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致力于研究唐宋詩學、禪學、文獻學

1 ．《中國禪宗與詩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高雄）麗文文化公司， 1994 年增訂版。

2 ．《宋代詩學通論》（入選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叢書》第二輯），巴蜀書社， 1997 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再版。

3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入選寶鋼教育基金資助《高校文科博士文庫》），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初版；入選《法藏文庫》，（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2 年再版。

4 ．《禪宗語言》，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入選《經(jīng)典對話系列》，（臺北）宗博出版社， 2002 年再版。

5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入選上海新聞出版局資助“學術(shù)創(chuàng)新”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6 ．《百僧一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7 ．《中國文學》（宋金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蘇軾黃庭堅詩歌理論之比較》，《文學評論》（北京） 1983 年第 4 期；

2 ． 《黃庭堅家世考》，《 中華文史論叢》（上海） 1986 年第 4 輯

3 ．《江西詩派風格論》，《文學遺產(chǎn)》（北京） 1987 年第 2 期；

4 ．《宋代詩學術(shù)語的禪學語源》，《文藝理論研究》（上海） 1998 年第 6 期

5 ．《繞路說禪：從禪的詮釋到詩的表達》，《文藝研究》 2000 年第 3 期，

6 ．《夢幻與真如：蘇、黃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guān)系》，《文學遺產(chǎn)》 2001 年第 3 期，

7 ．《惠洪與換骨奪胎法——一樁文學批評史公案的重判》，《文學遺產(chǎn)》 2003 年第 6 期

8 ．《宋代〈演雅〉詩研究》，《文學遺產(chǎn)》 2005 年第 3 期

9 ．《法眼看世界：佛禪觀照方式對北宋后期藝術(shù)觀念的影響》，《文學遺產(chǎn)》 2006 年第 5 期

10 ．《風景即詩與觀者入畫——關(guān)于宋人對待自然、藝術(shù)與自我之關(guān)系的討論》，《文學遺產(chǎn)》 2008 年第 1 期

一、國家社科基金獎（ 1 項）

《宋代詩學通論》，獲首屆（ 1999 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三等獎；

二、教育部人文社科獎（ 2 項）

1 ．《宋代詩學通論》，獲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 1998 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中國文學二等獎。

2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獲教育部第四屆（ 2006 ）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三等獎。

三、四川省政府獎（ 4 項）

1 ．《蘇軾黃庭堅詩歌理論之比較》，獲四川省人民政府 1984 年（首次）哲學社會科學科研成果三等獎；

2 ．《中國禪宗與詩歌》，獲四川省人民政府（ 1994 年）第六次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3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獲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九次（ 2001 年）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三等獎；

4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獲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十一次（ 2005 ）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

四、其他學術(shù)獎（ 3 項）

1 ．《中國禪宗與詩歌》，獲華東地區(qū) 1992 年度優(yōu)秀理論圖書獎二等獎

2 ．《自持與自適：宋人論詩的心理功能》，獲 1995 年（首屆）廣東中華文化王季思學術(shù)基金《文學遺產(chǎn)》優(yōu)秀論文提名獎

3 ．《惠洪與換骨奪胎法》，獲 2002—2003 年廣東中華文化王季思古代戲曲古代文學研究學術(shù)基金《文學遺產(chǎn)》優(yōu)秀論文獎 

1 ．《宋代詩學通論》， 1992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2 ．《文字禪與唐宋詩學》，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博士點基金研究項目

3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 1996 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4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 1998/1999 年度四川省學術(shù)和技術(shù)帶頭人培養(yǎng)資金資助項目

5 ．《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 1999 年度中流文教學術(shù)補助金課題

6 ．《中國宋代禪宗佛教與詩歌關(guān)系研究》，日本學術(shù)振興會資助項目

7 ．《中國俗信仰分類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8 ．《石門文字禪校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9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 2006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后期資助重點項目

10 ．《佛教與中國詩歌研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1 ．韓國東亞人文學會副會長

2 ．中國宋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3 ．中國蘇軾學會副會長

4 ．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

5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常務(wù)理事

      眾所周知，儒家的老祖宗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這個名字來自山東曲阜縣一座名叫尼丘的山，相傳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與母親顏氏野合之後，鵝洞松劍�生孔讬熏所覄颉名欠w�追N倌��！妒酚?middot;孔子世家》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鵝賭崆鸕每鬃�。”孔租櫆I�，被坐|Q為“尼父”，早在《左傳·哀公十六年》裏就已有“尼父”的稱呼。

       自漢代以來，歷代帝王對孔子頗為尊崇，多有追封追諡，如漢平帝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追封其為“文宣尼父”，隋文帝稱其為“先師尼父”，唐玄宗追封其為“文宣王”，宋仁宗又改稱為“衍聖公”，元成宗加銜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世祖尊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傊�，在歷代官方或儒家的話語系統(tǒng)裏，孔子的名字“丘”和“尼”都是很崇高的字眼，一般人不能隨意用來命名。特別是孔子的名“丘”，到宋以後竟至於要避諱，作字形的修改，或缺筆劃，或另加偏旁，如清雍正三年上諭，除四書五經(jīng)外，凡遇到“丘”字，都需要加“阝”為“邱”�！墩f文·邑部》：“邱，地名。”段玉裁注：“今制，諱孔子名之字曰邱�！薄澳帷弊蛛m不必避諱，但往往作為孔子的專稱與“父”、“甫”等美稱連用。

      然而，“丘”、“尼”這樣崇高的字眼卻在外來佛教典籍的漢譯中被大大矮化了。在佛教的話語系統(tǒng)裏，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佛教徒叫做“比丘”，而女佛教徒則叫做“比丘尼”。按照漢語的字面意義，“比”是並列等同之意，因而“比丘”和“比丘尼”的字面意義就是與孔丘仲尼齊同相等。換言之，儒家的聖人不過相當於佛家普通的僧眾。蕞爾僧徒，竟欲與“大成至聖先師”相比肩。比丘俗稱和尚，比丘尼俗稱尼姑�！澳峁谩钡脑~形結(jié)構(gòu)竟然與“尼父”相同。若儒家衛(wèi)道士注意到這一點，將情何以堪？

       幸而，“比丘”、“比丘尼”只是梵文的音譯而已，並未包含與孔子比肩的意思。比丘，是梵語Bhiksu的譯音，比丘尼，是梵語Bhiksuni的譯音，意譯為“乞士”，以上從諸佛乞法，下從俗人乞食得名，即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乞求者。但是，由於漢語沒有完全與Bhiksu、Bhiksuni對等的合適的意譯詞彙，“乞士”並不能完全概括其義，另有“破煩惱”等義，因此佛經(jīng)翻譯一般採用音譯而不用意譯。

       問題的關(guān)鍵在於，既然是音譯，為什麼不用其他的同音字如“匕秋”或“匕秋妮”，而偏要用儒家至高無上的聖人的名和字“丘”、“尼”而且要冠以“比”字來翻譯佛教的男女僧眾呢？實際上，Bhiksu和Bhiksuni還可以有另外的譯音，即“苾芻”和“苾芻尼”。

       根據(jù)電子佛典的檢查結(jié)果，在現(xiàn)存中華佛典中“比丘”共有182854組字串，而“苾芻”只有25255組字串，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七分之一�！氨惹鹉帷惫灿�26241組字串，“苾芻尼”只有3808組字串，同樣，後者的使用率不到前者的七分之一。顯然“比丘”、“比丘尼”是遠比“苾芻”、“苾芻尼”更為流行的詞彙。爲什麼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

      進一步考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比丘”、“比丘尼”是漢文佛典最早的譯法，始見於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等翻譯的《長阿含十報法經(jīng)》、《四諦經(jīng)》、《佛說堅意經(jīng)》、《道行般若經(jīng)》《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jīng)》等一大批佛經(jīng)中。其後，經(jīng)歷魏晉南北朝，此種譯法佔據(jù)絕對優(yōu)勢，著名翻譯家法顯、求那跋陀羅、鳩摩羅什等等都採取此音譯。這就是所謂Bhiksu和Bhiksuni的舊譯。舊譯歷史悠久，在傳世的漢譯佛典中佔據(jù)主流地位，因此即使後世新譯出現(xiàn)後，仍不影響其廣泛流行。

       新譯“苾芻”和“苾芻尼”最早見於劉宋時法天、法賢等人翻譯的佛經(jīng)中，但在東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似乎僅有劉宋一朝翻譯家使用新譯。直到唐代的玄奘、義淨、菩提流支等人的漢譯佛典中，“苾芻”、“苾芻尼”才大量出現(xiàn)，並為佛典閱讀者和詮釋者所熟悉。無論如何，新譯的出現(xiàn)多少避免了直接使用儒家孔聖人名諱的尷尬，儘管還不足以動搖舊譯的權(quán)威用法。

        將梵語Bhiksu和Bhiksuni翻譯為“比丘”和“比丘尼”，最早可能是出於一種偶然，並非有意冒犯孔聖人，因為外文翻譯通常會迴避深僻文字，遵從一種簡單易讀的原則，顯然選擇筆劃較少且常見的“比丘”比筆劃較多且深僻的“苾芻”，更能迎合廣大佛經(jīng)受眾的閱讀需要。所以，用比肩聖人的“比丘”、“比丘尼”來翻譯僧眾，可能本身並不存在矮化聖人、擡高僧徒的目的，而只是爲了文字上的好認好寫。但是，也不能排除翻譯者故意為之的可能，因為在歷代民間話語系統(tǒng)裏，孔子常常是一個被取笑的對象，如敦煌漢文本《孔子項託相問書》之類，所以最早的出自民間的翻譯者不妨有意以孔子的名諱去代替梵語的讀音，再說，孔子周遊列國時，其行為也多少與“乞士”有相近之處，以“比丘”、“比丘尼”翻譯“乞士”，就“格義”的原則來說，也不算太離譜。

         退一步而言，即使這種翻譯出自偶然，但至少說明一點，即翻譯者並沒有顯示出對孔丘仲尼尊崇的意識，因而根本沒有考慮到對“丘尼”二字的避諱問題。事實上，在印度佛典引進之初，漢朝本來是有避諱的禮儀習俗的。這種音譯的出現(xiàn)只有一點可以解釋，即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儒家以及孔子的地位並非那麼神聖不可侵犯，至少還未達到需要避諱的地步。從另一個角度說，“比丘”、“比丘尼”這樣的外來佛教音譯詞彙，只能出現(xiàn)於孔子尚未完全被神聖化的東漢時期，並且在儒家意識形態(tài)相對衰落、佛教道教信仰相對興盛的魏晉南北朝的漢譯佛典中大肆流行。

如果說，唐宋時期“苾芻”的新譯多少彌補了“比丘”、“比丘尼”在文字視覺上對孔聖人的輕慢，那麼，明清以來朝廷官        方則更以話語權(quán)力強制改變了“丘”字的寫法。從此，在明清的佛教文獻中，“比邱”、“比邱尼”成了更常見的書寫形式。而在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傳統(tǒng)的慣性以及其超越世俗的方外姿態(tài)仍保證了“比丘”、“比丘尼”的照常流行，這一點恐怕連再極端的儒教信徒也只能徒呼奈何。

        以上討論了“比丘”、“苾芻”、“比邱”等詞彙的流行演變，從外來詞彙音譯的漢字選擇中，多少能窺見一點佛教與儒家文化之間此消彼長的微妙關(guān)係。

                                                                                                                                       ——《說“比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