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投身抗日救亡工作，民國27年(1938年)夏任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諸暨縣戰(zhàn)時政治工作隊牌頭區(qū)隊長兼民教館長，宣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訓練抗日自衛(wèi)武裝土槍隊，使牌頭區(qū)民眾抗日組織得到很大發(fā)展。

翌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牌頭區(qū)委宣傳委員、統(tǒng)戰(zhàn)部長。他曾為掩護上級組織聯絡的人員而被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在金華集中營里遭嚴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

民國32年受組織派遣，進入國民黨紹興縣軍政部門，任縣府秘書、縣青年反敵行動隊副隊長，開展抗日鋤奸、出擊敵偽據點等活動。次年被浙江省政府通緝，撤回諸北抗日游擊區(qū)，參加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先后任諸北辦事處副主任兼行動大隊長、《時事簡訊》社社長兼總編輯、漓渚區(qū)區(qū)長、民兵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等職。民國34年9月，新四軍金蕭支隊奉命北撤，虞鍵留下堅持根據地的工作及安置善后事宜。民國35年4月虞鍵因病赴上海治療，經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央委員李士豪和曾偉介紹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并協助上海市組織的恢復工作。

民國36年中國農工民主黨上海市黨部成立，虞鍵任市黨部組織干事，不久擔任組織部領導工作。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反獨裁、反內戰(zhàn)、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的斗爭，開展組織、宣傳、策反工作，在他的具體領導下，農工黨在知識分子、工人、青年中發(fā)展了大批黨員。他親自編印市黨部刊物和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品，組織黨員對上海和浙江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進行規(guī)勸起義工作。他通過農工黨與中共的關系，為與上級失去聯系的浙東游擊隊和中共上海組織接上關系，重建會稽山人民武裝。他還擔任浙東游擊隊金蕭支隊駐滬辦事處主任，為部隊購買武器、藥品、通訊器材，掩護部隊來滬人員。為支援部隊，他安排動員200多位農工黨黨員和進步青年、技術人員到浙東參加游擊隊。民國37年起，虞鍵先后擔任農工黨上海市黨部的代主任委員、主任委員，領導上海農工黨的地下革命活動。他還擔任農工黨華東局委員，經常前往浙江、江蘇指導工作。他貫徹農工黨的政治主張和中共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在上層愛國民主人士中做團結工作，建樹了友誼和威信。他與中共黨員吳克堅保持密切聯系，開展愛國民主運動。他經王炳南介紹，與蘇聯駐華大使館聯合搞情報通訊，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幫助中共開辟聯絡通道。

虞鍵原為浙東四明山游擊區(qū)屬下的金肖支隊政工人員。當時，虞因病奉命來滬治病。治病中，在上海市地下黨的領導下，他仍進行大量的革命工作，包括策反、統(tǒng)戰(zhàn)以及吸收進步青年入黨和輸送積極分子到浙東四明山游擊區(qū)等等。為了掩護和有利于開展革命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農工民主黨。他是浙江諸暨人，高高的個子，精力充沛，對人無比親切，分析能力極強。我與他初識，是由復旦同學和知友尹宗倫同志介紹的。尹已是在他領導下建立的一個黨小組成員。尹先我畢業(yè)，已在上海海昌洋行(益民食品公司前身擔任化驗員)。記得這是在1948年上半年，由尹陪同，虞鍵到了我寄住的虹口塘沽路上海京滬醫(yī)院(我因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與被捕過并受了重傷。在白色恐怖下，與我相識的這家醫(yī)院院長朱桓同情我的處境，我就躲在這家醫(yī)院)。

我們第一次見面，談得很親切。他直白地對我說：“宗倫已把你的情況介紹了。你認識張麗君嗎？”我說：“認識。她的未婚夫是復旦同學”。他繼而對我說：“他們期望到解放區(qū)去。經過研究、考慮，我們決定把他們輸送到浙東四明山根據地。但尹與他同事，不能出面。我們想請你出面。我說：“當然可以”。

過了幾天，張麗君和他的未婚夫果然到了我暫住的京滬醫(yī)院。同行還有—位穿著國民黨軍服、個子矮矮的(名字忘記了)同志，一起由我陪同去北火車站把他們送走。我相信，當時張麗君一定以為我是名副其實的把他們送往四明山游擊區(qū)的策劃者。

雖然到了四明山，他們就知道底細了。而我完成了任務后，就—直沒有與他們聯系過。新中國成立后，大約是1952年吧，我獲悉張麗君已是全國人大代表。后來從尹那里知道，解放后張麗君因是科技人員，組織上把他們調往東北鞍鋼，擔任鞍鋼副總工程師和黨委副書記，但我仍未同他們聯系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為此背了“黑鍋”，受到了嚴重的沖擊。造反派誣我是“大特務” 。我一時想不通，就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了。因搶救及時，過了7天才醒過來，一條命總算保住了，險哉。后來才知道，尹宗倫同志也因此受到迫害，當時曾吞了大頭針自殺。

歷史就是這樣被歪曲，直到“四人幫”被粉碎后，這—大冤案才得到徹底平反。其實在“文革”中期，這一冤案已經可以解脫了。當時我在奉賢新聞出版五七干校勞動，“鞍鋼”來了兩位工宣隊員找我談話，要我為張麗君出證明。我一聽就冒火了：“我出什么證明，不出，她為什么亂說？”這兩位工宣隊員很講究政策。“不要冒火嘛！請你原諒她。她也沒有辦法。造反派己把她的臀部都被打爛了” 。他們說：“你想想—位女同志怎能經受得起呀？”我一聽，二話不說就點頭含淚為她出了證明。這二位工宣隊還負責地對我說：“我們會轉告你們單位為你平反�！痹掚m如此，我的平反還是被單位掛了起來。

當年送走張麗君后，在我暫住的京滬醫(yī)院四樓宿舍中，虞鍵曾與我長談過數次，主要是啟發(fā)我入黨的問題，他很了解我參加“學運”的情況，并了解我被捕后在獄中的表現。我告訴他，我是參加“同濟”學運被捕的，當時一起被捕的復旦同學有男生13人、女生5人。是在黎明前，在凄厲地鳴叫著的警聲中被用飛行堡壘警車押解到盧灣看守所。我們人尚未押到被捕同學的姓名已被報給警局了。到看守所被收押后，男女同學分押在二間囚室中，我們13位男生囚于一室。我們毫不恐懼，在囚室中高唱著?跌到算什么？?等革命歌曲。記得隔壁囚室中的獄友聽到歌聲拍著墻壁問道：“你們是誰？”我們回答：“復旦學生” 。他們齊聲答曰：“有種，好樣的”。并告訴我們：“他們是申九罷工工人” 。

在獄中，我們被拘留了7天，后來由校長具保獲釋。7天中我受審了一次，因為我堅不承認是共產黨員，站在兩旁的便衣警察彪形大漢就對我重重地打了耳光，審完回囚室時，面頰浮腫得不成人樣。

記得有一次虞鍵了解到為了播送“革命種子” ，我在假期中與“復旦八婺同學”一起回鄉(xiāng)辦補習學校，他主動地寫信給當時的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請他資助經費。

虞鍵同意我入黨(后來知道這—決定，連尹都未及時傳達)后，尚未履行手續(xù)時，一天尹宗倫來看我，輕聲對我說，老虞被捕了，不久又獲知老虞被活埋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就為虞鍵烈士舉行了一次追悼會，方知他是1949年5月21日在宋公園被活埋的。從此我就把對他的革命友情永遠地埋在心里。

60年來，度過了多少次清明節(jié)，每年的清明節(jié)，只要有空，我總是去龍華烈士紀念館，向烈士們獻上一束鮮花，在他們的遺像前佇立、仰望。有時因時間匆忙來不及進去，也會在紀念館前面綠茵茵的草地上徘徊一下，以寄托對虞鍵等烈士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