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1680年），鄂爾泰出生。他的先人早期投歸清太祖 努爾哈赤，為 世管佐領。祖父圖彥突官至戶部郎中，父親鄂拜曾官任 國子祭酒。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鄂爾泰六歲入學，攻讀 四書五經(jīng)，八歲開始作文，練習書法，十六歲應 童子試，次年中 秀才，十九歲補 廩膳生，二十歲中舉，即進入仕途。二十一歲襲佐領世職，充任 侍衛(wèi)，此后一直活躍在官場。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十七歲時，才出任 內(nèi)務府員外郎�？墒怯盅蜏�不進，這時他很為自己的官場不利而煩惱。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旦，正值四十二歲，他作詩自嘆：“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又在《 詠懷》詩中吟道：“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彼麑ψ约旱那巴竞鼙�觀，絕沒有想到后來能出將入相。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被任命為 云南 鄉(xiāng)試副主考，五月，被越級提升為 江蘇 布政使，成為地方大員。

雍正三年（1725年）又晉升為 廣西巡撫。在赴任途中， 雍正帝覺得他仍可大用，改封為 云南巡撫，兼管 云南、 貴州、 廣西三省。就在此時，朝廷發(fā)生了關于“ 改土歸流”的爭議。而名義上的 云貴總督 楊名時卻只管理 云南巡撫的事務。所以，鄂爾泰在 西南開始官職雖為巡撫，而實際上行使著總督的職權。

原來，云南、貴州、 廣西、 四川及 湖南， 湖北等地，居住著 苗、彝、壯、白、瑤等 少數(shù)民族。這些地方交通閉塞、習俗固弊，經(jīng)濟、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實行著野蠻的 土司制度。各處的大小 土司如同部落主，廣大 土著居民皆是他們的 奴隸和 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與 土民成為世代不變的主仆關系。土司所到之處，土著居民都要跪在地上膜拜。土司有權對其“子民”任意處置，任意占有、轉讓、出賣；吃酒游樂時，常以射殺土著居民為戲；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殺死作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斷指、抽筋、剝皮、宮閹等酷刑。至于奪其財物、勒交賦稅更是隨心所欲了。土司都擁有軍隊，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國，對 中央形成威脅；臨近的官兵略加過問，馬上刀兵相見。土司制度妨礙國家統(tǒng)一，阻礙地方經(jīng)濟、文化的進步。數(shù)百年來，也曾有過治理行為，但沒有一個成功。

雍正帝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紛紛上奏，要求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眾臣認為，解決問題唯一辦法是“改土歸流”，即取消 土司制度，改為一律由 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恰在此時，雍正帝任命鄂爾泰為 云貴總督封正南為都統(tǒng)，目的就是讓他去解決土司之患。鄂爾泰所部軍隊剛剛扎營，便遭土司甲兵騷擾，營房亦被焚燒。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他感到發(fā)兵出擊，只能解決暫時的問題，若從長遠計議，必須徹底根除土司統(tǒng)治制度，堅決實施“改土歸流”方針大計。他在奏折中闡述“ 改土歸流”的原則：以用兵為前鋒治其標，以根本改制治其本。對敢于反抗的土司，剿撫并用，頑抗到底者堅決剿滅；只要悔改，對抗過官兵的土司也一律寬免。重點策略是促土司投獻，投獻者給以安撫，表現(xiàn)好的可任其政府的流官，盡量減少敵對情緒，減輕“改土歸流”的阻力。鄂爾泰的奏疏使雍正對實行“改土歸流”下定了決心。

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鄂爾泰獲得 總督實職，加 兵部尚書銜。鄂爾泰對向官兵挑釁的 廣順長寨土司用兵，土司負隅頑抗，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長寨土司被摧毀，鄂爾泰奏準派 流官治理，在此設長寨廳（即今 長順縣）。這是鄂爾泰進行大規(guī)�！案耐翚w流”的勝利開端。長寨事定，雍正帝在批復派遣長寨廳的第一個流官的同時，破格升任鄂爾泰為 云南、 貴州、 廣西三省總督。因為這三省改流的任務最重，由鄂爾泰受命后，立即全面了解三省特點及三省土司情況，進一步制定了改流和用兵的計劃。他對土司用兵，政策性極強，輕重緩急，把握得當。長寨地區(qū)改土之時，各處土司態(tài)度都很兇橫，官兵所到，土司皆挾眾反抗。鄂爾泰命總兵揮師挺進，攻陷一個個塞壘， 堅決鎮(zhèn)壓敢于反抗的大小 土司，很快便征服了 永寧、 永安、 安順等1398寨， 廣順、 定番、 鎮(zhèn)寧等680余寨，戰(zhàn)果輝煌。

鎮(zhèn)沅地區(qū)土司刀瀚、 沾益土司安于蕃，是前朝被任命的 土知府和土知州，他們以朝廷命官身份招募軍隊，既擴充了他們的勢力，又毀壞了官府的形象。鄂爾泰發(fā)兵進擊，活捉了刀瀚、安于蕃。在其地分設鎮(zhèn)沅州（今 鎮(zhèn)沅縣）、 沾益州（今 沾益縣），以流官取代了土司。隨后，鄂爾泰置函勸烏蒙、鎮(zhèn)雄二地土知府向官兵自動投獻。兩地土司祿萬鐘、隴慶侯不僅不降，反而聯(lián)合對抗官兵，不待官兵行動即攻掠 東川府清軍營盤，氣焰十分囂張。鄂爾泰命游擊 哈元生率兵征討，并咨文川軍協(xié)助進剿，一舉擊敗二土司聯(lián)軍，遂又對二地改流，設 烏蒙府（后改稱 昭通府）和鎮(zhèn)雄州（今 鎮(zhèn)雄縣）。

雍正初年，廣西 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有兵四千余，武器精良，鄂爾泰決心對其實行招撫。岑映宸經(jīng)多番招撫，終于解甲乞降，鄂爾泰給了他優(yōu)待條件，遂在此地設泗城府制（今 凌云縣）。在鄂爾泰的努力下，“改土歸流”得以大張旗鼓地展開， 梧州， 柳州、 慶遠等地的兄弟民族廣大群眾，積極擁護“改土歸流”，主動向鄂爾泰獻糧貢秣，組織自衛(wèi)力量，配合官軍打擊劣司，有力地推動了廣西地區(qū)“改土歸流”的開展。

黔東苗嶺山、 清江、 都江地區(qū)是貴州省著名的“ 苗疆”，周圍三千余里，土塞1600余處，左有清江可達于楚，右有都江可達于粵，古州據(jù)中央群塞環(huán)于四周，地勢險要。鄂爾泰深感對這一地區(qū)改流難度更大，便找熟悉此地地形的 貴州按察使 張廣泗商量對策。雍正四年（1726年），張率兵擊退前來抗擊官兵的苗司軍隊，攻入古州城。

然而，“苗疆”的土司屢敗屢起，盡管張廣泗有勇有謀，也難以順利進行“改土歸流”。雍正帝派部員到此“宣諭化民”，仍無濟于事。擾攘經(jīng)年，終又發(fā)生反復，被趕走的土司和其武裝蠱惑土著居民叛亂。叛民攻占已歸流的古州、臺拱、 黃平，包圍都勻府的 丹江、 凱里、雍正帝調(diào)遣廣、四川軍隊配合鄂爾泰鎮(zhèn)壓叛軍，又派“撫苗大臣” 張照自京師前來“會剿”。結果，張照卻密告鄂爾泰的“改土歸流”方略根本錯誤，不僅未能平服叛亂，反又添內(nèi)亂。鄂爾泰上疏，只承認沒能徹底搞好“改土歸流”，但堅不認為改流方針的錯誤。直到罷免張照，再令張廣泗鎮(zhèn)壓叛亂，才使此地流官制度得以落實。

兩湖地區(qū)在云貴改流進展之時也開始實行。這里雖有土司，但土著居民與 漢民雜居，土司也熟悉流官制度�！案耐翚w流”的大勢威懾 兩湖土司多有主動要求改流者，但也有少數(shù)負隅頑抗。湖北 容美土司田如不聽改流，雍正帝命鄂爾泰派兵進剿，田眾叛親離，嚇得自縊身亡，所屬地區(qū)改為流官制。

四川寧遠、 峨邊、 馬邊、雷波等地，山巒連綿，彝民祖輩在這里勞動生息。但土司制度使他們深受其害，生活極端悲慘。四川軍政長官對彝民區(qū)的改流產(chǎn)生畏難情緒，遲遲不動。當云貴地區(qū)有所建樹后，促使他們也派兵進入彝區(qū)，在沙馬、雷波、吞都、黃螂、建昌等地較為順利地進行了“改土歸流”。

總之，改土歸流是 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這項邊疆官制的改革中，鄂爾泰充當了主要角色，由關鍵之時的上書，到制定改流方針大計，再到具體實施，歷時多年，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雍正六年（1727年），鄂爾泰改任云貴廣西三省總督，次年加銜為 少保，雍正十年（1732年）召至京城，任保和殿大學士，居 內(nèi)閣首輔的地位。后來又因為改土歸流之功晉封為伯爵。同年，因 清政府在西北兩路用兵，他出任三邊經(jīng)略，赴 陜甘前線督師，數(shù)月后回京復命。

雍正十三年（1735年），貴州改土歸流地區(qū)土民叛亂，雍正帝因為他對叛亂的事情經(jīng)理不善，削去伯爵之位，但對他信任如故。

雍正帝死后，鄂爾泰出任總理事務大臣。乾隆元年（1736年）為欽點會試大總裁，除大學士職務以外，他又兼任軍機大臣、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議政大臣、經(jīng)筵講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銜太傅，國史館、三禮館、玉牒館總裁，賜號襄勤伯。

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享年六十六歲。乾隆帝親臨喪所致祭，謚 文端， 配享太廟，入祀京師賢良祠。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因其侄 鄂昌與門生胡中藻之獄，被撤出 賢良祠。

處理矛盾

為了進一步鞏固西南數(shù)省“改土歸流”的成果，鄂爾泰還進行了一系列的開發(fā)工作。首先是處理善后。“改土歸流”之后，許多矛盾若處理不好，仍會激發(fā)。云貴數(shù)省，地處邊疆，各民族習俗差別極大，一下子改派滿漢流官，難以適應這里的復雜局面，對土官打擊面也太大。鄂爾泰始終堅持設置的流官中，能用土官的仍然用之。那些自動繳印，主動要求改流的，鄂爾泰奏保舉他們?nèi)?守備、 千總、 把總等流官，并讓其世襲不替。表現(xiàn)突出的，還奏表褒獎。對那些不習慣做流官，態(tài)度又好的土司，則奏請發(fā)給國 庫銀兩，為之安排善后生活，撥給田產(chǎn)，建造房屋，徹底消除他們的反抗情緒。對那些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土司，改流過程中又一直抵抗或反對者，則嚴厲打擊，從重治罪。如平日罪行昭著、民憤極大的云南鎮(zhèn)沅土知府刀瀚、貴州康佐長官司長薛世乾，改流后便把他們處死或終身監(jiān)禁，當?shù)鼐用駸o不稱快。

對流官的派遣，鄂爾泰上奏必須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他認真挑選州縣長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稱職，對安定改流地區(qū)起到了積極作用。鄂爾泰為讓改流地區(qū)人民休養(yǎng)生息，一律實行地丁錢糧制度；困難多、收成少的地方，減輕、減免賦稅或給予救濟，使這些地區(qū)盡快地恢復生產(chǎn)。鄂爾泰在改流地區(qū)還重新調(diào)配了土地，并實行鼓勵墾荒政策。土司霸占的農(nóng)民土地，按土地清單讓原主認領；荒蕪無主的土地，招農(nóng)民耕種；未開墾的土地，號召農(nóng)民開墾，官府發(fā)給農(nóng)具、種子、對新墾的土地，水田6年后征稅，旱地10年后起科。鄂爾泰還號召官員、富戶捐助困難土著居民，他本人帶頭捐銀3000兩、買牛100頭、蓋房600間，讓十分困難的土著居民安居樂業(yè)。

基礎建設

同時，鄂爾泰在改流區(qū)大力興修水利，僅云南 昭通就興修水利10項，可以灌溉土地兩萬多畝。云南全省改流后興修水利工程70多項。為保護這些 水利工程，鄂爾泰還奏設水利專官，專管這些水利項目，從而保證了水利事業(yè)的長久發(fā)展。

改流區(qū)的交通開發(fā)也是一項突出的事業(yè)。鄂爾泰修浚了1200里的 清江，300余里的 都江，使之浚后“郵遞往返”，有“水道康莊”之美稱。他還修筑了上起土黃，下至廣西 百色全長700余里的河道，使“兩粵、楚湘為之溝通”。

鄂爾泰把內(nèi)地的耕種、紡織、冶鐵、燒窯、采礦等生產(chǎn)技術，命人在改流地區(qū)傳播，使這些 刀耕火種的窮山僻谷得到開發(fā)。

改流前少數(shù)民族沒有讀書的機會，更無權參加 科舉。改流后，鄂爾泰普遍開設學堂，設教官，讓兒童免費入學。云南一省就開設 義學463所，貴州開設義學24所。

改革陋習

鄂爾泰還在改流區(qū)推行革除陋習的活動，這里仇殺械斗嚴重，蓄奴延為通習，近親通婚普遍。改流后，他嚴禁仇殺，發(fā)現(xiàn)挑斗者嚴懲不貸。鄂爾泰執(zhí)行雍正的“割賤為良”政策，解放了奴隸。云貴地區(qū)的“骨種之習”，即姑之女必嫁舅之子，是典型的近親通婚。鄂爾泰認識到這種陋習的弊害，令其改之。

云南是 茶葉的故鄉(xiāng)，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云南 普洱茶以遠銷 西藏和邊貿(mào)為主，主要作為 明朝用來控制邊疆和鄰國地區(qū) 游牧民族的主要貿(mào)易品之一，不 為內(nèi)陸所知。

鄂爾泰調(diào)任 云貴總督期間，在滇設立茶葉局，統(tǒng)管云南茶葉貿(mào)易。鄂爾泰勒令云南各茶山茶園頂級的普洱茶由國家統(tǒng)一收購，并親自督辦，在茶餅上印“鄂爾泰”并以 馬幫駝茶，上貢朝廷。云南這種用馬幫駝茶到西藏、 邊關銷售、駝茶到京城的模式，稱為 茶馬貿(mào)易，而曾經(jīng)的馬幫走過的道路今天稱為 茶馬古道。普洱茶于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列入清宮《貢茶按冊》。 故宮地宮里儲存的云南茶葉上均有鄂爾泰的印鑒，證明乃是鄂爾泰親自督辦上貢京城的，以此凸顯鄂爾泰對雍正皇帝的盡忠職守。其余等級的茶葉才準許各茶莊貼上商號商標、進入大眾消費市場。

鄂爾泰設立的茶葉局在鄂爾泰調(diào)任它職后，仍舊為云南茶葉貿(mào)易的發(fā)展，發(fā)揮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此后的數(shù)十年間，云南茶葉貿(mào)易逐漸興盛，大量外地百姓遷入茶山，形成家家有茶樹，村村有茶山的繁榮景象；每年馬幫駝茶進京的盛況更是帶動了云南到北京沿途地區(qū)的百姓對云南的興趣。繁榮景象直到清末結束。

鄂爾泰夙有治水經(jīng)驗。督滇之前便長期注重 水利事業(yè)。雍正元年（1723年），鄂爾泰任江蘇布政使，其時，便“視察 太湖，擬疏下游 吳淞、 白茆”。雍正二年（1724年），鄂爾泰在 江南（江蘇）大興水利，如“ 瀏河、 鎮(zhèn)江、 丹陽各路，無不修舉”。未滿兩年，因離任遠赴西南，便在江南留下了許多治水遺 憾。但仍不忘江南百姓，離行之前，又將任內(nèi)應得余剩銀捐買谷三萬三千四百余石，存蘇，松，常三府備賑”。這體現(xiàn)其對于江南水利的擔憂與眷顧——水利是農(nóng)業(yè)的保障，一旦治水不周，出現(xiàn)水災或旱災，百姓將無生計矣。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遠在云南的鄂爾泰還孜孜眷念江南的水利。當其時，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改土歸流”方興未艾，戰(zhàn)事依然緊迫之際，位居云貴總督的鄂爾泰還不忘向朝廷奏陳江南水利。此更說明其充分認識到水利對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農(nóng)業(yè)國家的重要性。

雍正九年（1731年），云貴總督鄂爾泰以“各路興修水利，可為萬世永賴之計，每年必須歲修，當保勿壞”，而設水利專項資金。其取之于需要治水之地的百姓，大體以收取土地升價交易之稅及鹽稅，而一般不加大普通百姓之負擔。并把資金交予清廉的官員來管理，按年報銷，“造冊存貯，以備永遠興修”。這樣，水利資金每年皆可預算，與地方財政同為一體。

為了滇省治水能夠更加高效穩(wěn)妥，朝廷同意鄂爾泰所奏之設置，“全省有水利地方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jīng)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均加水利職銜”。此舉雖沒有專設水利官之職位，但以地方副職官員兼任各地最高水利行政長官的制度建設，大大提高了各地方官員對水利的重視，從而增強了地方官員的治水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人事方面為地方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有力發(fā)展了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治水能力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

以上兩種制度建設，無不體現(xiàn)了鄂爾泰以制度興水利的理性思維。在清朝中前期，這種高度重視水利、以科學的方法治水的官員委實不多見。尤其是地處西南少數(shù)民族邊遠地區(qū)，治水的經(jīng)濟資源和人才資源都大不如 中原、江南等地。

鄂爾泰是一位政治家，也是雍正的知心大臣，常與雍正談論用人之道，強調(diào)去庸重才，寧用有才而不肖，不用賢而無才之人。鄂爾泰在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六日的奏折中，強調(diào)用人要得當，云：“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用違其才，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才、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

鄂爾泰又說：“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則大事必至糊涂也�！薄爸液窭险\而略無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范圍者，可用而不可信。但能濟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教之。但不能濟事，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

他強調(diào)用人一定要得當，什么職務，什么差事，用什么樣的人，人、職相當，就能發(fā)揮人的才能，該辦的事情就能辦好。他認為任用官員要人才與職務相適合，最終目的是要把事情辦好——“政無廢事”，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這是他考慮用人問題的出發(fā)點。他在改土歸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張廣泗等人，使他們成為推行改土歸流的重要人物。鄂爾泰基于他對屬員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參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

“改土歸流”的成功，結束了土司制度，解除了千百萬人民的苦痛，實現(xiàn)了多民族國家政策的統(tǒng)一，是康雍乾三朝成為“盛世”的條件之一。就此而言，鄂爾泰應該是值得稱道的歷史人物。

雍正帝：朕含淚觀之，卿實為朕之知己。卿若見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實嘉悅而慶幸焉。

乾隆帝：①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wèi)皆督撫中為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wèi)，李衛(wèi)又不及鄂爾泰。②業(yè)師祇三人，其三情向剖。謂徐、張、嵇，見三先生詩�；士贾赜①t，率命書房走。鄂蔣廷錫以閣臣，蔡珽法海列卿九。胡煦顧成天劉統(tǒng)勛梁詩正任，啟運。邵基戴瀚來先后。其時學亦成，云師而實友。不足當絳帷，姓名茲舉偶。鄂其中巨擘，內(nèi)外勤宣久。初政命總理，顧問備左右。具瞻鎮(zhèn)百寮，將美惠九有。好惡略失尚，性陽陰則否。遵詔命配享，旌善垂不朽。

趙爾巽：世宗初即位，擢鄂爾泰於郎署，不數(shù)年至總督。廷玉已貳禮部，內(nèi)直稱旨，不數(shù)年遂大拜。軍機處初設，職制皆廷玉所定。鄂爾泰稍后，委寄與相埒。庶政修舉，宇內(nèi)乂安，遂乃受遺命，侑大烝，可謂極心膂股肱之重矣。顧以在政地久，兩家子弟賓客，漸且競權勢、角門戶，高宗燭幾摧萌，不使成朋黨之禍，非二臣之幸歟？

鐘琦：文端識量淵宏，規(guī)畫久遠。

蕭一山： 鄂爾泰、張廷玉以雍正舊臣，同受顧命，乾隆初，詔以身后配享太廟事，繕入遺詔，蒙眷深厚，一時煊赫。且屢降明旨，盛稱高才豐功，譽為不世出之名臣。惟二人權勢相埒，則不免互生忌視，而其下復自立門戶，傾軋不已，故卒釀黨禁文字之獄。

史繼忠：鄂爾泰的想法得到了雍正的支持，清王朝開始在貴州大舉以武力開辟苗疆。在這個過程中，鄂爾泰血洗貴州少數(shù)民族，大肆焚毀苗族村寨，屠殺無辜百姓。據(jù)說，繳獲的鐵器，后來官員還將其鑄成大鐵柱，豎于貴陽甲秀樓前。解放后以其是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的恥辱柱，將其拆走�！八�以這就相當于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那時候鄂爾泰可是一整寨一整寨地殺人，十分殘忍。”

白壽彝：識大局，顧大體，是鄂爾泰一生的長處，雖然晚節(jié)有疵，但不影響他的大節(jié)。

鄂爾泰著有《西林遺稿》。雍正帝編著的《朱批諭旨》，收有《鄂爾泰奏折》，匯集了他在云貴廣西總督任上的奏疏。

《宿真空寺懷蒙又上》

《初度日謝客詠懷》

《夜坐檢書偶讀工部蜀相篇慨然有述》

《會課春風亭命賦邑有流亡愧俸錢句蓋以自況抑亦自省殊未敢效韋郎思田里也聊申鄙意用告群賢》

《贈學使中丞法淵若》

《郊行示耕者》

《舲山》

鄂爾泰的趨奉雍正帝，更表現(xiàn)在他違心地助長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爾泰則投其所好，每每以報禎祥取悅雍正帝。他頻頻奏稱云貴出現(xiàn)諸如嘉禾、瑞鶴、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1728年）十二月鄂爾泰奏報：萬壽節(jié)那一天，云南四府三縣地方，出現(xiàn)“五色卿云，光燦捧日”，次日“絢爛倍�！�。雍正七年（1729年）閏七月，鄂爾泰又奏報，貴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個月內(nèi)祥云連續(xù)七次出現(xiàn)。有的官員不贊成鄂爾泰這樣獻媚，如，大理縣劉知縣說，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雍正帝很不滿意這些說風涼話的官員，他說像鄂爾泰這樣的督撫陳奏祥瑞，是出于強烈的愛君之心。雍正帝為支持鄂爾泰，即以卿云之報而給云貴官員普遍加官晉爵，如鄂爾泰由頭等輕車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從云騎尉晉為騎都尉，其他巡撫、提督、總兵各加二級，知縣、千總以上俱加一級。可見鄂爾泰報“卿云”不同尋常。鄂爾泰報“卿云”時，曾靜投書案發(fā)生不久。曾靜指責雍正帝是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來傳說，“卿云”現(xiàn)是天子孝的表現(xiàn)，鄂爾泰在報卿云時，特意說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歌頌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沒有缺陷。曾靜投書案是一場政治斗爭，鄂爾泰則以報“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這實際是一種政治行動。其實鄂爾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說的荒誕，對奚落他的大理縣劉知縣不但不記仇，反而嘉許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薦他。他不惜毀壞自己的名譽，假造祥瑞，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見他的忠君之心。

祖父：圖彥突，官至戶部郎中。

父親：鄂拜，為 國子祭酒。

鄂爾泰的元配夫人 瓜爾佳氏夫人早卒。續(xù)娶的是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邁柱的女兒。鄂爾泰與邁夫人感情甚篤，不娶妾，生有六子二女。

長子： 鄂容安，官至翰林院 掌院學士、河南巡撫、 兩江總督。娶原任 通政使司通政使 博爾多之女。

次子： 鄂實，官 前鋒統(tǒng)領，娶總督江南等處七省漕糧補熙之女補氏，補氏不久去世，他又繼娶大學士 高斌之女。

三子： 鄂弼，官至西安將軍，娶 領侍衛(wèi)內(nèi)大臣信勇公 哈達哈之女。

四子： 鄂寧，官至 云貴總督，娶內(nèi)大臣 海望之女。

五子：鄂圻，娶莊親王 允祿之女。

六子：鄂謨，娶邁柱之孫女。

《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傳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