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璋本1957年成為右派（其右派言論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都有其局限性”�！� 馬克思關(guān)于共產(chǎn)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經(jīng)濟制度的產(chǎn)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diào)階級斗爭的方法，與 黑格爾的戰(zhàn)爭進化論同樣脫胎于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xiàn)。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

被打為右派之后，被投入監(jiān)獄，經(jīng)歷20年囚徒生活——徐璋本與錢學森先生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yè)特長，同樣人生關(guān)鍵處的選擇，最后結(jié)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

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上當會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jiān)獄里渡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yè)。后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么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徐璋本先生1979年被獲 平反，1988年去世。

本文作者： 謝泳

徐璋本和錢學森是同齡人，都出生于1911年。3、40年代徐錢二人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shù)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后在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應該指出的是，錢學森的大學也是在 交通大學讀的。1955年院系調(diào)整后，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獄。

從徐璋本入獄前的經(jīng)歷看，他歸國后基本上是從事教學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獄，是否能夠介入以后的兩彈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錢學森的 私交確實很好。

《 人民日報》2005年6月刊載原錢學森秘書，現(xiàn)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 涂元季的文章《作為一名員的錢學森》，其中寫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黨寫了長達8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斗爭的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爭中還去看望 錢偉長，在經(jīng)濟上接濟現(xiàn)行反革命份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薄ｅX學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撰文說，保證合理光照可畝產(chǎn)40萬斤糧食。錢學森如此荒謬地為大躍進推波助瀾，是否與經(jīng)濟上接濟徐璋本的家屬而被迫檢討，感到的壓力太大，急于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擇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緣由就只有錢學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錢學森和徐璋本兩個人的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人生的結(jié)局卻大相徑庭：一個是 兩彈元勛，名垂黨史；一個只能作為平反右派被后人評說，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注定了他的歷史定位與科學無關(guān)。這就是命運。性格即命運。

認罪伏法活動是中國監(jiān)獄獨有的東西。不管是什么人，進了監(jiān)獄的大門就要親口承認自己有罪。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到了強迫犯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坝遗煞锤锩�”有一個共同點：絕大多數(shù)是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在獲刑前均有相應得社會地位。雖然以身陷囹圄，在歷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們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優(yōu)越感。這些人天資聰慧，入獄十幾年把馬列斯毛的書讀了個通透，獄中召開的認罪伏法的大會小會上，凡這等人登臺演講，無一例外，口若懸河、引證據(jù)典，舍我還誰的樣子。如果扣除時空背景和認罪內(nèi)容，單聽演說中的形勢分析和理論探討部分，一定會認為是一位 中央黨校的職場教員在宣講。筆者現(xiàn)在還記得聽這種演講時的感覺，那就是荒唐。在監(jiān)獄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間話語系統(tǒng)的趨于空前的統(tǒng)一，這種話語系統(tǒng)的無差異性是一種創(chuàng)造，確實史無前例。而徐璋本是這類人中的一個例外，在和他同獄的17個月中，從來沒有見到過老先生登臺演講。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開上的小組會上，凡輪到他發(fā)言，總是山南海北、東拉西扯。有時覺得他的發(fā)言缺少邏輯性，但時間一長，他的用意就顯而易見了，他的發(fā)言的最大邏輯性就是回避對自己“罪行”的認同。徐璋本是絕頂聰明的。他的 自我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從不在任何場合從他自己的嘴里涉及與自己案情有關(guān)的任何話題，因為一旦涉及“結(jié)社自由”、“言論自由”這樣的話題，說深說淺都是很危險的。

1970年春夏�！耙淮蛉�反”運動的到來。社會上捕殺之風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獄中獨特的生存方式面臨嚴峻的考驗。 曲周勞改農(nóng)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曾經(jīng)將一個在押犯人送到 邯鄲地區(qū)召開的公審大會上批斗，最后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這個人的名字叫吳紀仁（音同）。我記得吳紀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入獄前是 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老師，年齡與徐璋本相仿。吳紀仁的殺身之禍就是起源于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中，毫無顧及地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有關(guān)的敏感問題。被槍斃之前曾多次在全場犯人大會上被批判。我殘存的記憶中，吳紀仁先生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diào)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預言：吳紀仁活膩了。吳紀仁被槍斃前已經(jīng)瘋癲，他被關(guān)在單人禁閉室中，路過的人都能聽見他在不停地宣講，聲嘶力竭。警方說他是裝瘋賣傻。吳紀仁被槍斃的那天上午（確切日期記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沒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開犯人大會，會上宣讀邯鄲地區(qū)公檢法 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判決公告。那張公告上判處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吳紀仁先生。估計公審大會是上午開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讀布告時，吳紀仁先生已經(jīng)魂歸黃泉。宣讀布告后，獄方負責人 黃大隊長講話，他警告不愿認罪伏法的犯人，吳紀仁的下場就是榜樣。接著，黃大隊長開始點名，被點名者都是獄方認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點名者都必須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被點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時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較開朗，所以年齡雖大，并沒有給人一種衰老的印象。但這時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雙目無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這是一個飽經(jīng)滄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經(jīng)無法繼續(xù)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調(diào)離曲周農(nóng)場。但是，關(guān)于徐璋本先生的消息總不斷傳來。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于中美關(guān)系解凍， 美國 費城管弦樂團和 德國 斯圖加特室內(nèi)樂團先后訪問 北京。 費城樂團演奏了 貝多芬的命運 第五交響曲；斯圖加特室內(nèi)樂團演奏 海頓的小夜曲。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文藝活動向來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風向標，事到終極勢必反，政治氣候的轉(zhuǎn)向只是時間的問題了。監(jiān)獄中政治犯的命運交響曲也進入最后一個樂章，漫漫長夜之后，已見東方地平線露出一抹魚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頒布了建國以來最后一道特赦令：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在 淮海戰(zhàn)役中被俘的 黃維將軍是這個人群中最具聲望的人物。 邯鄲地區(qū)的被特赦人員被集中到邯鄲西部的慈縣，后轉(zhuǎn) 石家莊，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資超過百元（相當于在職縣團級人員的工資）。這個被特赦的人群絕大多數(shù)早已刑滿，但均未被釋放，都被強迫留在勞改場就業(yè)，俗稱二勞改。

獄方實際操作過程中，也許受到?jīng)Q策層的指示，被特赦人員并不局限在國民黨人員這個范圍。邯鄲地區(qū)被集中的人員當中，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有原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潛送日俘小組組長宋憶之先生。前文提到的 鄒震先生也被集中，鄒震先生事后談起此事說，之所以這樣做，可能與他49年以前曾做過 南京《 益世報》的總編有關(guān)，因為靠級評估的話，一個《益世報》的總編總不會小于縣團級。至于鄒先生的入獄所謂何事，卻不聞不問。怪事還有，前文提到的高級干部黃理文也因這個釋放國民黨人員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為黃先生捕前享有干部的級別無論如何是省軍級，兌換成國民黨的干部級別遠遠大于縣團級。按照這種思維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獄前是清華大學二級教授，同級兌換，也不會小于縣團級，因而也屬于被集中人員。這次莫名的赦免來得盡管很滑稽，還是應該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員的第一次被解放，雖然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設(shè)置是認定這些人曾經(jīng)是有罪的。

到了1979年春季，中國才真正意義上開展了大規(guī)模平反冤假錯案。數(shù)以千計的遷者與流者從千里萬里之遙回到親人的身邊。我是其中最年輕的，27歲，還有重新開始的可能，一切從頭再來。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樣的老人，當?shù)诙�次解放降臨的時候，20年的光陰已荒廢和丟灑在北京監(jiān)獄和邯鄲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揮手告別的時候，人生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jīng)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與我回到北京。我們最后的來往書信，是為了一本書，商務出版社出版的《我這一代的物理學》。作者是 量子力學奠基人，德國科學家 波恩。這本書在 王府井大街的內(nèi)部書店出售。我買下了這本書。徐璋本先生通過某種渠道得知后，便寫信讬我?guī)退�買一本。我再去內(nèi)部書店為他購得并寄去此書。在收到我寄去的書后，徐璋本先生曾給我寫過一封很長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顧量子力學誕生的過程和它對物理學的影響。其中談到 哥本哈根學派和 愛因斯坦的爭論以及構(gòu)建大統(tǒng)一理論的哲學意義。

徐璋本的青年時代正逢現(xiàn)代物理學涅槃與革命的時代。愛因斯坦、 普朗克、 波爾， 狄拉克、費米等一代物理學巨匠用智慧和天分開拓著物理學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國的青年智者。 費米 在中子誘導核反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獲得1938年物理學諾貝爾獎。1940年，徐璋本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可以想象，29歲的徐璋本已經(jīng)跨入科學殿堂，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懂得 相對論和 量子理論的人只能是以數(shù)十人計，絕對是鳳毛麟角。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一個沒有民主和科學傳統(tǒng)的國度，多么需要這樣的人啊。那時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著飛揚的神采和遠大志向。他本可以為自己的祖國貢獻出自己的才華，也為自己建功立業(yè)。但是 1957年的突變改變了一切，命運讓他和多災多難祖國一道去承受苦難。而他對物理學的迷戀和對科學的追求，只能到夢幻中去尋覓了。

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哀范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經(jīng)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話音的南腔北調(diào)；還有那臉上總是略帶著的微笑——這就是他留給我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