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世崇雖處宦海沉浮之中，對中華文化卻抱有極大的興趣。例如，清同治六年，地方文人黃世崇到汨羅山進行了一番踏勘，他大概認定沖里趙四號大墓為屈原墓，便在墓前刊碑立石，并撰寫《重立楚三閭大夫墓碑記》，文中說曰：“世崇仍復唐碑之舊，而記文特辨正疑冢之說”。

其在利川任期內(nèi)，政事多有建樹，而于文教更是情有獨鐘。他主持修建鐘靈書院、文昌廟、清江閣、育嬰堂等，并寫有《文昌廟記》、《清江閣記》、《育嬰堂記》。其《文昌廟記》可視為殷殷勸學篇，《清江閣記》實乃清江源流考，具有較高的存史價值。

而對佛教，黃世崇也頗有心得。光緒年間，利川知縣黃世崇曾與鑒空相見，相談甚歡。后黃世崇在《亦樂齋詩集》序言中回憶，他曾對鑒空說：“若知佛氏宗旨乎？絕倫物，捐名實，清凈寂滅，其大較也。后世經(jīng)梵代興，大抵皆儒而釋者依托所為，非釋氏本旨，況詩歌乎？若習佛幾四十年，即世所傳經(jīng)梵棄之不講，而專意于詩，其諸僧而不僧者歟？“黃世崇認為：詩歌有害于佛法，鑒空是打著佛教旗幟的儒生。看來，黃世崇是個較真的知縣，頗通佛法，所云極有道理。不過在中國，文士對佛教的傳播、改造皆功不可滅，可以說：沒有文士的推波助瀾，一個地方的佛教不能得到真正的光大。

任恩施知縣時，他還期待著將風光旖旎的清江開發(fā)出來。

黃世崇自幼即熟讀《史記》、《漢書》，仰慕司馬遷、班孟等人，并且希望也編寫史書。后來，編寫了《汨羅志》14卷，參與編寫《湘陰圖志》、《湖南通志》，編寫《興山志》22卷、《黃陂山水志》2卷、《漢川山水志》2卷，《利川縣志》14卷。其著作對于研究一縣之歷史風俗頗有參考價值。其光緒年間編的《利川縣志》尤為出色。是一部較為全面利川建制沿革、疆域山水、名宦鄉(xiāng)賢以及歷史事件的地方史志，而于建制沿革及疆域考證尤為詳實。其《疆域表》所附縣境全圖，詳細標示利川當時縣治、汛官、塘、鋪、場、市、關隘、小地名、疆域面貌等，使人一目了然。特別是對都亭山位置的標注，糾正《明史》有關鹽水縣、亭州遺址記載之訛。該書《山水志》，仿酈道元《水經(jīng)注》，窮源競委，脈絡井然。在記述山水的位置、走向、流向中，適當插進名勝古跡、記游詩歌，轉(zhuǎn)虛為實，如臨其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利川展開大規(guī)模的地名普查，發(fā)現(xiàn)黃世崇編寫的《利川縣志》所記舛誤甚少。更令人驚奇的是，黃所修志書記載騰龍洞臥龍吞江伏流的里程與1986年的勘測結(jié)果相吻合。以下是其光緒年間編寫的《利川縣志》自己寫的一篇序，略述心跡：“光緒十有七年，世崇奉調(diào)入闈，襄校鄉(xiāng)試。事竣，來宰利川，明年，乃有編輯縣志之舉。漢川鄒靜軒茂才元繼請曰：“竊見利邑，地廣政繁，君事必躬親，勞矣！茲又握鉛槧，征文獻，冀成一邑掌故，毋乃太勞乎！故事，州、縣志牧令主修，類有一才擅三長者，秉筆襄纂。利僻壤，難其選。君欲一手編輯，竊恐成書戶難�！痹絻赡�，書成。乃以語靜軒曰：“世崇幼讀史記、漢書、慕司馬子長、班孟堅其人，妄冀得所假手試一為之。比長，蹲蹬諸生間，末由廁身史館。自念所居汩羅，山水古跡甚著，乃編汩羅志十有四卷。同治六年，同里郭筠仙侍郎編輯湘陰圖志，世崇與焉。明年，有湖南通志之役。時則有王夔石中丞以為主修，曾忠襄、郭筠仙侍郎、李次青方伯、郭意城京卿、李篁仙觀察、吳南屏舍人、羅研生學博以為纂修，而世崇又與焉。既而筮仕來鄂，承乏五邑；于興山，編興山志二十有二卷；于黃陂、漢川，編黃陂山水志、漢川山水志各二卷；于鐘祥，將次編輯鐘祥志，而代者至。竊念世崇所居所仕，一皆有志志之。而是書十有四卷，曠日持久，卒能一如興山志之樂觀厥成，不至若黃陂、漢川之略，鐘祥之厥，不可謂非厚幸也�！膘o軒曰：“誠哉！始愿不及此，盍以書諸簡端？”則應之曰：“諾�！�
雖然世崇學識有限，茲志未為完書，他日良有司重加編輯，庶幾匡予不及，則更幸矣。
光緒二十二年春二月
湘陰黃世崇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