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專家柳貽征（1880-1956），字翼謀，鎮(zhèn)江市人。稱泰州黃門為“新泰州學派”，以別于明代王艮創(chuàng)建的“泰州學派”。中國近代實踐教育的杰出教育家。教育家與教育學家是不同的，對于研究教育的杰出人物才被稱為教育學家。

《中國文化史》

中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有孔子、墨子、荀子、王陽明；近代中國則有陳垣、陶行知、晏陽初、黃質(zhì)夫、夏丏尊、蔡元培、馬君武、許壽裳、嚴范孫、胡雨人、胡敦覆、梁漱溟、吳稚暉、黃現(xiàn)璠、唐國安、徐特立、屈伯川、湯有祥、柳貽征、杜亞泉、武訓、黃乃裳、包煜文、容閎、江學珠、史英、陳清枝、楊茂秀和李雅卿；當代顧明遠、周舜英、楊立梅、俞慧耕、朱小蔓的教育哲學是中國新時代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西方的著名教育家有約翰·阿摩司·夸美紐斯（捷克，1592-1670）、約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齊（瑞士，1746-1827）、弗里德里希·威廉·奧古斯特·福祿貝爾（德國，1782-1852）、約翰·杜威（美國，1859-1952）、魯?shù)婪?middot;斯坦納（奧地利，1861-1925）、馬利亞·蒙特梭利（意大利，1870-1952）、讓·皮亞杰（瑞士，1896-1980）、利維·維谷斯基（俄國，1896-1934）、本杰明·布魯姆（美國，1913-1999）等人。

近代的著名教育家有蒙特梭利、RudolfSteiner、杜威、尼爾、RudolfSteiner、鈴木鎮(zhèn)一等。

從理論上對教育家進行界定教育家有多種類型：有廣義的教育家、狹義的教育家，有社會教育家、家庭教育家和學校教育家，有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論家、教育行政家、教育活動家、教育事業(yè)家、教育改革家、教育實踐家，還有“雜家”中的教育家等。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教育家最多的時代是春秋戰(zhàn)國、盛極而衰的宋代和天崩地裂的現(xiàn)代三個時期，都是在社會動蕩的時代；這樣的時期，社會呼喚思想家和教育家，寬松的環(huán)境催生著各種思想流派，文化的積淀醞釀出大師輩出。

教育家的文化價值是開啟人類心智，提升時代的思想境界。

新泰州學派又稱太谷學派、崆峒教、大成教，是晚清一個帶有宗教傾向的哲學學派。創(chuàng)始人周星谷（字星垣，號太谷，安徽石埭人）。學派中泰州人甚多，故柳治征稱之為“新泰州學派”，并作《新泰州學案》。代表人物除周太谷外，還有李光炘、張積中、黃葆年、蔣文田、劉鶚等。

從大的方向上來說，如果道家思想代表著一個女人與生俱來的容顏的話，那么儒家思想代表的是這個女人的飾品。無論飾品如何精美，如何掩飾，與生俱來的容顏都將伴隨這個女人的一生。

雖然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我國軸心時代的主流——道家思想就開始邊緣化了，但在很長時間里，這不過是政治干預的結果，在理論體系上，道家思想?yún)s通過人們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始終扮演著儒家競爭者的角色。

宋代以來，面對博大精深的道家思想，儒家學者一面入室操戈，一面暗渡陳倉，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理學體系，這才真正在理論上確立了儒主道輔的格局。

當儒學在政治和學術兩方面都戰(zhàn)勝了道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本身不久卻發(fā)生了分化，從明朝中期開始，王陽明的心學越過官方欽定的程朱理學，成為了知識界的新寵。而與陽明心學淵源頗深的泰州學派一面從禪道棄智絕圣、人人成佛的思想中得到啟示，宣稱“滿街都是圣人”，一面高揚“百姓日用即道”的旗幟，向道家的自然主義回歸，一掃明朝前期專制恐怖下文化的蕭條和僵化，在學術思想、社會政治、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四個領域掀起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文藝復興。

在學術思想方面，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創(chuàng)始人王艮，還出現(xiàn)了中國古代的啟蒙先驅(qū)——李贄，在社會理想實踐方面，前有顏鈞的“萃和會”，后有何心隱的“聚和堂”；在文學藝術方面，有湯顯祖《牡丹亭》和公安三袁的三言兩拍為代表的藝術杰作；在科學技術方面，出現(xiàn)了會通中西的杰出人物徐光啟以及他翻譯的著作——《幾何原本》。碩儒黃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學案》中說：泰州學派“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后不見有來者�！�

“后不見有來者”的評價用于黃宗羲本人更合適一些，用在泰州學派上其實并不準確。一個明顯的證據(jù)是：在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中，根本看不到黃宗羲和王夫之等人的啟蒙思想，但泰州學派的痕跡卻清晰可見。

當強盜小偷猖獗的時候，女士們會將精美的首飾深藏起來，而她們與生俱來的容顏無論如何偽裝，都會用各種形式顯露出來。黃宗羲等人的啟蒙思想和泰州學派——道家思想的區(qū)別也在這里。在專制統(tǒng)治者的高壓下，黃宗羲等人的啟蒙思想被雪藏了，但泰州學派——道家思想?yún)s通過人們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沖破了文字獄的高壓，在險惡的環(huán)境中展示了自己美麗的容顏。

無論政治風云如何變幻，無論社會如何發(fā)展，無論讀過沒讀過相關的理論，也無論是鴻儒還是白丁，人們都可以憑借自己與生俱來不可阻遏的自然天性，進入道家思想和泰州學派的境界。

其實，泰州學派和道家思想的不解之緣從泰州學派的前身——陽明心學那里就開始了。而當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高揚“自然天則”的理念時，泰州學派和道家思想的親緣關系就更進了一步，在泰州學派的傳人焦竑、羅汝芳和湯顯祖的身上，表現(xiàn)出了濃郁的道家色彩，羅汝芳的首座弟子楊起元則公開宣稱：“二氏（指佛道兩家）在往代則為異端，在我朝則為正道”，而泰州學派的巨匠、被時人稱為“異端之尤”的李贄,雖然自認為亦儒亦道亦佛，又非儒非道非佛，但在社會實踐和理論傾向上卻是道家式的。

李贄是福建泉州人，從小便形成了特立獨行、不受約束的個性；中舉后便不再考取功名，長期靠做小官吏為生，后來好不容易有了升官的機會，他卻辭職了事；屢次違背儒家禮教，公開剃發(fā)和招收女弟子；受正統(tǒng)儒家衛(wèi)道士迫害不惜在70歲高齡時自刎而死，頗有越名教而自然的道家風范。

在政治上，李贄堅決反對儒家的“君子之治”，提倡道家的“至人之治”和“無為而治”。早在任姚安知府期間，李贄就堅持了黃老道家清靜自然無為而治的執(zhí)政理念，一切“原情論勢”、“持簡易，任自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他后來的一系列著作中，李贄推崇的也是道家的無為而治，而對儒家則持批判的態(tài)度。另外，和深受黃老道家影響的司馬遷一樣，李贄肯定人的私欲，肯定商業(yè)和致富的正當性，并倡導一種物競天擇的競爭意識。

萬歷十年，李贄撰寫了《解老》和《莊子解》兩書。并在此前后，提出了“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觀點，對儒家的“圣凡之分”、“貴賤之別”進行了徹底清算。另外，李贄還否認韓愈的道統(tǒng)說，將當時官方欽定的理學斥為偽道學。

李贄最有影響力的觀點是他的“童心說”，他認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憋@然，這種思想已經(jīng)和王陽明的良心說有了天壤之別，而與老子的赤子之心和莊子“法天貴真”的思想有了異曲同工之妙。

李贄對儒家思想的背叛，和對道家自然之道的回歸和創(chuàng)新，直接導致了儒家衛(wèi)道士對他的迫害。在儒家東林學派正人君子的鼓動下，李贄終于被迫害致死。甚至到了明清之際，一些啟蒙思想的巨匠，也從儒家偏見出發(fā)，對李贄進行了無情鞭撻。王夫之斥責李贄不恤君親，不顧人倫，與民彝相抗，是“惑人心者”，其書其人宜“亟誅絕之”。顧炎武則稱李贄為“小人”，認為“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贄”。黃宗羲雖然沒有象王、顧二人那樣嚴厲指斥李贄，但他沒有在其所著《明儒學案》中為李贄立學案，由此也可見黃氏對李贄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