動 “ 公車上書 ” ，他亦撰寫了《呈都察院請代奏拒簽辱國條約》的奏章，支持康有為的愛國行動。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隨戶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是年冬調任外務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關稅等事務。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發(fā)生中葡界約問題 ( 葡萄牙政府乘修訂舊約之機，要求將澳門附近的島嶼劃入租借范圍 ) ，唐文治力主堅決拒絕。外務部根據他的意見，拒絕了葡方的無理要求。同年四月，他以參贊身份隨清廷專使載振前往英國參加國王加冕典禮。于歸途又隨同到法國、比利時、美國、日本 4 國考察國情， 回國后為載振撰寫了《英軺日記》 12 卷。

　　光緒二十九年秋，唐文治改任商部右丞，不久升任左丞、左侍郎。他宣布商政宗旨：以 “ 保護商民，體恤商艱 ” 為主，規(guī)定商部官吏不得自營商業(yè)，以圖私利，嚴禁貪污納賄。手訂商律 131 條。這是中國有商法的開始。他鑒于日本早有窺伺中國東北的野心，積極主張從速整頓東三省，以確保東北的主權與安全。撰寫了《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折》，但清廷未予采納。唐文治又制訂商辦鐵路政策，利用華僑商人的財力建筑鐵路。此后，商辦鐵路在全國各地興建。但他離職后，繼任者將各省商辦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并準備將全國的鐵路主權拍賣給帝國主義國家，因而引起大規(guī)模的保路風潮。

　　光緒三十二年秋，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唐文治以農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書。不久，因母喪回籍。從此脫離仕途，致力于教育事業(yè)。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yè)學堂 ( 后改為交通部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今西安交通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前身 ) 監(jiān)督 ( 校長 ) 。辛亥革命爆發(fā)，他在校內發(fā)動捐助軍餉，支援滬上起義軍，并與伍廷芳等一起聯合通電，要求清帝宣統(tǒng)遜位。五四運動時，北洋軍閥鎮(zhèn)壓大批愛國學生，他曾連發(fā) 3 份電報給大總統(tǒng)徐世昌和國務院，要求保護、釋放北京的被捕學生。在校任職 14 年，精心擘劃，成績卓著。學校 50 周年校慶時，校友和師生募捐修建大禮堂，命名為 “ 文治堂 ” ，以資紀念。

　　 1912年12月底，孫中山先生曾親臨交大，為交大師生演講他的富強祖國的實業(yè)計劃、交通建設等；1922年為交大技擊部(以練國術強身的學生體育組織)成立十周年紀念冊題詞“強國強種”； 孫中山先生1912年12月底曾親臨交大演講。孫中山先生在1912年4月1日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后，到1913年2月11日從上海啟程赴日本之前，其中10多個月的時間里全力著手中國經濟革命和實業(yè)建設以富強祖國。

　　唐文治校長鑒于學校設置的均為振興中國實業(yè)建設的機、電、鐵路工程等專業(yè)，與孫中山先生實業(yè)建設計劃一致，乃盛邀孫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底視察全國各地后返滬時蒞校演說，使全校師生員工了解孫中山先生的振興實業(yè)富強國家的宏偉計劃，以鼓舞和激發(fā)師生們學習和工作的熱情。孫中山先生欣然接受唐校長邀請。蒞校時受到交大師生隆重熱烈歡迎。

　　民國 9 年，唐文治因目疾加深，辭去上海工業(yè)專門學校校長職務，回無錫前西溪寓所休養(yǎng)。是年夏，應學生高陽之請，擔任私立無錫中學校長。年底，又應聘任無錫國學專修館 ( 后改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 館長。這時他已雙目失明，但仍親自授課。朗誦古文，抑揚頓挫，時稱 “ 唐調 ” ，并錄制唱片。在教學上，他提出 “ 厚植基礎，博覽專精 ” 的原則，主張教古籍原書，使學生能掌握古典文獻的基本知識。在學習方法上，他強調學生自學，學校一天只上 4 節(jié)課，其余時間讓學生各就自己的愛好進行自學。

　　民國 24 年 12 月，為慶賀唐文治 70 壽辰，交大校友和國專同學集資在無錫五里湖畔寶界山邊建筑了 “ 茹經先生紀念堂 ” 。

　　民國 26 年 11 月日軍侵占無錫前夕，唐文治率領全校師生內遷，輾轉到達桂林。后因患病， 回到上海租界休養(yǎng)。

　　民國 28 年春，在租界創(chuàng)辦國專分校。

　　民國 30 年，上海租界為日偽占領，國專分校改為國學專修館，以避免向日偽登記。 日偽曾派人勸說其出任偽職，遭嚴詞拒絕。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內遷桂林的無錫國專于民國 35 年 6 月遷回無錫復校；上海分校繼續(xù)開辦，均由唐文治主持校務。針對國民黨瘋狂鎮(zhèn)壓學生運動，他與張元濟、陳叔通等 10 位知名人士聯名發(fā)表致上海市長吳楨、警備司令宣鐵吾的公開信，要求釋放被捕學生。 解放后，無錫國專改名為中國文學院，仍由唐文治任院長。

　　1954 年 4 月 9 日 ，唐文治病逝于上海，終年 89 歲。著有著有《茹經堂文集》、《茹經堂奏書》、《茹經先生自訂年譜》等。等。

　　唐文治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經歷了甲午戰(zhàn)爭和八國聯軍兩次帝國主義侵略，激發(fā)了他的愛國熱忱。他認為戰(zhàn)事的慘敗，在于官吏“因循玩貪”，多次奏請清廷整飭政紀，無結果。居母喪后，不再返京任職。他還曾兩次出國，到日、英、法、美等訪問考察。在國外所見所聞，促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變化。他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后出現了中興時期，是學習英、德的結果。他考察英國的教育之后，非常贊賞牛津大學，認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退出仕途后，決心從事教育，期望能象牛津大學那樣，培養(yǎng)出一批出色人才，發(fā)展實業(yè)，振興中國。

　　唐文治的辦學思想是“尚實”。為了使學生免受“學而優(yōu)則仕”的舊教育思想影響，他常常勉勵學生，要以“求實學、務實業(yè)為鵠的”，“造就學成致用，振興中國實業(yè)”的專門人才。同時，重視體育也是他辦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他認為，體育“不僅足以發(fā)展學生之體力，并足以引起熱心，增進智能”。親自主管體育，悉心提倡。當時，開展體育運動項目之多，各運動隊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學之首位，名揚海內。他重視國文教學，針對當時教育界有些人強調“西學”而輕視國文的偏向，增設國文科，并成立了國文研究會。他也深知，學習西方科技，必須掌握外語，“方能窺其精奧”，次年又設立西文科，讓學生補習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會。他尤其重視的是道德教育，認為：道德是基礎，學問為屋宇墻垣。未筑基礎的屋宇墻垣，勢必在風雨飄搖中不能久固。并認為道德準則寓于經學中，經學是區(qū)分一切是非的永恒的標準，他親自向全校學生講授經學，十多年從不間斷。他編的課本有《曾子大義》、《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大學大義》、《中庸大義》、《論語大義》、《孟子大義》等；并編了《人格》一書，作為道德教育的范本。辛亥（1911年）武昌起義告捷，11月4日上海光復，他站在革命師生一邊。并與在滬的張謇、伍廷芳等諸名流致電清攝政王，勸清室自動退位，改行共和政體。并在師生中率先剪去辮子，宣布學校改名南洋大學堂。民國6年，北洋政府總統(tǒng)黎元洪曾授予二等嘉禾章。但當五·四運動猛烈地沖擊著封建禮教，也沖擊著他的道德觀和“保存國粹”思想，當學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爛孔子牌位時，他痛心疾首，把學生領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優(yōu)秀學生侯紹裘秘密開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學風不靖”為由辭職。旋被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聘為校長。

　　唐文治一生作風正派，嚴于律已，為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勤奮工作近半世紀。上海解放初，曾受到陳毅市長的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