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托蘭（John Toland），美國著名作家、歷史學家。1912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青年時代的托蘭根本沒有想過會成為歷史學家，他那時的夢想是成為百老匯的劇作家。大學里，托蘭學的就是戲劇創(chuàng)作。大學畢業(yè)后，他背起行囊走遍了美國。四十二歲以前，他是個事業(yè)上不成功的劇作家、官場里得不到賞識的軍官、家庭生活中的失敗者。1954年，有人約托蘭寫一部有關大飛艇的書，他利用在空軍服役時的關系，走訪了眾多飛艇時代的親歷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本《天空中的船只》使他一舉成名。

對于研究者來說，歷史是審慎研究的結果，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與來龍去脈；對于普通人，則是身臨其境的感受和心靈深處的記憶，而對于約翰·托蘭，歷史是兩者的天然融合。其主要作品有《從乞丐到元首——希特勒傳》《丑聞：珍珠港事件及其后果》《占領日本》《日本帝國的衰亡》《漫長的戰(zhàn)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zhàn)爭》。其中這本《日本帝國的衰亡》使他奪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聞獎。

青年時代的托蘭根本沒有想過會成為歷史學家，他那時的夢想是成為百老匯的劇作家。在大學中，托蘭學的就是戲劇創(chuàng)作。大學畢業(yè)后，他背起行囊走遍了美國，獨自獨闖世界。四十二歲以前，他是一個事業(yè)上不成功的劇作家、官場里得不到賞識的軍官、家庭生活中的失敗者。1954年，有人約托蘭寫一部有關大飛艇的書。他利用在空軍服役時的關系，走訪了眾多飛艇時代的親歷者，掌握了大量獨家的第一手材料。這本書使他一舉成名。

在此之前，他一共寫過一二百個短篇小說、25個劇本和5部小說，而除了幾個短篇外都沒有被刊載過。正是《天空中的船只》一書的寫作，使他找到的真正適合自己的職業(yè)。用托蘭自己的話說，從這一年起，他開始了“在歷史中的生活”。托蘭認為，好的歷史（著作）就是“活的歷史”。童年時，波特·布朗曾經在他家里住過一段時間。那時，布朗經常帶著小托蘭去附近的總督劇院看電影。每當電影演到一半時，布朗便把小托蘭帶回家�；丶液�，他們兩個商量著把這部電影的結尾寫出來，兩天后再回來看它究竟是怎么發(fā)展的。每一次，由他們改編的劇本都比原作來得更為精彩。托蘭后來回憶，布朗對他影響最大的一句話就是：“不管你寫什么，別講出來，而要表演出來”。托蘭對此的理解就是“不應當以自己的觀點來講述，而是像一出戲那樣，讓實際上發(fā)生過的事情重演，這才是所謂活的歷史”。而這，也正是托蘭寫作所遵循的信條。托蘭寫書，摒棄了傳統(tǒng)史學著作的生澀與枯燥，代之以豐富的細節(jié)描寫和對話，使讀者有如身臨其境。他的書有獨立創(chuàng)見、富有文學性和感染力。因此，每有新作問世，必能引起轟動。

托蘭的書既重傳統(tǒng)史料，更重對當事人的采訪。在他的書中，他會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訴讀者。為寫作《戰(zhàn)斗：突擊部的故事》，他采訪過美國將軍克拉克、德國將軍曼妥菲爾男爵、傳奇般的突擊隊長斯克爾策尼……還有四百余名戰(zhàn)爭幸存者、七十五名經歷戰(zhàn)爭的平民等。為收集材料，他先后在美、英、法、德、比利時、西班牙和盧森堡跑了十萬英里，去過國會議員的辦公室、美國國家檔案館、西點軍校和五角大樓、阿登地區(qū)的大大小小的城堡、比利時的廢礦井、達豪集中營的毒氣室、西班牙海灘，還有無數的昔日戰(zhàn)場……這本書奠定了他在二戰(zhàn)史學界的地位。1965年，托蘭以獨特的眼光，寫作出版了《最后100天》一書。此書以1945年初蘇聯(lián)紅軍逼近德國東部邊界、蘇美英三國首腦雅爾塔會議開篇，向人們展示了在二戰(zhàn)后期歐洲戰(zhàn)場一幅幅驚心動魄的場面。為了寫這本書，托蘭和他的日本籍妻子壽子駕車穿越鐵幕，去了當時還很少有西方人涉足的東歐各國。再后來，為了寫作《阿道夫·希特勒》（即中國讀者熟悉的《從乞丐到元首》），他再次道訪德國。剛到德國時，托蘭買了一輛嶄新的汽車。而十個月后，它已經經過了無數次大修，不成樣子了。這一次，接受托蘭采訪的有德國海軍上將卡爾·鄧尼茲，希特勒私人醫(yī)生、秘書和司機，險些死于希特勒手中的他的救命恩人魯茲（威廉·夏伊勒所著之《第三帝國的興亡》對此人有精彩描寫），愛娃·布勞恩的女友斯妮德，希特勒的堂兄漢斯……甚至還找到了戰(zhàn)時美國情報部門為希特勒所作的精神病學分析報告。正是這些第一手材料使得這本書引人入勝、極富質感�！都~約時報書刊評論》稱贊它是“一本精彩的、吸引人的通俗歷史著作，在我們所讀過的關于希特勒的書中，它是描寫得最為充分的一本”。

也許是因為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的關系，在托蘭的著作中有一股揮之不去的亞洲情結。而有關亞洲的幾部著作正是托蘭作品的精華所在。早在1961年，他就創(chuàng)作過敘述太平洋戰(zhàn)爭初期的著作《問心無愧》。后來，又先后創(chuàng)作過《升起的太陽：日本帝國的興起與衰落》（中譯本譯為《日本帝國的衰亡》）、《戰(zhàn)爭之神》、《丑聞：珍珠港事件及其后果》、《占領日本》和《漫長的戰(zhàn)斗：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zhàn)爭》。其中，《升起的太陽》使他獲得了1971年度美國出版業(yè)最高獎項——普利策新聞獎。在為《問心無愧》一書收集素材時，托蘭在美軍遭受恥辱的珍珠港、麥克阿瑟藏身的菲律賓山洞、香港的貧民區(qū)、日本前海軍將領的會客廳、沖繩和塞班的小屋和山洞里留下了他的足跡。同時，環(huán)繞太平洋的旅行也讓他結識了許多新朋友，其中還有年輕的托尼·阿基諾（阿基諾夫人的丈夫）和后來的菲律賓總統(tǒng)拉莫斯。這些朋友幫助托蘭尋訪到了幾位長期緘口不言的知情者。在臺北，托蘭會見了蔣介石的“副總統(tǒng)”陳誠。當采訪進行到一小時的時候，陳誠主動問托蘭是否要使用一下他的衛(wèi)生間。在這間狹小的屋子里，陳誠交給他一份厚重的文件，并輕聲說：這是他的自傳，在臺灣是永遠不可能出版的。在菲律賓，行將就木的前總統(tǒng)奧斯梅利亞眼含熱淚告訴了托蘭一個深埋心中二十年的秘密：那是在1942年，當菲律賓總統(tǒng)奎松即將撤離馬尼拉的前夕，他命令勞里爾和托尼的父親貝尼尼奧·阿基諾兩人偽裝成賣國者留下等待日本人，并且發(fā)誓永遠不說出真相。奧斯梅利亞希望托蘭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還勞里爾和阿基諾以清白，他們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保護民族和同胞的英雄。

托蘭寫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標榜所謂“客觀主義”，始終站在一個“世界公民”的角度，力圖使作品不帶意識形態(tài)色彩。早年托蘭拜見過斯諾，并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立志做斯諾第二。后來，因為不滿美共在戰(zhàn)爭問題上追隨蘇聯(lián)，政策搖擺不定而脫黨。在空軍服役時，又因將一名黑人軍官帶到軍官食堂用餐而受到排擠。年輕時的這些遭遇使他在作品中往往只利用敘述的手法，不直接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人們仍舊可以從他對事件的敘述過程中窺其好惡。這也正是托蘭始終受到美國傳統(tǒng)史學界批評為“缺乏道德感”、“客觀主義”的原因所在。1982年，托蘭根據確鑿材料寫作的《丑聞：珍珠港及其后果》便是這一特點的生動范例。在這部書中，托蘭首先提出：羅斯福、馬歇爾等人根據破譯的日本密碼，至少在珍珠港事件爆發(fā)前五天就已知曉日本聯(lián)合艦隊正向珍珠港方面運動，美國情報部也已判斷出日本艦隊此行的目標就是珍珠港。但羅斯福為了打破美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加之情報判斷失誤，有意讓珍珠港遭受打擊，最終使得幾千名美國官兵死于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之下。此書出版后，在美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知識界對該書的評價近乎尖刻。

晚年的托蘭曾經兩次來到中國。他對這片古老的土地和這里的人民充滿了敬意。在中國，托蘭結識了眾多史學界同行，其中包括南開大學著名美國史專家華慶昭教授。在托蘭的極力幫助下，華慶昭得以赴美查閱杜魯門時期美國政府檔案資料。這一工作的成果便是被視為這一領域的扛鼎之作——《從雅爾塔到板門店》。在美國出版的《當代作家傳略》這樣評價托蘭和他的著作：“在他的每一本書中，托蘭都要采訪那個歷史事實的實際參與者，有時是采訪好幾百個。以便從這些最了解這件事的人中得到這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他盡可能地對這些被采訪者持一種客觀態(tài)度。u2018我相信這是我的責任，u2019他說，u2018把一切都告訴你，讓你自己得出結論。我把自己的意見控制在最小限度。u2019”這正是對托蘭最恰當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