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出生于福建閩清縣，1955年畢業(yè)于廈門大學歷史系，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會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級專業(yè)職稱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甘青考古隊隊長。國務院有突出貢獻的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主要從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劉家峽水庫區(qū)考古調查工作與甘肅秦魏家、姬家川、張家嘴、師趙村和青海柳灣等大遺址（墓葬）的發(fā)掘。

有《青海柳灣》（主編），《師趙村與西山坪》（主編），《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灣》、《師趙村與西山坪》曾獲得社科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六頂山與渤海鎮(zhèn)》曾獲得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謝端琚的福建口音已經很少，這是他長期在西部工作的結果。他告訴我，不僅在口音上有了很大改變，就是在生活習慣上，他已經完全“西部化”了：他吃面粉、粗糧的比例與吃大米差不多。

謝端琚介紹，雖然自己現在已經退休，但他仍在做一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承擔著《大辭�！房脊啪碓~條的撰稿工作，完成初稿。回顧過去，在他從事考古工作的50年里，足跡踏遍了20多個盛市、自治區(qū)，但是，他始終把重點放在甘青地區(qū)。原始社會的考古最重要的意義是用實物資料來復原原始社會史，填補文獻的空白和不足。以此而論，謝端琚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圖。由此，人們可以想見祖輩們茹毛飲血的生活和社會風俗。

歷史的探索最終是在為“我們從哪里來”尋找一個可以確信的答案。有了這個答案，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置，了解中華文明經由怎樣的傳承而綿延至今，并為“我們將到哪里去”確定方向。

50年從事同一種工作可以把一個人鍛造成行業(yè)內的專家，也能讓一個人磨滅對這項事業(yè)的熱愛。但是，謝端琚對考古的熱愛至今沒有絲毫衰減，他的內心充滿了自我實現后的極大充實與滿足———這項工作雖然艱辛，但正如他起初想像的那樣，他既有了科學研究成果，也了解了各地的風土人情。

大學時期，抄講義掙生活費

1951年考大學的時候是統(tǒng)一招生，我的第一志愿報考了福建師范學院數學系。

其實我的數學并不好，報考這所學校的原因是，當時上師范不僅不用交錢，而且還有生活補助。第二志愿我填寫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結果第一志愿沒有被錄取，我就入了福州大學歷史系。當時福州大學沒有教室，就向一所中學借了幾間。我所在的年級有14個人，只有一個女生。同學之間年齡差距很大，有的人已經工作了好幾年。
最小的十七八歲，最大的有三十一二歲。因為高年級的人數太少，也和我們合并在一起上課。

由于家里困難，學校就安排我抄講義，就是用鋼筆把講義寫在蠟紙上，然后印出來。憑著這一筆報酬加上補助，我上大學沒有花家里的一分錢。1953年院系調整，福州大學歷史系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合并，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去廈門大學或留在福州大學。我覺得廈門大學名氣更大一些，就去了廈門大學。

我們學校有一個老師叫林惠祥，他是著名人類學家，跑遍了東南亞并出過很多書。他在歷史系開有人類學、考古學課程，受其影響，我對考古產生了濃厚興趣，覺得這個工作可以走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既能做調查研究，又能開闊眼界。因此，我就想搞考古。因為復原歷史包括兩個角度，一方面是文獻，另一方面是實物。我當時覺得，做考古從實物來復原歷史更實在一些。

食物短缺，吃紅棗吃到拉肚子

1955年畢業(yè)的時候，也是天遂人愿，我和其他四名同學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因為我不是考古專業(yè)的，1956年所里讓我去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班旁聽了半年。1957年，我參加了三門峽水庫區(qū)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工作，首次參與發(fā)掘的是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當時的隊長是安志敏。這里主要是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發(fā)掘出來的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除了我們一批大學畢業(yè)生之外，所里還招了一批中學畢業(yè)生，幾十人都集中在這里，一邊發(fā)掘一邊進行培訓。

1958年，為了配合劉家峽水庫的建設，我擔任了甘肅考古隊隊長來到了甘肅。

我們在庫區(qū)里主要發(fā)掘了永靖張家咀、秦魏家、大何莊、姬家川等遺址。其中，張家咀和姬家川屬于辛店文化，這兩個類型都屬于新發(fā)現。挖張家咀遺址的時候是10月，黃河有一個支流叫大夏河，水流得很急。由于這條河沒有橋，我們每天都要坐著羊皮筏子往返過河。每一次，大家都提心吊膽，死死抓住羊皮筏子上的木頭，生怕一不小心掉了下去。這樣長期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們后來就在發(fā)掘遺址的附近租了農民的房子住在那里。

當時正是最困難的時期，食物非常短缺，我們就在當地想辦法。吃的東西主要是麩子面、玉米面、土豆和圓白菜做的咸菜。當地人把麩子面做成了扁圓形的疙瘩，放在水里煮，然后加上玉米面。我們每個人一餐能吃上五六個，肚子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實在沒有菜了，我們就在當地挖牲畜飼料苜蓿吃。在發(fā)掘永靖縣馬家灣遺址的時候，當地的紅棗熟了。我們開始吃得很多，結果大家都吃得拉肚子。老鄉(xiāng)就提醒我們，可以把紅棗煮熟了再吃。這樣，我們在吃麩子疙瘩玉米面的同時，把煮紅棗作為補充食物。

合葬墓引出與郭沫若的爭論

1959到1960年，我們在秦魏家遺址做了兩次發(fā)掘，在第二次發(fā)掘的時候，我們發(fā)掘出了5座合葬墓。每墓骨架兩具，一具仰身直肢葬為男性，另一具側身屈肢葬為女性，從這種葬式看，顯然是夫妻合葬。我認為，這反映了當時的婚姻形態(tài)已經由對偶婚過渡到一夫一妻制，而女子屈肢依附于男子的身旁，也顯示了當時的婦女在社會上已經降居于從屬地位。并且這些墓葬的死者都是一次埋葬的，男女不可能同時死去，這很可能是男子為主體，而把女子作為殉葬者。

當時的院長郭沫若看到我在《考古》1964年第6期發(fā)表的發(fā)掘簡報后，發(fā)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女子很可能是自愿殉死的，因為女子屈肢依附著男子的左肩，表示著依依不舍的情態(tài)。這個爭論在考古界引起了轟動，但至今仍沒有定論。

發(fā)掘柳灣墓地，國內外矚目

1975年我到了青海樂都柳灣墓地。之前，一個當地人發(fā)現了一個彩陶壺，上面有陰陽人圖像。青海省文物處負責人趙生琛見到后，拿到考古所來。我見到后立即覺得它不同尋常，趙生琛也邀請我們一起發(fā)掘。當時，我們就決定合作，我擔任了考古所一方的隊長。

八九月份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到了發(fā)掘地點，雇了幾十個民工開始發(fā)掘。這里的每個墓都有殉葬品，以彩陶為主。這些新石器時代的文物，最早的距今有4600多年的歷史。此外，還有晚一點的青銅時代的一些物品，總共挖了1700多座墓，出土各種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等文化遺物共三萬多件。

柳灣墓地是我國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保存較好的一處原始社會墓地。墓地包括文化類型之多，墓葬之密集，文物之豐富，為國內外考古界所矚目。柳灣墓地的墓葬為豎穴土坑墓，多有木棺，木棺有各種形狀，有大頭小尾的梯形棺，有長方形木盆式棺，有獨木棺。葬法有單身葬、合葬，并有隨葬品。它的發(fā)現對研究我國私有制產生等問題，提供了一批實物例證。這個遺址還充實了青海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歷史，所以，當地政府也樂于支持我們的工作�？脊艌蟾娉鰜砗�，獲得了中國科學院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

向老鄉(xiāng)收集文物，“討價還價”

隨后我回到了甘肅，在天水師趙村、西山坪開始發(fā)掘。在這里，我擔任了甘青考古隊隊長，從1981年一直挖到了1990年。師趙村離天水市有七公里，發(fā)掘期間，我們曾向老鄉(xiāng)收集文物，老百姓最初都會給我們，不提任何要求。慢慢的，老鄉(xiāng)開始認識到這些文物的價值了。有些人家里有東西，生怕讓我們知道。一次，有一個老鄉(xiāng)問我，如果他把采集到的東西送給我們，我們能不能付給他一些報酬。我就說得看是什么東西。隨后，他從家里拿出了一個人像彩陶罐，我們看了以后，覺得很珍貴，這個人像彩陶罐既有研究價值，又代表了當時制陶的工藝水平，就動員他給我們，并提出讓他到發(fā)掘隊做臨時工，給他多記了幾個工算是報酬。
他很愉快地答應了。

西山坪從1986年秋開始發(fā)掘，到1990年春結束。
發(fā)掘面積1525平方米，清理房子三座，窖穴22個，墓葬4座，秦漢墓4座。其中，最早的大地灣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
因為發(fā)掘受氣候的影響比較大，每年冬天，我們就借天水博物館的一間大殿整理文物。整理出來的文物留下了一部分，其余的都運到了我們考古所在陜西的研究室。師趙村與西山坪遺址是20世紀80年代考古發(fā)掘取得重要成果的兩個地點，它們是渭河上游保存較好、發(fā)掘規(guī)模較大的史前時期聚落遺址。這兩處遺址文化層厚，遺跡多，遺物豐富，文化內涵復雜多樣。兩個地點發(fā)現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遺存和歷史時期的墓葬，這在西北地區(qū)考古發(fā)掘中尚屬首次。
同時首次在一個遺址發(fā)現了大地灣一期文化到齊家文化連續(xù)不斷的各時期的地層迭壓關系，從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從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發(fā)展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