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8年任皇后宮少進。1159年隨父舉兵，任右兵衛(wèi)佐，拘禁后白河上皇、二條天皇和近臣藤原通憲（信西），史稱“平治之亂”。敗后東逃，途中在美濃被捕，被流放于伊豆國蛭島。在二十年流放生活期間，與北條時政之女兒結(jié)婚，受到保護.1180年奉皇子以仁王之命，舉兵討伐平氏,失敗后渡海逃往安房。10月在富士川之戰(zhàn)中獲勝,后得到千葉常胤等援助，相繼占領(lǐng)房總、武藏、相模等地，進入鐮倉,稱“鐮倉殿”。

    1183年建立東國政權(quán)，同年朝廷頒布《壽永宣旨》 ，承認其在東部之統(tǒng)治權(quán)。與進入京都的武將源義仲和西國的平氏對立。1184年派其弟義經(jīng)率軍西征，討滅源義仲。次年經(jīng)壇之浦之戰(zhàn)滅平氏。同年以追捕與院政接近的兄弟源義經(jīng)為由，在各地設(shè)置守護、地頭職。1189年率軍遠征陸奧羽，滅保護義經(jīng)的藤原泰衡，確立全國武家政治體制。1190年上京會見后白河法皇，任朝廷權(quán)大納言(編外太政官副職)、右近衛(wèi)大將軍等職,假以法皇名義控制各地軍政大權(quán)。1192年后白河法皇死后，任征夷大將軍，建立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武士政權(quán)鐮倉幕府。確立全國范圍內(nèi)之軍事封建主統(tǒng)治。1198年12月參加相模川橋落成典禮后，歸途中從馬背跌下，從此一病不起，翌年正月去世。

　　源賴朝（公元1147-1199年）是鐮倉幕府的創(chuàng)始人。他在亂世中崛起，僅十幾年間，就從一名流放犯，一躍成為威名顯赫的統(tǒng)帥全日本武士階級的將軍。他的業(yè)績，引起了無數(shù)史學家的興趣。他為什么能夠威懾群雄而取得成功？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建立和鞏固鐮倉武士政權(quán)？如何正確地評價他的功過？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淺的探索。

　　公元十一世紀中葉以后，日本進入了一個重大的歷史轉(zhuǎn)折時期。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以太上天皇為代表的皇室勢力和以藤原氏為首的外戚集團之間，爭權(quán)奪勢，明爭暗斗。與此同時，正逐步抬頭的武士勢力內(nèi)部，也分為兩大集團，一為以平氏為首的關(guān)西集團，一為以源氏為首的關(guān)東集團。中央兩大貴族勢:力，由于雙方都不掌握軍事實力，所以為鞏固各自的權(quán)勢，不得不利用武士力量。而兩大武士集團，為了壓倒對方，也竭力利用貴族的矛盾，伸展自己的勢力。于是，后白河上皇與平氏集團，藤原信賴與源氏集團分別結(jié)合起來，互相利用，彼此爭斗，構(gòu)成了當時社會復雜的政治局面。源氏嫡子源賴朝，就是在這個動亂年代里誕生的。

　　1159年，源賴朝十三歲。這年（陰）十二月，日本發(fā)生了平治之亂。以后白河上皇為靠山的平氏，擊潰了藤原信賴和源氏。源賴朝的父親源義朝在事變中戰(zhàn)死，源賴朝也因隨父參與了戰(zhàn)亂，而被獨自流放到荒涼的伊豆半島的蛭小島。

　　平治之亂以后，平氏武士集團的首領(lǐng)平清盛，平步青云，躋入朝廷公卿之列，官至太政大臣，“平相國禪閤咨管領(lǐng)天下�！盵1]不僅平清盛本人榮任高官，而且平氏一門也都竊據(jù)了要職。“平治亂逆以后，天下之權(quán)偏在彼私門，長女者，始備妻后，續(xù)而為國母，次女兩人，共為執(zhí)政之家室，長婿重盛，次男宗盛，或升丞相，或帶將軍，次二子息，升進恣心，凡過分之榮幸，冠絕古今者軟�！盵2]

　　平氏一門中任朝廷公卿者十六人，身居四、五位爵位允許升殿者（殿上人）三十余人。地方上的諸國受領(lǐng)、衛(wèi)府、國司或地頭，大多也是由平清盛任命的人擔任，總計有六十余人[3]�！叭毡厩锝驆u，繞六十六國，平家知行之國，三十余國，超過山河之半�！盵4]

　　身居要職的平清盛在擴大政治權(quán)力的同時，兼并土地，很快成為擁有五百多個莊園的大莊園領(lǐng)主�！镀郊椅镎Z》這樣描述他的驕奢：“綺羅充滿，堂上如花，軒騎群集，門前若市。揚州之金，荊州之珠，吳郡之綾，蜀江之錦，七珍萬寶，應有盡有�！盵5]

　　隨著權(quán)勢的伸張，平氏日漸橫暴�！皬姶笾畡荩瑵M于海內(nèi)，苛酷之刑罰，普于天下”，[6]其橫暴之舉不僅加于平氏百姓，而且也屢屢加于中央權(quán)貴。1170年（陰）七月三日，攝政藤原基房參拜法勝寺，途中與平重盛的摘子資盛所乘女車相遇。身為武士之子，竟乘女車巡游市街，“事及恥辱”，藤原基房的隨從們，一涌而上，擊破女車。對此，資盛在其父重盛的支持下，不斷唆使“無數(shù)武勇者”、潛伏街衢，伺機伏擊藤原基房所乘之車。（陰）十月二十二日，終于襲擊了車隊，并割去藤原基房的四名隨從的發(fā)髻以示報復。中央權(quán)貴們對此甚感驚懼，驚呼“生亂世，見聞始此之事”，“悲哉，悲哉”。[7]

　　平氏的專恣，引起朝野內(nèi)外的反目。1177年（陰）五月底，在后白河法皇指使下，法皇的親信藤原成親、藤原西光、僧俊寬等，在京郊的鹿谷山莊密議討平計劃，不意事泄。（陰）六月一日，平清盛急速率軍抵京都，“武士充滿洛中，云集禁里”，[8]逮捕了藤原成親等人。當日夜，藤原西光遭殺。二日，藤原成親、僧俊寬被流放遠國。鹿谷事件之后，京中“上下諸人，皆以怖畏”。[9]1179年（陰）十一月十四日，平清盛又突然率“武士數(shù)千騎”，從福原居地開入京都，幽禁后白河法皇，宣布停止院政，停止藤原基房關(guān)白職，解除權(quán)中納言、中將藤原師家、太政大臣藤原師長、權(quán)大納言資賢等三十九人官職，、并由平氏一門及其親信遞補。此后，平氏完全掌握朝政，開始了獨裁統(tǒng)治�！敖�囚法皇，刑罰重臣，洛都占狹少之地，民人懷莫大之愁，皆雖假名于宣，其實只任雅意�！盵10]平氏假稱圣旨、態(tài)意所為的另一個具體表現(xiàn)，就是1180年（陰）十一月挾持后自河法皇、高倉上皇及天皇遷都福原。遷都之后，京都衰落�！奥�草滿庭，立蔀多顛倒，古木黃葉有蕭索之色，傷心如箕子之過殷墟”。[11]平清盛此舉招致了僧侶、武士、權(quán)門貴族的普遍不滿，加之“天變地夭之難，旱水風蟲之損”，[12]各地政局不穩(wěn)，“眾遮之怒答天，四方之匈奴成變”。[13]日本面臨著嚴重的分裂的命運。

　　特殊的經(jīng)歷，造就了特殊的人物。1180年，已是源賴朝流放伊豆的第二十一個年頭了。這二十余年的伊豆流放生活，對源賴朝的性格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平治之亂把他遠遠地拋到政治旋渦之外，作為兩雄爭斗的犧牲品，而被流放到政治和經(jīng)濟落后的伊豆半島，長期過著冷寞、孤獨的生活。加上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得志，養(yǎng)成了他堅韌的忍耐力和強烈的復仇精:神。他身居地方，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上對平氏的廣泛不滿，深深體會到民力的不足和百姓的饑苦，也深知地方武士的苦衷和所求。他密切注視著平氏的動向，冷靜而周密地分析形勢，清楚地認識到平氏政權(quán)已如大廈將傾，堅信“凡此二三年，彼禪門及子孫可擊敗之”。[14]

　　1180年（陰）四月，源賴朝等人打著“以仁王令旨”的旗號，聯(lián)合源氏各系子孫起來討平，但不久失敗了。平清盛下令徹底消滅源氏，并要發(fā)兵伊豆，滅掉源賴朝，以除心頭之患。在這種形勢下，賴朝毅然舉兵討平。他在斗爭中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很快就在關(guān)東地區(qū)確立了自己的統(tǒng)治。1185年，源賴朝徹底地消滅了平氏，建立了第一個武家政權(quán)一一鐮倉幕府。從此，日本歷史上開始了延續(xù)六百余年之久的公武雙重政權(quán)并存的政治局面。

　　源賴朝自1180年（陰）八月伊豆舉兵，至1185年3月壇浦決戰(zhàn)，徹底消滅平氏，前后只歷經(jīng)五年。一個單身匹馬的流放罪人，為什么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歲月里，擊潰勁敵，控制政局，成為日本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呢？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的時代背景對他起兵討敵極為有利之外，他個人的智謀和軍事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具體可歸結(jié)為如下幾點：

　　一、戰(zhàn)術(shù)巧妙，穩(wěn)扎穩(wěn)打。源賴朝從伊豆起兵之后，在軍事上并不是常勝將軍，也吃過敗仗。最慘的一次是1180年（陰）八月的石橋山會戰(zhàn)。他以三百騎兵力，與平氏武將大庭景親三千騎兵力正面對峙，結(jié)果遭慘敗，兵力所剩無幾，“遁入山中”。[15]這次失敗，對源賴朝的教訓頗大。從日后的多次戰(zhàn)役中可以看出，他吸取了這次失敗的教訓，即在沒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盡量避免與敵進行正面攻堅戰(zhàn)。從源氏與平氏的幾次大決戰(zhàn)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源賴朝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思想是戰(zhàn)略上求穩(wěn)，戰(zhàn)術(shù)上求快，不打則己，一打必勝。試看幾個戰(zhàn)例：其一是1180年（陰）十月的富士川決戰(zhàn)。這是源賴朝舉兵后的關(guān)鍵一戰(zhàn)。這時，雖然源賴朝的兵力已相當龐大，軍隊的戰(zhàn)斗力也勝于平氏軍，但是源賴朝并沒有輕敵。在正面擺出決戰(zhàn)態(tài)勢的同時，采取迂回包抄戰(zhàn)術(shù)，令武田信義率軍在夜深入靜之時，包抄敵后。武田軍通過富士沼澤地時，驚動了群集在沼澤地里的水鴨，群鴨驚恐，鳴叫亂飛，“羽音編成軍勢之壯”。平氏軍突聞源軍自背后襲來，嚇得失魂落魄，慌忙逃竄，源氏軍不戰(zhàn)而勝。這次戰(zhàn)役的勝利，太大削弱了平氏的威勢，平清盛在失敗中一病不起，于翌年（陰）二月一命嗚呼。其二是1184年的一谷之戰(zhàn)。隨著源氏勢力的發(fā)展，平氏退據(jù)關(guān)西，企圖以四國的屋島為根據(jù)地，控制瀨戶內(nèi)海。（陰）二月，平氏更集數(shù)萬騎軍兵，扼守攝津與播磨交界的一谷要地（今神戶市須磨區(qū)），妄圖拒源氏軍于關(guān)西門外。四日，源平兩軍對陣。平氏布陣于山之西，源氏布陣于山之東，“相隔三里行程”。一谷后山名鵯越，“石巖高聳而駒蹄難通，澗谷深幽而人跡已絕”。[16]源氏軍挑選了七十余勇士，攀越鵯越，奇襲平氏軍指揮部，致使平氏軍失去指揮核心，“失商量敗走，或策馬出一谷之館，或掉船赴四國之地”[17]。其三是1185年（陰）三月的壇浦決戰(zhàn)。一谷之戰(zhàn)失敗后，平氏以瀨戶內(nèi)海為中心，重振實力。為了最后消滅平氏勢力，源賴朝開始布置與平氏的決戰(zhàn)。首先于1184年（陰）九月，派遣弟弟范賴率軍從陸路西進，。采取大迂回的戰(zhàn)術(shù)，以圖切斷平氏退據(jù)九州的后路。范賴軍歷經(jīng)饑懂、困苦，1185年（陰）二月終于在九州地方豪族的支持下，渡海抵豐后（今大分縣），象一把尖刀插入敵后。與此同時，賴朝又命弟義經(jīng)進軍四國。十七日，源氏軍冒雨從攝津的渡部津（今大阪市）渡誨，登上屋島，從背后奇襲平氏軍。平氏軍狼狽逃竄，最后退至彥島。這樣，平氏軍便處在源范賴、源、義經(jīng)兩軍的前后夾擊之中。（陰）三月二十四日，源、平在長門國赤間關(guān)壇浦海面相逢。平氏以五百余艘戰(zhàn)船，向源氏軍挑戰(zhàn)，源氏軍在當?shù)睾雷逯С窒�，一舉殲滅了平氏軍，取得大勝。平氏將帥多沉沒海底。

　　二、重視對敵軍迸行分化瓦解。許多事例說明，對敵軍的政治瓦解，給源賴朝的軍事勝利以極大的幫助。如與常陸國佐竹氏的會戰(zhàn)，最后就是靠政治瓦解取勝的。1180年（陰）十一月四日，源賴朝率軍到達常陸國。該國有一大武士團佐竹氏，“權(quán)威及境外，郎從滿國中”，其首領(lǐng)佐竹秀義追從平氏，拒不服從源賴朝。于是，賴朝決定武攻。秀義退守常陸國金砂城，據(jù)險要地勢，構(gòu)筑城壘、固要塞。所構(gòu)城塞，“非人力之可敗”，城內(nèi)聚集之兵，“莫不以一當千”，源氏軍久攻不下。此時，賴朝聽說秀義有一叔父名佐竹藏人，其智謀勝人，欲心越世，賴朝便派上總介廣常去做策反工作。廣常對佐竹藏人說：近日，東國之親疏，莫不奉歸武衛(wèi)（指賴朝），武衛(wèi)唯以秀義為仇敵，秀義壽數(shù)已定。你與秀義雖是骨肉，但何以坐視其不義呢，望早參奉武衛(wèi)，討伐秀義，可令你掌管領(lǐng)地遺產(chǎn)。[18]藏人聞后立即歸順，親自向?qū)г窜娖嬉u金砂城。秀義及郎從等聞聲喪膽，顧不得防戰(zhàn)，棄械而逃，廣常率軍乘虛攻入，一舉拿下金砂城。在討伐平氏的整個過程中，源賴朝對倒戈投誠的武士，大多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對于那些與平氏關(guān)系甚密的豪族武士，也一再采取安撫政策。如1183年（陰）二月，他指令弟源義經(jīng)，要努力爭取紀伊國（今和歌山、三重兩縣）豪族武士湯淺重宗。（陰）三月，他寫信給信濃國（今長野縣）豪強中野助廣，為促其投誠，對其所擁有的財產(chǎn)嚴加保護。與此同時，還對因幡國（今鳥取縣）的長田實經(jīng)、尾張國（今愛知縣）的原高春等做瓦解工作，這些人都因莊園、財產(chǎn)得到保護，而投靠源賴朝。1185年，源范賴率軍西征時，源賴朝特別指示不要在關(guān)西各地妄征兵糧，“萬萬不要引起當國人的共同憎恨”。正是由于這一政策，使范賴軍在極度困境之下，得到西部地區(qū)的豪強的幫助，渡海插入九州東部，取得戰(zhàn)略上的勝利。

　　三、善于利用矛盾，開展政治攻勢。源賴朝的那種戰(zhàn)略上的穩(wěn)扎穩(wěn)打和戰(zhàn)術(shù)上攻則必勝的思想，不僅表現(xiàn)在軍事方面，而且也表現(xiàn)在與政敵的政治斗爭方面。富士川會戰(zhàn)，平氏大敗，平維盛為首的平氏將卒倉皇潰散。源賴朝欲乘勝追擊，直搗京都。這時，常胤義澄、廣常等名將力諫：東國尚未完全平定，不宜倉促西上。指出，只有：“先平東夷之后，（才）可至關(guān)西”。[19]源賴朝接受了這一意見，此后精心治理以鐮倉為中心的東國地區(qū)，一邊鞏固陣腳，一邊靜觀形勢。1181年，當后白河法皇與平氏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的時候，賴朝及時地利用矛盾，開展政治攻勢。（陰）七月，他派遣密使赴京晉見后白河法皇，表明自己對院廳“并無謀叛之心”，起兵目的只是要討伐法皇的宿敵。這次晉見，源賴朝提出了具體的和解方案：若平氏不亡，則應恢復舊例重用源、平兩氏，關(guān)東由源氏支配，西海仍聽平氏之意，國司由院廳任命，若有違抗國家的叛逆之輩，應依仗源、平兩氏討伐。這一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朝廷承認他在東國的勢力。這一方案雖然由于平氏不同意，而未獲明顯效果，但它卻在院廳與平氏之間打進了不和的楔子。在賴朝起兵討平之后，他的叔伯兄弟源義仲，也在信濃國木曾地方起兵討平。在加賀、越中交界的礪波山戰(zhàn)役中，大敗平氏軍。隨即以破竹之勢，直搗京都，迫使平氏挾安德天皇西逃，形成了平氏、義仲、賴朝三方鼎立的局面。義仲軍進京都后，曾多次要求賴朝進軍，可是源賴朝始終按兵不動。不久，由于糧食補給等困難，義仲軍軍紀松散，奸淫搶奪，無惡不作，引起了朝野怨恨，皇室與義仲之間的矛盾日深。源賴朝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于1183年（陰）九月，再次遣使與后白河法皇密談，進一步提出關(guān)系到貴族切身利益的新方案：將平氏占據(jù)的神社、佛寺所屬莊園歸還原主，平氏虜掠的院、宮、諸貴族的莊園，也應歸還原主，等等。這一方案符合院廳、貴族的利益，因此獲得院廳的完全贊同，源賴朝取得了院廳的好感。是年（陰）十月四日，院廳終于發(fā)布院宣，宣布東海、東山、北陸等地的神社、佛寺及王臣家領(lǐng)有的莊園，一律歸還原主，若有抗拒者，聽任源賴朝處置。這項院宣既承認了源賴朝的鐮倉政權(quán)，又使他獲得了在東海、東山、北陸等地的行政、司法權(quán)。源賴朝就這樣運用政治手腕取得了軍事上難以迅速取得的成果。

　　四、適時地采取籠絡各地武士的政治、經(jīng)濟政策。源賴朝從伊豆舉兵前夕起，就十分注意籠絡武士，這是因為他清楚地認識到武士的向背，是自己能否取勝的關(guān)鍵。在起兵之初，為了取得東國武士們的支持，源賴朝采取個別談話的方式，籠絡人心。東國原是源氏稱雄之地，許多武士當年都曾追隨過源氏，因此，對源氏仍懷有特殊的感情。源賴朝利用這一有利條件，一方面先把伊豆、相模的武士工藤介茂光、土肥次郎實平、岡崎四郎義實、宇佐美三郎助茂、天野藤內(nèi)遠景、佐佐木三郎盛綱、加藤次景廉等人一一叫到自己家里，面授機宜，跟每個人表示：“這個秘密我只跟你講了”，“你是我唯一信得過的人”等等，懇求他們參加討平之戰(zhàn)，另一方面打著“以仁王旨令”，派人去聯(lián)絡源氏子孫和可爭取的關(guān)東武士，向他們宣布：如果他們跟隨他反平，他將保護他們領(lǐng)地的安全，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被源賴朝召見的武士，見自己如此被信任，無不表示效忠。據(jù)《吾妻鏡》記載說，被源賴朝召見的武士，人人躊躇滿志，激奮異常。[20]當時大部分關(guān)東武士團雖有一定的經(jīng)濟實力，但是由于身份低下，又沒有堅實可靠的后盾，政治地位很不穩(wěn)固，領(lǐng)地也沒有安全保障。因此，他們切望得到保護，保證他們領(lǐng)地的統(tǒng)治權(quán)。源賴朝緊緊抓住他們的這一心理，適時地提出了響亮的口號：“本領(lǐng)安堵”（保護所領(lǐng)）和“新恩給與”（對有功之臣授與新領(lǐng)地），大大地贏得了武士們的支持。他們紛紛投靠源賴朝，使他的勢力迅速壯大。1180年（陰）八月十七日，在伊豆襲擊平氏的親信、伊豆國目代[21]山木兼隆獲得成功時，源賴朝的勢力只限于坂東地區(qū)的幾個小國。二十二日與平氏親信大庭景親會戰(zhàn)于石橋山時，兵力也不過三百騎。但事隔四十余天之后的（陰）十月二日，源賴朝赴武藏國時，已“精兵及三萬余騎”[22]六日到達相模國時，“凡扈從軍士不知幾千萬”[23]�！队袢~》記載說：“其勢日增數(shù)萬，當時已占掠七、八國”[24]足見源賴朝隊伍發(fā)展之迅速。

　　五、重視人才，廣收賢士。源賴朝非常重視人才。因為他深知自己出身行伍，不通公務，要想治天下，只憑武力不行。因此他廣招賢能，不論是侍奉過朝廷的官吏，還是地方上的下級武士，只要通曉政務、忠于自己的，他都加以重用。例如精通文章和法律的朝廷官吏大江廣元，和多年在朝廷作官而對朝廷的腐敗深為不滿的三善康信，以及藤原行政、足立遠元、平賀義信、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中原親能等人，都是受賴朝的招請，投奔鐮倉，分別受到重用的。這些人成為賴朝治政的顧問。這些人中，尤以大江廣元最為優(yōu)秀，他博學多才，才華出眾。他在京都的官職是太政官屬下的少外記，所以又有吏治經(jīng)驗，賴朝對其倍加器重。廣元被人們稱為賴朝的“貼身心腹”。[25]大江廣元在鐮倉幕府的建立和鞏固上，確也起過重大的作用。比如，1185年源賴朝建立的守護、地頭制度，就是出于他的建議。他在建議中說：“世已澆季，梟惡者尤得秋也”，但反逆之輩仍不會斷絕。東部地區(qū)業(yè)已掌握在手，境內(nèi)：“雖令靜謐”，但“奸濫定起于他方歟”。每有叛逆，總是“發(fā)遣東士者”前往鎮(zhèn)壓，久而久之，不僅“國費”，而且必然使東部武士“人人煩也”，因此，不如“每國衙、莊園被補守護、地頭”，這樣一旦有異變，也就“強不可有所怖”了。[26]對于大江廣元的這一建議，據(jù)《吾妻鏡》載：“二品（注：指賴朝）殊甘心（滿足），以此儀治定”，認為大江廣元此議，仍“忠信之所令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