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清（1890～1963）是日本大正- 昭和時代著名的東洋史家，東京文獻學派第二代領袖之一，文學博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15日生于神奈川縣高座郡鶴嶺村（現(xiàn)茅崎市）一個有錢有勢的富農家庭，早年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舊制）學習。一高是日本近代最早接受中國清代留學生的名校之一，曾培養(yǎng)出的政界、文化界、學術界、經濟界名人上千。日本內閣總理加藤高明、若槻禮次郎、広田弘毅、近衛(wèi)文麿、平沼騏一郎、蘆田均、鳩山一郎、岸信介、福田赳夫等人皆出自一高，畢業(yè)于一高的日本內閣部長已達100余人。僅日本歷史學界便有箕作元八、白鳥庫吉、三上參次、辻善之助、池內宏、今井登志喜、中村榮孝、石田干之助、村川堅太郎、江口樸郎、堀米庸三、樢恍邸⒅蹦拘⒋衛(wèi)傘⑼撂鎦閉頡⒔窬�清著名学諒s弦滌諞桓�。因此，和体|逶詿聳艿攪肆己玫慕逃�，特冰樓时任一高寿MЫ淌Φ募�闹啫，对和体|迦蘸笱芯慷�洋史影响较大。一笍s弦島�，和体|褰�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寿MЭ蒲�习，师从白鸟筐h�、蕦戝瓒葱l(wèi)傻熱訟岸�洋柿P�同使P芙逃詡�闹啫、硢菡婈等师。和体|搴罄醋�著的名做椂东亚寿M芯?middot;蒙古篇》，便是在聽了箭內亙、池內宏倆教授講授的明代蒙古史課題后激起興趣而日后深入研究的成果。學習期間，因成績優(yōu)異，深獲白鳥師賞識。1915年完成《明初的蒙古經略》論文，于東帝大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學專修科畢業(yè)，隨后進入該校大學院深造。畢業(yè)后成為中央大學預科講師及東京帝國大學講師。不久，白鳥師邀他進入其主持的“滿州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査室”工作，負責“滿州歷史地理”的基礎研究。1924年，和田清到歐美和中國游學2年，回國后于1927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副教授 ，1933年（昭和8年）升任教授。1939年以此前撰寫發(fā)表的“明初的滿洲經略”學術論文獲文學博士學位。同時，在東洋文庫全力對滿州語、蒙古語的資料進行和收集整理，后擔任東洋文庫的專職理事。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仍擔任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東方學會”1947年設立時任第一屆理事會的理事。1951年退休后成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同年當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后轉任日本大學教授。從1959年開始健康狀態(tài)每況愈下，1961年在日本大學卸任，1963年（昭和38）6月22日去世，享年72歲，葬于故鄉(xiāng)墓地。死后被授予從三位勛二等。

　　作為東洋史學家，和田清最早開始研究的課題，即為明代蒙古史。1917年5月作為奉公叢書之一出版的和田清著《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為其成名作之一。該書是在1915年作者在其畢業(yè)論文《明初的蒙古經略》的基礎上經過補充的成果，即在《明初的蒙古經略》之外另補充了三篇論文匯集成書。按和田清自言，他對蒙古和滿洲歷史和地理的研究興趣最早源于箭內亙、池內宏倆師的教導，加之前輩原田淑人的《明代的蒙古》（1908年出版）和中島竦的《蒙古通志》（1916年出版），為明代蒙古史建立了一個脈絡一貫的體系，這給予了和田清極大的鼓勵。特別是和田清在蒙古 　　語學上得到白鳥庫吉的專門指導。這一切皆為和田清能夠深入研究明代蒙古史并有所成就的基礎。和田清后來在《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的基礎上經過修改和論文補充，又撰成《東亞史研究·蒙古篇》（1959年出版）。中國蒙古史專家、內蒙古大學教授潘世憲（1910-1990）曾于該書中文版譯序中評曰：“關于明代蒙古各部落的起源、分布和變遷，一些重要首領的年代、世系問題，由于史料欠缺和記載歧異，長期給治史者帶來困難。和田清在本書中，第一次較深入地、系統(tǒng)地提出并探討了這些問題，有很多獨到之處，不少問題可以說得到了圓滿的解決，對于治明代蒙古史者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正因為此書取材繁富，精于地理考證，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所以在今年仍不失為足資參考的著作�！薄斑@本書的翻譯是在六十年代初完成的。由于十年動亂，被擱置起來。雖然時間過了近二十年，但迄今為止，我們還未能發(fā)現(xiàn)一本在各方面顯然勝過它的著作�！�

　　日本有關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在明史中雖已結出豐碩的成果，但與政治、制度等問題研究不同，其研究成果是于戰(zhàn)后緩慢地積累起來的。在這個研究領域，首舉和田清編譯的《〈明史·食貨志〉譯注》上、下（東洋文庫于1957年出版，后由和田清的弟子山根幸夫于1996年經若干補訂再版），該書由和田清教授舉辦的“食貨志研究會”成員松本善海、藤井宏、佐久間重男、星斌夫、中山八郎、百瀨弘與山根幸夫分別承擔，給《明史·食貨志》加以詳細譯注，為戰(zhàn)后日本明代經濟史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朵顏衛(wèi)是明朝在蒙古地區(qū)設立的羈縻衛(wèi)—兀良哈三衛(wèi)之一，其部眾是兀良哈蒙古人。大約在明宣德、正統(tǒng)年間，三衛(wèi)南遷，朵顏衛(wèi)占據(jù)明朝薊州鎮(zhèn)邊外的燕山山脈地區(qū)。到16世紀中期，朵顏衛(wèi)歸附右翼蒙古，其體部眾成為喀刺泌、土默特等右翼蒙古萬戶的屬部。后金天聰明能干年間，朵顏衛(wèi)部落以領主的名義歸附后金，構成清代喀喇泌三旗和土默特二旗的基礎。朵顏衛(wèi)由明代蒙古部落到清代扎薩克旗的變遷過程代表了明清蒙古部落發(fā)展的一種類型。日本學者和田清先生的《察哈爾部的變遷》一文，疏理了朵顏衛(wèi)部落變遷的線索，具有里程碑意義。

　　在20世紀10年代至40年代，一些日本學者曾撰文論述鐵嶺設衛(wèi)問題，就鐵嶺位置闡述各自觀點，至今在中日韓三國學界產生影響。如池內宏在《高麗辛禑朝的鐵嶺問題》一文中指出，鐵嶺衛(wèi)在黃城即今天的集安。稻葉巖吉對此提出置疑，指出鐵嶺衛(wèi)在平安北道的江界，因為江界舊名禿魯，與鐵嶺名稱相似。和田清在《三萬鐵嶺衛(wèi)的建設》一文中指出，鐵嶺衛(wèi)在咸鏡道與江原道分界的地方。末松保和在“麗末鮮初的對明關系”一文中，支持和田清的上述觀點。這三派意見中，和田清的觀點影響最大，他提出的咸鏡道與江原道分界的鐵嶺是高麗原有地名，是元朝時在半島內設置的雙城總管府的南界。 　　1945年光復以后的韓國學界基本接受了和田清的上述觀點。金庠基在《韓國全史2：高麗時代史》（東國文化社，1961年版；首爾大出版部，1991年版）中指出，明太祖要收回鐵嶺（咸鏡道與江原道分界）以北舊元地盤，引起高麗的不滿，以攻遼行動來對抗，致使明朝不再要求鐵嶺以北之地。李基白在《韓國史新論》（一潮閣，1967年版；1998年版）中指出：明朝通告設置鐵嶺衛(wèi)，意將元朝雙城總管府下的地區(qū)作為明的直屬領土，親元派崔瑩等異常憤慨，圖謀進攻遼東，禑王積極配合，實行全國范圍的征兵，任命八道都統(tǒng)使、左右軍都統(tǒng)使。李成桂反對遠征，實施威化島回軍，廢掉禑王，從而為打倒高麗王朝、建設新王朝打下基礎。樸元熇在“朝鮮初期的對外關系——與明朝關系”（《韓國史》22，國史編纂委員會，1995年）中指出，明太祖平納哈出以后，圖謀向遼東進發(fā)，命令遼東都司通告高麗設置鐵嶺衛(wèi)，給反明情緒高漲的高麗帶來沖擊。顯然亦指明朝在半島內設置鐵嶺衛(wèi)。 　　中國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明太祖原計劃在半島內設鐵嶺衛(wèi)（咸鏡道與江原道的分界，元朝雙城總管府南界），目的是接管舊元雙城總管府領地，但由于高麗的反對，以及安置納哈出降眾的任務繁重，再者考慮糧餉難繼，所以沒有設于半島內，而是退設于遼東（奉集縣舊鐵嶺城）。這與日本學者和田清及韓國學界普遍觀點基本一致。

　　“稱�！迸c“聘海”，是同一地方的不同譯名，即是隸屬于元和林行省的稱海宣慰司。對于這座城的具體位置，專家們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稱海城是在和林城的北面鄂爾渾河上游，這是和田清的觀點，而臺灣官方三軍大學出版的《中國歷代戰(zhàn)爭史》就采取了和田清的觀點。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么李文忠就沒有打到和林城。更多的人認為稱海城是在和林城的西面、阿爾泰山的東面，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么，李文忠由克魯倫河一直往西前進到阿爾泰山的東面，當然也就越過了和林城。正如陳得芝先生所說的“和田清的說法與事實最遠”。實際上，《元史》等大量的歷史文獻表明，十三世紀末，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孫海山率部出鎮(zhèn)稱海，抗擊海都等反叛勢力時，其駐防地就在阿爾泰山一帶。也就是說，李文忠向稱海挺進時的確到達了阿爾泰山的東面，早已經越過了和林。明人高岱的《鴻猷錄》亦稱洪武五年李文忠“取和林，虜遁去�！焙土殖鞘且粋�寄生城市，要靠從漢地輸入大量物資歷來維持。《史集》記載窩闊臺時代“每天有五百輛載著食物和飲料的大車從各方到達該處（指和林）。”蒙哥死后，阿里不哥據(jù)和林與忽必烈爭立，忽必烈切斷了漢地對和林的供應，阿里不哥就難以繼續(xù)在和林呆下去了。而到了洪武五年的時候，蒙古統(tǒng)治者已經被驅逐出了中原，自然也不會有什么物資繼續(xù)供應和林，這時候的和林城恐怕成為眇無人煙的廢墟了，明軍并沒有在此地停留。

　　明代蒙古史是蒙古史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國內研究落后于國外（特別是日本）。日本學者和田清《東亞史研究·蒙古篇》奠定了明代蒙古史框架。但是，由于時代和個人條件的局限，和田清未能充分利用豐富的蒙文史料，影響了研究的深入，致使一些錯誤的觀點長期在學術界流行。近年來國內的有關研究雖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進展緩慢，在史料運用上存在著與和田相同的問題。充分發(fā)掘和利用蒙文史料，進行蒙漢文史料對比研究，已成為明代蒙古史研究進一步深入的關鍵。

重視調查 　　重視實地調查，是東京文獻學派的學術傳統(tǒng)之一，作為該學派第二代導師之一的和田清自然繼承著這種學術傳統(tǒng)。和田清在高中畢業(yè)后，曾到朝鮮和中國東北三省游行，作“學術考察”。1924年，他又到歐美和中國游學2年。在中國游學期間，足跡遍及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先后拜謁當時中國史壇名家柯劭忞、陳垣、王國維、梁啟超、羅振玉以及學界名流康有為、吳昌碩等人，受教良多，得益非淺。和田清對歷史地理尤感興趣，在中國各地考察中，既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同時又極力收集各種文物史料。為此，他曾有能力與箭內亙師合著了《東洋讀史地圖》一書。特別是在《明初的蒙古經略》、《關于兀良合三衛(wèi)的根據(jù)地》、《關于豐州天德軍的位置》等論文中，他能夠得心應手地對當時的地理方法做縝密的研究，無疑得益于他的實地調查成果和經驗。 重視原典研究 　　注重文獻收集和考證,推行原典研究，崇尚“文本主義”或“文獻主義”，既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傳統(tǒng)，又是“東京文獻學派”的特點。畢業(yè)于東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又長期在此任教的和田清自然繼承著這種學術傳統(tǒng)。由于和田清在大學本科和大學院學習期間打下了堅實的漢文典籍閱讀基礎，這使得他具有了很強的文獻閱讀能力。他不僅飽覽和全面研究了日本國內各圖書館收藏的文獻史料，而且在中國游學期間還遍索了中國北京、沈陽、大連等地圖書館收藏的相關研究課題的史料，以致于他能對各種善本秘籍，如數(shù)家珍。正因如此，在和田清的一些論著中，所引文獻史料之豐富，長期為中日史學界的一些同道中人所稱道。

　　自20世紀20年代白鳥庫吉和市村瓚次郎相繼于東帝大教職退休后，東帝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從“白鳥·市村體制”向“池內、加藤、和田體制”移行，池內宏、和田清、加藤繁成為史學科領軍人物，由此造就了“東京文獻學派”的繁榮興盛。由于和田清博士長期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培養(yǎng)出大量杰出的史學人才，馳名于世者有松田壽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鈴木俊、江上波夫、増井經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開三郎、旗田巍、鐮田重雄、山本達郎、田坂興道、樢恍�、矢沢利彥、山根幸夫、神田信夫等人，皆為日本現(xiàn)代東洋史學界大家。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黃現(xiàn)璠（1899～1982）1935年冬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導師為和田清博士。蒙古史和滿學專家金啟孮（1918～2004年，滿族，清乾隆帝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七世孫。曾任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內蒙古大學教授）1940年赴日本留學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受教于和田清、三上次男等師。同時，由于和田清博士長期研究満蒙史、中國地方自治史及明史，且開拓創(chuàng)新成果斐然，故被日本學術界譽為日本現(xiàn)代研究中國滿蒙史第一人。

　　和田清博士者著述豐碩，影響較大，他的代表作《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東亞史論藪》、《中國史概說》、《東洋史》、《東亞史研究·滿州篇》、《東亞史研究·蒙古篇》等,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名高一時， 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專著 　　*《內蒙古諸部落的起源》，奉公叢書，1917年。 *《支那通史》（上），巖波書店，1938年。 　　*《支那史序說》（世界歷史Ⅱ），河間書房，1941年。 　　*《中國史概說》，巖波書店，1951年。 　　*《〈魏志·倭人傳〉、〈后漢書·倭傳〉〈宋書·倭國傳〉〈隋書·倭國傳〉譯注》，巖波書店，1951年。 　　*《東洋史》，寶文館，1956年。 　　*《〈明史·食貨志〉譯注》上、下，東洋文庫，1957年。 　　*《〈宋史·食貨志〉譯注》上、下，東洋文庫，1960年。 合著 　　*《東洋讀史地圖》（箭內亙、和田清），富山房，1941年。 　　*《東洋中世史》（和田清、守屋美都雄、村上正二），有斐閣，1953年。 　　*《〈舊唐書·倭國·日本傳〉、〈宋史·日本傳〉、〈元史·日本傳〉譯注》（和田清、石原道博），巖波書店，1956年。 講座 　　*《支那》（巖波講座-東洋思潮）上、下，巖波書店，1935-1936年。 　　*《東洋史學》，NHK教養(yǎng)大學，1956年。 　　*《東洋史上見到的古代日本》，京都哈佛燕京學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6年。 編纂 　　*《支那地方自治發(fā)達史》，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1939年。 　　*《支那官制發(fā)達史》（上），中央大學，1942年。 　　*《近代支那文化》，光風館，1943年。 　　*《近代支那社會》，光風館，1943年。 論文集 　　*《東亞史論藪》（1922-1942年發(fā)表的論文24篇，子目如下），生活社，1942年。 　　1.《支那史序說》（1941） 　　2.《明代總說》（1935） 　　3.《清代總說》（1938） 　　4.《江戶時代前期亞細亞大陸的情況》（1937） 　　5.《康熙乾隆時代》（1935） 　　6.《李鴻章及其時代》（1941） 　　7.《中國官制發(fā)達史上的兩個特色》（1941） 　　8.《中國地方自治的淵源》（1939） 　　9.《中國文明的特質》（1941） 　　10.《“支那”及“支那人”的本義考》（1939） 　　11.《從東洋史上所見到的日本》（1935） 　　12.《在中國方面所看到的豐太閣封王的情況》（1938） 　　13.《日本對滿蒙史研究的發(fā)達》（1932） 　　14.《滿蒙史的大勢》（1939） 　　15.《元代蒙古的封禁考》（1936） 　　16.《明代的蒙古與滿州》（1935） 　　17.《清太祖與李成梁的關系》（1938） 　　18.《江東六十四屯的問題考》（1939） 　　19.《東亞民族發(fā)展史序說》（1942） 　　20.《在中國記載中的黑龍江下游的土著居民》（1939） 　　21.《明代以前中國所知道的菲律賓諸島》（1922） 　　22.《析律志考》（1922） 　　23.《北虜紀略、譯語及山中見聞錄的著者》（1942） 　　24.《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zhàn)跡與圖考》（1935） 　　*《東亞史研究·滿州篇》（收入1928-1955年發(fā)表的論文19篇），東洋文庫，1955年。 　　*《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收入1921-1959年發(fā)表的論文17篇），東洋文庫，1959年。 論文 　　*《關于支那的金銀錢》，《東洋學報》12/2，1922年。 　　*《明太祖和紅巾賊》，《東洋學報》13，1924年。 　　*《從歷史上看支那民族的發(fā)展》，《東洋史講座》卷12雄山圖版，1931年。 　　*《從東洋史看日支關系》，《日本學術振興會報告》11，1940年。 　　*《南越建國的始末》，《史林》26/1，1940年。 　　*《美國的東洋學》，《東方學報》12冊之一史學雜志52/1，1941年。 　　*《秦漢十二卿考》《加藤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集說》（1941） 　　*《廣東游行談》，《史學雜志》52/8，1941年。 　　*《關于滇緬路的開始》，《日本諸學研究報告1》，1942年。 　　*《關于蒙古的達延汗》，《史學雜志》53/6，1942年。 　　*《關于周代的蠻貊》，《史學雜志》54/2，1943年；《東洋學報》29/34，1944年。 　　*《關于洪秀全的家譜》，《史學雜志》54/7，1943年。 　　*《南洋史的大勢》，《史學雜志》54/2，1943年； 　　*《關于滿州西伯利亞的開發(fā)》，《北窗》5/5.6，1944年。 　　*《關于支那的天子》，《史學雜志》55/8，1944年。 　　*《日本與支那的家族制度》，《知性》7/7，1944年。 　　*《關于西南支那的開發(fā)》，《史學雜志》55/8，1944年。 　　*《關于李秀成的供狀》，《東亞史研究》（終刊號），1945年。 　　*《關于南支那的食人種》，《東洋學報》31/1，1947年。 　　*《有關魏志倭人傳的一個解決》，《歷史》1/1，1947年。 　　*《我國的東洋學》，《世界》18，1947年。 　　*《侏儒考》，《東洋學報》31/3，1947年。 　　*《有關市村瓚次郎先生的事》，《史學雜志》57/4，1948年。 　　*《中國的官僚》，生活社版《東洋的家族與官僚》，1948年。 　　*《關于支那的國體》，《史學雜志》，1948年。 　　*《滇王蹻的故事》，《羽田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叢》，1950年。 　　*《朝鮮民族的發(fā)展》，《日本歷史》30，1950年。 　　*《夏朝果然存在嗎？》，《學士院紀要》10/1，1952年。 　　*《中國產業(yè)史的研究-以歷代食貨志為中心》，《總合研究報告集錄》，1953-1954年。 　　*《普及版〈李朝實錄〉的出版》，《史學雜志》63/2，1954年。 　　*《從歷史上看支那商人的位置》，《史學》29/2，1956年。 　　*《龔正六傳補正》，《東洋學報》40/1，1957年

　　*《東洋史論叢―和田博士古稀紀念》，講談社 ，196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