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朱乃長1929年生于上海，1946年隨家去臺灣。先后就讀于臺灣師范學(xué)院(如今之臺師大)與臺灣大學(xué)外文系。后留臺大外文系任教。1962年在英千里先生(英若誠之父，英達之祖父)的幫助下去文萊講學(xué)，1964年取道香港回到大陸，在上海師大任教。在上世紀(jì)50年代的臺灣,，朱乃長已是有影響的翻譯家,在臺灣《文學(xué)雜志》、《現(xiàn)代文學(xué)》等刊物有諸多譯作發(fā)表。他還曾協(xié)助趙麗蓮教授編輯風(fēng)行一時、膾炙人口的《學(xué)生英語文摘》。

他受臺灣幾家出版公司、上海譯文出版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湖南文藝出版社等之約，先后已有譯著近40種。如今，從不事張揚的朱乃長先生與夫人靜處上海師大院內(nèi)的一幢住宅樓里，在頤養(yǎng)天年的同時，仍繼續(xù)著譯事。

朱乃長先生在他的“譯序”中寫道:“我對《小說面面觀》的中譯本的興趣與關(guān)心，起先是為了教學(xué)方面的需要。自1986年起，我在上海師大文學(xué)研究所給外國文學(xué)碩士研究生開設(shè)了英譯中的翻譯實踐課。在教學(xué)實踐中我先后把這幾種譯本和原著對照著仔細研讀了幾遍，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幾種譯本里都有許多錯誤——有些還是荒唐可笑的……。”(朱譯本“譯序”)這是朱乃長先生新譯《小說面面觀》的動因之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正是當(dāng)時坐在講臺下的受教者之一。朱先生出于翻譯家的職業(yè)道德感對錯訛百出的譯本的氣憤我印象至深。他當(dāng)時是把一個中譯本作反面教材、與英文逐頁對照來授課的)。
《小說面面觀》朱譯本共設(shè)注253條，其中作者原注11條，譯注實242條。這數(shù)以百計的注釋,所涉極為廣泛(這與作者的博學(xué)與演講的自由形式相系,同時也給譯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人名、地名、作品、作品人物、原著引文出處、作家小介、專有名詞、小說人物的彼此關(guān)系、圣經(jīng)、各類典故、東西方神話、器物、食物、河流、作者杜撰的字、作者在演講中的口誤、關(guān)于作者某些見解的學(xué)術(shù)性評論(比如關(guān)于小說家司各特等)、某些單詞的理解、英文不同版本(“企鵝版”與“收獲”版)間的異文、譯文正文中不便處理需作特別說明的內(nèi)容、福斯特的學(xué)演語調(diào)、存疑待考之處等等。其中短注三、二十字,而長注則幾近千字且并不少見。評析則涉及全書486個句子,事實上,其中每個句子又都涉及到3-5個不同譯本的譯法。朱譯本對之或臧或否,逐一評點。在譯注或評析指訛處，也涉及到幾位甚有影響的譯家(如楊苡、方平先生等),但朱乃長先生皆以面對知識的科學(xué)態(tài)度待之。我以為，朱譯本為翻譯樹立了一個極好的榜樣，對匡正不良譯風(fēng)也必有積極的作風(fēng)。

朱先生譯序中轉(zhuǎn)引了陳原先生的說法：“科學(xué)是老老實實的，只有老實人才能打開科學(xué)殿堂的大門�！保ǖ�13頁）竊以為“老實”或可釋之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比魏我粋�譯者都不敢夸口能完全把握原作者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的確切所指，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然而有的譯者能老實地告訴讀者他的力有未逮之處，有的譯者卻故作解人，結(jié)果自然是讀者受騙自家吃虧。比如對于給克拉克身份定位的fellow一詞，朱乃長先生就老實承認“譯者未能查明克拉克氏當(dāng)時在三一學(xué)院的確切職務(wù)，故暫譯作u2018研究員u2019�！保ǖ�61頁）又如對librarians一詞的理解，朱先生也坦白告訴讀者他對具有此身份的兩人“情況不詳”，所以不曾想當(dāng)然地解作“圖書館館長”、“文獻資料員”或“圖書館館員”，而是暫譯作“圖書資料員”。（第61頁）再如福斯特提及的 the Open Road，朱先生也不諱言自己的無知，坦言“究竟指哪類小說，待查，姑且按字面直譯作u2018大路文學(xué)u2019�！保ǖ�65頁）而有些譯者則自以為是地譯作《大路》或《眾生之路》，把一種小說流派名譯作一部小說名，誠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更有譯作“一條陽光大道”者，更是謬之又謬了，朱先生對這些謬誤有較詳細的分析（第24頁）。他認為有些誤譯者之所以會犯大大小小的錯誤，問題就在于“不老實”，“吃虧也在于不老實，做學(xué)問不求甚解”（第121頁）。
然則如何才能成為一個老實夠格的譯者呢？朱先生以為必須“不辭辛苦地認真努力”（第11頁）。雖然我們無從想象朱先生怎樣為了譯安一字而捻斷數(shù)須，但是單看他把前此五種中譯本漏譯、加譯、錯譯、不準(zhǔn)確之譯以及譯得較好之處一一摘錄下來并加以評點就足可想見他不辭辛苦認真努力的程度。試看對the literature of Inns的翻譯，他不但在腳注中指明有三種譯本譯作“法庭文學(xué)”，有一種譯本譯作“客棧文學(xué)”（第24頁）， 而且在尾注中從Inns的詞義、用法到亨利·菲爾丁的生平、著作及影響等多方面詳細說明該短語宜解作“法庭文學(xué)”的理由（第65頁）。再如對“收獲叢書”和“企鵝叢書”兩種版本中由facets變成facts，一個字母e之差，朱先生也不放過，而是排疑查惑再作定奪，認真到了錙銖必較的程度（第219頁）。如此之例書中俯拾皆是。其實，稍微從事翻譯的人都知道這種對照、摘錄、評點、釋疑甚至比翻譯本身更辛苦，也更能見出認真負責(zé)一絲不茍之精神。還是朱先生一語中的：“只要譯者認真負責(zé)，翻譯中的許多問題大多應(yīng)該可以解決的。”（第121頁）

唯有老實認真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因為老實，所以他的勇敢僅僅是實話實說而已；因為認真，所以他才敢于對自己的言行負責(zé)。出版英漢對照本，任世人指點評說，這本身即是勇敢之舉；更何況公開月旦指點五個中文版本的優(yōu)劣得失，這更是大勇之舉！聽?wèi)T了溫良恭讓式的商榷，再面對朱先生的直陳對錯，感覺簡直是空谷足音，亦足以振聾發(fā)聵。其實，我倒覺得五個中文版本的譯者不妨“勇敢”地站出來，或者實事求是地承認自己的失，或者引經(jīng)據(jù)典維護自己的得，不吭一聲并非高明之舉。開展正常的翻譯批評，扭轉(zhuǎn)翻譯界的不良風(fēng)氣，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之力所能及，它需要“老實、認真、勇敢”的人們共襄盛舉。

事實上任何人的譯文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朱譯亦當(dāng)作如是觀。他的譯文似有追求口語化之嫌，個別之處不夠簡潔雅訓(xùn)。例如朱先生把As long as learning is connected with earning , as long as certain jobs can only be reached through exams ,so long must be we take the examination system seriously 譯作“只要做學(xué)問關(guān)系到謀生存，只要某些活兒唯有通過考試才能搞到手，我們就得認真對待考試制度�！保ǖ�23頁）就過于口語化，我斗膽試譯作“只要治學(xué)關(guān)系到謀生，只要某些工作惟有通過考試才能取得，我們就必須嚴(yán)肅對待考試制度。” 另外朱先生也沒有譯出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正文前的“獻詞”和“著者按語”，也許是疏忽了，也許是朱先生所據(jù)以翻譯的版本無此二者？
韓水法先生《微斯人，吾誰與歸》有云：“在這個一切神圣性都已破碎的時代，受人敬重是一種絕響，而有人值得自己敬重就是一種福祉�！保ā蹲x書》2001年第7期）我與朱乃長先生素昧平生，但“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仵從巨先生作文稱頌朱先生具有“一位老翻譯家的職業(yè)道德感，匡正不良譯風(fēng)的使命感、豐厚的學(xué)養(yǎng)、高度的自信與非凡的勇氣” （《社會科學(xué)報》2004年2月19日），深以為然。然而我因讀朱先生譯著而有所得，且深深敬慕其人其學(xué)，不亦為得享一種巨大福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