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顧肇熙

　　性別：男

　　出生年月：1841年

　　國籍：中國

　　朝代：清朝

　　籍貫：江蘇吳縣

　　民族：漢族

　　身份：政治人物

　　顧肇熙（1841—1910），字皞民，號緝庭，江蘇吳縣（今蘇州）人。他是同治甲子科舉人，曾官任工部主事、惠陵工程監(jiān)修，后歷任吉林分巡道、陜西鳳邠鹽法道、按察使銜臺灣道、臺灣布政使等，為政不務虛名，主張廉靜，與民休息。晚居蘇州城南之木瀆鎮(zhèn)，捐巨資辦學，開風氣之先。詩宗北宋，書法蘇軾。他親筆所書日記有8種，其中《吉林日記》的顧氏松竹齋紅格稿紙抄本今存于上海圖書館。

　　顧肇熙為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科舉人，歷官工部主事、惠陵工程監(jiān)修，升吉林分巡道、陜西鳳邠鹽法道。光緒十八年（1892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光緒二十年（1894年）臺灣布政使唐景嵩任巡撫后，署布政使一職。次年，臺灣被清政府割讓予日本，顧肇熙一度被建議為割讓事宜之“全權大使”。但他以“受瘴抱��；乞準回籍就醫(yī)”為由推卸該任務，并棄位內渡。

　　晚年居住在蘇州城南木瀆鎮(zhèn)，捐資辦學。工詩文書法，詩宗北宋，書效蘇軾。有日記多種。

　　在吉林期間，曾任崇文書院山長。

　　顧肇熙是崇文書院歷史上最著名的山長（院長），也是吉林城歷史上最知名的大儒之一。吉林三杰中的成多祿、徐鼐霖都曾受業(yè)于顧肇熙門下。

　　據(jù)《永吉縣志》記載，崇文書院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地址在朝陽門（大東門）內學院衙門考棚之東隅，是吉林第一個招收包括漢人子弟的學校。該院最初是吉林紳士捐建，當時以經(jīng)史、詩文為授課內容，最盛時有學生數(shù)百人。

　　光緒六年（1880年），經(jīng)李鴻章保奏，“廉正精細、穩(wěn)練安詳”的顧肇熙跟隨吳大澂受清廷派遣，來吉林協(xié)同吉林將軍銘安辦理防務。光緒八年（1882 年），吉林分巡道設立，駐吉林城，經(jīng)吉林將軍銘安奏薦，顧肇熙任首任道員。這是吉林旗民分治的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說，分巡道的設立具備了一省行政事務管理的雛形，比1907年正式設行省早了25年。顧肇熙就是以道員的身份兼理崇文書院的。

　　顧肇熙注熱心教育事業(yè)，來吉后就請修學宮，捐建義學，籌款為書院膏獎，延聘經(jīng)師主持講席，也就是解決了辦學經(jīng)費和師資的問題。書院除官齋兩課外，也組織諸生學習經(jīng)古，用書籍勸勉生員。每年八月八日是吉林分巡道命題考試的時間。

　　顧肇熙對書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自己的俸銀拿出來，購置善本經(jīng)史，供給生員朗讀學習。同時還親臨書院指導，為學生授課，是一位懂教育、關愛學生的官員。到了自己的授課日，一定會親臨書院，口講指畫，諄諄教誨。在生員面前，他就像一位嚴師。顧肇熙說過：士之有經(jīng)史，猶農(nóng)之有耒耜，工之有器用，商之有貨賄也。如果學生不致力于學習經(jīng)史，還不比不上農(nóng)工商。并常以此言激勵學子。

　　光緒十年（1884年）二月，成多祿來到吉林城，住在崇文書院的景韓堂，學文，學詩，學字。在成多祿眼里，顧公（山長顧肇熙）“博極群書，長于經(jīng)世之學，為諸生教以讀經(jīng)、讀史之法以及百家之書，朝夕講解，娓娓不倦，余受益焉，遂為專課弟子�！�

　　顧肇熙是蘇州名舉人，任吉林分巡道后，“政跡燦然”。尤其在崇文書院的管理上，更是倍加重視和精心。吉林本是滿族“發(fā)祥與虞獵之地”，歷來以習武為重，禁止讀書考試。崇文書院的設立，破重武備而略文事之先例。顧肇熙的武城弦歌之化，至今猶存。他的后任豐紳泰（字和廷，滿洲鑲紅旗，歷任浙江杭嘉湖道、甘肅布政使等），仍然遵守顧肇熙的辦學宗旨和有關規(guī)定，也深受廣大學子的喜愛。崇文書院內曾立有兩座石碑，就是顧肇熙和豐紳泰的德政碑。

　　光緒十一年（1885年），顧肇熙從吉林分巡道職位上離任，后任陜西鳳邠鹽法道。光緒十七年（1891年），又是李鴻章奏保，從陜西鳳邠鹽法道卸任抵津一年的顧肇熙，因在賑局“辦事實心、條理精密”，“輕重緩急之間，均能酌核得宜，次第蕆事”，“明練樸誠，體用兼?zhèn)洹保�“嫻于吏治，所至均著政聲”，“歷練有年，通達事理”（均為李鴻章語），又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受臺灣巡撫與臺灣布政使制約的地方官員。光緒二十年（1894年），顧肇熙接任臺灣布政使。第二年，臺灣遭中國清朝割讓予日本，顧肇熙一度被建議為割讓事宜之“全權大使”。不過，他以“受瘴抱�。黄驕驶丶�就醫(yī)”為由推卸該任務，并棄位他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顧肇熙在李鴻章于1872年創(chuàng)辦的輪船招商局擔任會辦，后去官隱居于蘇州城南之木瀆鎮(zhèn)。1908年秋，成多祿曾往木瀆拜訪恩師，并有《泛舟木瀆訪顧緝廷師》詩：“好風吹夢過橫塘，席帽棕鞋趁野航。里巷共知陶靖節(jié)，衣冠猶見魯靈光。滄桑變后秋聲遠，樽酒談深夜色涼。說劍彈棋成底事，此身如坐景韓堂�！睍r隔20年，歷經(jīng)宦海沉浮之后，又見恩師，仿佛回到了在崇文書院就讀的時光。

　　《孽�；ā穬热莘备�，時間跨度大，如何從總體上把握它的本質特征？作者對其創(chuàng)作意圖的剖白，對我們頗有啟發(fā)�！缎薷暮笠�說的幾句話》曾云：“這書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30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xiàn)象，都在這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xiàn)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系的一些細節(jié)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現(xiàn)，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觀之，作者試圖在這部小說里容納30年歷史的本質內容，并表現(xiàn)出它的發(fā)展趨勢。質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寫成一部歷史小說。而所謂歷史小說，已經(jīng)不同于我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史演義小說”，歷史演義小說，即歷史的通俗化；而這里所說的歷史小說，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實”結合在一起，塑造“個人與社會歷史命運更緊密結合的人物”，表現(xiàn)歷史的本質和趨向，最終“把小說提高到歷史哲學的地位”（引號為盧卡契言論）。應該說，《孽�；ā芬呀�(jīng)達到了這樣一種境界，堪稱具有近代意義的歷史小說。這自然與作者對法國文學特別是對大仲馬、雨果的歷史小說具有頗為精到的研究不無關系。

　　《孽海花》所表現(xiàn)的30年歷史內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緒后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史。

　　就政治演變而言，小說以同治中后期為背景，或隱或現(xiàn)地表現(xiàn)了光緒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fā)展歷程：從中法戰(zhàn)爭到中俄領土爭端；從甲午海戰(zhàn)到臺灣軍民的反抗侵略；從洋務運動到維新派興起，以至資產(chǎn)階級革命領導的廣州起義的失敗。同時，作者更注重表現(xiàn)諸多政治事件的內在聯(lián)系及其發(fā)展趨勢。誠如作者自云：“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后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毙≌f中的光緒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挾制，即使冊立皇后，亦沒有絲毫的決定權。慈禧將自己的外甥女塞給光緒立為皇后，以為耳目，而光緒所寵愛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從此東、西宮爭寵的鬧劇愈演愈烈。東、西宮爭寵，實質是光緒與慈禧爭權的表現(xiàn)形式。后來，外間傳言，魚陽伯行賄皇妃，謀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機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為貴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直至清王朝覆亡，都與帝后失和相關聯(lián)。不過，戊戌政變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擬寫計劃之內，而并未付諸實施。

　　小說是如何表現(xiàn)30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聚園、含英社、讀瀛會、臥云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睆难啪蹐@的描寫中，可表現(xiàn)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時代風云的激蕩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fā)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yè)之外，亦注重經(jīng)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就在第2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后，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xiāng)、乘輪船途經(jīng)上海小住。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xiàn)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jù)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xiàn)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jīng)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fā)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隨后，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tǒng)的詞章考據(jù)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yōu)越性。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內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到18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xiàn)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從第2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xiāng)、途經(jīng)上海聆聽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18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jīng)上海參加“談瀛會”，其間經(jīng)歷了20余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20年前大有進步。“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蛞詾榱�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fā)展經(jīng)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毫無疑問，它屬于改良主義的新思潮。

　　小說寫到第29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19世紀末期甲午海戰(zhàn)之后的情狀。北洋水師乃洋務運動的產(chǎn)物，海上一場惡戰(zhàn)，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zhàn)之后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jīng)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占居絕對優(yōu)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那么，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第29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云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內容：“現(xiàn)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xiàn)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焙茱@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于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29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只身赴滬，試圖聯(lián)絡同志，發(fā)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墻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風行于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事情，然而，《孽�；ā凡⑽醇按吮愦颐κ請�。

　　總之，循著作者的筆觸，不難尋繹出30年間政治、文化的演變史，從而，使小說具有了“歷史哲學”的意味和境界。雖然，小說中不乏對清廷腐敗的揭露和譴責，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變遷史過程中的附帶而已。因此，《孽�；ā方K究是一部“歷史小說”。只有把握了它的這一本質特征，對這部小說的理解就會深入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