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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郁笛

    郁笛

    郁笛(1964~)原名張紀保。山東蒼山人。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基本內(nèi)容

    1964年12月出生于山東省蒼山縣。1983年入伍進疆,現(xiàn)居新疆烏魯木齊。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新疆兵團作家協(xié)會秘書長,《綠洲》文學雜志社副主編。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詩集《遠去的鳥》、《激情的挽歌》、《風中的馬車》、《低語的詩行——郁笛十四行詩選》、《新鮮的往事——郁笛九行詩選》、《青湖詩稿》、《惶然書》,隨筆集《貴族的邊疆》、《被耽擱的遺忘》、《藏石記》、《讀城記》、《樹梢上的春天》,長篇散文《行走阿勒泰》,長篇紀實文學《白克日·卡依爾》,詩影集《新疆肖像》等20余種。

    作品賞析

    風吹草低

    從汗德尕特鄉(xiāng)政府所在地,去鐵木爾牧場,還有六七公里的山路要走。

    我們從阿勒泰市里帶來的桑塔納車,左沖右拐,走了不到兩公里的路程,便不得不在一個斜坡下面,面對著又一灘泥水路面停了下來,一行人跟隨著尼永梅副鄉(xiāng)長,繼續(xù)往草場上進發(fā)。

    此行的目的地,是巴圖巴依爾家的草場。巴圖巴依爾是汗德尕特小有名氣的年輕的民間藝人,他的絕活是一種名叫“喉麥”的藝術,是一種難度很高的從胸腔里往喉嚨里發(fā)音,而完全不依靠嗓子,同時發(fā)出多個聲音的藝術。在汗德尕特鄉(xiāng)的蒙古族藝人中間,能夠達到巴圖巴依爾這樣的可以演出水平的人非常少。因而,負責文化工作的尼永梅副鄉(xiāng)長,有一種迫切的愿望,要我們了解和認識巴圖依爾和他的“喉麥”藝術。

    郁笛

    從車子上下來,穿過一些雨后留下的泥濘路面,很快就進入了山里的草場上。打草時節(jié),牧人們大多忙碌在自己的草場上,尼永梅副鄉(xiāng)長也只是大概知道巴圖巴依爾家草場的大致方位,準確地在哪一片山坡上,恐怕連她自己也是說不清楚的。

    徒步跋涉,草深路長,不一會兒,細密的汗珠便爬上了額頭,賴洋洋的太陽也顯得有些無奈,好在不時會有一股涼爽的山風從山谷里吹來,使這山間草地上的行走者,多了一些輕松和隨意。

    只是年輕的尼永梅副鄉(xiāng)長或許是找人心切,她一個人遠遠地把我等一行人落在后面。后面的人,便有了一些懈怠,或者干脆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大口喘著粗氣,休息起來了。如是這樣,兩三次,便很快進入了草場腹地,這片不大的山間草場,背依兩側寬大的山體,天,在這一此刻也變得如此地親近,所謂藍天白云,清風徐徐,在草地上的人們看來,才是如此的現(xiàn)實而趣味盎然。

    中途,見兩頭碩壯的黃牛在不遠處的一片洼地里,低頭吃草,或者低頭飲水的樣子,我便不由自主地對著它們扯開了嗓子,肆無忌禪地長吼了一聲。這一聲長吼,在山谷里回蕩了好一陣子,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不知是狼叫還是驢嚎的聲音吧,兩頭牛,一定是被這片山野間,從未有過的聲音給驚呆了。

    兩頭埋首吃草或者飲水的牛當中,不知是公牛還是母牛率先警覺地抬起了頭,向著我所在的方向張望過來。稍頃,另一頭牛也抬起了不解的眼神。

    我仿佛受到了一種意外的鼓舞,便興致勃勃地朝著兩頭牛又長長地吼了一聲。這一聲,似乎理會加粗壯一些,渾厚一些吧,一對老實巴交的牛兄弟,或者任勞任怨的牛姐妹,便真正地感到了恐懼,也似乎下定了決心,背對我走來的方向,昂首奮蹄,有些恍然地,急速地奔去了。

    我感到了一絲不安。

    作為一個外來者,面對一片燦然而盲目的山水,一片收割季節(jié)的草場,我情不自禁地發(fā)出了這些自由主義的聲音。我不知道這是否違背草場或者山野的法則,我竟然忘記了自己來到這山野和這片草場上來的目的,是來尋找一位民間歌手,而不要自己對著兩頭無辜的牛,發(fā)出野獸般的嗥叫。

    這時,走在我身邊的地委宣傳部的張勇副主任,見到我如此放松,便也毫無拘束地說笑起來。而我們此行的領隊、年輕的蒙古族女副鄉(xiāng)長尼永梅,至今沒有結婚,走在草場的山路上,小張副主任故意問她的年齡,遭到了委婉的拒絕。我們就這樣一路笑談中,忘卻了上山的艱辛和疲勞。而我們要尋找的那位民間藝人,卻遲遲沒有出現(xiàn)。

    終于,尼副鄉(xiāng)長問了幾個在山上打草的人之后,打聽到了巴圖巴依爾家的那一片草場。

    二十八歲的巴圖巴依爾正在同他的父親在一起,收割著自家的一片草場。在山草沒有完全枯黃,或者說,在天氣還沒有完全變壞以前,把這些牲畜們越冬的飼料運回家去,對于牧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了。巴圖巴依爾和他的父親早早地就出了家門,中午的飯都沒有回去吃。可是由于我們的到來,父子兩人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計,坐下來,算是一陣勞作間的休息吧。

    應尼永梅副鄉(xiāng)長的要求,巴圖巴依爾有些為難地答應為我們表演一段“喉麥”,他說干了一天的活,嗓子有點干了,不知道能不能發(fā)出聲來。不明就里的我,拼命地鼓勵巴圖巴依爾表演一番,在我的心里,其實是有另一種想法的。因為徒步行走了這么長的時間,在大多數(shù)時間里,只是自娛自樂,同一位真正的山里牧民這么近距離的交流,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巴圖巴依爾清了清嗓子,坐在剛剛割過的草地上,對著午后的陽光下空曠的山谷,發(fā)出了一陣低沉、宏闊而悠長的聲音。他的臉脹得有些紅,胸腔里的聲音,卻依舊那樣渾厚。在眾人的掌聲完了之后,巴圖巴依爾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沒有準備好,身體也不行,今天的表演不算成功。

    事實上,就專業(yè)的角度來說,對于像我這樣的不通音律的人,是無所謂成功與否的。

    讓我感到欣慰的,倒是這個不大的山間平地時里,草色微茫中,那些山風吹動的美妙時刻。你看,風從山的另一邊吹過來了,整個山坡上的草,像集合了一般,配合著風的音樂,向著一個共同的方向,彎下腰去,又會在大約相同的時間里,重新抬起頭來,或許會向著另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轉過頭去。

    這是一群怎樣的舞者啊。

    是季節(jié)的追趕,還是陽光的描繪,一面又一面的山坡,草木皆兵,聞風而動。自由而高邁的山岡,那些茁壯的草,盛夏時節(jié)開放的花朵,現(xiàn)在,她們正在慢慢地收攏了自己的翅膀,等待著一個莊嚴時刻的到來。

    草是這個季節(jié)里最為旺盛的民眾,它們鋪展著自己的身軀,不計較腳下的哪能怕是只允許一絲根須伸展的土壤,卻依靠最為樸實的愿望,連接著一片又一片天和地的縫隙。

    是啊,這芳草碧連天,草色近卻無。如果不是還有諸如采訪這樣的任務,我真愿意在這樣的山間草地上,美美地待下去,直到天色融化在遙遠的黑暗中去,直到寒冷的季節(jié),收攏了草原的翅膀。無奈我們還是要早早地歸去,歸于生活的瑣碎和庸常里去。

    而此時,天際里的晴朗,又總是影響著草場上的收割情景。多數(shù)時候,人們會趕在好天氣里,盡可能地收割完自家草場上的草,運回家去,等待那個漫長冬季的到來。我在這山地草場上停留的這個下午,見到三三兩兩的割草人,揮動著長長的“大甩鐮”,一下一下地從草地上“掃”過時,心里便禁不住癢癢起來,就在巴圖巴依爾表演的時候,我試著揮動了幾下那個在電影和電視見到的割草工具--“大甩鐮”,由于用力過猛,差一點將那長長的鐮刀割到了自己的腿上去,所幸,我很快就掌握了割草的技術,聽著鐮刀霍霍聲響,草聲四起,堆積在被鐮刀割過的土地上時,我的耳邊,再一次響起了遠外的風聲,由遠及近。

    風吹草低,一聲緊似一聲。我卻很少見到牛羊,在草聲揮舞處,是一片又一片被鐮刀割倒的青草,是三三兩兩的割草人和他們背負著的,山一樣結實的日頭。高遠的天空下,山地牧人的生活,在這樣的季節(jié)里,有著不可重復的節(jié)奏和不可更改的,命運的色彩。

    三、相關評論

    《遠去的鳥》序

    文/韓子勇

    “ 詩人”--這個語詞正在成為一種反諷。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語境洶涌澎湃,這種珍稀的褒揚和誠懇的稱呼帶有了尷尬和難為情的性質(zhì)。而戲擬和媚俗又不斷地消解著它的神圣和神秘性--如同一件破爛的牛仔服,往往是主人身份的反襯。增加概述我們遇到的公眾是一群大眾文化的嬉皮士,沒有誰愿意為詩人承諾一個嚴肅而認真的當代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次對詩歌或詩人的討論都是一種成功的逃避與克服:堂吉訶德走出家門,他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風車,一場嚴肅的戰(zhàn)斗就這樣被讀者的嘩笑瓦解了,我們成了自己的“移民”。

    寫了上面這段話之后,再來談論郁笛和郁笛的詩,我們就劃定了一個大致的精神范圍:譬如如何認定詩人或詩歌的當代性質(zhì),譬如話語的權力和引起的反應,譬如破碎的詩性鏡像和詩人的解魅,等等。第一次遇見郁笛這個人,是在一次青年詩歌討論會上。在此之前,作為詩人的郁笛只是我的一種揣度和想象,真實的情況僅限于知道郁笛是個軍人,而且是個青年軍人。當兵與寫詩、威武與柔情、恪守與浪漫、一絲不茍與夸張和想象等等。這些矛盾的側面使郁笛變?yōu)橹刂氐幕孟蟆T谀谴斡懻摃衔遗c郁笛交談的時候,腦子一直在尋找著什么,好像經(jīng)歷一場變故之后確定殘存的遺跡,同時也是一種修復,一種對差異的合理解釋。詩人作為一種符號與作為一種現(xiàn)實,竟然有這樣大的差距,好像是一次玩笑、一次蒙面游戲供你猜測。這種經(jīng)常發(fā)生的情況源于寫作,源于寫作這種如期而至的文化事件。寫作使真實變得異乎尋常,作者與詩中的敘述者分離開來,作為青年軍人的郁笛和詩歌中那個被閱讀揣度的郁笛,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中進一步被剝離,好像脫軌的車廂靜止在遍體鱗傷的時間里,而兇狠的車頭仍然在遵循慣性的規(guī)律。這樣,當略有口吃、謙卑而辭不達意的郁笛出現(xiàn)在我面前的時候,我不得不時時中斷交談的語句,抓緊滑動的瞬間把他與詩歌中的敘述者進行比較:他們之間的風格是這樣的不同,仿佛是為了專門愚弄像我這樣自以為是的觀察者。

    詩人,作為活的個體是隱匿的,作為一個符碼正在成為一種反諷。不錯,我所經(jīng)歷的正是這樣。

    在認識郁笛這個人之前,我讀過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名字在域內(nèi)外刊物上有較高的閃現(xiàn)頻率,二是因為他是新疆的青年詩人。盡管那種閱讀談不上是一種“細讀”和“重讀”,從專業(yè)角度來看非常粗疏,幾乎是一種閑人的瀏覽。但是,我仍然對他的作品獲得了一個最初的印象,并且大膽地在一篇文章中進行了自以為是的分析。相識了之后,他曾寄來一沓詩稿,題目叫“絲綢與利刃”,我又為此寫一篇短文。當這次他的第一本詩集將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時,他請我寫序,我感到為難。一本詩集對我們大家來說算不了什么,這類“讀物”在書店和書攤都著實不少,不管是好書還是壞書賣不動了過段時間就會半價處理。然而,對于一個寫詩和愛詩的人來說,那可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其份量不亞于海灣戰(zhàn)爭和克林頓的總統(tǒng)選舉。作序,常常是方家對后學的加冕,必須有足夠的身份或?qū)W識,作序于我是無法承受之重。握著手中這支筆,我有南郭吹竽的尷尬,只能自欺欺人地把這件事當成一次學習的機會。狡猾的郁笛,抓住了我的弱點,我只能倉促上陣。

    郁笛的詩最初給我的印象是那種明快的抒情,是略帶陽剛之氣的優(yōu)美,旋律、陽光、跳動和適度的音量是他作品的特點。在那段時間,中國詩歌抒情方面的欠缺非常明顯,仿佛經(jīng)受一場暴力之后的荒蕪與憤怒,詩的質(zhì)地陷入兇狠與極端。在這種背景之下,閱讀郁笛的詩歌是一種對詩歌閱讀的恢復。這種“童貞”的、“烏托邦”式的言語噴吐,對于失范和碎裂的文化家園起到了某種溫情的安撫作用。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郁笛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并不被潮涌潮落的諸種“主義”的偷襲所左右,直到后來的一些變化也很難看出某種大規(guī)模的外來植入。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郁笛本人特定的生活環(huán)境在變動的社會結構中是一個不變的定數(shù),二是郁笛的經(jīng)驗主義的寫作方式。郁笛不是那種書生型的詩人,不是那種依仗大量的翻譯書籍進行發(fā)酵轉化、不失時機地改變自己的詩人。他有另一種獲取外部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是 東方式的、神秘主義的,它來自理性世界的基層,來自直接或直覺的把握。當“第三世界文化”開始說話的時候,當“少數(shù)話語”、“邊緣話語”開始運用某種程度的敘述權力的時候,“主人”的語言就應當成為被克服的對象,那種被“中心文化”所強加的東西,那種“后殖民主義”的文化入侵就成為確立新的文化認同的障礙。因此,對經(jīng)驗的恢復與認定,對“民族寓言”與“民族象征”的發(fā)掘與串通,就可能成為克服失語癥的一個有效辦法。郁笛初期詩歌的“童貞性”和“經(jīng)驗性”之所以是有益的,就在于它以回溯的方式確定了第三世界語境的某種起點--盡管這個起點是幼稚的,但卻是真實的。

    在組詩“絲綢與利刃”之后,郁笛詩歌的抒情性質(zhì)有了較大的變化。以前作為插曲和伴奏的鄉(xiāng)情色彩很濃的思鄉(xiāng)之作,從一種“童年記憶擴展和演化為一種民族性、農(nóng)村性和歷史性的詩化寓言--并且上升為合唱中的主聲部”。在這里,郁笛的那種經(jīng)驗主義的寫作方式,變成了類似“人民記憶”、“集體無意識”和民族根性的夢幻之旅。戰(zhàn)火、暴力、農(nóng)村的變遷、東方式的物象、冥冥之中不變的延續(xù)、后悲劇與后歷史的諺語等等,這些在沉積中逐漸走向風化的東西被翻騰出來。敘述的調(diào)子是一種平靜、澄徹的憂郁,透明之物影影綽綽地流動于字面之中,一種膨脹的能指使對應的實體逐漸趨于抽象和空明,詞組和句子的跳動加大,意象密度的提高,暗示、比喻和象征從枝節(jié)走向整體……從這些變化可以看出,郁笛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并不接受某種強制的東西,初期的那種抒情爭彩被保留下來,“童貞性”、“經(jīng)驗性”的特點得到加強,但最后的結果卻很驚人,仿佛完全是兩種境界。一個簡單的核、一個松脆的籽,變成一片森林的草原。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也是實在的,符合“關于成長”的觀念。史詩與自我消失是同義語,其實不光是史詩,一個詩人只要進入了一個更為龐大的表現(xiàn)領域,他就不可能僅僅停留于“代言者”的位置,他必須與他的對象構成一個整體,而“發(fā)話”的過程仿佛發(fā)生了轉移,“文本”的誕生過程就可能帶有先驗的性質(zhì)--它不是被“寫”出來的,而是一種先在的事實,僅僅因為缺乏合適的時機而暫時地處于隱匿的狀態(tài)。在這時,詩人所要做的就只是“發(fā)現(xiàn)”或“發(fā)掘”,而不是“創(chuàng)造”。詩歌就是這樣地成長著,盡管他在每個具體的詩人生活中都好像經(jīng)歷了一次從幼稚到強大的過程,但這肯定是一種假象:反復的重復不是事實,事實是水滿之后溢出器外的那一滴。因此,如何看待一個詩人的成長和他對詩歌的貢獻就可能是兩種意思。在這里,郁笛的逐漸強大是有希望的,只要這種過程不陷于重復,他就可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遠去的鳥》這部詩集,收錄了郁笛現(xiàn)有的精粹之作,它像一段濃縮的記憶,把郁笛的生命過程保留下來。大量的引證和對某些個別句例的分析肯定是一種損害,我討厭那種帶有炫耀性的肢解舉例,這種作法的專橫的武斷已經(jīng)多多少少地傷害了公眾的欣賞能力。因為,要想真正了解郁笛,我奉勸讀者跳過我的文字,直接進入郁笛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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