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羅飛（1896-1971）原名福，廣東省文昌縣人。1952年畢業(yè)于上海美術�？茖W校西畫系。1930年考入意大利奈波利皇家美術大學研究院繪畫系，深得該院卡羅?西維埃羅和格魯賽?卡茲羅等名畫家的賞識和指授，畫藝大進。曾先后在意大利、法國、英國、奧地利舉辦展覽，甚得好評。1935年應邀參加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并獲獎，1938年回國。 　　作為“五四”以來投身于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戰(zhàn)士，他運用水墨、粉彩，深刻地描繪勞動人民生活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如《小乞與巨賈》 、《地獄》、《受訓者》、《花花世界》、《消化》等。新中國成立后，任廣東省軍管會文化組軍代表、廣州市政協(xié)委員、華南工學院建筑系教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 　　他的畫筆，亦轉而熱烈歌頌勞動人民的解放，運用豪放歡快的筆調、明亮壯麗的色彩，創(chuàng)作了《大旱之年見豐收》、 《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 、《鴨群》、《春光明媚的解放路》等作品，給人深刻的印象。 　　在藝術上他從不因襲中國或西洋的傳統(tǒng)技法，而是從所表現(xiàn)的物象出發(fā)，融會中西、提煉西洋畫法的精髓，落筆大膽潑辣、豪放雄奇，因之表現(xiàn)是深沉、生動的，畫風是新穎獨特的。出版有《符羅飛畫集》、《同志的死》、《饑餓的人民》等。?

　　1919年歸國，在南京暨南學校讀書。 　　1921年，抱著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后，又曾削發(fā)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里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并無“世外桃源”，于是就離開寺院。 　　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 　　1925年畢業(yè)。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1935年應邀參加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獲得意大利皇家金質獎。他留意期間，曾在意大利東方學院中文系當講師，因宣傳共產(chǎn)主義被校方開除。 　　1940年后在桂嶺師范、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 　　1948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一面創(chuàng)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筑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xié)委員。 　　1971年含冤去世。 　　198年，人民美術出版社收集他的遺作，出版了《符羅飛畫集》。林默涵、江豐、邵宇為畫集作序、題詞。

　　符羅飛不同時期的自畫像，都是畫家對自我心靈中最痛苦、最憂傷的道德情懷的自然披露和自我認同。作于1938年的自畫像題為《痛定思痛》，評論者有認為這“是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忍受著痛苦煎熬的某一剎那”。這件作品以嫻熟的明暗筆法刻劃出籠罩在強烈側光中的藝術家內(nèi)心的痛苦思考，也反映出剛從意大利學院繪畫的氛圍中出走所帶來的濃重影響。作于1946年、后來刊于畫集《饑餓的人民》的好幅《自畫像》則又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不同。這里著重刻劃的是一雙憤怒的眼睛，那里面噴出的是正義的火焰，緊皺著眉頭和緊咬著的嘴肌是內(nèi)心對黑暗現(xiàn)實深惡痛絕的深刻體現(xiàn)。如果把作于1947年、同樣也是皺眉怒目式的《自畫像》與同時期其他《自畫像》作品全部展于眼前，恐怕人們很難對于畫家的自我認同和揭示會無動于衷。他把自畫像與“饑餓的人民”的畫像放在一起，在當時也是使觀眾深被打動的：“符教授把自己尊容也描繪在內(nèi)，這也許是和u2018人間地獄里的無告者活在一起u2019的注腳!……這在高貴的紳士看來，該是多么可驚的事情!”在這些自畫像中，畫家噴射出來的、建立在人道主義和平民思想基礎上的道德是何等的熾熱!在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上，在道德感與價值傾向方面達到如此深度的自畫像系列實在是恐野外其匹。? 　　速寫為主要樣式的展覽中，人們會深深的有感于符羅飛先生那種處于困難的處境中堅持作畫的頑強意志，這首先體現(xiàn)在他大量以小紙片、各式隨手撿到的大小不一以至殘缺不整的包裝紙、日記本紙、草紙為作畫材料。符羅飛在與友人的談話中曾提到環(huán)境的困難使他無法對工具材料有什么講究，他的平民氣南也使他不太為此感到沮喪。事實上，當他由于無力購置油畫顏料而只好退而以粉彩顏料作大畫的時候，那種藝術效果反面比不上小紙片上的速寫那么生動、有力。 　　這些畫在小紙片上的速寫雖然大都是風格粗獷的急就章，帶有一種泣天動地、情不自已的悲憫感，但畫家往往在寥寥無幾筆中仍然能深刻地刻劃出人物的極端痛苦的內(nèi)在感情，其中關鍵在于抓住了人物的眼睛，那些深陷的、圓睜的眼睛。 　　如果說符羅飛的速寫是對苦難生活中的各種悲慘形象的準確捕捉的話，那么他的諷刺畫則是深刻的理性與強烈的感情高度結合的產(chǎn)物。一個有良知的藝術家面對社會的黑暗現(xiàn)實，如果他只能停留在憤怒吶喊的水平上，永遠只是在憤怒情感的催逼下匆匆急就的話，那么他的作品還是難以具有銳利的揭示力和心智上的深刻性。在邏輯上和倫理上的極端荒誕性，深刻地諷刺了寡廉鮮恥的當權者。 　　在符羅飛筆下的人生慘況是真實、自然的，他沒有為了任何“美”的法則而作出藝術上的修飾，他惟恐的只是穿透苦難的力度還不夠強、吶喊的聲音還不夠大、悲憫的感情還未足以令世人震驚和感同身受。因而他筆下的饑民個個似鬼魅一樣，只剩下一架架的人形骨架和一雙雙噴出饑火的深凹之目。如果把現(xiàn)代美術史上同屬傷時憂國傳統(tǒng)的作品(如司徒喬、蔣兆和的作品)與之比較的話，恐怕我們會承認符羅飛作品的確具有非同尋常的震撼力量。 　　在這里我們可以思考的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受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制約問題。為什么在傳統(tǒng)藝術事業(yè)中的“諷諫”、“怨刺”必須不離“溫柔敦厚”的“詩教”?“一個作家既要關心現(xiàn)實、關心政治，以他的筆去補闕拾遺，而又要不失中庸之道，這真是一件困難而又痛苦的工作。”究其原因，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核心理想“不攖之治”頗有關系。青年魯迅指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彼�謂攖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靈，打破內(nèi)心的和諧；不攖，就是令人民形如槁木、心如靜水，使暴君得以傳世，順民可望偷生。因此，進步的藝術必須要有攖人心的激奮之情，才能喚醒人民，推暴政�？梢哉f，攖人心就是符羅飛藝術的最本質的特征；更應該有勇氣說，符羅飛作為“革命藝術的先行者”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精神遺產(chǎn)也就是攖人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