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銘漢學識淵博，經史之外，旁及天文、算術、輿地、軍事、農業(yè)。尤其精于訓詁學，著有《爾雅聲類》四卷，《續(xù)通鑒紀事本末》等著作。

李銘漢一生勤于著述，其中學術成就最大的就是撰寫了《續(xù)通鑒記事本末》。這是一部繼宋代司馬光《資治通鑒》、清代畢沅《續(xù)資治通鑒》之后的別具一格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受到當世和后世的高度重視。他用幾十年時間潛心創(chuàng)作《續(xù)通鑒紀事本末》，臨死時，該書只完成89卷。李于鍇繼承父親遺愿，在山東蓬萊當官閑暇之余，奮力創(chuàng)作，終于完成了后21卷。光緒三十二年（1906）《續(xù)通鑒紀事本末》刊刻問世。

居家讀書著述的同時，李銘漢熱心地方公益事業(yè)。同治元年（1862），建議并協(xié)助縣令籌辦團練；陜甘總督奏請為他加中書銜。光緒八年，親自調查武威縣歷年沙壓、水沖地數目，報請豁免應納糧七百六十四石，極大地減輕了當地農民的負擔。除主書院講習外，還關心“文社”，資助鄉(xiāng)、會試人員，對發(fā)展地方文化教育事業(yè)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銘漢之子李于鍇（1862—1923）字叔堅，又字冶成。清末學人，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第三甲第二十六名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李于鍇天資聰慧， 14歲成為秀才，21歲時考中舉人。中舉后以父年老故，隨侍左右多年。光緒二十一年（1895）考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年（1894），去北京參加會試并留住北京，參加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甘肅應試舉人76人聯名上書，李于鍇親自起草《請廢馬關條約呈文》，并第一個簽名。

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山東蓬萊知縣，到任伊始即著手剔除弊政，改變征民船巡海之舊制，允許運糧民船任意靠岸，使糧價下跌，惠及當地民眾。當地人民為他樹立功德碑。在泰安任知縣一年多，清理積案，募集資金修筑堤壩，預防水患。后又任沂州知府，主持開采沂州城南煤礦，造福居民。又用煤礦盈利資助軍費，興辦教育，時人譽為“賢太守”。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李于鍇與其有交往。袁任大都督時曾召他到北京任職，他堅辭未去。復又委任他為甘肅警察廳長，他亦辭而不就。民國二年（1913）他自山東返里，閉門謝客，但并未淡漠民間疾苦，仍繼承其父銘漢遺志造福桑梓。

李于鍇青年時喜歡考據，愛好詩賦，著有考據文字《式訓小記》，有考古性質的駢文《尹夫人臺碑》，有《寫經樓詩草》收入古近體詩一百多首。生前所作詩文大多散佚，逝世后其長子李鼎超整理刊行了《味檗齋遺稿》。

李于鍇長子李鼎超（1894—1931）字醞班，清末民初學人。曾任甘肅省通志局分纂，撰《方言》、《水道》二志，后又應蘭州中山大學之聘，講授文字學。

民國十年（1921），整理刊行其父李于鍇的《味檗齋遺稿》，并編纂完成《武威縣志》，至去世前，已完成者有《人物志》《藝文志》《金石志》《方言志》。其中《方言志》為其得意之作，從草擬到定稿歷時近十年，初名《武威方言》，后更名《隴右方言》共十卷一冊。正文體例依章太炎《新方言》，分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器、釋宮、釋天、釋地、釋動物、釋植物等，凡1214條。全書卷首有《自序》，卷末置《自跋》。

民國二十年（1931）春，李鼎超以無黨派人士被選為國民會議代表，赴南京參加國民會議。后病逝于上海。

李于鍇之次子李鼎文（1919-2014）。1950年夏畢業(yè)于西北師范學院國文系，歷任武威師范學校教師、西北師范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著有《甘肅文史叢稿》，整理校點了《續(xù)敦煌實錄》《李于鍇遺稿輯存》《隴右方言》等書，復校了王權的《笠云山房詩文集》。主編了《甘肅古代作家》一書，撰寫了其中《胡纘宗》《金鑾》《邢澍》《張澍》四篇。1959年，曾在《光明日報》發(fā)表《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做的嗎？》一文，收入《胡笳十八拍討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