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著有《破解中國歷史十大死結(jié)》、《逆淘汰》、《看透日本》等。均為卓越當當上榜圖書。其中《逆淘汰》榮登卓越暢銷榜政治類第一名、當當新書熱賣榜歷史類第二名,《北京晨報》連續(xù)整版專訪、《作家文摘》系列連載,中央電臺、各大門戶網(wǎng)站廣為品讀。主張“用通俗語言表達不俗思想, 為無解之題探索有解答案”,作品力現(xiàn)“理想與憂患并存,激情與鋒芒永在”之獨特文風。
主要作品
文學作品系列:
2008年出版《血性:時代缺失的隱痛》
2009年出版《破解中國歷史十大死結(jié)》
2010年出版《逆淘汰》
2013年出版《看透日本》
2014年出版《誰主東洋》
2015年出版《華夏魂》
電視演講系列:
2011年 《中國式命運怪圈》12集
2012年 《逆淘汰——中國人才流失之謎》12集
2013年網(wǎng)上大講堂——《程萬軍談中日關系及日本政史》
2014年 中央電視臺12套《大明開國第一大案》6集
2015年中央電視臺12套《東林沉浮》10集
2016年中央電視臺12套《大明才子解縉》11集
名作博文
博主本色
理想與憂患并存,激情與鋒芒永在!
不做“純文人”,贊賞“文以載道,道以實行”!
拒絕幼稚,堅持率真。先天下憂,先天下樂!
獨立經(jīng)濟地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死結(jié)
世人皆知,“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殊不知離開了獨立經(jīng)濟來源(稿酬)的魯迅,骨頭還能硬多久?當前“不完善的市場經(jīng)濟社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要不要與市場結(jié)合否則“餓死活該”的問題,而是目前的“市場”給了知識分子多大的尋求“經(jīng)濟獨立”的空間?因為市場經(jīng)濟“不完善”,所以知識分子要想取得經(jīng)濟上的獨立,即便接近,也難免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真正”二字便無從說起。
在以往大一統(tǒng)的大體制框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經(jīng)濟地位”缺少最根本的支柱。即便是在今日中國有史以來經(jīng)濟最活躍的時代,經(jīng)商“下海”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他們的發(fā)展受到國內(nèi)金融等“瓶頸”的必然限制,所以想成為世界重量級的經(jīng)濟人物恐怕不是量的差距!安煌晟啤钡氖袌鼋(jīng)濟給大多“下!敝R分子帶來的總體生存狀態(tài)不是“獨立”而是“飄搖”,所以,在現(xiàn)有狀態(tài)下,“經(jīng)濟獨立”于大多知識分子而言,仍是奢望。
在飄搖的生存狀態(tài)下,那些自詡為精英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安于且力爭留在“體制內(nèi)生存”,批判社會的“良知力量”,卻留戀或不得于不寄于“公家”籬下,想來真是一件“精神分裂”的怪狀;h下知識分子,圖求人格的完全不依附,確是一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難事。
胡勝華先生在談胡適的身份意識一文里,有一句話問得極是:試問有多少知識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體制而能夠我行我素,批判社會?試問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擠進政府、擠進公家、擠進體制而不遺余力,爭得你刀我槍……?
如果把“公家”視為圈里,“市場”視為圈外,那么通過現(xiàn)實中的比較,不難看出知識分子的總體經(jīng)濟狀況之端倪,雖然無論圈里圈外,中國知識幾無真正的“經(jīng)濟獨立”,但僅從收入與福利兩項指數(shù)對比,圈內(nèi)知識分子仍具有圈外無法企及的穩(wěn)定與優(yōu)裕。如果把他們可有一比,圈外知識分子似享有家貓的地位,他們不必為酒飯發(fā)愁,因為早已有“主人”拌好上等的貓糧,他們往往在酒足飯飽之后,充滿同情地看著那些“找市場”的同類。而圈外知識分子呢,由于先天本不是“野貓”的成份,而后天又缺少森林的庇護,所以其狀態(tài)只堪比“流浪貓”——先天不“野”,是從家貓堆里跳出或被趕出來的;后天找不到森林,因為一方水土缺乏成林的氣候條件;故而,他們只能充當“流浪貓”,在“流浪”中以饑一頓飽一頓的代價換取有限獨立自由的空間。
當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屢遭質(zhì)疑時,當他們渴望“豢養(yǎng)”的“科舉心態(tài)”總是揮之不去時,我們不能不從“經(jīng)濟地位”這個基礎上尋找答案。兩千多年的大一統(tǒng)封建專制社會,用俸祿的餌食把知識分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動亂年代,因為他們找米下鍋的依賴性,所以不是為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轉(zhuǎn)而依附在造反的農(nóng)民身上。如此的經(jīng)濟弱勢地位,深化的是“求用于老爺”的意識形態(tài);鞏固的是先天的軟弱與依賴性。
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本質(zhì)仍扒不掉“儒生”與“士大夫”這兩張皮,而封建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在小農(nóng)經(jīng)濟中,只有地主階級才有相對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其他階層只不過是附在地主階級上的毛,知識分子概莫能外!扒笥谩迸c“不為用”成為知識分子(儒生)得志與不得志的一生最大價值體現(xiàn)。當“士為知己者死”的口號叫得山響之際,其精神本質(zhì)與“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無涇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則為“士大夫”,不用則為“腐儒”,這就是歷代知識分子獨木橋上的非此即彼的選擇。
“十年浩劫”期間受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shù)為什么喪失了獨立人格?正如被當時紅衛(wèi)兵都指責為“軟骨頭”的郭沫若,為什么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運動時期能夠傲骨臨風?除了政治高壓指數(shù),若干年后失去獨立經(jīng)濟地位正是一個致命因素,當個體的經(jīng)濟不復存在,只有集體(單位)才能領到一口飯吃的“大鍋飯”時代降臨時,人們所失去不僅僅是生產(chǎn)力水平發(fā)展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獨立的經(jīng)濟生活來源——舉國“入甕”即時上演,嗷嗷待哺的個體何需“請君”?打破頭皮,擠進“公家”門坎,是一條光明的“養(yǎng)命”之路,在一個只有“圈養(yǎng)”的時代,恐怕只有退化為“家畜”才能夠生存下來。
2000年以來中國知識階層雖有變遷,但若以“中產(chǎn)”的標準觀之,恐怕仍大多沒有完成這一質(zhì)的演變。當今知識分子,信步“中產(chǎn)”占多大比例?那些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們,從收入講或許已躍“中產(chǎn)”,但從獨立經(jīng)濟地位而言,或許與古代豪紳豢養(yǎng)的“食客”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否則,就不會動輒以“利益共同體”的代言人身份,以扭曲的“經(jīng)濟學原理”,來解釋權貴的“巧取豪奪”現(xiàn)象“正常不過”。這是知識分子渴望“收買”的精神發(fā)揚。
在“公家”籬下發(fā)出“吶喊”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如魯迅先生所言的“老爺,您的衣服破了”式的依附與幻想。“公家”就像一根放飛風箏的線,知識分子只能成為“公家”收放自如的風箏,何時可如大雁般自成隊列,領飛翱翔?!
古代官場競爭
為何庸人往往大獲全勝?
任何一個熟讀中國歷史的人都能認識到:歷代官場中最成功的官員,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會做人”,而不是能做事。
所謂“會做人”,并非是指普通意義上的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級面前“值得信賴”,上級的嘉許高于一切口碑。
為何上級的嘉許高于一切口碑?因為官出上級的人事體制。
在中國政治中,有一個遺產(chǎn)是代代相傳的,這就是各級官員的層層任命制。各級官員即便是“考”出來的,那也只不過是當官的“資質(zhì)”而已,并不表明獲得權力,真正的官銜最終要由上級任命。所以,上級能不能發(fā)現(xiàn)你、任用你,成為仕途“臨門” 關鍵一腳。
于是,官場中的官員,為奔一個好前程者,顯然不能把 “為民干實事”作為當官的宗旨,而是要把 “為上級服務”作為核心任務。
當然,既能做事,又會“做人”的成功官員也不乏成功先例,但這絕不占那些“成功官員”的主流。不做事只“會做人”的官員照樣升遷,而能做事而不“會做人”的官員,升遷無望。
這是因為,古代官員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于他們能做出多少政績,而在于他們與上級的關系密切程度。能搞定上級的,就能飛黃騰達,就能戴穩(wěn)烏紗,而與上級關系疏遠者則鮮有升遷的機會。凡能在領導生活圈里如魚得水能夠呼風喚雨者,無不得到提拔重用,僅限于在領導工作圈里折騰的,其升遷的機會寥寥。
由是,你對逆淘汰過程中“說假話的戰(zhàn)勝說真話的”就很好理解。下級對上級 “報喜不報憂”,一切皆因用人體制使然。正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確立,才導致下級只對上級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為避免常理的逆向人才淘汰,對上諂媚,對下輕慢,必然成為古代各級官員相處、相交時的常態(tài)。
如果失去了制度合理這個前提,從人的欲望角度深究“逆淘汰”成因,則“逆淘汰”甚至有“存在合理之處”。
因為在人性中,有一個人人都有的弱點,那就是都喜歡聽悅耳的好話,喜歡別人奉承和拍馬。而人才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和清高不屑于投機鉆營,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迎就無以生存。
這就決定了后者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級,籠絡上級上。在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官場格局中,做長官的十有八九顯然更欣賞后者的表現(xiàn)。
這就毫無疑問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級、籠絡上級的平庸者們,提供了更多的升遷機會。如此這般逐級淘汰的結(jié)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
(全文內(nèi)容請見程萬軍博客)
古代奇才為何多是 “山野村夫”?
中國古代尤其在亂世,出現(xiàn)不少奇才,他們大都來自民間。一言以蔽之,曰:人才在野。
孔明得以在腐朽的東漢末年冒出頭來,首先要感謝的貴人不應是劉備,而應是董卓。
沒有董卓亂京,群雄并起,他孔明還在家鄉(xiāng)務農(nóng),充其量得個民辦教師的“講臺”,才干到哪里發(fā)揮?哪個賣官鬻爵的大員會選用一個田間吟詩的農(nóng)民為官呢?
是“董卓之亂”成就了孔明之類的民間奇才,是這些民間奇才風云際會、群策群力,才推翻了舊世道,建立了新政權。
東漢末年十八路諸侯并起,到后來三國時等于只剩三路,看看勝出的人才,多是 “山野村夫” 出身。 在起初討董卓的十八路諸侯中,領軍人物是官宦子弟袁氏二兄弟:袁紹與袁術。然而,這兩位貴族之后最后無一成事。真正成事、成為日后三國之主之一的,反倒是不被他們看好的、起于民間的鞋匠劉玄德。
后來的三國之主,在十八路諸侯中都算不得什么 “巨頭”。曹操還算是比較有實力的一路,孫權的父親孫堅只不過是居中的一路,而劉備劉玄德雖打著“皇叔”的旗號,其社會身份不過是個民間鞋匠,他的左膀右臂,一個賣綠豆的關羽,一個殺豬的張飛,他們當時僅帶著一小路人馬、只能依附在公孫瓚那路,是一路諸侯中的一支小分隊,誰會料想這只“民間小分隊”以后會得到三分之一天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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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節(jié),你為何被人淡忘?
第十個記者節(jié),許多媒體同行竟忘了今天是我們共同的節(jié)日,記起是在相互提醒下。這一天顯然缺乏節(jié)日的氣氛與熱度,記者節(jié)越來越淡了,甚至被社會乃至記者遺忘……
在曾經(jīng)一個時期,人們對“無冕之王”的期望值是超乎尋常的。許多正常領域不正常的作為,人們都希望媒體介入“立竿見影”。而今,炙手可熱的傳媒時代雖然仍在持續(xù),但是人們對媒體的作用已經(jīng)有了更冷靜的認識。
2009,中國媒體改革動作頻頻,媒體的企業(yè)化既是事業(yè)單位減輕負荷的不得已,又是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大勢所趨。然而,記者的處境與地位并沒有由此上升,而是生存與采訪環(huán)境越發(fā)嚴峻,你如果不是栽花而是來挑刺,那么被采訪者可是連真記者與假記者都敢打……
當記者連飯碗與安全感一并受到威脅時,他們或許被迫轉(zhuǎn)入“經(jīng)營之門”,退求“宣傳之道”。
當一個社會沒有“白衣天使”,也沒有“人類靈魂工程師”時,“無冕之王”或許與醫(yī)生、老師共同擁有的是一個統(tǒng)稱:生意人。
盡數(shù)的“生意人”令這個社會留下的,是無限且唯一的經(jīng)濟想象力。
……
(全文內(nèi)容請見程萬軍博客)
媒體采訪
北京晨報就《逆淘汰》專訪作家、獨立評論人程萬軍
程萬軍:中國人才是怎么被毀掉的
他在網(wǎng)上看到了《中國頂尖人才流失率居世界首位》一文,文中引用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表明,自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高科技專業(yè)畢業(yè)生80%去了美國,北京大學這一比例為76%。
這一數(shù)字對于科技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意味著什么?更重要的是,剩下的那20%左右的人才,真的發(fā)揮出自身的價值了嗎?
2005年,程萬軍開始想寫一本書,來探討中國式人才成長的困境與問題!澳嫣蕴,是程萬軍最終為他的書定下的名字!霸谙滤览铮挥欣鲜蠛蜕n蠅才能活得最好,在那里,真正的人才無法生存。”望了一眼窗外,程萬軍的話意味深長。
2008年,在電視上看到美籍華人錢永健獲取諾貝爾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錢永健表示:“我是美國科學家,這一點很確定。我不是中國科學家。血統(tǒng)出身并不能決定一個人的身分!边@段話讓程萬軍感慨萬千。
“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為什么這一現(xiàn)象頻頻發(fā)生?我們究竟出了什么問題?美國教育更發(fā)達,培養(yǎng)的人才更多,可現(xiàn)實卻是,人才資源相對缺乏的中國,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國。即使留下來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盡其用,隨著時間推移,他們要么能力下降,要么干脆被“廢掉”。
“中國的歷史,就是人才流失史!背倘f軍拋開了手中的《二十四史》,開始大聲疾呼:“再不重視人才流失的問題,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環(huán)境,我們將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人才退化令人憂
晨報:您為何特別關注人才的話題?
程萬軍:我大學畢業(yè)后在國有單位工作,當時單位中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無處施展,終日只能養(yǎng)尊處優(yōu),幾年下來,能力不僅沒提升,反而下降,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應放在什么環(huán)境中才能增長本事?為什么許多人才幾年后不僅沒進步,反而退化了?
晨報:為什么呢?
程萬軍:因為我們的用人體制有問題,在傳統(tǒng)“大鍋飯”體制下,企業(yè)與個人利益不統(tǒng)一,領導考慮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好處,而非企業(yè)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人唯親成了常態(tài),人才反而是多余的。當一個企業(yè)的資源都被領導占據(jù)時,那么,在這個企業(yè)中的人才就沒有了施展的空間,逐漸退化,而當一個社會的資源都被少數(shù)人占據(jù)時,那么,這個社會中人才就經(jīng)常被廢掉。
晨報:從那時起,您就開始研究“逆淘汰”了嗎?
程萬軍:那時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并不深入,幾年后,我又回到了這樣的氛圍中,發(fā)現(xiàn)情況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樣,沒什么改變,有想法的年輕人在這種環(huán)境下很痛苦。按說那樣一本雜志,對質(zhì)量要求低,工作量并不大,可那么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后,一個人承擔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個月,剩下的半個月基本在休息。
▲個人才華可能被埋沒
晨報:從何時起,您覺得應該把自己的思考寫出來?
程萬軍:2009年,兩件事給我的震動特別大,一是錢永健先生獲獎,另一個是公務員報考熱。媒體報道,競爭最激烈的職位,甚至達到了4000多比1,這種年輕人集體奔仕途的現(xiàn)象,真是好事嗎?大家都在往體制里擠,不知道他們想過沒有,在現(xiàn)有體制諸多問題沒有解決的前提下,對于個人生活來說,那里可能是福地,但對他們的才華而言,那里可能是墳地。種種原因,促使我下決心,把這么多年的思考寫出來。
▲為什么人才會流失?
晨報:人才流失增加,是否是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的副產(chǎn)品?
程萬軍:不是這樣的,人才流失在中國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現(xiàn),比較著名的例子有范文程,正是他獻了“反間計”,誘使崇禎殺掉袁崇煥,在消滅明朝的戰(zhàn)爭中,范文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范文程是漢人,你可以說他是漢奸,但你不能說他不是人才。
晨報:為什么范文程要去幫別人呢?
程萬軍:因為他在官場中得不到重用,即使勉強被人用了,他的才華也會很快別體制廢掉。因為傳統(tǒng)的政治體制是基于血緣建立起來的,通過血緣政治,既得利益者可以把已得的利益固化。皇帝的兒子天然就是皇帝,宰相的后代,必然是身居要職,而老百姓的孩子,機會寥寥。血緣政治的根本是任人唯親的,遠離公平,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下,沒什么硬關系的范文程當然要投靠別人了。你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三國、戰(zhàn)國等戰(zhàn)亂時代,反而人才輩出,而和平年代,才人調(diào)零。為什么?因為戰(zhàn)亂打破了血緣政治格局,平民有了施展才華的舞臺,而在和平時期,在血緣政治的壓迫下,有的能力退化,成了庸才。
晨報:你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明朝滅亡,范文程仍無發(fā)揮的空間?
程萬軍:是的,這是傳統(tǒng)政治體制所決定的,可怕的是,這種體制超穩(wěn)定,非戰(zhàn)亂很難打破。
▲可怕的文化敗血癥
晨報:是不是可以這樣看,范文程這樣的人才,反而會期望戰(zhàn)亂的格局?
程萬軍:是的,當社會固化時,越是下層的人才,會越希望亂,因為只有亂他們才有翻上來的機會,于是,周期性的戰(zhàn)亂不可避免。但問題是。雖然戰(zhàn)亂打破了傳統(tǒng)的政治格局,卻沒能從根本上改變血緣政治的格局。
晨報:為什么呢?
程萬軍:因為血緣政治已經(jīng)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傳統(tǒng)中國人有家無國,他們愿意為家庭犧牲,卻不愿意為國捐軀,這就形成了私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不僅皇帝在搞家天下,每個官員也都是圍繞家族來分配資源的,普通人也如此,變來變?nèi),還是血緣政治那一套,較難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用人機制,這就是“文化敗血癥”。
▲官出上級還不如考試
晨報:那么,如何才能徹底改變?nèi)瞬疟粴У那闆r呢?
程萬軍:根本在于改革用人機制。我們現(xiàn)有的人才選拔機制應更多采取考試制,減少推薦制。事實上,考試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比單一的推薦制更好一些,只要官出上級的狀態(tài)不變,“逆淘汰”就不可避免。
晨報:官出上級的弊端在哪里?
程萬軍:官出考試,人們只需要考出一名合格的負責人就可以了,搭班子是他的事。而官出上級,就是要平衡各方利益,結(jié)果班子中往往聚合了多種政治勢力,表面上似乎照顧了內(nèi)部民主,可事實上,導致了許多單位正職和副職之間在窩里斗,這種情況在古代就很普遍,正職不能免副職,這種用人體制太落后,造成內(nèi)耗。
▲應建立獨立的考試院
晨報:我們國家目前不是也有公務員考試嗎?
程萬軍:但問題是,考試的權力究竟在誰手里?目前公務員考試方式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出現(xiàn)了一些怪題、偏題,我的建議是,應把考試權更加集中,考試權過于分散,管理不便,不利于選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認為應成立獨立的國家考試院,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晨報:可考試院在國外并不普遍?
程萬軍:這要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國情,西方文官體制比較成熟,有沒有獨立的考試院并不重要,中國大環(huán)境還存在缺陷,考試院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公平的小環(huán)境,這也可以有效避免“逆淘汰”,更好地保護人才。
以上選自: 2010年1月18、19日《北京晨報》 記者陳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