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張慕陶，陜西旬邑縣人，生于１９０２年，原名金印，字信齋，筆名金刃、禁音等，化名馬云程、張淵明。

經(jīng)歷：

       1923年秋考入西安陜西省立第三中學。1924年秋由魏野疇、張性初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團的外圍組織青年生活社，還與張性初、張含輝等人創(chuàng)辦《陜西青年》雜志，宣傳新文化新思想。

　　1925年，作為省立三中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參與領導了驅逐軍閥吳新田的學生運動，并被推選為陜西省學生聯(lián)合會執(zhí)行委員，負責編輯學聯(lián)機關刊物《陜西學生》。

　　同年冬，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擔任共青團西安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

　　1927年2月，中共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和共青團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成立，張任共青團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宣傳委員。3月13日，張出席在西安中山學院舉行的共青團陜甘區(qū)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陜甘區(qū)出席團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5月去武漢出席共青團四大。會后返陜，帶回了團中央關于撤銷共青團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在團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的基礎上建立共青團陜西省委、張金刃任團省委書記的決定。

　　時值馮玉祥部在陜西“清黨”，無法召開團的全省代表大會，張遂與原黨、團陜甘區(qū)執(zhí)委會領導人研究，由11名委員和5名候補委員組成共青團陜西省委。

　　7月7日團省委正式成立，張任書記。10月初，團省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將團的工作重點轉向農村，正式選出7名委員、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委員會，張仍任書記。11月底，團省委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jù)團中央指示，增補了4名委員。

　　經(jīng)過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團在陜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發(fā)展，到1928年4月，全省已有26個縣建立了團組織，團員人數(shù)由1927年7月的1924名，增加到3678名。這期間，張還擔任中共陜西省委委員，在中共陜西省委“九二六”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共陜西省委常委，參與了省委關于《開展游擊戰(zhàn)爭，由部分的農民暴動過渡到全陜西的暴動》等文件的制訂。

　　1928年2月18日，中共陜西省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根據(jù)上年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的《關于召集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選舉潘自力、張慕陶、王松年為陜西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同月，三人到上海后，始知六大延期。

　　潘、王在向中央?yún)R報完陜西工作，攜中央《陜西工作決議案》回陜，張留共青團中央工作。

　　這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討論召集六大問題，直到同年4月上旬，才正式發(fā)出6月在蘇俄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告�！坝捎诃h(huán)境惡劣，時間倉促，代表不能由各地集中開會選舉產生，多數(shù)由中共中央指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二卷上第6頁），張金刃成了陜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

　　5月13日，中共中央派張到天津，擔負接待和轉送六大代表的有關事務。任務完成后，張亦抵達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舉行的中共六大。7月12日，他在莫斯科又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

　　11月回國抵上海，中共中央派他為巡視員，到江西幫助并指導中共江西省委開好全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

　　12月5日，江西省第二次黨代會開幕，張出席會議并作報告。會后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巡視工作匯報。

　　這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他參加中共順直省委工作。張于12月底到天津，任省委常委。

　　1929年1月，中共順直省委討論工作機構設置和人事安排，張任組織部部長。

　　1929年6月初，曾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貴，因經(jīng)濟問題受批評對組織不滿而投敵叛變，造成省委書記盧福坦、秘書長葉玉文和郭宗鑒、彭真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省委遭到嚴重破壞。這時，張金刃等自動組建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張任代理省委書記，在白色恐怖下繼續(xù)堅持工作。

　　不久，根據(jù)中共中央《給順直省委的信》，張正式擔任省委書記，并與李子芬、吳雨銘組成省委常委會。

　　6月下旬，張赴上海參加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向中央?yún)R報了順直省的情況，中央決定改選順直省委。

　　8月底到9月初，中共順直省委在天津召開擴大會議，一致接受全會決議，選舉產生了由9名委員、6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省委，張任省委書記。在此期間，中共順直省委領導了北方“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lián)”的示威、罷工和宣傳等工作，工農群眾運動高潮迭起，中共組織不斷壯大。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賀昌到順直省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批準賀昌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張改任宣傳負責人。同月，李子芬、張金刃相繼被中共中央調離北方，另行分配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張“接受羅章龍第二黨的委派，去到順直進行第二黨的活動”（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張金刃的決議》，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大事記》第87頁）。

　　張到天津后，促成了以曹策為首的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的分裂活動與羅章龍分裂活動的合流，并出任緊急會議籌備處書記。曾致函羅章龍的“非常委員會”表示愿意接受其領導；還派出多人分赴各地進行反四中全會、組織“第二省委”的鼓動。

　　中共中央根據(jù)河北省的形勢，作出《中央對河北黨的問題決議》，要求組織臨時省委，“取消現(xiàn)有的籌備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第97頁）。

　　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臨時省委開會議決：解散分裂黨的籌備處組織，并號召河北全黨“反對張金刃、韓連會等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分裂黨的行動”。然而張等沒有執(zhí)行中共中央和臨時省委的決議，并宣布立即籌備河北省緊急會議，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的步伐。

　　為強迫他們停止反黨分裂活動，2月18日，中共河北臨時省委作出了《關于開除張金刃、韓連會、曹策、葉善之等黨籍的決定》。張等仍不以為然經(jīng)常秘密集會。

　　4月8日，籌備處成員在李延銳家又一次秘密集會時，國民黨反動軍警闖入李家，“被捕11人，張金刃、李延銳、吳化梓三對夫婦在內”（中共河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破壞經(jīng)過及目前各地情形》，轉引自劉道華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第95頁，天津市委黨校印行）。

　　張被捕后先關押在天津，后轉押至北平草嵐子胡同軍人反省分院。

　　1932年11月底，被釋放出獄，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他的黨籍，候補期一年，留河北工作。中共河北省委決定派他到平綏路蔚縣開辟工作（劉道華編：《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第157、182頁）。

　　1933年1月，為幫助馮玉祥在察哈爾省建立和發(fā)展民眾抗日武裝，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共北方特科與中共河北省委商定建立中共張家口特委，張被中共北方特科派往張家口（今屬河北），改名張慕陶，擔任特委書記。

　　5月26日，以馮玉祥為總司令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正式成立。6月15日，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舉行第一次軍民代表大會，張是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選舉產生同盟軍軍事委員會，張被選為軍事委員會常委。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軍浴血奮戰(zhàn)，先后收復康保（今屬河北）、寶昌（今屬內蒙古太仆寺旗）、沽源（今屬河北）和察東重鎮(zhèn)多倫（今屬內蒙古），受到全國各抗日團體、愛國人士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熱烈贊揚。然而，蔣介石卻以“破壞國策”的罪名，令何應欽糾集十數(shù)萬兵馬準備進攻察哈爾，并派特務策動抗日同盟軍軍官叛變。

　　此時，執(zhí)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的中共河北省委及其前線工作委員會，對馮玉祥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他們以建立紅軍、創(chuàng)造北方蘇維埃區(qū)域、實行土地革命為目標，把馮“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轉引自王光遠：《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21頁），在張家口等地組織工人、士兵、學生公開反對馮玉祥；還指責支持抗日同盟軍的中共張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機會主義者”（《馮玉祥與中國共產黨》第223頁），采取組織措施，以前線工委取代了張家口特委。

　　馮玉祥面對日、偽、蔣的環(huán)形進攻，包剛、古松年等少數(shù)將領叛變的內外壓力，加上中共態(tài)度的改變，被迫于8月初宣布下野，14日離開張家口隱退泰山。16日，抗日同盟軍抵達張北（今屬河北），方振武通電代理總司令，與吉鴻昌等繼續(xù)堅持抗日同盟軍旗幟。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工委在張北召開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張慕陶是前委軍委的常委之一。

　　27日，前委在隨吉鴻昌部向商都開拔前召開擴大會議，批判張的“聯(lián)日反蔣”主張，撤銷了他的軍委常委職務。

　　9月1日，吉部開抵商都受阻，前委開會討論部隊去向時意見分歧。

　　5日，張慕陶與張公干奉派到不同意前委關于先東進再南下，到直中或直南“創(chuàng)建蘇區(qū)”意見的第二師做說服工作，沒有結果。

　　9月12日，前委在獨石口（今屬河北赤城）以師為單位召開中共黨員大會，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開除張慕陶和二師黨員領導干部等五人的黨籍。

　　會前，許權中等不同意在這種復雜、混亂的形勢下召開黨員大會，認為這樣做會暴露全軍黨員的身份；劉少文、張公干等不同意開除張慕陶的黨籍，主張應認真總結經(jīng)驗教訓，不應只強調組織制裁。這些意見均遭前委書記柯慶施的拒絕，不經(jīng)會議討論，終將張和王霖等五人的黨籍開除（參見《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順直省委與河北省委紀事》，金鈴遺稿：《宣俠父烈士傳略》）。

　　抗日同盟軍失敗后張潛回天津，后又在魯、滬、粵、桂、港等地奔波，鼓動反蔣，曾遭國民黨通緝。

　　1934年秋張到山西，被閻錫祺介紹給閻錫山，充任閻的高級參議，此時改名馬云程，人稱馬參議。

　　1935年，在山西建立“新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

　　1936年2月，紅軍由陜北渡河東征時，張以陪妻子治病為名離開太原，避居北平。

　　同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fā)后，他應楊虎城的邀請于1937年1月初到西安，利用東北軍、西北軍中少壯派急于營救張學良回西安的心理，鼓動和中央軍打仗，“打一下再和”，使本來已經(jīng)緊張的“戰(zhàn)”“和”分歧更加緊張，給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制造了障礙。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張回到太原，繼續(xù)鼓吹反對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公開宣揚“國共合作是階級投降”等言論。

　　1938年1月，閻錫山在臨汾創(chuàng)辦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張被聘為教授。2月4日他去民大講課，被學生圍住痛打后扣押。

　　對于被扣押的張慕陶如何處置？在山西曾引起爭議，閻錫山最后決定將其解送至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西安行營，關押在陜西省第一監(jiān)獄。同年7月經(jīng)李興中交涉獲釋。但同月接任陜西省主席的蔣鼎文又下令將張拘捕，1939年春解往陜南，先后關押在勉縣、略陽監(jiān)獄。1940年12月8日，蔣介石電令蔣鼎文處決張慕陶。蔣鼎文即指示駐南鄭的陜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區(qū)行政督察專員魏席儒執(zhí)行。

　　1941年1月5日，張被槍殺于南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