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男，漢族，1932年11月生， 江蘇省 銅山縣人。中共黨員。 西北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兵馬俑 博物館館長。現(xiàn)任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 陜西考古學會副會長，陜西省 司馬遷研究會會長，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名譽館長，陜西省秦俑學研究會會長和秦文化研究會副會長。1998年10月被 陜西省人民政府聘任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被尊稱為“ 秦俑之父”。

　　袁仲一出身貧寒家庭。1946年考入銅山縣簡易師范學習。1950年考入徐州師范學校，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徐州市小學任教。由于工作認真，曾被評為徐州市模范教師。1956年7月考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1960年7月又考入該校中國古代史專業(yè)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家 吳澤和束世瀲先生。1963年畢業(yè)后，被分配到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開始他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比較感興趣，也參加過挖掘唐墓，發(fā)表過幾篇有關金文和唐墓方面的論文。此后，便轉入了對秦兵馬俑坑和秦始皇陵園的勘探、發(fā)掘研究工作。從1974年至今的29年間，他一直在這一領域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上個世紀70年代由他主持參與對秦始皇陵進行勘探和試掘，發(fā)現(xiàn)了一號、二號、三號兵馬俑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種青銅器4萬余件，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20世紀世界考古史上的偉大發(fā)現(xiàn)之一”。1980年，他主持發(fā)掘銅車馬坑，出土的兩乘大型彩繪銅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是繼兵馬俑坑之后，又一引起世界轟動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另外，在秦始皇陵的勘探調查工作中，也獲得一系列重大的發(fā)現(xiàn)。1987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把秦始皇陵(包括兵馬俑坑)列人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他的研究著述頗豐，主要編著的有：《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fā)掘報告(1974至1984)))(與人合作，擔任主編、主筆)、《秦始皇陵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秦兵馬俑坑》、《秦陵銅車馬發(fā)掘報告》、《秦代陶文》、《秦文字類編》、《秦通假文字集釋》等10余部。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主編《秦俑學研究》、《秦文化論叢》兩套叢書計10余本。其中《秦代陶文))1989年被評為國家優(yōu)秀圖書一等獎。《秦始皇陵兵馬俑研究》、《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發(fā)掘報告》和《秦陵二號銅車馬》等書，先后被評為陜西省優(yōu)秀學術成果一等獎。多年來，他對秦俑、秦始皇陵、秦代陶文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個人的見解，被國內外學術界廣泛引用。1988年5月，他調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兼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98年改任名譽館長。在考古發(fā)掘方面，他堅持現(xiàn)場發(fā)掘與保護、研究相結合，并把多媒體現(xiàn)代化技術運用到考古方面，已取得顯著成績。二號坑1999年被評為全國田野考古發(fā)掘一等獎，是建國以來被授予的第一個一等獎。在任秦兵馬俑博物館館長期間，他與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認真抓博物館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yǎng)。經(jīng)過幾代秦俑人的共同努力，已在一片莊稼地上建成了一座世界著名的大型遺址博物館，接待國內外觀眾五千多萬人次，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

　　袁仲一先后被評為陜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陜西省勞動模范、陜西省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專家，并當選為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曾到英、美、德、意、日、埃及等國和臺灣地區(qū)進行文化交流或講學。

　　1974年，因發(fā)掘兵馬俑被尊稱為“ 秦俑之父”。他的名字與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秦兵馬俑緊緊連在一起……

　　縱論秦俑“發(fā)現(xiàn)人”：袁仲一的新輝煌 秦俑博物館原館長袁仲一先生----這里首先要說明的是，袁仲一確實在任何場合上，都沒有明確說過自己是秦俑的“發(fā)現(xiàn)人”。由于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認定資格，關鍵在于對“定性、定名”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袁先生是被一致推定為秦俑學術帶頭人的，具有秦俑研究掌門人的地位，所以一提起秦俑“發(fā)現(xiàn)人”，自然而然就有人，要將他推舉到臺前來。在第六屆秦俑學術討論會之上，中國國家博物館 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李先登教授，就堅定地認為：“秦兵馬俑的u2018發(fā)現(xiàn)人u2019，就是袁仲一先生”。理由就是：“兵馬俑的發(fā)現(xiàn)，是具有重大文化屬性的事件，應該帶有一定的科學研究成分，它的發(fā)現(xiàn)人只能歸屬于學界�！�

　　按照李先登先生的觀點，這個“學界”人士，只能指他們自己所屬的“學界”，而且還必須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學家，不是考古學的“學界”，不是專門研究秦俑的專業(yè)考古學家，統(tǒng)統(tǒng)都應該與秦俑的“發(fā)現(xiàn)人”亳無關系。另外，由于趙康民先生很早就離開了秦俑考古隊，更不是秦俑研究的主要“當家人”，加上“探索、修復、鑒定、試掘”，與秦俑的“定性、定名”，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lián)系，所以趙康民的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地位，是完全不能與袁仲一先生，去相提并論的。大概就是由于這一個因素起到了主導的作用，因而在“學界”內部，對于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認定中，產(chǎn)生了一個“舍趙”而“求袁”的意向。

　　現(xiàn)在看來，既然大家都十分堅定地主張，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確定，一定要與秦俑研究“掛鉤”，一定要與秦俑“定性、定名”緊緊相連，一定要與能否認識秦俑重大的“價值”為先決條件，那么在綜合了以上的各項條款之后，只有袁仲一先生一個人是與之是完全合拍的，只有他具備了將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桂冠加到頭上的資格�？窗�，袁仲一先生什么都得到了：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秦俑博物館館長，秦俑研究的“學術帶頭人”、“國寶級的人物”，還有一個萬人仰慕的“秦俑之父”的金色光環(huán)，這種眾人推崇、紅得發(fā)紫的榮耀和享譽海內外的最高聲望，是趙康生先生及其它任何人所望塵莫及的。

　　袁仲一被稱譽為“秦俑之父”，應該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古今的科技發(fā)展史上，所有的“科學之父”，都是各個領域中的頂尖人物，而且他們的正式“成果”，也是完全經(jīng)得起科學檢驗，而不會出現(xiàn)任何一點差錯的。袁仲一如果配當“秦俑之父”，就必須在秦俑整個“問世”過程中，起到一種別人不能替代的“催生”作用，或者做了一系列“超前性，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否則，“父”從何來，“子”從何出？應該說，“秦俑之父”是很不好當?shù)模�因為在秦俑“定性、定名”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上，如果沒有非常出眾的表現(xiàn)、沒有作出一種特殊貢獻的話，那么人們所尊敬的袁仲一先生，對它也應該是受之有愧的！

　　“秦俑之父”的尊號，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已經(jīng)被人喊了足足十幾個年頭，從來也未見到本人出來，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謙虛”。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西安日報》之上，袁件一先生便直接以“秦俑之父”名義出面，去批駁陳景元的學術觀點，這就充分地說明袁先生本人，并不認為接受“秦俑之父”這一稱號，會存在什么樣的不當之處。有理由相信，袁仲一先生“秦俑之父”的美名，已經(jīng)響徹整個世界，但愿這位“秦俑之父”，與古今中外任何一位“科學之父”一樣，能夠經(jīng)受得住各種學術上的沖擊和考驗，在不斷地探索和研究過程中，能夠按照科學的規(guī)律和精神，再去攀登一個個秦俑考古事業(yè)上的新高峰。

　　袁仲一先生如果要確保秦俑“發(fā)現(xiàn)人”的牢固地位，很重要的一點是：在秦俑研究的整個過程中，不要出現(xiàn)任何一點大的差錯，尤其在秦俑“定性、定名”的相關問題上，更不能出現(xiàn)任何一點學術上的大紕漏。因為，“秦俑之父”具有一種學術上絕對偶像的性質，是屬于國寶級的一種特別優(yōu)秀的學術大師，因而他所說的每句話、每個字，都應該是經(jīng)典的、權威的，都要允許任何人刨根問底，允許任何人毫不留情地挑毛病的。袁先生對秦俑的“定性、定名”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如果經(jīng)不起公眾的挑戰(zhàn)、經(jīng)不起科學的檢驗，那么他在學術上肯定是要摔跤的，而傳言之中“秦俑之父”的那種美好稱譽，必將很快變成一個“泡影”！

　　秦兵馬俑一號坑重新挖掘之后，社會各界卻多有擔憂，甚至對于新一輪出土的文物能否得到保護發(fā)出質疑。因此，當記者有機會來到陜西采訪時，就迫不及待地敲開了秦俑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袁仲一先生的家門。

　　這一天，西安氣溫高達40℃。袁仲一娓娓而談，為記者一一解開兵馬俑第三次挖掘的種種迷團。

　　 破解兵馬俑迷團的鑰匙

　　“兵馬俑一號坑是在中斷了23年后第三次挖掘，是這樣嗎？”對于這個最近在媒體上頻頻出現(xiàn)的說法，袁仲一給出了如下的回答，語速不快不慢，語氣卻十分堅決：“今年是兵馬俑考古發(fā)現(xiàn)35周年，這些年來，我們對秦俑的考古工作一直沒有停滯過，有時現(xiàn)場挖掘停止，就轉入室內工作，收集、整理資料、修復文物。所以這次所謂的第三次挖掘也只是前幾次挖掘的繼續(xù)，是很正常的一次挖掘”。

　　坐在記者面前的袁仲一，一頭白發(fā)，平靜而謙和。30多年前，從兵馬俑一發(fā)現(xiàn)就參加了發(fā)掘工作，曾經(jīng)擔任過兵馬俑考古隊的隊長。說起兵馬俑的挖掘歷程，如數(shù)家珍。他告訴記者，一號坑的第一次挖掘是從1974年到1984年，第二次挖掘是1986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89年開始挖掘三號坑。1991年將目光從三號坑轉入二號坑挖掘，先做些基礎工作，如除去表層浮土，到1994年才正式挖掘二號坑。出土了大批陶俑、陶馬，讓世人大開眼界后。因為一號坑停滯的時間有點長了，所以今年從二號坑轉入一號坑。

　　“這一次挖掘一號坑，大約要多少時間？”

　　袁仲一介紹說，這次挖掘一號坑，計劃5年挖掘2000平方米，今年的挖掘任務大約為200平方米。

　　“我們希望從這次發(fā)掘中得到什么？”

　　讓世界震驚的秦兵馬俑，最早的一批就出自一號坑。也就是從那時起，袁仲一就與秦俑結下不解之緣。因此對于一號坑的發(fā)掘，他依然充滿激情，希望在這次發(fā)掘中能夠捕捉到更多關于秦兵馬俑和古文化的信息。比如，兵馬俑的顏色殘跡就包含著許多古文化信息，根據(jù)殘跡可以復原古文化信息。研究這些顏色殘跡，可以探知秦代人喜歡穿什么顏色的衣服等。袁仲一認為這些信息是我們破解中國古代文明，以及秦兵馬俑種種迷團的鑰匙。

　　 兵馬俑考古的三大難題

　　“俑出土時是有顏色的，不到5分鐘，顏色就不見了�！敝T如此類的報道讓人們很為剛剛出土的文物擔憂，事實真的如此嗎？

　　實際上，兵馬俑挖掘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難題，還不止“顏色脫落”這一種。袁仲一說，挖掘中可能遇到三方面的難題。與此同時，這一次挖掘正是帶著課題有目的地進行的。

　　難題一，土遺址干裂。袁仲一解釋說，20多年的土遺址已經(jīng)干裂，對文物保護很不利。這個問題實際上在出土當天就已經(jīng)存在，一直未得到解決，必須作為一個科研課題，邊挖掘邊解決。袁仲一說，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首先需要化驗土壤的成分，研究它的含水量，確定水份達到什么程度最適宜挖掘。這就需要在干土層區(qū)域進行人工噴水，尤其在距離文物層15-20公分高度的土層里定時噴撒霧狀水，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濕，要達到土壤正好酥解，就是最適宜挖掘的程度，這個火候需要仔細琢磨。

　　難題二，文物顏色的殘跡處理。目前很多報道說，陶俑彩繪一出土，5分鐘顏色就脫落。袁仲一十分肯定地說，事實不是這樣的，很多陶俑彩繪沒出土前，顏色就殘缺不全了。兵馬俑一號坑曾經(jīng)歷過大火燒和大水浸泡，文物破壞得非常嚴重，很多文物顏色本身就不完整。根據(jù)研究，目前文物殘存的顏色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殘留在陶俑身上的顏色，沒有完全脫落。一種是留在泥巴上的顏色。袁仲一坦言，經(jīng)過30多年的挖掘研究，對于殘留在陶俑身上的顏色，目前通過化學制劑加固，已經(jīng)基本解決了陶俑殘存顏色的保護問題。而面臨最大的難題還是如何把留在泥巴上的顏色反貼到陶俑身上，目前中外都無法解決，這是個世界性難題。對于這一難題，目前解決不了，不意味著將來也解決不了，最重要的是要去做，每次挖掘都不要滿足現(xiàn)有的成果，要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

　　難題三，細小遺跡的保護。細小遺跡是指細小的容易損壞的文物。比如做箭囊用的麻布紋，出土時就變成泥巴，箭桿經(jīng)過火燒后變成木炭等，這些細小的遺跡要想辦法加固，使其保護時間更長些。這個課題，需要在挖掘過程中同步進行，不能錯失保護良機。在挖掘清理過程中，需要考古工作者非常細心，用小毛刷一點點地刷，小刀一點點地撥土，挖出后及時用化學制劑加固，達到文物保護的完整性。

　　 電磁波探秘秦陵地宮

　　被譽為世界第七大奇跡的秦始皇兵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秦始皇陵還有多少奇跡？我們何時才能見到它的全貌？但是，當記者與袁仲一說起這個話題時，不想袁仲一卻語氣堅定地表示，不主張挖掘秦始皇陵墓。

　　“我不主張挖掘秦始皇陵，最直接的問題是挖掘秦始皇陵會造成地面景觀的消失，環(huán)境風貌的破壞，秦始皇陵遺跡最原始信息的消失�！痹�仲一說： “秦始皇陵的地宮上面有很高的封土堆，呈九層臺階狀。秦陵墓葬是一層一層夯起來的，挖的時候只能從上到下一層一層挖，如果這樣挖一下子就會把土疙瘩挖光了，秦始皇陵本身就是2000多年的一個重要文物，如果挖光了，這是一個嚴重的破壞。”

　　再者是秦始皇陵里面文物的保護問題，挖出來的東西以現(xiàn)在的科學技術水平，不但我國，在世界上誰也不敢打這個保票，出來的東西一定能保護好，所以與其挖出東西來被破壞了，還不如在下面保存的好。

　　袁仲一認為，最好的方法是采用現(xiàn)代化的科學手段，在不發(fā)掘的情況下能知道里面是什么東西。秦始皇陵曾經(jīng)做過一些實驗和測試，用電磁波的方法，發(fā)個電磁波進去，電磁波碰到東西再反射過來，根據(jù)波測的長短把圖繪出來，這個曾經(jīng)搞過一次，繪過一張圖，但是由于缺乏對比資料，比如說電磁波碰到瓷器的東西，反過來是多長的波段，碰到鐵器銅器的東西反過來是多長的波段，碰到夯土反過來是多長的波段。目前我們缺乏這方面的對比資料。

　　“另外，文物法規(guī)定，根據(jù)科研需要可以有重點地挖掘，目前，中國的帝王陵是不允許主動性挖掘，大部分帝王陵的挖掘是配合基建工作進行的搶救性挖掘�！痹�仲一補充說。(圖/文中國網(wǎng)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