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生，上海市南匯縣老港鄉(xiāng)日新村人。高小畢業(yè)后曾在家務農(nóng)。16歲時到六灶嵇義泰雜貨店當學徒，后回家經(jīng)人介紹到小學任教，并經(jīng)黃渡師范學校培訓，取得合格學歷證書。1934年7月，楊定自辦朱路小學。他教學認真，熱愛學生，得到縣教育局的表彰。

1937年，上海淪陷，朱路小學被迫關閉。國土的淪喪、社會的黑暗，使楊定立志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1938年夏秋之際，他加入南匯縣保衛(wèi)團第四中隊。次年，該中隊擴編為南匯縣抗日自衛(wèi)總團第二大隊，楊定任秘書。同年由朱君務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時改名楊定，表明自己對革命的堅定決心。1940年3月25日晚上，游擊隊在吳家碼頭與日軍掃蕩部隊相遇，楊定等7人被抓至日軍祝橋駐地。日軍用酷刑逼供，但楊定始終未供認出組織情況和自己的真實身份，后由本縣教育界名流石瑞琪老師保釋。保釋出獄后，他以教書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還動員胞弟等人參加了革命。5月，中共浦東工委派楊定負責游擊隊管區(qū)的教育工作，楊定自編教材，進行抗日教育。1941年，楊定調一區(qū)（現(xiàn)老港、新港等地區(qū)）任征收主任，負責征收抗日公糧和部隊活動經(jīng)費。楊定在工作中首創(chuàng)征收田畝捐的新辦法，這種辦法既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針，又按時超額完成征收任務，保證了部隊活動所需的糧款。為此，楊定受到領導的表彰，并發(fā)給獎金6000元，楊定把這一筆獎金平均分給了一同工作的同志。1942年春，國民黨馬柏生部隊的陸嘉南，居心叵測地突然來找楊定，企圖通過楊定與連柏生聯(lián)系，將五支隊收縮過去。楊定摸清陸來意后，立即向領導作了匯報，領導即囑楊定保持警惕，隨時注意陸的動向，如何處置待研究后通知。不久，上級派員通知，楊奉命連夜派人將陸就地處決。

1942年7月，楊定奉命隨軍到浙東，任新四軍浙東縱隊經(jīng)濟委員會二科科長。次年3月調任三北（姚北、慈北、鎮(zhèn)北）分會主任。1943年6月21日下午，楊定帶秘書和警衛(wèi)員到滸山區(qū)檢查稅收工作，在途經(jīng)滸山區(qū)三官鄉(xiāng)潭河沿何家村東時，遭遇掃蕩日軍，不幸被捕，關押在樟樹廟日軍據(jù)點。23日中午，他們趁日軍外出掃蕩的機會越獄逃跑，被敵哨兵發(fā)覺，重入魔掌。敵人把他關入木籠，且將手和腳都用釘子釘上。楊定在酷刑面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隨后被日軍帶至余姚縣城，殺害于石人山。時年30歲。

楊定出身于農(nóng)民家庭。父母務農(nóng)，家中雖有一定數(shù)量的自耕地，但因連年歉收、苛捐雜稅和人口較多，生活甚為艱難。楊定念小學時，舅父潘世昌見其聰明懂事，曾帶他到自己創(chuàng)辦的公和小學求學。后入惠南高小學習，畢業(yè)后在家里跟父母干農(nóng)活。

1929年，十六歲的楊定到六灶嵇義泰雜貨店當學徒。約二、三年時間，商店因虧本倒閉。楊定回家后，經(jīng)人介紹到小學校任教并經(jīng)黃渡師范學校培訓，取得了合格學歷證書。1934年7月，楊定創(chuàng)辦朱路小學（在現(xiàn)在的南匯區(qū)老港鎮(zhèn)牛肚村）。任教期間，教學認真，熱愛學生。當時學校條件很差，他曾自制教具——用豬毛等物制成大算盤，教學珠算。有一次學生患流行性瘧疾，他步行到奉賢王良心堂藥店，自費購買“山岳藥”送給學生服用，頗得當?shù)厝罕姷暮迷u。當時縣教育局曾派人調查了解，并在《南匯民報》上表彰楊定辦學有方。

1937年上海淪陷后，楊定執(zhí)教的朱路小學也關了門。他目睹日寇到處燒殺搶掠，人民生活在悲慘痛苦和驚惶不安之中。國土的淪喪，社會的黑暗，使年輕的楊定萌發(fā)出一股抗日救國、追求光明的激情。正在這時，他結識了富有抗日救國思想的連柏生、林達、王才林等同志，乃立志投入救亡運動。

1938年夏末秋初，楊定參加了南匯縣抗日革命武裝組織——由連柏生為中隊長的南匯縣保衛(wèi)團第四中隊。1939年，該中隊擴編為南匯縣抗日自衛(wèi)總團第二大隊，楊定任秘書。

1939年，楊定經(jīng)朱君務（當時浦東黨委委員）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將原名楊志雄改為楊定，表示他參加革命義無反顧的堅定決心。

1940年3月25日的一個晚上，游擊隊在吳家碼頭活動時，與日軍掃蕩部隊相遇，楊定和朱君務等七人，被抓至日軍祝橋駐地。關押期間，日軍曾用“老虎凳”等酷刑進行殘害和逼供，楊定始終未供認出組織情況和自己的真實身份。后經(jīng)當?shù)亟逃�界較有名望的石瑞琪老師證明楊定“確是一個小學教師，并非游擊隊員”而得以保釋。楊定從祝橋脫離虎口后，因遭日寇嚴刑酷打，身體受了傷，就去上海紅十字會醫(yī)院治療。不久回到家里。愛人勸其在家“安分守已”，不要再外出活動，以免家里人擔驚受怕。但楊定覺得國家受難，在家生活不會安寧，日子也不會好過，特別是介紹自己入黨的朱君務等革命同志慘遭日寇殺害，更使他懂得不趕走日本侵略者，就沒有出路。此后，他不僅自己堅持革命，還先后動員胞弟楊志豪、妻弟夏祖德、堂弟楊志遠、楊三囝等人參加了革命。

1940年5月，南匯縣抗衛(wèi)第二大隊擴編為淞滬抗日游擊五支隊后，楊定先后被派往五支隊轄區(qū)內的六如小學、正本小學等學校任教，教學生學習由自己刻印的抗日課本。如“東一村，西一村，村村打倒日本人”等等，向學生宣傳和灌輸抗日救國的思想。楊定以教書為掩護，堅持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楊定調一區(qū)（即現(xiàn)在的老港、新港、惠南、鹽倉、東海、黃路、萬祥等地區(qū)）任征收主任，負責征收抗日公糧和部隊活動經(jīng)費。工作中，成績卓著，曾受到部隊領導的嘉獎。此前一直采用向各鄉(xiāng)派捐的辦法籌集公糧（即要求各偽鄉(xiāng)公所按規(guī)定向游擊隊送交），不能滿足部隊給養(yǎng)需要。后來，楊定在一區(qū)首創(chuàng)征收田畝捐的新辦法。他通過關系到偽縣政府抄出了原國民黨的田賦冊，然后以抗日武裝游擊隊名義造冊向各戶征收，使抗日糧款收交工作有了保障。這樣，征收任務不僅如期完成，而且大幅度增加。這一做法，完全符合當時黨中央關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動員全民團結抗日的方針。為此，楊定受到五支隊領導的表彰，并按征收金額比例發(fā)給獎金六千余元。楊定把這筆獎金平均分給了同一區(qū)工作的孫瑞祺、夏筱塘等其他有關同志。后來其他區(qū)都學習了一區(qū)的辦法，以賦冊造冊向各戶征收錢糧，使部隊活動所需糧款得以順利解決。

楊定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叉、斗爭十分尖銳復雜的情況下，警惕性高，組織性強，對黨和人民一片忠心，對敵人斗爭堅決。1942年春，國民黨馬柏生部隊的嫡系陸嘉南，居心叵測地突然來找楊定，企圖通過楊定與連柏生聯(lián)系，將我黨領導的五支隊拉過去，收編為國民黨部隊。楊定在摸清陸嘉南來意之后，立即密報連柏生，因連支隊長不在未能見面，乃向代理連柏生工作的張曉初作了匯報。張知道陸的底牌和來意不善，即囑楊定保持警惕，隨時注意陸的動向，并說如何處置，待研究后告知。不久，上級派員通知楊定，楊奉命連夜派人將陸就地處決。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深入發(fā)展，新四軍在漸東三北開辟了新的抗日根據(jù)地。

1942年7月，楊定奉命調往漸東，開始任三北游擊司令部經(jīng)濟委員會二科科長，1943年3月任中區(qū)（龍山、觀城、滸山）分會主任。在浙東，斗爭形勢險惡，生活艱苦，同去的有位同志吃不起苦，加之家里人的拖累，經(jīng)領導批準決定離開部隊返回老家。臨走前，他去看望楊定，楊定在路口送別時，囑他回家后仍然要不忘抗日救國，并堅定地對他說：“我決心參加革命到底，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果真是出了什么問題，就當生了一場不可救藥的惡病”。這又一次表現(xiàn)了楊定參加革命的堅定性。

1943年6月21日上午，楊定決定到滸山區(qū)檢查稅收工作。這個區(qū)就在日偽軍的眼皮底下，敵偽據(jù)點林立，樟樹廟、滸山有日偽軍據(jù)點，環(huán)境極為險惡，而征收工作搞得特別好。楊定曾多次對滸山征收處主任吳浩南說：“要到滸山區(qū)親眼看看你們的工作”。這天臨行前，楊定的一塊掛表掉在地上打碎了，有人開玩笑說，這是不祥之兆，不要去了。楊定當然沒有改變主意。他帶了秘書邱恭、警衛(wèi)員鈕茂興，會同吳浩南及其通訊員岑紀田，一起從慈北洞橋虞家出發(fā)。在途經(jīng)滸山區(qū)三官鄉(xiāng)潭河沿何家村東時，迎面碰上“掃蕩”的日軍，一時躲避不及，只得邊跑邊還擊，楊定和邱恭被捕后關至樟樹廟日軍據(jù)點。當天，吳浩南即向三北地委書記王仲良和慈姚縣委書記謝仁安等匯報。

組織上獲悉后，多方設法營救，并買通了一個日本翻譯，使日寇放松對楊、邱的監(jiān)禁。6月23日中午，他們趁日寇外出“掃蕩”的機會，越獄而出。不幸在出獄不久，即被敵人哨兵發(fā)覺，他倆立即商量，決定分兩路背向而行，楊定朝東南方向跑，邱恭朝西北方向跑，以分散敵人的追捕目標。敵人緊盯楊定奔跑的方向追趕，楊定又落入日寇的魔掌。

楊定重新入獄后，遭到敵人慘無人道的酷刑。他們把楊定關入木籠，且將手和腳都用釘子釘上。楊定在敵人的酷刑面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不久，楊定被日寇殺害于石人山。

楊定同志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后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