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家與外國商人聯(lián)系甚密，特別和英國大鴉片商查頓-馬地臣行、美國在華最大鴉片商旗昌洋行，關(guān)系更深。嘉慶十四年起至取消公行時止，英國駐華歷任商務(wù)監(jiān)督，都必須與伍家打交道。因此伍家與外國的外交代表、軍政官員常有來往，熟悉外國商界情況。道光十八年冬，伍崇曜得知欽差大臣林則徐即將來廣州禁煙的消息，便暗中告知義律與旗昌洋行，于是英美鴉片販把鴉片躉船從香港開到大嶼山南部隱蔽。林則徐到廣州后，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１８３９年３月１８日）傳訊伍崇曜等行商，指斥他們包庇外國鴉片交易，并責令他們傳諭外國鴉片販繳煙具結(jié)。伍崇曜等人暗地與鴉片販商議，建議繳煙千箱以蒙混過關(guān)，保證以后由十三行行商照價賠償。三天后，伍崇曜帶著外國鴉片販拼湊的１０３７箱鴉片送官府。林則徐看穿他們蒙混過關(guān)的伎倆，對伍崇曜加以嚴斥。二月初九，把伍崇曜革去職銜，逮捕入獄。隨后又釋放他，令其督促外商繳出全部鴉片。但伍崇曜陽奉陰違，在林則徐封鎖商館對外國商人斷絕糧、水供應(yīng)時，還與行商派人送去食物與用水。后來伍崇曜與義律商定繳煙數(shù)時，私許同行商把煙價償還給外國鴉片販。以后琦善與義律私議的《穿鼻草約》中的賠款６００萬和奕山在《廣州停戰(zhàn)協(xié)定》中定的“贖城費”６００萬元，實際上是這時議定的煙價。

　　林則徐被撤職時，伍崇曜和父親立即與投降派串通，成了與外國侵略者談判的主要牽線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英軍攻占廣州城外炮臺后，靖逆將軍奕山和兩廣總督祁熺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由伍崇曜陪同與義律談判，簽訂《廣州停戰(zhàn)協(xié)定》。以后，耆英任兩廣總督辦理戰(zhàn)后對外交涉時，用伍崇曜為重要助手，并認為他熟悉外國情況，向清政府推薦，委任他為“洋務(wù)委員”。

　　《南京條約》簽訂后，中國開放五口通商，廣州的公行制度隨之取消，伍崇曜由封建兼買辦性官商轉(zhuǎn)化為買辦商人。道光二十九年春，廣州反對外國侵略軍入城斗爭高潮時，兩廣總督徐廣縉請伍崇曜向英國新任駐香港總督文翰及英商解釋，伍崇曜表示暫時停止與外商貿(mào)易，要求英軍放棄入城要求。后來英軍懾于廣州人民抗英力量的強大，不再堅持入城要求。反入城斗爭勝利，使徐廣縉及廣東巡撫葉名琛晉爵受封賞。徐廣縉同時奏請皇帝褒獎伍崇曜，說他“向為夷華各商所推重”，廣東商界能夠齊心“停貿(mào)以制夷，實該郎中伍崇曜一人之力”。因此，伍崇曜被皇帝“著加恩以道員不論雙單月歸部選用”，并“賞給三品頂帶”。

　　咸豐四年（１８５４），廣東天地會響應(yīng)太平天國起義，起義軍圍攻廣州時，伍崇曜帶頭捐款助軍餉，并召募壯丁協(xié)助清軍鎮(zhèn)壓起義軍。這期間，伍崇曜“以輸助軍餉及調(diào)和中外事宜”有功，被清政府賞給二品頂戴花翎及布政使銜。咸豐七年英法聯(lián)軍攻占廣州，廣東巡撫柏貴令番禺知縣李星衢請伍崇曜與聯(lián)軍議和。后柏貴成了地方傀儡政權(quán)頭目，寵信伍崇曜。伍為聯(lián)軍統(tǒng)治出力不少。同治二年（１８６３）伍崇曜在廣州病逝，死的時候市民“僉以死一大漢奸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