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喪父母，由叔母董氏撫養(yǎng)。20歲時師從關中名儒柏景偉(亦為長安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舉。翌年又中進士，朝廷任命其為刑部主事。光緒八年(1882年)后，歷任刑部員外郎、湖廣司郎中、安徽鳳陽知府、浙江溫州道、浙江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升任江蘇巡撫。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內(nèi)召入京，任刑部左侍郎兼禮部左侍郎，次年晉升為刑部尚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升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兼管順天府尹事。

　　趙舒翹為官清廉愛民。在其任鳳陽知府時，當?shù)剡B遭水、旱大災，他除及時撥出府庫銀兩救濟災民外，還捐出俸銀 2000兩買救生船、辦育嬰堂等，并令夫人率婢女日夜縫制寒衣解救難民。在其任江蘇巡撫期間，日本人以《馬關條約》增開蘇州為日本通商口岸，要求占良田建造工廠和住宅。趙舒翹對日本人曰：“吾為朝廷守土，豈可尺寸失也�！庇捎谇逋⒌囊辉偻俗�，趙迫不得已將一些閑置荒地拔給日本人使用，并“歲課其租”，加以限制；同時上書清政府，提出“留民生計”、“保全厘金”及由華商興辦紡織、繅絲工業(yè)，利國利民。之后調(diào)回刑部任職期間，他秉公執(zhí)法，平反昭雪過大量民間冤案，如在清查當時震驚朝野的河南“玉樹汶(wen)臨刑呼冤案”時，趙舒翹敢于抵制朝廷權貴的阻力，將無辜青年王樹汶釋放，處死真犯胡體安。并將制造冤案的河道總督梅啟照和河南巡撫李鶴年及開封府、鎮(zhèn)平縣一批官員革職論處。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趙舒翹雖身居高官，仍關心桑梓之事，捐俸銀2．4萬兩，將破舊的灃河橋(亦名古靈橋)改建為石橋(原為木橋)，橋長153．2米，寬1．7米， 22孔。橋邊有亭，趙舒翹題亭額：“晴連渭樹，影射昆池，漢鯨秋臥，周杞春榮�！�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義和團運動爆發(fā)，清廷命其與剛毅調(diào)查回奏，他本認為“拳匪不可恃”，但屈從滿族大學士剛毅之意，提出“撫而用之，統(tǒng)以得帥，編入行伍”，以便“因勢利導”的政策。慈禧太后接受了這一建議。翌年(1900年)七月，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趙舒翹隨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侵略者同清廷代表談判時，把趙指為支持義和團的“禍首”，威逼清廷嚴懲趙舒翹。慈禧太后屈從帝國主義的淫威，答應其無理要求。把對趙舒翹的“革職留任”改為“交部嚴懲”，再改為“斬監(jiān)候”，最后定為“斬立決”。消息傳出，西安城內(nèi)紳民三百余人聯(lián)合為趙請命，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農(nóng)歷正月初二，鼓樓集數(shù)萬人，聲言欲劫法場；慈禧太后若殺趙舒翹，便請回京。迫于此情形，慈禧太后不敢將趙公開處死。下詔改為“賜死”，令其在西安家中自盡，并令陜西巡撫岑(cen)春煊前往監(jiān)督執(zhí)行。當日，趙吞金自盡未死，又服砒霜仍未死，在岑春煊逼迫下，家人被迫用紙糊七竅，灌以燒酒方才身亡。時年53歲。

　　德宗光緒八年(1882)以辦事干練、平反河南王樹汶冤獄，升員外郎。他還承其舅父薛允升鉆研刑律，著成《提牢備考》二卷。在參與處理崇厚擅自與俄國簽訂喪失主權與領土的《里瓦幾亞條約》等案時，嚴拒賄賂，并對行賄者痛加斥責。

　　1884年補湖廣司郎中。光緒十二年(1886)，以郎中出任安徽鳳陽（今鳳陽縣，位于蚌埠市東南）知府。在任四年，“清理積案，剖斷如流，人皆驚服”，并竭力廓清吏治，懲處不法胥吏衙役；積極設法防御自然災害，捐俸助賑，辦理賑濟，給災民發(fā)放棉衣，并令妻婢給災民縫制寒衣。鳳陽一帶貧苦百姓為生活所迫，生女嬰多溺死，育嬰堂又因資金缺乏而收嬰甚少。趙自捐薪俸創(chuàng)設保嬰自乳法，給生女嬰的家長以經(jīng)濟補貼，令其自養(yǎng)。

　　十六年(1890)升任浙江溫處道道員（今麗水縣和溫州地區(qū)）。不懼誹謗刁難，整飭鹽務，著有《溫處鹽務紀略》。十九年(1893)授浙江按察使，同年冬補授浙江布政使。面對日本侵略朝鮮、圖謀中國的嚴酷現(xiàn)實，他上書巡撫廖壽豐，分析鴉片戰(zhàn)爭清軍失利的原因，對浙江圉山、乍浦、溫州等地的防衛(wèi)、將領任用及軍隊訓練諸事，均有建議。二十年(1894)升任江蘇巡撫。翌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江蘇省轄的蘇州也被列入通商口岸。他上書朝廷，力主保全厘金，挽回權利；又奏請對江蘇鹽務、厘金、太湖水師等進行整頓。

　　二十三年(1897)八月，“以舒翹諳律令”，召為刑部左侍郎。1898年，會同王文韶督辦礦務、鐵路總局，兼署禮部左侍郎，旋擢刑部尚書。戊戌變法時期，他反對改革。陜西維新派人士劉古愚等興辦實業(yè)，籌辦陜西保富機器織布局，在民間集股失敗，擬借北京豫豐銀號銀20萬兩，函請趙作保。趙力斥此事，致使計劃擱淺。戊戌變法失敗，趙主張對譚嗣同等不必問供即殺無赦， 很為慈禧賞識。這一年，他為家鄉(xiāng)捐出2.4萬兩俸銀，重建起橫跨灃河、長約140米的22孔古靈橋， 還為橋頭牌樓親書了“周芑春榮”匾。1899年后奉命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充軍機大臣，后又兼管順天（今北京市）府尹事。這一時期，他位躋中樞要員，竭力維護皇權，很受朝廷寵信。慈禧多次賜賞其綢緞、貂皮等物。清廷對“恪守其職、勞勛最著”的大臣從優(yōu)議敘時，趙亦名列其中。

　　二十六年(1900)夏，京畿義和團與清軍及英國侵略者等發(fā)生沖突。五月初九(6月5日)，趙奉慈禧命赴涿州查看，認為義和團不可依靠。但由于也奉派在涿州查看義和團的協(xié)辦大學士剛毅力主借助義和團對付外人，加上慈禧亦主張利用義和團，他為恃祿保位，便迎合慈禧、剛毅回奏朝廷。不久，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帝等倉皇出逃，趙亦隨至西安。聯(lián)軍頭目向清廷全權代表奕劻、李鴻章提出重懲“首禍諸臣”。

　　“首禍”者中，洋人不便追究慈禧，剛毅又在西逃途中病亡，能予以“重懲”者，就是趙等了。清廷起初給趙以“革職留任”處分，但洋人堅持重辦，并以武力步步威脅。清廷屈從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改為“交部嚴處”，又改“斬監(jiān)候”，再改“斬立決”。

　　消息傳出，陜?nèi)瞬环�。二十七年正月初�?1901年2月20日) 西安紳民為趙請命，聚集者近萬人。但奕劻、李鴻章電奏朝廷，聲稱如不按外國照會辦理，將斷難阻止瓦德西率軍西進。清廷只得再改“斬立決”為賜令自盡。正月初三(2月21日) ，趙吞金及砒霜均未死，監(jiān)刑人、陜西巡撫岑春煊再三催逼，趙的親眷只好以綿紙遍糊其七竅，再灌酒而悶煞，反復數(shù)次始亡。由于帝國主義的要挾和“主剿派”尤其是東南督撫的議論，慈禧對趙舒翹雖頗有袒護之意，但對其處理卻不得不層層加碼。原定“革職留任”，后改為“交部議處”，1901年2月3日再改為“暫監(jiān)候”，最后定為“斬立決”；迫于西安紳民聚眾請愿，為了避免意外終于易為“賜令自盡”。趙舒翹“終受大辟，實出外人要迫，并非太后之本心”。慈禧對于趙舒翹已處于愛莫能助的境地。遺稿由其友人王步瀛編成《慎齋文集》十卷、《慎齋別集》四卷印行。

       八國聯(lián)軍進犯北京，和清政府談判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求中國懲治扶持義和團的主戰(zhàn)派。趙舒翹便是瓦德西總部指名要嚴懲者之一，而且確確實實是按聯(lián)軍的要求嚴懲了。趙舒翹，字展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陸潤庫榜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同進士出身的照例難入翰林，只好分部為刑部主事，沉浮郎署本來不大能有所作為，但他勤奮好學，且學有淵源，編有一本《提牢備考》。在該書中雖自謙為“孤寒雜廁曹末”，實則他的刑律之學得之于他的舅父薛允升，薛是清季的刑律專家，久任刑部尚書，趙的學問自然傳授有自。趙舒翹之為人，謹慎小心，他兢兢業(yè)業(yè)在刑曹十年，由主事升員外郎及郎中，雖曾經(jīng)一摩出守，頗得循聲，升到江蘇巡撫，但不久仍召回京師繼薛允升之后為刑部長官并充任軍機大臣。不過他的軍機大臣資望甚淺，和他的同事、資望相似的滿人剛毅相去很遠。剛毅才是真正的庚子事件的主要主戰(zhàn)派，或者說是第三號。第一號是慈禧太后，次之是儲君大阿哥溥雋之父端王載漪，說他是三號主戰(zhàn)派，并不冤枉。

       著作有《提牢備考》、《慎齋文集》、《慎齋別集》、《溫處鹽務記略》、《慎戰(zhàn)要言》、《慎疾箴言》和《像刑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