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義的影響下，童保喧勇敢挑起光復杭州的重任，擔任浙江臨時都督，兼為臨時總司令官。11月5日光復了杭州。時年童保喧三十歲，他滿懷豪情寫了《三十述懷》詩，“戰(zhàn)功羞與故人論”，表達了自己愛國愛民的情緒。童保喧在竭力反對袁世凱喪權辱國《二十一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家推薦他為浙江都督。此時，童保喧堅決退讓，才任浙江師長兼杭州警備司令官。1912年，孫中山杭州之行，對童保喧大為贊賞。1919年3月，童保喧任護國軍軍長，閩浙援粵軍副司令，南下光復福建時，操勞得病，同年5月20日病逝，年僅三十三歲。靈柩回籍，安葬在寧海水車村。段祺瑞題了墓碑。徐世昌大總統(tǒng)追贈童保喧為上將。章太炎寫了《童師長祠堂記》，稱贊他“少以干翮聞于軍中，初舉大義，君實為干魁，其后拒袁氏帝制，走其幸將，功亦第一”。

武昌起義爆發(fā)，湖南首先響應獨立，嗣后陜西、山西、江西、云南、貴州等紛紛獨立，浙江何去何從？上海方面于10月12日、20日、27日三次派人來聯(lián)絡發(fā)動，先后有陳其美、李燮和、姚勇忱、黃郛、蔣介石等人，在白云庵、吳山四景園、大獅巷童保喧憲兵隊等處和浙江方面商議浙江獨立大計。

一次在顧乃斌家中開緊急會議，褚輔成、顧乃斌、俞煒、童保喧、葛敬恩、徐士鑣、吳思豫、王桂林、韓紹荃、朱偉良、傅墨正等軍警界人士參加，并推葛敬恩起草，決定攻擊計劃。推舉由何人出任都督時，大家推三諉四，怕的是起義不成要人頭落地。首推顧乃斌，顧說：“有人要告我的密，我不管。”問代表朱瑞來的俞煒，“朱瑞怎么樣？”俞說：“朱近來身體不好，代了標統(tǒng)忙得轉不過來�！闭堮逸o成，褚說：“最好推一位有實力的人，或請湯墊老（湯壽潛）來做也好�！眳喂�望呢？在這個緊要關頭，把印信交給了童保喧管，自己去永康了。大家認為呂公望是負責聯(lián)系撫臺衙門的，忽然出走，不可思議。這樣一來，不免大家心里感到不踏實，會議冷場。眼看一場轟轟烈烈的起義，因無人領頭就要流產(chǎn)。這時童保喧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站出來慷慨陳詞，自告奮勇，愿當臨時都督，起義成功后，即讓出。顧乃斌說：“伯吹的話不錯，我們不妨就請伯吹臨時擔任都督如何？”其余人即順水推舟。最后議決：

（1）起義臨時司令官童保喧，參謀官葛敬恩，黃鳳之，徐聘耕，王萼4人。

（2）舉褚輔成負責建設機關部，光復后政府機構設置及人選等政治組織工作。

（3）改原八十一標為起義軍一標，朱瑞為司令官，陳國杰為副官，俞煒為參謀官。改原八十二標為二標，顧乃斌為司令官，傅孟、馮熾中為副官，吳恩豫為參謀官。

（4）約定起義日期為農(nóng)歷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間（即陽歷11月3日至7日之間）。

（5）褚輔成提議，擁湯壽潛為浙江都督以資號召，通過后由褚負責接洽（摘自胡國樞著《辛亥革命在浙江》）。

這樣童保喧成為臨時總司令官。會議又決定在城站設立臨時總司令部。起義各方分頭準備，上海方面亦答應派敢死隊相助，并幫助籌劃經(jīng)費、籌辦軍械，甚至連告示、印信、旗幟都一并籌辦，一切完備，交莊之盤、莊正瑛、趙平之、蔣著卿攜帶來杭。

自各參謀偵察省城地點及旗營軍裝局后，遂在童保喧家開會，議定破壞占據(jù)之地點及方法。13日夜，上海已光復，并已占據(jù)制造局，浙軍同志聞信之后，各志士遂決定于次夜兩點鐘光復杭城。

11月4日午夜，在童保喧的指揮下，周承菼率八十二標，在張伯岐、董夢姣、蔣介石、尹維峻敢死隊的配合下，火燒撫署，活捉增韞；朱瑞率八十一標在王金發(fā)敢死隊的配合下，占領軍械局；葛政恩、周亞衛(wèi)率陸軍小學學員占領城站，控制交通；炮兵占領城隍山，攻打旗營。

11月5日凌晨，杭城街頭，白旗飄揚，全城街頭巷尾遍貼浙江臨時都督童保喧的安民告示：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本都督頃起義師，共驅滿虜，原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起見，惟兵戎之事，勢難萬全，如有毀及民房，俱當派員調查，酌予賠償，以示體恤。查杭城內有積痞藉端搶米情事，以致擾亂治安，實屬目無法紀�，F(xiàn)在大局已定，本都督已傳諭各米商，即日平價出售，以救民生而維秩序。自示之后，如再有滋擾，定為執(zhí)法。且吾浙人民素明大義，如能互相勸誡，日進文明，尤本都督所厚望焉。為此出示曉諭，其各懔遵。特示。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九月十五日

光復杭州時浙江臨時都督為童保喧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事后異議頗多。

光復杭州時擔任攻占撫署的二標先鋒隊官傅墨正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復的回憶》中說：“都督人選，因時間匆促，前未決定，不料童保喧以個人名義，私刻印信，自任都督，遍貼安民布告，同志們見了他的布告，非常不滿……”

呂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中也說：“公望出差期間，童保喧以光復會木戳在手，發(fā)號施令，不假他人，兼又聽了王桂林敘述各方聯(lián)絡經(jīng)過情形，知人人情切向義，以為用不了多大力氣，當可唾手而得省垣，于是心熏利祿，要趁公望未回杭前快著先鞭，預為奪功地步。乃不顧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之勸阻，急于九月十三日夜先行發(fā)動了”，又說童保喧當臨時都督“輿情都指他沐猴而冠，太不識相”。

這些非議，是不堪一駁的。事實是以童保喧為臨時都督，起義時間定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間都是會議上作了決定的。因上海先行發(fā)動并已光復，才改定為11月4日夜杭州起義，絕不是童保喧“自認都督”、自作主張、“預為奪功”。

這些非議是傅、呂等不明事實真相還是另有其他原因不好猜測。更何況起義之前不可能沒有推定都督或臨時都督，因為任何行動都必須有個發(fā)號施令者，特別是起義這樣的大事。實際上起義時擔任都督是冒殺頭的風險，因為成功與否很難料定，一旦失敗，槍打出頭鳥，這個“都督”是首先要人頭落地的，因此在會上老奸巨猾者推三諉四，事后卻攻擊童保喧“私刻印信，自任都督”。再說童保喧這時還只是個25歲的青年，資歷甚淺，如果自封都督，他們能聽他的指揮而取得起義的勝利嗎？

是非自有公論，事實上這段公案在葛敬恩、范毓靈、張載陽、王桂林、夏超、屈映光等十八人所撰的《閩浙軍援粵副司令浙軍第一師師長童公行略》中已很清楚地說明了：“辛亥而武昌之義軍起，是時長江下游望風景附所在謀響應，浙中志士亦群聚密議，故有所舉動，特以四周皆為清守躊躇審慎或懼先發(fā)為戎首，公獨挺膺犯難，愿為之率密部勒同志克期舉事，一呼而集。于是全浙軍警各界威服公毅力，公推為浙江臨時都督，公發(fā)奮受任，一無諉首。約束軍伍馳檄遠近，不崇朝而秩序已復，廛市安然若無所事事。公見大勢已定，即奉身告退，眾挽留之，堅不可曰：吾年少望輕，向特慮成敗不測，矢 愿以區(qū)區(qū)一身為國犧牲。今幸而告成，宜當推戴賢達，用招附全境，革新締造，豈宜以后進而冒據(jù)高位�！�

不管怎么說，在浙江獨立的起義中，童保喧為革命勇往直前，全不顧個人安危，更不是什么利祿熏心，成功之后，主動讓賢，更顯得他光明磊落，胸懷寬廣。項雄霄在《辛亥革命在浙江》一文中指出：“童保喧在起義時的緊急情況下，見義勇為，不容退讓，故即負責起指揮的重任。幸兩日任務勝利完成了。迨各界人士集議推湯壽潛為都督時，童即讓位于湯，其革命品德足可稱道�！闭绿�炎亦稱贊他“少以干翮聞于軍中，初舉大義，君實為干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