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榖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

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該派為考察日本憲政大臣，授內閣學士。1909年署理學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協(xié)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總裁等職。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曾接受袁世凱稱帝時授予的封銜。

清朝滅亡前夕的資政院總裁李家駒，本是立憲運動的風云人物，

如今不僅被人遺忘，還“丟失”了故鄉(xiāng)，成為異鄉(xiāng)孤魂。李家駒在清末趨新陣營中屬于十分活躍的人物，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相當于北京大學校長）、考查憲政大臣，積極參與新政、立憲運動，無奈時勢變幻，無力回天，鼎革之后，寓居青島，今日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個地道的廣州人。

有一本《東北人物大辭典》竟將李家駒收錄進去，出錯的原因，可能因為他是個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來自東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開管理�！懊袢恕庇屑�貫，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稱屬于某旗，如“正黃旗”“鑲藍旗”。漢軍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滿洲的漢人，老家不一定在東北。清朝滅亡之后，旗人逐漸轉入民籍，大多會像漢人那樣隸籍于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來也屬漢軍旗，但現(xiàn)在都公認他們是廣州人。

“老夫聊發(fā)少年狂”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榖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jiān)督。在京師大學堂任上，李家駒干了一件前無古人、恐怕也后無來者的趣事，為北京大學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筆。

李家駒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體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師大學堂曾在外籍教師倡議下搞過第一屆運動會，但無論參加人數(shù)、觀眾人數(shù)還是影響力都乏善可陳。李家駒上任，擔任第二屆運動會的“會長”，親力親為，讓中國人擔任裁判，首次組織女生參加比賽，轟動一時，觀眾人數(shù)超過萬人。比賽的前兩天，李校長穿戴官袍，招待來賓。到了最后一天教職員工比賽，只見他急急忙忙來到操場，脫下袍褂，穿著短衣短褲，站到300碼起跑線上。發(fā)令槍響，李校長健步如飛，在全場一萬多人的助威聲中，第三個沖過終點。比賽結束，他得意地對旁邊的人說：“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吧！”李家駒這一“反傳統(tǒng)”的舉動，得到當時開明報章的大力揄揚，也帶動了中國學校體育運動的發(fā)展。李家駒自稱“老夫”，其實并不老，這一年只不過30多歲。

光緒三十三年（1907），李家駒出任清朝駐日公使，又一次來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憲政大臣，對日本各項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統(tǒng)元年提交了幾份重要報告，對清末立憲和官制、稅制、司法改革影響深遠。他專門編寫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員大力宣揚“司法獨立”理念，界定“司法權”與“司法行政權”兩者的內涵及區(qū)別；當年八月，李家駒“協(xié)理資政院事務”。所謂資政院，是正式國會成立前的過渡機構，部分代替國會職能，有點像英國的“上議院”。宣統(tǒng)三年，出任協(xié)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副總裁。7月初，李家駒和好友汪榮寶躲到道觀佛寺，最后又跑到泰山上面，關起門來擬訂憲法草案，被稱為“李汪憲草�！笨上�清朝很快倒臺，這份憲法草案終歸未能發(fā)揮作用。

李家駒根據(jù)長期考察的成果，編成《日本租稅制度考》10冊、《日本會計制度考》4冊進呈朝廷，提出整頓和改革財稅制度的思路，頗有見地。清廷到了末年，財政困難達到極點，除《辛丑條約》賠款造成的沉重負擔外，缺乏關稅自主、稅種不合理、稅基過窄、稅負不公也是財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再好的政策建議，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加以實施。征稅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牽涉到政權正當性、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問題，并非依靠個別強勢高官的壓力可以解決。表面上大一統(tǒng)的多民族國家，在執(zhí)行力遞減律、離心力遞增律面前，終難擺脫解體的命運；崇禎皇帝如此，攝政王載灃如此，蔣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脫這個“宿命”的，到目前為止只有“西方”國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領過的國家和地區(q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1911年10月30日，李家駒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駒以資政院總裁身份上奏，請旨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軍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張紹曾等聯(lián)名通電（“灤州十二條”）壓力，資政院緊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削弱君權、讓權于民，希圖以此逃過劫難。1912年1月26日，鑒于南北議和的局勢，君主立憲無望，李家駒辭去資政院總裁職務，由許鼎霖接任，資政院很快就無疾而終。

清末立憲如今是史學界、政治學界、法學界乃至“時評界”共同的熱門話題。從早年立憲派、革命黨和國民政府到當今官方著作，指責清廷“假立憲”的罵聲不絕于耳；近三十年我們又聽到清廷立憲富有誠意的聲浪。這對立的兩種觀點都免不了“主題先行”的弊端。清廷下決心立憲，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其出發(fā)點有二：一是“制度萬能論”，二是用立憲抵制革命，保住大清江山�！爸贫热f能論”由康梁發(fā)起其端，朝中趨新官員大張其軍，特別是在日俄戰(zhàn)爭之后，這批趨新人士用以說服清廷改革的邏輯簡單到了極點：日本立憲，所以戰(zhàn)勝；俄國專制，所以戰(zhàn)敗。清廷在鋪天蓋地的言論大潮之下，無法抵擋。預備立憲的出發(fā)點，乃是企圖用外來的制度來實現(xiàn)富國強兵，延續(xù)清朝統(tǒng)治壽命。趨新人士就這樣給了清廷一個虛幻的希望。

清廷掌權者本身還是相對務實的，知道一項事關重大的制度引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準備，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觀念的轉變也需假以時日，定的調子是“預備立憲”。不務實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輿論的趨新人士，其基本觀念就是：越快越好，再遲就要亡國了。一個朝代過了兩百多年，按中國歷史上的周期律，倒臺的幾率趨于無窮大；引進一項可能“水土不服”的外來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趨新人士這種“死馬當作活馬醫(yī)”的心態(tài)，說到底是不負責任。

今日我們獲得了“歷史的縱深”（黃仁宇常用語），回頭看看清末民初的“憲政”，無法否認：這是一項失敗的試驗。北洋時期有憲法、有議員議會、又有“責任內閣”的那一套暫時行不通，何時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數(shù)。文化和制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難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為基礎。不能揉合兩種傳統(tǒng)，對制度框架作適應性調整，沒有觀念、行為模式的轉變，盲目照搬，引進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號，如北洋時期那樣，成了各派勢力弄權謀私的工具。

革命黨人劉成禺為人滑稽詼諧，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寫成一闋《浣溪沙》嘲笑袁世凱的親信，有兩句是“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把李家駒與暗殺宋教仁的兇手洪述祖罵在一起，有些過當，但嘲笑李家駒的“閉門立憲”，到今天仍有意義。歐美系國家，其立憲成功各有其條件，日本當時的立憲不能算是成功，否則也不會出現(xiàn)軍國主義。李家駒只知道照抄日本現(xiàn)成的條文，不開眼看國內的現(xiàn)實，“閉門立憲”，出門撞板，也難辭其咎。

李家駒和袁世凱私交不錯，但袁氏當上大總統(tǒng)，李家駒即離開北京，并非趨炎附勢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勸說下，李氏擔任過短期的參政院參政，一旦識破袁世凱的真面目，也就辭職不干，悠游林下，終老青島。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國初年的廣州對前清遺老并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遺老集中在青島，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1933年，京師大學堂一南海籍學生，回憶當年李家駒當校長時一則趣事，令人絕倒。李氏生長在廣州，酷嗜粵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后勤部門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廚師換成廣東人；食堂飯菜，也“一律粵化”。一日，廚師精心炮制“咖喱雞”名菜，本以為能博得全校師生滿堂喝彩，誰知北方學生從未見過，由咖喱汁聯(lián)想到大糞的顏色，大倒胃口，聚眾大嘩，紛紛端著菜盆找雜務質問，說：我們這最高學府，怎么能供應此等菜式？雜務請示庶務提調（后勤處長）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繼而大笑，說：這是粵菜里面的名菜，從西洋仿制來的，諸君不要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雜志）

李家駒雖是旗人，但生于斯，長于斯，認廣州為故鄉(xiāng)。他在給很多書作序時，署名都寫上“廣州李家駒”。特別是1924年為廖鳳舒《新粵謳解心》寫序時，慨嘆“鄉(xiāng)音之感人”，回憶早年廣州繁華盛景，寫下一段真摯文字，思鄉(xiāng)之情，溢于言表：“當夫夕陽欲下，華燈始張；茉莉香溫，葡萄釀熟；珠娘妝竟，開玳瑁之筵；疍女船來，弄琵琶之奏。一聲乍起，四座無言�！�…抑或酒闌人靜，燭炧漏長，涼月墮于床前，曼聲發(fā)于水上；揚之則孤雁嘹空，抑之則潛魚出聽，輒喚奈何。此又一境也。蓋雖靜噪不同，固亦頑艷均感者焉。閱世百年，滄桑屢變，莫聞嗣響，曷盡物情？”翰林才情，游子心曲，滄桑之感，讀之酸鼻。在李家駒離世七十多年之后，我們對這個“失去故鄉(xiāng)的人”，似應高歌一曲：“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