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第二十五軍師宣傳科科長、團政委。1937年入延安抗大學習。后任八路軍留守兵團團政治處主任，抗大總校大隊政治部主任、政委，遼寧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建國后，歷任軍政治部主任，朝鮮停戰(zhàn)談判中國人民志愿軍首席代表，駐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北京市第五屆政協(xié)主席，駐挪威、埃及大使。是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丁國鈺同志逝世
北京市政協(xié)原主席，中國前駐埃及大使丁國鈺同志（部長級待遇），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丁國鈺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丁國鈺，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193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皖西北少共道委機關總支書記，紅28軍政治部保衛(wèi)科副科長，紅25軍74師宣傳科科長、第5團政委。1938年8月后，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4團政治處副主任、1旅2團政治處主任，延安抗大總校5大隊政治處主任、4大隊政委，遼寧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獨立2師政委，東野5縱14師政委，解放軍第42軍125師政委，四野第42軍124師政委。1950年2月后，任志愿軍第42軍政治部主任，朝鮮停戰(zhàn)談判朝中代表團志愿軍首席談判代表，軍事停戰(zhàn)委員會志愿軍首席委員，志愿軍談判代表團工委書記，中國駐阿富汗首任大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革委會委員、常委，北京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7月后，任北京市委第三書記、市政協(xié)主席，中國駐挪威大使、駐埃及大使。1994年10月離休。
丁國鈺是中共第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政協(xié)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送別丁國鈺
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優(yōu)秀的外交家，中共第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北京市政協(xié)原主席，中國前駐埃及大使丁國鈺同志（部長級待遇），因病醫(yī)治無效，于2015年5月11日凌晨1時2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2015年5月17日，丁國鈺同志告別儀式在八寶山大禮堂舉行。李克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國務委員楊潔篪、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北京市政協(xié)主席吉林等參加了告別儀式。有關單位和親朋好友分別慰問了丁國鈺同志的子女和親屬。
丁國鈺同志，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1930年夏在安徽省六安縣六區(qū)兒童團任宣傳部部長兼體育部部長，1931年初在皖西北道區(qū)保衛(wèi)局偵查科工作，1932年初在皖西北少共道委任機關總支書記、巡視員，同年8月參加紅27軍79師，193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歷任紅25軍73師師部文書，紅25軍第5團政委并隨紅25軍參加長征到達陜北。1937年8月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8月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4團政治處副主任、1旅2團政治處主任。1942年初到中央黨校學習。1943年在延安抗大總校任5大隊政治處主任，后任4大隊政委。1945年赴東北地區(qū)工作，歷任遼寧軍區(qū)楊靖宇支隊政治部主任、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獨立2師政委。1948年3月起先后任東北野戰(zhàn)軍第5縱隊14師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2軍125師政委、第四野戰(zhàn)軍第42軍124師政委，參加了四保臨江、遼沈、平津等重要戰(zhàn)役。
1950年2月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42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戰(zhàn)役。1952年10月調朝鮮停戰(zhàn)談判朝中代表團工作，歷任朝中代表團志愿軍首席談判代表，軍事停戰(zhàn)委員會朝中方面志愿軍首席委員，志愿軍談判代表團黨委委員、工委書記。1955年1月任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首任）。1960年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委員、常委。1971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7年7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書記，同年12月任北京市政協(xié)主席。1980年5月任中國駐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國駐埃及大使。1994年10月離休。1995年1月經中央批準按部長級待遇。
丁國鈺同志是政協(xié)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丁國鈺同志從青少年時代起即投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樹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終身的堅定信念，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一切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在外交戰(zhàn)線工作期間，認真執(zhí)行黨和國家的外交路線、方針和政策，努力開展外交活動，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為中央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工作取得顯著成績，特別是為推動中巴兩國友好關系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廉潔奉公，艱苦樸素；誠懇待人，作風正派，體現(xiàn)了一名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丁國鈺同志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離休后仍十分關心黨和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yè)，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丁國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戰(zhàn)斗的一生，他把畢生精力全部獻給了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事業(yè)。他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好黨員、好干部。我們要學習他的優(yōu)秀品質，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丁國鈺同志安息吧！
丁國鈺軼事
?從紅軍戰(zhàn)士到優(yōu)秀外交家
著名外交官丁國鈺，1916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zhèn)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1929年投身革命后參加紅軍，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屢建戰(zhàn)功，成為我軍高級將領�？姑涝袚沃驹杠娛紫勁写恚笥謿v任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4個國家的大使。他是一位從大別山走出來的、由紅軍戰(zhàn)士成長起來的優(yōu)秀外交家。
立夏烽火起 兒童鬧革命
1929年5月6日是農歷立夏節(jié)。這一天，在位于大別山腹地的金寨縣西部原屬河南商城縣南鄉(xiāng)的吳家店、斑竹園、南溪等地，中共商（城）羅（田）麻（城）特別區(qū)委領導的震撼全國的立夏節(jié)革命武裝起義（又稱商南起義），取得了全面的勝利。5月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第三十二師在斑竹園成立。隨后，開始創(chuàng)建豫東南革命根據地，南溪是紅三十二師師部和商城縣臨時革命委員會的駐地。丁國鈺的父親、哥哥都參加了革命，在鄉(xiāng)村蘇維埃政府工作。年僅13歲的丁國鈺也參加了鄉(xiāng)兒童團，積極參加站崗放哨、文藝宣傳、檢查人口等革命工作。
丁國鈺雖然只上過兩年私塾，但由于其爺爺和叔伯爺爺、伯父都是塾師，從小受到熏陶，識字不少，口才很好，在兒童團中顯得與眾不同，是個活躍分子。
這年，在丁家埠二區(qū)蘇維埃政府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丁國鈺作為兒童團的代表上臺發(fā)言。
這時的丁國鈺個子不高，有些清瘦，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們干革命好比是在建房子，你們縣區(qū)鄉(xiāng)蘇維埃、赤衛(wèi)隊好比是打房基的大石頭，我們兒童團好比是小石頭。大家都曉得房基只有大石頭是不穩(wěn)固的，大石頭之間的縫隙要靠小石頭填實才牢固。我們兒童團的作用也很大，是不能缺少的。我們要積極努力地工作，共同為擴大蘇區(qū)建設蘇區(qū)奮斗�！�
丁國鈺聲音洪亮，比喻生動，語言流暢，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和夸贊，也引起了縣區(qū)領導的關注。不久，他就被調到區(qū)兒童團擔任大隊長。
由于丁國鈺工作積極主動，表現(xiàn)突出，1930年夏，組織上決定將他調到鄰近的金家寨擔任安徽省六安六區(qū)兒童團宣傳部部長兼體育部部長。
金家寨是皖西的重鎮(zhèn)，也稱金寨鎮(zhèn)，有千余年的歷史，自然形成水陸交通樞紐，是皖西通往湖北、河南的門戶，向有“三省通衢”之稱。這時的金家寨剛剛召開過六區(qū)工農兵代表大會，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綱實施細則》《森林辦法》等多項規(guī)定，各項工作井井有條，有序進行，成為皖西蘇區(qū)建設的典范。以金家寨為中心的六區(qū)實際上也是個特區(qū)，是按縣級體制設置單位，兒童團設有團部。
丁國鈺從商南的鄉(xiāng)下上調到團部機關，確實是屬于組織上對他提拔重用，重點培養(yǎng)。
戰(zhàn)火多艱險 難忘戰(zhàn)友情
丁國鈺在六區(qū)工作認真負責，成績顯著。1931年初，被調到皖西北特委保衛(wèi)局偵察科工作。中共皖西北道委從金家寨遷駐皖西重鎮(zhèn)麻埠不久，丁國鈺又調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機關任總支部書記、巡視員。
1932年6月，國民黨調集30多萬軍隊對鄂豫皖蘇區(qū)發(fā)動了第四次“圍剿”。9月上旬，在敵人向皖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心區(qū)步步進逼的嚴峻形勢下，丁國鈺隨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道區(qū)蘇維埃政府機關撤出麻埠，向西南轉移。
根據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皖西北道委書記郭述申、蘇維埃政府主席吳寶才與東路游擊司令員劉士奇、紅二十七師副師長徐海東率領部分武裝掩護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轉移。完成任務后，10月1日，機關和部隊在英山縣金家鋪會合。
在這里，郭述申按照中央分局來信指示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員會，決定將匯集在金家鋪地區(qū)的紅軍和地方武裝統(tǒng)一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軍長劉士奇，政治委員郭述申，副軍長吳寶才。全軍下轄第七十九、第八十一2個師。第七十九師師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王建南。丁國鈺調任第七十九師師共青團團委委員。
這是丁國鈺正式參加主力紅軍隊伍，也是他在徐海東領導下工作的開始。此后，隨著部隊改編，他先后擔任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保衛(wèi)科副科長、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師部文書，跟隨徐海東、吳煥先等首長英勇轉戰(zhàn)，在戰(zhàn)火中成長，于1933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敵人反復進行的殘酷“清剿”中，紅軍戰(zhàn)士們隨時都面臨著生命危險，丁國鈺也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場上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在一次戰(zhàn)斗中，敵我雙方殺紅了眼，展開了白刃戰(zhàn)。在與敵人拼殺中，丁國鈺消滅了好幾個敵人。搏斗中，丁國鈺的后腦勺被敵軍用槍托擊中，他頓感天旋地轉，暈倒在地。敵人迅速又用刺刀向他捅來。就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只聽一聲槍響，敵人搖晃著倒下了。原來是后面的戰(zhàn)友沖上來，一槍結果了這個敵人，丁國鈺得以揀了一條命。
還有一次戰(zhàn)斗，丁國鈺和戰(zhàn)友們沖到一個鎮(zhèn)子里，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了混戰(zhàn)，丁國鈺和一個敵人扭打在一起。丁國鈺個子小，幾個回合后，他體力不支，被敵人摁倒在地。敵人猛掐丁國鈺的脖子，丁國鈺拼死掙扎反抗。就在這危急時刻，一個戰(zhàn)友趕來打死了敵人，救起了他，丁國鈺又一次死里逃生。
1933年9月，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丁國鈺隨紅二十五軍轉戰(zhàn)到皖西北，在雙河山與敵人展開激戰(zhàn)。紅軍奮勇殺敵，打退敵人一次次進攻。敵人出動飛機狂轟濫炸，彈片橫飛，丁國鈺左手的小手指被彈片削掉了，鮮血淋漓，留下了終身殘疾。
丁國鈺常對來訪者講述戰(zhàn)友救他的情景，說自己是個幸存者，充滿著對戰(zhàn)友的感激之情。他對自己的老首長徐海東更是難以忘懷，因為徐海東不僅對自己很關心，而且還救過他的命。
那是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一次轉移中，丁國鈺生病后，身體很虛弱，在翻越一座大山時走不動。正在這時，徐海東走了過來，詢問情況后，他讓丁國鈺拉著他的青騾子尾巴，翻越了山岡。當時如果掉了隊，后果不堪設想。
1934年4月，紅二十八軍和紅二十五軍合編為新的紅二十五軍。時任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保衛(wèi)科副科長的丁國鈺正生病住院。不久病愈出院后，剛回部隊就遭遇“肅反”，他被打成“AB團”成員，繳了槍，關押起來，其根據竟然是丁國鈺有點文化。
丁國鈺被關押后，心中既緊張又害怕。但他相信自己和黨組織，因為自己確實不是“AB團”分子，確實沒有做過對不起黨組織的事，相信組織上總會查清楚的。這時紅二十五軍要出發(fā)長征，丁國鈺堅決要求和紅軍走。
長征時，“肅反”對象是手連著手被捆起來行軍的。遇到戰(zhàn)斗，解開繩子被監(jiān)督著參加戰(zhàn)斗，戰(zhàn)斗結束后還要抬傷員，運物資，特別艱苦。有個營長因忍受不了，悄悄解開了繩扣，在過河時跳河自殺。而丁國鈺信念是堅定的，毫不動搖，忍耐堅持。
不久，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徐海東看到了行軍中被捆著手的丁國鈺。他了解情況后，當即對有關人員說：“丁國鈺我是了解的，在南溪葛藤山時我到過他的家，是很窮的，家里人都參加了革命，好幾個被國民黨殺害了。丁國鈺參加紅軍到現(xiàn)在的表現(xiàn)，我都很清楚，他不可能是u2018AB團u2019�！彪S后，丁國鈺被釋放了，到軍部交通隊當文書。
丁國鈺后來常常感嘆說：“要不是徐海東軍長救了我，如果不死在長征路上，也要到陜北后才能摘掉u2018AB團u2019的帽子�！�
長征智克難 處事細而實
1934年11月16日，丁國鈺隨紅二十五軍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fā)長征。長征途中，丁國鈺不怕犧牲，英勇作戰(zhàn)，還想方設法，克服千難萬險，確保行軍不掉隊。
長征就是長途跋涉，草鞋非常重要。沒有草鞋穿，腳磨破了，跟不上隊伍，就只能留在異地，生死難料，兇多吉少�？啥暺粫虿菪趺崔k？他靈機一動，運用自己的一技之長解決了這個問題。
丁國鈺很會做干糧，他將飯放上鹽炒干磨成粉，裝進袋子帶在身上，宿營時抓一把，開水一沖，就能當飯吃，香甜可口，大家都愛吃丁國鈺做的干糧。于是，他就和會打草鞋的同志合作，他幫會打草鞋的戰(zhàn)友做干糧，戰(zhàn)友幫他打草鞋，這樣相得益彰，都解決了難題。
長征中生活沒有規(guī)律，連續(xù)行軍最怕拉肚子，一拉肚子就容易掉隊，有的紅軍戰(zhàn)士就是因此掉隊，最終找不到隊伍了。丁國鈺在途中也拉了幾次肚子。怎樣保證不掉隊呢？他反復思索，終于想出了辦法。晚上宿營時，他就打聽明天哪個團哪個營哪個連走在最前面，打聽清楚了，就搬到那個連去休息，說明原因，請他們出發(fā)時喊上他。這樣，就算路上拉肚子耽誤了時間，仍可跟著后續(xù)部隊走。等部隊休息時，他又趕到先頭部隊行軍。這個“病鳥先飛”的方法，使丁國鈺沒有因拉肚子掉隊。
長征途中常常缺乏糧食，沒有飯吃。在這種情況下，丁國鈺自想辦法，邊行軍邊注意尋找能食用的野菜、野果充饑。
有一次行軍，干糧已經不多。邊走邊搜尋的丁國鈺發(fā)現(xiàn)一棵野生的枯黃的南瓜葉下有一個小南瓜，于是他將它摘下來，揣在兜里。后來，全軍斷糧，幾天沒有飯吃，饑不可支，有的同志餓昏倒地。丁國鈺餓急了，就掰一塊南瓜放到嘴里細細地嚼嚼，再慢慢地咽下去。就這樣，他靠一個小南瓜，堅持了三四天。從此，丁國鈺對南瓜懷有特殊的感情，稱之為“救命瓜”，直至晚年還經常吃。
紅二十五軍進入陜南后，開始創(chuàng)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鄂陜、豫陜兩個特委。丁國鈺服從安排，積極參加橫掃民團、宣傳“五抗”、發(fā)動群眾、鎮(zhèn)壓豪紳惡霸、摧毀保甲組織、建立蘇維�；鶎诱䴔嗟裙ぷ�，圓滿完成了任務。在粉碎敵人兩次“圍剿”的戰(zhàn)斗中，他英勇作戰(zhàn)，受到表揚。
1935年7月中旬，紅二十五軍主力北出終南山威逼西安時，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到了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并有北上動向的消息。7月15日晚，時任中共鄂豫陜省委代理書記、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在長安灃峪口主持召開緊急會議，通觀全局地分析斗爭形勢。根據會議決定，16日，省委率紅二十五軍主力從灃峪口出發(fā)，西征北上，準備與陜甘紅軍會師，爭取陜甘蘇區(qū)的鞏固，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后于1935年9月15日，到達陜北延川縣永坪鎮(zhèn)，成為最早到達陜北的紅軍隊伍。
留下的鄂陜、豫陜兩個特委，于9月9日合并為陜南特委（又稱鄂豫陜特委），并將各游擊師和游擊大隊合編為紅軍第七十四師，繼續(xù)堅持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丁國鈺開始在紅七十四師五連任政治指導員，因在根據地開展的游擊戰(zhàn)爭和反敵人三次圍攻的斗爭中表現(xiàn)突出，被提拔為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37年1月，紅七十四師與由紅二十五軍和陜甘紅軍組建的紅十五軍團在商縣張村會合，并歸紅十五軍團指揮。隨后，紅七十四師在長安縣大峪口駐防整訓。在此期間，丁國鈺到第五團處理了一個問題，深得領導和同志們的好評。
當時，第五團的團部駐在大峪口的一戶地主家，與房東相處得很融洽。團長孫光是個駝背，很愛面子，有些忌諱別人叫他“駝子”，可房東的年輕俊俏兒媳婦愛開玩笑，居然喊他“孫駝子”。
過了幾天，孫光買了塊布料，請房東兒媳婦做件上衣。房東兒媳婦開玩笑說：“我這針線活恐怕做不了。你看你身上穿的衣裳，前面衣襟耷拉老長，后面又吊在腰眼以上，就是到鎮(zhèn)上的裁縫鋪，怕也沒哪家肯做這活！你這背鍋衣裳，活活氣死裁縫咧！”
這幾句話傷了孫光的自尊心，他面紅耳赤，感到無地自容，怒氣沖沖地扭頭就走。一氣之下，還下令將團部搬走了。
這件事情發(fā)生后，不知情的好事者將團部搬家當作一起風流案件添油加醋地傳播開來，甚至說是孫光調戲房東兒媳婦，被攆了出來。
師政治部得知后，當即委派丁國鈺到五團進行調查。丁國鈺認真細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如實地向組織進行了匯報，并進行了澄清，還積極向孫光做工作，讓他不要傷了與當地老鄉(xiāng)的和氣。
與此同時，師供給部從長安縣城請來兩名裁縫，決定給團以上主官每人做一套制式軍服。孫光心里有疙瘩，師部幾次派人請他量尺寸，他就是不去。沒想到，數日后，師供給部卻給他送來了一套嶄新的灰布軍服。他穿上一試，長短肥瘦都合適，前襟后腰一般長短，就連那駝背處也處理得十分得體恰當。孫光不由得稱奇叫絕，心中十分高興。
原來，這是丁國鈺出的點子。他見孫光不肯量尺寸，了解他心病所在，于是就找一個和孫光身材差不多的人做替身，并在背上扣個臉盆，讓裁縫照準量好尺寸，精心做成。孫光得知后，感動不已。
不久，第五團政委調走，丁國鈺調來當政委。孫光高興地說：“丁國鈺，咱倆可以尿到一個壺里。今后的工作，都會是機關槍打鴨子，呱呱叫！”
抗戰(zhàn)在延安 兩次見主席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1937年8月，丁國鈺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8月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四團政治處副主任，后任一旅二團政治處主任。
在延安，丁國鈺兩次到楊家?guī)X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這個經歷讓他終身難忘。
一次是1938年。當時國共合作，在鄜縣（現(xiàn)富縣），中共領導的鄜縣抗日救國會（實為縣委、縣政府）與國民黨領導的縣國民政府同駐鄜縣城內。丁國鈺所在的警備四團駐扎在鄜縣交道鎮(zhèn)，而國民黨馬步芳的部隊也駐扎在此，雙方劃地為界。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丁國鈺注意做好統(tǒng)戰(zhàn)工作，避免與對方產生摩擦。馬步芳的隊伍多為西北人，喜歡吃羊肉。為搞好關系，丁國鈺特意讓部隊打了一些黃羊給他們送去。一來二去，雙方關系良好，和睦相處。毛澤東對鄜縣這個離延安很近、又極為敏感、容易產生矛盾的統(tǒng)戰(zhàn)區(qū)高度關注，故特地召見警備四團的領導成員，當面聽取匯報。
第二次是丁國鈺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參謀處處長曹里懷、警備第一團團長賀晉年一起向毛澤東匯報部隊調防的事情。
在匯報時，賀晉年抱怨：“最近不對勁啊，現(xiàn)在老百姓有房子住，有糧食有肉吃，可我們就只能吃黑豆，因為征糧困難，現(xiàn)在老百姓都欺負我們了，我看這個事不好�！�
沒想到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他說：“這其實是個好事。自古以來，都是當兵的欺負老百姓，沒聽說過老百姓敢欺負當兵的。如果你們說現(xiàn)在被老百姓欺負了，這正是我們革命的目的。老百姓不怕當兵的，說明部隊有嚴明的紀律，讓老百姓放心。你們要從這個角度看問題�！�
毛澤東這么一說，大家茅塞頓開，沒有怨氣了，無不感慨地說：“還是主席站得高，看得透徹�！�
毛澤東又說：“如果讓部隊的戰(zhàn)士沒地方住、吃不好也不行，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于是，他讓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和蕭勁光一起發(fā)了一個文件，提出要擁政愛民，擁軍優(yōu)屬。
丁國鈺兩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感受很深，很受教育。他常感嘆：“毛主席看問題準確，分析問題精辟，高瞻遠矚，非常人能及，比不了。”
實際上，毛澤東對相貌堂堂的丁國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幾年后，丁國鈺擔任了新中國的駐外大使，一次在外交部參加使節(jié)會議后，在人民大會堂受到毛澤東和陳毅的接見。丁國鈺是倒數第三個進去的，毛澤東見到他就問：“丁國鈺，你現(xiàn)在在哪里呀？”丁國鈺和毛澤東握手后，趕緊簡單匯報了自己的工作情況，毛澤東笑著連連點頭。
散會后，其他大使將丁國鈺圍住了，紛紛問：“你怎么和主席這么熟，主席一見到就能叫出你的名字��？”
其實，丁國鈺也不大清楚，因為直接見毛澤東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毛澤東日理萬機，能記得嗎？
后來，丁國鈺有一個機會見到了毛澤東的衛(wèi)士長葉子龍，他趁機詢問道：“是不是主席在接見我們前，你們把被接見人員的資料都提供給主席看了？”
葉子龍說：“不是這樣的。主席有一個特點，和他見面握過手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都記得。但只要是干部向他匯報工作，特別是兩次以上的，他必定記得這個人的名字�！�
丁國鈺聽后欽佩之感油然而生，他說：“偉人就是偉人，這是偉人的特點�！保ㄎ赐甏m(xù)）
解放征戰(zhàn)激援朝談判官
1945年，丁國鈺赴東北地區(qū)工作，歷任遼寧軍區(qū)楊靖宇支隊政治部主任、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獨立二師政委。1948年3月起先后任東北野戰(zhàn)軍第五縱隊十四師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二軍第一二五師政委、第一二四師政委，參加了四保臨江、遼沈、平津等戰(zhàn)役，為奪取勝利建立了功勛。
東北四保臨江戰(zhàn)役從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歷時3個半月，民主聯(lián)軍南滿、北滿部隊密切配合，東滿、西滿部隊主動出擊，共殲滅國民黨軍4萬余人，收復城鎮(zhèn)11座，保衛(wèi)了南滿根據地，迫使國民黨軍在東北戰(zhàn)場由攻勢轉為守勢。
在這次戰(zhàn)役中，丁國鈺又經歷了一次虎口脫險。
當時我軍三縱的部隊占領了一座縣城，上級命令五縱十四師去換防接管。丁國鈺自告奮勇帶著參謀長和一個騎兵排前去打前站。在路上，丁國鈺發(fā)現(xiàn)有樹椏做的路障和麻袋堆的掩體，不像是我軍做的，感到有些不對勁，但沒有深想。
天快黑時，他們接近了縣城，忽然聽到前面有人說：“長官，到這里要下馬了�！倍曇宦牱Q“長官”，就知這是敵人。過崗哨要下馬這是軍隊的規(guī)定，由于黃昏看不清，加上在東北我軍的穿戴和敵人差不多，肯定是敵人的崗哨錯將他們當成自己人了。
丁國鈺心中一驚，差點進入敵人窩了。他反應很快，腦子來了個急轉彎，隨聲答道：“我們沒有事，只隨便看看�！闭f罷，帶著騎兵排調轉馬頭往回策馬而去。
不一會兒，敵人的崗哨反應過來了，開槍射擊，可丁國鈺他們已經走遠了。
原來三縱撤走后，這個縣城又被敵人占領了。當時通訊條件差，沒有來得及通報。丁國鈺他們差點自投羅網。
遼沈、平津戰(zhàn)役結束后，丁國鈺率部在進軍大西南途中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隨后，他率部解放了重慶、萬縣，并擔任萬縣首任軍管會主任。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10月，時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四十二軍政治部主任的丁國鈺率部第一批入朝參戰(zhàn)。
在朝鮮戰(zhàn)場上，丁國鈺參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戰(zhàn)役。他曾四過漢江，親率三三四團在前線與美軍、英軍和土耳其部隊激戰(zhàn)多次。
讓丁國鈺沒有想到的是，1952年10月，志愿軍總部將他調到朝鮮停戰(zhàn)談判朝中代表團工作。原來，外交部到朝鮮前線負責談判的李克農認為丁國鈺適合做外交工作，便讓他去談判代表團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戰(zhàn)談判破裂期間，李克農和喬冠華撤回國內，代表團由丁國鈺負責。1953年4月26日，丁國鈺正式接替邊章五，成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還擔任軍事停戰(zhàn)委員會朝中方面志愿軍首席委員，志愿軍談判代表團黨委委員、工委書記。從此，他與美軍拼殺的戰(zhàn)場改在了談判桌上。
據丁國鈺回憶，當時談判國內由周恩來親自負責，李克農、喬冠華直接聯(lián)系，每天都要和國內通電報，匯報工作，請示指示。
談判先談停戰(zhàn)問題，后談戰(zhàn)俘問題。談判時，交戰(zhàn)雙方各派4名代表，中方、朝方各派兩名代表，美方、南朝鮮方面各2名代表。美方的代表是將軍軍銜，為了對等，中方也必須派將軍軍銜的代表。由于此時中方軍隊尚未授銜，故就將丁國鈺稱為將軍，因為此時丁國鈺已經是軍級干部，具備授將軍軍銜的條件。翻開當年的《人民日報》，就常有丁國鈺將軍在開城板門店與美軍談判的報道。
丁國鈺回憶這段往事時笑了：“不但將軍的名號是臨時定的，連談判穿的衣服都是臨時做的�！�
由于雙方在戰(zhàn)場上都殺紅了眼，敵意很濃，因此軍事外交談判并沒有友好的氣氛。雙方代表進帳篷談判時，互相不理睬，不微笑，沒有握手、寒暄的外交禮節(jié)，談判時也是互相敵視、互不相讓。中途休息，各回各的帳篷，連上廁所也是各去各的。
丁國鈺回憶說，與美國人談判很特別，不僅要斗智斗勇，還要在意志、毅力、耐心等多個方面進行較量。
對方耍的花樣很多。有時開會即休會，宣布談判開始，接著立即宣布休會，最短的時間只有25秒。有時僵持，誰也不先說話，最長的一次僵持了130多分鐘。雙方沉默，如坐針氈，最后還是美國人耐不住了，先開口發(fā)言。
丁國鈺回憶，在戰(zhàn)俘問題的談判中，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遜中將先問朝中方對其提出的堅持“自愿遣返戰(zhàn)俘”的方案有何想法。朝中方首席代表、朝鮮人民軍大將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換湯不換藥，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無限期休會”，而且不等朝中方作出反應就往外走。朝中方全體人員處變不驚，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齊以中國京劇中那種蕩氣回腸的哈哈大笑表示對美方的蔑視。據說，為了這個京劇韻味表示蔑視的大笑，朝中方的代表還專門練過。
在談判中，丁國鈺按照國內的指示，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毫不退讓，使美方和南朝鮮方面的代表感到難以對付，給中立國監(jiān)督委員會成員國的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談判場外，威武瀟灑、能言善辯的丁國鈺又成為眾多記者追逐采訪的對象。
經過歷時747天艱難曲折的談判，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正式簽字。7月28日上午9點30分，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在李克農、喬冠華、丁國鈺的隨同下，在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
1953年4月20日，雙方傷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門店開始，丁國鈺在現(xiàn)場迎接了第一批我國的被俘將士。
就在丁國鈺在板門店緊張工作之時，1954年7月下旬，周恩來打電話給代表團，派專機接丁國鈺回北京匯報工作。
丁國鈺聽說是周恩來親自召見，并派專機接，不知是什么情況，擔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錯誤，不禁有些緊張。
原來在1954年7月21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后，訪問了波蘭。波蘭總統(tǒng)對他說：“你們中國在朝鮮的談判代表只講原則，不講妥協(xié)，這樣談下去，就不怕會引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波蘭是朝鮮停戰(zhàn)談判中立國監(jiān)督委員會的成員，對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的情況十分清楚。
波蘭政府的這個信息引起了周恩來的關注。結束訪問后，他立即打電話讓丁國鈺回國，他想見見這個堅持原則不妥協(xié)的談判代表。新中國成立后，急需大量外交官，身兼外交部長之職的周恩來，正在物色外交人才。
忐忑不安的丁國鈺回到北京后，首先去見李克農、喬冠華，順便打聽一下情況。他們說，你放心，沒事，你工作的事總理都清楚。但丁國鈺還是放心不下。
第二天，丁國鈺到中南海西花廳見到了周恩來，這是他第一次專門見周恩來。周恩來很客氣，只是拉家常式地詢問他的出身、哪里人、家里還有什么人，哪年入黨，是怎樣長征到達陜北。整個談話就是了解情況，沒有一句批評，也沒談工作。丁國鈺回到朝鮮后不久，周恩來又一次召見丁國鈺，聽取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志愿軍撤離有關事項的意見。隨后，丁國鈺奉調歸國，途經平壤時，丁國鈺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金日成親自授予了一級勛章。
出使四國家優(yōu)秀外交家
丁國鈺回國后，總政治部原安排他到一個軍任政治委員。沒料到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找他談話，說他可能要調動工作，脫軍裝。丁國鈺說，我從小就穿軍裝打仗，不愿意離開部隊。
接著，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又找他談話，丁國鈺還是不愿離開部隊。蕭華一看說不通，只得攤牌，說：“這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這是總理點的名，要你去外交部工作。因為我們國家已經和不少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急需外交官�！�
丁國鈺一聽傻了眼，知道沒有辦法了，總理的話誰敢不聽。于是表示：“既然總理點的名，我服從�！睆拇�，丁國鈺開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1955年1月，丁國鈺出任中國駐阿富汗首任大使。
1960年1月，丁國鈺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在丁國鈺擔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初期，當時的巴基斯坦政府親英親美，反蘇反華，中巴關系比較冷淡。
據丁國鈺回憶，1961年，時任巴基斯坦總統(tǒng)阿尤布·汗出訪美英兩國回國后，直接讓秘書打電話給丁國鈺，要求會見。丁國鈺對這種不經過外交工作流程的做法感到很意外。
會見時，阿尤布·汗說：“你們在和緬甸談邊界問題，也希望中國與巴基斯坦談邊界問題�！�
丁國鈺敏銳地感覺到巴方的態(tài)度和原來不一樣了。一個和中國關系并不好的國家，現(xiàn)在突然提出談兩國邊界問題，這是丁國鈺、外交部乃至中央都沒有想到的。
丁國鈺立即向國內報告情況，可國內有關人員根本不相信巴方會愿意改善對華關系，認為這可能是美國的陰謀。這樣，這件事就放下了。
但丁國鈺仍在觀察。他發(fā)現(xiàn)巴方為了促成談判，采取了一系列友好行動。首先在報紙上停止轉載西方攻擊中國的文章，并出現(xiàn)了想改善關系的言論。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也一改跟隨英美的態(tài)度，在表決恢復中國在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的投票中，1961年投了棄權票，1962年就投了支持票。
對此，丁國鈺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后認為，由于英美實行�。ǘ龋┌停ɑ固梗┓种蔚牟呗�，重印輕巴，巴基斯坦領導人從英美對其輕視的言行中感到英美靠不住，感到要保持本地區(qū)穩(wěn)定的局勢，必須和中國改善關系。正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導致了巴基斯坦政府高層有了同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和想法。
于是，丁國鈺又再次向國內報告，建議與巴方談判。可國內有關方面仍然認為不可能。后來周恩來知道了，對時任國務院外事辦主任的陳毅說：“第一線的干部一直在堅持這個意見，你們可以先研究一下嘛�！�
陳毅隨后召集一些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會上，有人對丁國鈺說：“你作為駐外大使，應該聽外交部的指揮，你怎么自己發(fā)表意見��？”
丁國鈺回答：“作為駐外大使，我了解當地國家的情況。首先我要把外交部給我的工作、中央給我的工作干好。同時，我發(fā)現(xiàn)了情況有責任向國內匯報，這不代表我不服從國內的安排和命令�！�
會議研究后，仍然疑慮很大，阻力不小，但丁國鈺仍然沒有放棄，一直堅持自己的意見。后來還是周恩來發(fā)了話：“既然駐在國大使堅持了一年，肯定有他的想法和理由�？磥砜梢栽囈辉�，談一談。我們可以先給巴方設定一個先決條件，看他是真心的呢，還是美國人的陰謀。如果是真心的，我們就是設置條件，他們可能也會和我們談。在邊界問題上，我們可向巴方說先和你簽訂一個臨時協(xié)定，等你們和印度解決了邊界問題，我們再跟你們簽訂一個最終協(xié)定。”
丁國鈺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向巴方提出談判的條件后，巴方很快就答應了。國內有關部門終于相信巴方與中國改善關系的愿望是真誠的、切實的，于是積極行動，雙方談判進展順利，先后簽訂了《中巴友好條約》和中巴文化、貿易等條約。在后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沖突中，中國堅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邊，支持巴方，使巴方感到中國確實是可信賴的朋友，兩國關系日益牢固。
丁國鈺還遵照周恩來一定要尊重當地國的要求，注重同巴方上層處理好關系，與巴方上層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巴基斯坦首都原在卡拉奇，后遷都伊斯蘭堡，大使館當時還沒有遷。巴總統(tǒng)要召見丁國鈺時，都是派專機到卡拉奇接他，有時甚至是空軍司令親自駕機接送。丁國鈺成了巴基斯坦最受歡迎、享受特殊高貴禮遇的大使。
隨著中巴關系的不斷改善，開辟了中巴航線，這使我國在當時蘇聯(lián)、印度、美國等多國實行封鎖的情況下，有了一條通往歐洲的便利通道。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出訪常在卡拉奇停留，這無形中更促進了中巴兩國上層的交流，推動了兩國經濟、文化、貿易的發(fā)展，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也正是有了中巴良好關系和中巴航線這個基礎，丁國鈺才能夠完成順利護送李宗仁回國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民黨代總統(tǒng)的李宗仁旅居美國十多年，經周恩來通過住在香港的程思遠（原李宗仁秘書）長期耐心地做工作，下決心回到祖國懷抱。而對此，在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無疑要不惜一切代價極力阻止。
1965年7月，根據事先的安排，在歐洲旅游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潔及程思遠，將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機，于7月12日由蘇黎世起飛，經雅典、貝魯特、卡拉奇到香港轉道回國。
對此，周恩來高度重視。由于考慮到美國情報部門和國民黨特務機構可能會從中阻撓破壞，早在7月初，他就指示丁國鈺，負責在卡拉奇機場將李宗仁一行3人接回大使館，并在適當時機親自安排護送他們直接回國。
收到周恩來的指示，為確保安全，丁國鈺經過縝密思考，決定直接從飛機跑道旁將李宗仁一行接回大使館，不經過海關和機場休息廳。但按照國際慣例，除非外國元首級人物訪問才能以這樣的方式通行。于是，丁國鈺找到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總經理，稱自己的一個朋友因身體不適，需用車到飛機邊直接接到大使館，請他幫忙。這個總經理就是曾開飛機接送過丁國鈺的原空軍司令，與丁國鈺私交甚厚。他沉思片刻后一口答應，并特意做了安排，允許丁國鈺的轎車由內部專用通道進出。
7月13日凌晨2時，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機降落在卡拉奇國際機場。已進入機場等候的丁國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從舷梯上走下來的每一個人。雖然原先不認識李宗仁等人，但他根據事先了解的相貌特征，一眼就認出了出現(xiàn)在機艙舷梯口的程思遠。
丁國鈺急忙走上前詢問：“你們是李先生一行吧？我是中國大使丁國鈺，特地來接你們回使館的�！�
李宗仁等人見到丁國鈺十分激動。丁國鈺急忙請他們坐進了自己那輛插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轎車，另兩輛車也緊隨其后，通過機場內部專用車道駛離機場，安全順利地回到了大使館。
隨后，丁國鈺將李宗仁一行安排住在大使官邸第二層自己房間的對面，立即組織使館人員值班，日夜在使館內巡邏防范，并對使館全體人員進行了安全保密教育。
李宗仁一行沒有按時到達香港，很快引起了臺灣國民黨和美國方面的注意，猜測他們可能在卡拉奇下了飛機，第二天就派出人員到卡拉奇的酒店旅館搜尋，到中國使館外窺探。
丁國鈺發(fā)現(xiàn)了這些情況，同時也收到國內的電報。電報說國民黨準備在卡拉奇進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成功就將在緬甸上空襲擊我們的飛機。因為在金三角地區(qū)仍殘留著國民黨的一小股部隊。
為了確保安全護送李宗仁一行回國，丁國鈺做了精心安排。他特意組織娛樂活動，放映反映新中國發(fā)展變化的電影，緩和李宗仁等人的緊張情緒，還專門找了會做南方菜的廚師為其做可口的飯菜。一有時間，丁國鈺就和他們聊天。與此同時，他與國內加強聯(lián)系，隨時掌握國民黨方面的行動情況。為了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配合，丁國鈺將實情告知巴基斯坦政府，要求嚴格保密，巴方得知后非常支持。按照丁國鈺的要求，時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的布托和卡拉奇國際航空公司總經理親自安排，專門調了一架新的波音707客機，并將機組人員配備權完全交給了中方，這實際上成了一架護送李宗仁一行回國的專機。
為了防止敵人破壞，丁國鈺安排專人看守，將飛機停放在機庫里三天三夜，以避免被敵特分子安裝定時炸彈的危險。
7月17日早上，丁國鈺陪李宗仁吃完早餐后，告訴他們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依照周恩來的指示今天可以回國。
晚上，丁國鈺安排先開出去兩輛汽車，這兩輛車都拉著很厚的窗簾，從外面看不到車里坐的是什么人，成功引開了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跟蹤。
接著，丁國鈺陪著李宗仁一行乘車快速駛向機場，于18日零時30分到達卡拉奇機場那架專機的舷梯旁。丁國鈺陪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飛機，瞬時便駛離跑道升上了天空。這時，李宗仁夫婦等人顯得非常興奮和激動，丁國鈺心里也輕松了許多。
臨行前，丁國鈺沒有告訴夫人常乃志在緬甸上空還有遭國民黨武裝人員襲擊的危險，這既是保密，也是怕她擔心。當飛機飛臨緬甸境內時，丁國鈺心中不由得有些緊張和不安。由于保密工作嚴密，國民黨和美國方面沒有察覺，飛機安全飛離。
飛機進入中國云南境內后，丁國鈺松了一口氣。他告訴李宗仁夫婦，已經到了祖國的領空。李宗仁一行緊張的情緒一掃而空，興奮得跳了起來。他們從窗口看到了滇池，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7月18日上午8時，飛機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一行人受到時任中共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廣東省省長陳郁等黨政軍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在廣州用完早餐后，丁國鈺又陪著李宗仁一行飛向上海。上午11時，飛機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受到周恩來、陳毅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及市長曹荻秋等人的歡迎。
第二天中午，周恩來在東湖賓館設宴招待李宗仁一行，李宗仁夫婦感慨萬千，潸然淚下。
7月21日上午11時，丁國鈺陪同李宗仁一行乘飛機到達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率大批黨政軍領導人及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一同在機場迎接，李宗仁深受感動，舉起帽子頻頻向人群揮動。此時，丁國鈺為完成任務而感到欣慰不已。
7月27日下午，毛澤東接見并設宴款待了李宗仁一行，相談甚歡，持續(xù)4個多小時，丁國鈺一直全程陪同。
李宗仁夫婦安全順利回到祖國，不僅在國民黨內部以及國民黨的老軍人中震動很大，在國際上也產生很大的反響，這是我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偉大勝利。其中，丁國鈺功不可沒。
對此，丁國鈺后來說：“這主要是周總理考慮得周密，安排得好。我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創(chuàng)造了一些條件，我為能順利完成這個任務，為黨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而高興。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中國駐外大使的任期一般為4年，在丁國鈺巴基斯坦任期滿了之后，國內曾安排他回國，擬擔任外貿部常務副部長。但巴基斯坦的外長、總統(tǒng)一再挽留，并發(fā)電報給中國外交部要求丁國鈺留任。周恩來認為，丁國鈺能把中巴兩國關系搞得這么好，十分難得，于是同意滿足巴方的要求。這樣，丁國鈺在巴基斯坦擔任大使將近7年。
后來，在一次外交使節(jié)會上，周恩來還表揚了丁國鈺。他說：“丁國鈺是中國駐外大使中最好的大使。因為一般的大使可能是駐在國有什么事告訴國內，國內有什么情況轉達駐在國，沒有自己的觀點。而丁大使有自己的看法，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見，還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和國內有關部門溝通協(xié)調，在有關部門不同意的情況下，堅持了近一年，最終把中巴關系理順并發(fā)展起來。哪能找到這么好的大使！”
周恩來如此專門點名表揚，令丁國鈺深受鼓舞。這是周恩來對他的充分肯定，也是后來周恩來賦予丁國鈺更多任務的基礎。
1966年下半年，丁國鈺回國，于10月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后任北京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第三書記、政協(xié)主席等職務。1980年5月，年過花甲的丁國鈺又回到外交戰(zhàn)線，擔任中國駐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國駐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丁國鈺光榮離休，經中央批準享受部長級待遇。
2015年5月11日凌晨1時27分，丁國鈺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朝戰(zhàn)中方首席談判代表
?丁國鈺（1916-2015），金寨縣南溪鎮(zhèn)人。1929年參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機關總支書記，紅27軍79師共青團團委委員，74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第5團政治委員�？谷諔�(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1旅4團政治處主任，抗日軍政大學第4大隊政治委員，東北人民自治軍通化支隊政治部主任。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遼寧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東北軍區(qū)獨立第2師政委，第四野戰(zhàn)軍第42軍125師、124師政委，42軍政治部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志愿軍第42軍政治部主任，朝鮮停戰(zhàn)談判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工委書記。榮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二級國旗勛章、二級自由獨立勛章。
（一）
1950年7月25日，42軍奉命停止在黑龍江的農業(yè)生產和整訓任務,開赴吉林省通化地區(qū)集結，編入東北邊防軍。此時，丁國鈺任42軍政治部主任，軍長吳瑞林，政治委員周彪。42軍集結完畢后，吳瑞林、周彪、丁國鈺等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將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的指示和東北局、東北軍區(qū)首長的指示，進行了傳達和講解，讓師、團級領導對42軍的任務從思想上有了明確認識。通過黨委擴大會議的研究、討論，形成軍黨委的決定，要求強化思想意識，加強戰(zhàn)斗組織措施，保證后勤供應，為前線作戰(zhàn)做好思想、軍事、后勤等一切準備。軍黨委會議結束后，軍的主要領導干部分工下各師，參加各師召開的黨委會議，進行指導。丁國鈺前往第124師。
丁國鈺來到124師后，立即召開師黨委會議，傳達軍黨委會議精神，貫徹軍黨委會議要求。丁國鈺從政治上、思想上進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思想發(fā)動，提高了干部戰(zhàn)士政治認識和思想覺悟，讓他們樹立起戰(zhàn)必勝、守必固、攻必克的戰(zhàn)斗信念。同時，丁國鈺對124師的戰(zhàn)斗組織、后勤保障、戰(zhàn)術運用等各項工作進行部署和安排。
在各項戰(zhàn)前準備工作結束后，10月8日，第42軍改稱中國人民志愿軍42軍。10月16日，42軍先頭部隊124師率先從輯安跨過鴨綠江入朝，向預定作戰(zhàn)地區(qū)開進。19日至22日，42軍其余部隊渡江，向預定防御作戰(zhàn)地區(qū)開進。丁國鈺隨42軍大部隊入朝參戰(zhàn)。
（二）
42軍作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軍，參加了第一次戰(zhàn)役，在這次戰(zhàn)役中42軍主要在東線戰(zhàn)場，與朝鮮人民軍一起打阻擊。當時，42軍的任務是阻擊南朝鮮第1軍團（下轄首都師）和美第10軍（下轄陸戰(zhàn)1師）向江界地區(qū)開進，防止其威脅西線志愿軍38軍、39軍、40軍側翼安全并妨礙西線我軍尋殲冒進的美第8集團軍。受命后，42軍以每夜近60公里的速度強行軍，奔赴黃草嶺、赴戰(zhàn)嶺，搶占戰(zhàn)略要點設置陣地。在隨后13天（10月26 日至11 月7日）中，42軍浴血奮戰(zhàn)，打退美軍王牌陸戰(zhàn)第1師和南韓軍第一王牌首都師的無數次進攻，勝利完成阻擊任務，保證了西線對敵的圍殲任務。在戰(zhàn)斗中，42軍124師英勇頑強，主力連隊幾乎打光，以傷亡近1400余人的代價，斃傷俘美韓軍2100余人，打出了42軍的威風。其中，124師守備黃草嶺和煙臺峰的兩個連更以刺刀見紅的精神，打退美韓聯(lián)軍的多次大規(guī)模進攻，后被分別授予“黃草嶺英雄連”和“煙臺峰英維連”的光榮稱號。為了加強戰(zhàn)士們在戰(zhàn)時的思想教育工作，丁國鈺將124師兩個連的典型事例在全軍范圍內進行宣講，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穩(wěn)定了軍心，激發(fā)了戰(zhàn)士們勇于奮戰(zhàn)的決心。
1950 年11 月7日，“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第二次戰(zhàn)役正式開始，42軍作為主力奉調西線戰(zhàn)場。11月25日黃昏，志愿軍在西線戰(zhàn)場打響戰(zhàn)役反擊，42軍與38軍聯(lián)合攻擊南朝鮮軍第7、第8師，發(fā)起德川寧遠進攻戰(zhàn)斗，次日兩軍攻占德川寧遠地區(qū)，殲滅南朝鮮軍第7、第8師大部。隨后，在繼續(xù)執(zhí)行戰(zhàn)役迂回任務時，42軍和美軍另一王牌騎兵1師（機械化師）遭遇，42軍攻擊前進受阻于新倉里，兩軍一直大戰(zhàn)到12 月24 日第二次戰(zhàn)役結束。42軍雖未能通過新倉里，但美騎兵1師也遭受了重創(chuàng)。戰(zhàn)役結束后，42軍未完成預定任務，士氣低落。丁國鈺立即將彭德懷總司令對此次戰(zhàn)役中42軍表現(xiàn)的客觀評價傳達給全軍將士，讓戰(zhàn)士們認識到此次作戰(zhàn)雖未完全勝利，但也對敵人造成了有效打擊。
第三次戰(zhàn)役中，志愿軍以6個軍組成左、右兩個縱隊，在朝鮮人民軍3個軍團的協(xié)同下作戰(zhàn)。右縱隊，由志愿軍副司令員韓先楚指揮38軍、39軍、40軍、50軍并加強炮兵6個團，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實施多路突破。左縱隊，由42軍、66軍并加強炮兵1個團組成，由第42軍統(tǒng)一指揮，于永平（不含）至馬坪里地段上突破，向“三八線”攻擊前進。此次戰(zhàn)役，左縱隊分別痛殲南韓軍第5師、第8師及美軍第2師一部，并生俘美韓軍重要軍事頭目。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為制止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的攻勢并掩護后繼兵團到達，志愿軍總部決定發(fā)動第四次戰(zhàn)役，丁國鈺隨42軍全程參加。在26天的防御作戰(zhàn)中，42軍在供應困難、兵力不足、彈藥缺乏、氣候寒冷的情況下，各級指戰(zhàn)員想盡一切方法，組織一切力量，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以傷亡3541人的代價抗擊了敵3個師（旅）又1個營的進攻，殲敵近9000人，打消了敵人進攻的氣焰，遲滯了敵人進攻的速度，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丁國鈺隨42軍參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戰(zhàn)役、1952年春夏鞏固陣地作戰(zhàn)。在防御作戰(zhàn)中，42軍晝間抗擊、夜間反擊，這是“體力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的結合”。丁國鈺不斷在全軍范圍內進行“心理戰(zhàn)術”的宣傳，要求戰(zhàn)士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要疲憊敵人，讓敵人看不到任何勝利的希望。在鞏固陣地戰(zhàn)斗中，42軍開展了冷槍冷炮活動，要求各部隊組織優(yōu)秀射手、炮手，射擊“聯(lián)合國軍”陣地上暴露的單個目標和小群目標，積小勝為大勝。1952年5月至8月，冷槍冷炮活動給敵人沉重打擊，有效地限制了“聯(lián)合國軍”在其陣地上的活動。
1952年6月5日，42軍接替38軍由平壤至安州一帶海岸防務，擔負川江口至重在山一段的守備任務。在完成該項任務后，42軍將防御陣地移交46軍，11月4日由駐地出發(fā)回國。丁國鈺作為政治部主任隨42軍參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戰(zhàn)役和伊川、西海岸防御等防御戰(zhàn)。
（三）
1952年10月，丁國鈺調朝鮮停戰(zhàn)談判朝中代表團工作，任朝中代表團中國人民志愿軍首席談判代表，軍事停戰(zhàn)委員會朝中方面志愿軍首席委員，經歷了朝鮮停戰(zhàn)談判的重要過程。1953年4月26日，被美方單方面中斷了6個月18天的朝鮮停戰(zhàn)談判重新復會。上午11時，雙方各有5名代表組成代表團出席會議。朝中方面的5名代表是南日（首席代表)、丁國鈺、柴成文、李相朝、金元成；對方的5名代表是哈里遜(首席代表)、勃克、克雷治、李比、崔德新。
談判一開始，南日大將代表朝中方面提出一項解決戰(zhàn)俘問題的6點方案，以打破戰(zhàn)俘問題上的僵局。5月7日，朝中方對6點方案作了修正，成了8條建議的新方案，主張將堅持遣返的戰(zhàn)俘在停戰(zhàn)以后兩個月內全部遣返完畢，然后在一個月內將其余的戰(zhàn)俘送交由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組成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看管，并由戰(zhàn)俘所屬國家向戰(zhàn)俘進行4個月的解釋，以保證他們的遣返問題得到公正的解決。這個方案使雙方的立場更加接近，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贊揚。
然而，美方代表卻提出了一個明知對方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美方主張將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zhàn)俘在停戰(zhàn)生效時就地釋放，并對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和戰(zhàn)俘所屬國家的解釋工作加以種種限制。他們想利用戰(zhàn)俘問題拖延時間。
“爭取停，準備拖，是中朝兩黨商定的總方針�！痹诳吹矫婪秸勁兄械膽B(tài)度后，中央軍委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指示是，停是談判會場的事，軍隊“只管打，不管談”。
就在美方提出“就地釋放”方案的同一天，即5月13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對敵發(fā)起夏季反擊戰(zhàn)役。在大量火炮的支援下。向美軍和李承晚軍8個師的正面支撐點發(fā)起猛烈的反擊。這次戰(zhàn)役發(fā)起突然，攻勢凌厲，戰(zhàn)至26日，斃、傷、俘敵4100多人，志愿軍將陣地向前推進2平方公里。
美方害怕丟失更多的地盤，準備在接受朝中方方案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方案。但李承晚提出異議，節(jié)外生枝。提出韓國政府的意見，必須堅持的是把中共軍隊從韓國趕出去。沒有這一條，就不可能有和平。
為了搬開李承晚這塊擋路的頑石，中朝兩國軍隊從5月27日起發(fā)起了第二次攻擊。志愿軍司令部把原以打擊美軍為主的計劃，改為以打擊李承晚軍為主，適當打擊美軍，暫不打擊英軍。這次反擊作戰(zhàn)，持續(xù)到6月15日，突破敵陣地正面達12公里，縱深達6公里，給李承晚軍第5師、第8師以殲滅性的打擊。
6月8日，板門店談判終于達成并簽訂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范圍》。一年多來唯一阻礙停戰(zhàn)談判達成協(xié)議的戰(zhàn)俘遣返問題最終得到解決。至此，朝鮮停戰(zhàn)談判的各項議程全部達成協(xié)議。6月10日以后，雙方參謀人員分兩組重新劃分軍事分界線，審定停戰(zhàn)協(xié)定文本。正在北京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擬定6月19日離京前往開城，在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
但是，6月18日午夜剛過，韓國憲兵隊在聯(lián)合軍司令部的縱容和默許下，潛入朝鮮半島南端關押朝鮮戰(zhàn)俘的9號集中營以及西北光州地區(qū)的3個戰(zhàn)俘營，釋放2.7萬多名反對共產主義的朝鮮戰(zhàn)俘。為了保證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訂，加深敵人內部矛盾，彭德懷決定再對李承晚集團進行打擊，此項計劃獲得了毛澤東的同意。
7月13日晚9時，志愿軍司令部集中5個軍的強大兵力在1000余門大炮的支援下，向25公里防御正面的敵4個師展開猛烈攻擊。僅用1個小時，就全線突破了敵前沿陣地。7月19日、20日兩天，前沿陣地的志愿軍將士與敵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zhàn)。一直戰(zhàn)斗到27日，擊退敵軍反撲1000余次，總共斃、傷、俘敵7.8萬余人，收復土地 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戰(zhàn)線，形成了對中朝方面極為有利的態(tài)勢。
金城反擊戰(zhàn)役提醒李承晚，在長達兩年之久的停戰(zhàn)談判過程中，中朝方面已組成了龐大力量，光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向北突破是辦不到的。克拉克（注：馬克·韋恩·克拉克，美國遠東地區(qū)總司令）向韓國高級將領說明，美國對李承晚的耐心已接近最大限度。為了表示這個意向，美國減少了對李承晚軍的供應，削減乃至停止用來擴充部隊裝備的交貨。如果李承晚繼續(xù)抵制、破壞停戰(zhàn)談判，那么美援就沒有指望了。
隨著李承晚囂張氣焰的收斂，以及金城戰(zhàn)役的節(jié)節(jié)勝利，敵方處境更加不利，不得不向朝中方作出實施停戰(zhàn)協(xié)定的保證，簽訂停戰(zhàn)協(xié)定已無重大障礙。
7月24日，丁國鈺與對方談判代表再次校正了最后的軍事分界線。至此，這條分界線已經先后劃過三次了。第一次校正是1951年11月27日。由于以后接觸線發(fā)生了變化，雙方于1953年6月17日第二次校正了軍事分界線，比第一次校正的分界線，朝中兩國軍隊向前推進了140平方公里。6月17日以后，接觸線又有了變化，所以又作了第三次校正，朝中兩國軍隊又向前推進了192.6平方公里。后兩次較之第一次，朝中兩國軍隊共向前推進了332.6平方公里。
談判桌上最困難的是軍事分界線的劃分和戰(zhàn)俘交換問題。軍事分界線的劃分反映了戰(zhàn)場上的實力平衡。1953年6月，軍事分界線基本劃定，走向仍沿三八線附近。在最棘手的戰(zhàn)俘問題上，我方堅持雙方戰(zhàn)俘必須全部遣返的原則，否定了美方所主張的“一對一”交換戰(zhàn)俘的主張。但我方作出了重大妥協(xié)，即同意將一切堅持遣返的戰(zhàn)俘分批直接遣返，將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戰(zhàn)俘統(tǒng)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處理。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由瑞士、瑞典、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印度代表組成，印度代表為主席和執(zhí)行人。關于停戰(zhàn)后的政治解決，雙方同意在停戰(zhàn)協(xié)議簽字并生效后三個月內，雙方分派代表召開高級的政治會議，“協(xié)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等問題�！苯涍^反復較量，朝鮮停戰(zhàn)協(xié)議終于在1953年7月27日于板門店簽署。
7月28日15時15分，朝鮮戰(zhàn)爭軍事停戰(zhàn)委員會在板門店舉行第一次會議，代表中朝方面參加“軍停會”的首席委員是朝鮮人民軍李相朝中將，委員是朝鮮人民軍的樸一莫少將和崔龍漢少將，以及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丁國鈺、柴成文；聯(lián)合國軍的首席代表是美國陸軍少將勃里安，委員為泰國陸軍少將開特卡契恩、英國陸軍少將白斯汀、美國空軍準將恩德希爾和美國海軍少將門登豪。
在這次會議上，雙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學崇上校和聯(lián)合國軍弗萊斯達夫上校、畢陶夫上校、艾德瓦茲上校組成的戰(zhàn)俘遣返委員會，并決定，從8月5日起，開始遣返戰(zhàn)俘。
1954年，朝鮮停戰(zhàn)后，志愿軍停戰(zhàn)談判代表團的機構已隨著任務的變化進行了精簡，開城志愿軍代表團精簡后，丁國鈺、柴成文兩位被留下主持工作，代表中方處理各項事宜。1954年12月，丁國鈺接到命令，將開城具體工作與朝鮮同志進行了交接。從此，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團除留一名停戰(zhàn)委員會委員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員組成的聯(lián)絡處外，全部撤回。
丁國鈺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代表在朝鮮戰(zhàn)場談判過程中表現(xiàn)出色，受到了周恩來、金日成等中朝雙方領導人的親自接見。他回國后，出任駐阿富汗大使館大使，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優(yōu)秀的外交家，先后出任過北京市委書記，駐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國大使，為我國的外交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軼事
95歲老人回憶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代表見面互不理睬
今年是抗美援朝60周年，很多志愿軍老兵選擇在7月27日這一天聚會紀念。57年前的明天，是板門店停戰(zhàn)協(xié)議簽訂的日子，也是他們打點行囊準備回家的日子。
對于已經95歲高齡的丁國鈺老人來說，這一天更為特殊。1953年他作為板門店談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參加了簽字儀式。
近日，記者采訪了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對于那場曠日持久的談判，他還記憶猶新。
■談判“造就”了將軍
雖然從事了多年外交工作，但至今仍有人稱他為丁國鈺將軍。丁老說，這是因為抗美援朝是在全國太深入人心了�！拔沂侵驹杠姷牡谌问紫勁写�，和美國人談判時，《人民日報》天天都是丁國鈺將軍怎樣怎樣了。其實，部隊那時還沒授銜，是為了談判工作的需要，才說我是將軍的�！�
丁國鈺老人的人生經歷可謂傳奇，他17歲入黨，參加過紅軍長征。新中國成立后，任42軍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隨軍入朝。參加談判以前，他已經四過漢江，正在三八線上和美軍僵持著打夜戰(zhàn)。
美國人認識到把中國人打敗不容易，就通過蘇聯(lián)在聯(lián)合國的代表馬力克提出談判請求。丁國鈺認為，當時斯大林怕戰(zhàn)事擴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急于讓中美談判。而美國人的戰(zhàn)略重心在歐洲，不在遠東，如果牽扯下去，財力沒問題，人力上受不了，所以才談判停戰(zhàn)。所謂停戰(zhàn)談判，就是只談停戰(zhàn)，不談別的，政治問題不談。
外交部的李克農、喬冠華到前線負責談判工作。1952年，李克農認為丁國鈺適合做外交工作，便讓他去談判代表團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戰(zhàn)談判破裂期間，李克農和喬冠華撤回國內，代表團由丁國鈺負責。1953年4月26日，丁國鈺正式接替邊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不但將軍的名號是臨時定的，連談判穿的衣服都是臨時做的�！倍曊f。
■協(xié)議簽字沒有握手
“戰(zhàn)場上剛剛還殺紅了眼，談判桌上怎么可能談笑風生�！倍曊f，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名為軍事外交談判，卻沒有半點外交氛圍：進帳篷時雙方各走各的門；代表見面時互不理睬，更沒有握手、寒暄的禮節(jié)；開會時，有話就說，沒話就散；中途休息時，各去各的帳篷；連廁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雜。
美方首席代表還使用“到會即休會”的戰(zhàn)術，最短的一次，25秒鐘就宣布結束了會議。
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遜中將按照老一套先問我方對其提出的堅持“自愿遣返戰(zhàn)俘”的方案有何想法。中朝方首席代表、朝鮮人民軍南日大將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換湯不換藥，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無限期休會”，而且不等我方作出反應即起身朝帳篷外走。我方全體人員處變不驚，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我們的蔑視，直到對方全部人員撤走后才離開帳篷。
雙方都懷著深深的敵意，即使是簽訂協(xié)議的那一刻也沒有絲毫緩和。丁國鈺說，簽訂停戰(zhàn)協(xié)議的那天，南日大將和哈利遜中將就座后，便在準備好的文件上簽了字，之后，兩人幾乎同時起身，然后離座揚長而去，沒有寒暄，沒有握手，沒有講話，甚至沒看對方一眼。
相對于漫長的談判，僅十分鐘的簽字儀式似乎過短。中國外交部曾提出一個比較具體的計劃，但在請示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指出：“簽字儀式中的進門就互相握手和碰杯應以不要為好�！�
正如丁老所說，停戰(zhàn)只是戰(zhàn)斗的終止，并不意味朝鮮半島和平的到來。這是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創(chuàng)造的一項歷史紀錄：持續(xù)時間最久的武裝休戰(zhàn)。時至今日，仍有一條241公里長，4公里寬的非軍事區(qū)腰斬了朝鮮半島。
■戰(zhàn)俘遣返是談判關鍵
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還創(chuàng)造了一項歷史紀錄——談判時間最長的停戰(zhàn)談判。
“整整持續(xù)了兩年多�！北M管誰都知道這是一次十分艱難的談判，但丁國鈺還是沒想到竟會一談談了747天。
是什么原因使得停戰(zhàn)談判拖了這么久？原來，雙方在戰(zhàn)俘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
丁老說，談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劃分軍事分界線的僵局。中間打打談談，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終于就軍事分界線問題達成了協(xié)議，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線”。1952年5月以后，雙方在戰(zhàn)俘問題上嚴重僵持，談判進行不下去，中間還休會了一年。
《關于戰(zhàn)俘待遇之日內瓦國際公約》規(guī)定：“戰(zhàn)爭結束，戰(zhàn)俘應毫不遲延地釋放并遣返�！备鶕@個規(guī)定，中朝方堅持的原則是停戰(zhàn)協(xié)定簽字后，雙方所有的戰(zhàn)俘應全部迅速釋放與遣返。
由于中朝方擁有對方戰(zhàn)俘共計只有11551人，而對方擁有中朝方戰(zhàn)俘達13萬多人。美國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處，便想在戰(zhàn)俘身上大做文章，堅持“一對一”交換。后在中朝方的斗爭下，美方又緊緊捏著“自愿遣返”這張“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戰(zhàn)俘。
丁國鈺記得，我方態(tài)度轉折在于“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建議先行交換傷病戰(zhàn)俘后。他請示毛澤東是否對此給予答復，主席在回電中提到，“不分輕重一事一抗，已顯被動�！�
1953年4月20日，雙方傷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門店開始，丁國鈺在現(xiàn)場迎接了第一批我國的被俘將士。
“他們受太多委屈了�！倍±蠐u著頭，不忍回憶。他說，他到帳篷里探視他們時，見他們哭成一團，脫去上衣，露出被強迫刺上的侮辱性詞句——“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他這才明白為什么很多志愿軍被俘人員不敢回國，被挾持到了臺灣，原來他們比朝鮮被俘人員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殘。
■波蘭總統(tǒng)向周總理告狀
“談判期間最緊張的一次是被專機接回北京，我還以為自己犯了什么大錯誤，原來是被波蘭總統(tǒng)告了一狀�！闭沁@個小插曲，改變了丁國鈺以后的人生。
日內瓦會議后，周恩來訪問波蘭時，波蘭總統(tǒng)稱：“你們中國在朝鮮的談判代表只講原則，不講妥協(xié)，就不考慮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波蘭總統(tǒng)的潛臺詞是，蘇聯(lián)已經喪失元氣了，如果打起來，別人擋不住美國人，我們應該看看后果。
周總理結束訪問后，就打電話讓丁國鈺回國，并派專機將他接到北京�！爱敃r我很緊張，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錯誤。我住在北京飯店，首先見了喬冠華、李克農，他們說你放心，沒事，你那些事總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還是有些忐忑不安�！�
丁國鈺沒想到，第二天到西花廳見總理的時候，總理很客氣，沒有和他說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問他的出身，是哪里人，家里還有什么人，哪年入的黨，怎樣跟隨徐海東參加長征，到達陜北。整個談話就是在了解情況而已，沒有批評任何工作上的事。
原來，這次“告狀”反而使周恩來知道了他，想讓他脫掉軍裝專搞外交。雖然一開始，他還不愿意離開軍隊，但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丁國鈺先后出任中國駐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國大使。
除了丁國鈺外，經歷過這次談判的很多工作人員，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領導干部。
■談判的幕后英雄
“發(fā)言的是朝鮮代表，但發(fā)言稿都是我方草擬的�！倍曊f，當時談判每方四個人，志愿軍和朝方各兩人，美軍和南朝鮮也是各兩人，發(fā)言的時候是朝方代表講話，可實際上重要的稿子都是總理那邊親自決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農出主意，喬冠華擬好，經黨委同意報總理批準，第二天再用。
丁國鈺說，代表們雖然在戰(zhàn)場上身經百戰(zhàn)，但大多數沒有同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因此，在談判開始前的會議上，李克農總要忠告他們，“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體問題要后發(fā)制人�！薄霸谡勁凶郎嫌行┰拰幙贤碚f一天也不要搶先一分鐘�！�
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有一次雙方代表團成員都拒不發(fā)言，靜靜地坐著，雖然都如坐針氈，但竟然僵持了132分鐘。副代表柴成文走出帳篷就此請示了李克農，我方還是按兵不動，最后美方沉不住氣，先開了口。
丁國鈺談到：“李克農是開城代表團不可替代的人物。沒有李克農的組織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難以辦成。李克農是一個有風度、有氣魄的領導人。特別是停戰(zhàn)談判涉及中朝兩黨關系，談判桌上，是朝方代表發(fā)言，而談判的具體操作又是中方管。這就不太好辦。所以搞好同朝方的關系，至關重要。李克農經常找朝鮮同志開會、談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國人在板門店見面前都要召開中朝兩方的預備會。在朝鮮同志面前，他從來不流露u2018以我為主u2019的心態(tài)，因此很能得到朝鮮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
停戰(zhàn)后，丁國鈺第二次被專機接回北京。
總理說現(xiàn)在停戰(zhàn)了，要求丁國鈺把志愿軍代表團成員都帶回來，汽車、物資是否留給朝方由丁定。最終，丁國鈺決定把火車，飛機帶回來，汽車等其他物資留給朝方。
途經平壤時，丁國鈺被金日成親自授予了一級勛章。
記者采訪時，丁國鈺有時陷入沉思，沉默片刻后，他總忍不住感嘆，“我們?yōu)榱酥谐颜x，保家衛(wèi)國，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