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玻爾，全名為阿格·尼爾斯·玻爾（Aage Niels Bohr），于1922年6月19日出生在丹麥哥本哈根，他是20世紀世界物理學泰斗、量子物理學先驅(qū)尼爾斯·H·D·玻爾（Niels H· D· Bohr，1850-1962）的第四個兒子。幾個月后,他父親因?qū)υ�子結(jié)構(gòu)理論的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追隨父親的足跡，阿格在原子核物理學領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并于1975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

阿格從小就在一群卓越科學家——“克萊默斯叔叔（Kramers）”、“克萊茵叔叔（Klein）”、“仁科叔叔（Nishina）”、“海森伯叔叔（Heisenberg）”和“泡利叔叔（Pauli）”等——的身邊長大（他們都與阿格的父親共事過），在嘉士伯榮譽公寓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從1932年起，阿格的父母經(jīng)常在那兒接待學者、藝術家和公眾人物。就在納粹德國占領丹麥后不久的1940年，他開始在哥本哈根大學攻讀物理學學位。

1943年10月，N·玻爾和他全家為了逃避納粹的逮捕，從丹麥逃到瑞典。此后兩年間，A.玻爾協(xié)助父親在倫敦、華盛頓和洛斯阿拉莫為原子能計劃工作�；氐降�麥后，A·玻爾在1946年完成了他的碩士學位工作。1948年，他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成員。通過與哥倫比亞的拉比的討論，A·玻爾對原子光譜的超精細結(jié)構(gòu)所提供的關于核的對稱性的跡象產(chǎn)生了興趣。

在重元素中，原子核中的電荷分布比G·梅耶和詹森提出的殼層模型所預言的要不對稱得多。A·玻爾回到哥本哈根同莫特爾遜開始研究一種核模型，在這種模型中，原子核中有單個核子的運動，而同時，原子核作為一個整體可以改變形狀，轉(zhuǎn)動它的取向。這類似于一個蜂群，其中每一個蜂都在快速飛動，但是整個蜂群作為一個整體在慢慢地移動。

原子核的集體運動受到單個核子運動的強烈影響。反過來，前者也影響后者。1951年，A·玻爾發(fā)表了他對原子核中這兩種基本運動方式相互影響的研究成果。其后幾年中，他又和莫特爾遜系統(tǒng)地分析了上述運動對核性質(zhì)所產(chǎn)生的后果。后來找到了一個引人注意的證據(jù)，這就是，確有一些核，其能級可以通過假定它們形成一個轉(zhuǎn)動譜來解釋。

自從大學學習結(jié)束后，A·玻爾就與N·玻爾研究所保持聯(lián)系。1956年，阿格回到哥本哈根大學，1963年接替父親成為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1970年之后，他減輕了自己的行政事務職責，專心于研究工作，但他仍擔任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長。

阿格和莫特爾森在《原子核結(jié)構(gòu)》、《單粒子運動》（1969）和《核變形》（1975）等專著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們對原子核的理解。1975年，阿格、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NORDITA）的本·R·莫特爾森（Ben Roy Mottelson）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利奧·J·雷恩沃特（Leo J.Rainwater）三人因發(fā)現(xiàn)原子核內(nèi)集體運動和粒子運動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基于這一聯(lián)系而發(fā)展的原子核結(jié)構(gòu)理論而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

獲獎之后，阿格成為了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所長，任期至1981年；1982年，他開始與歐雷·烏爾夫貝克（Ole Ulfbeck）合作開設一門新的研究生課程“量子和物質(zhì)的組成”；在1986～2009年間出版的五部著作對量子不確定性的起因和內(nèi)容作了重新評價。

在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宴會上，A.玻爾把答詞致給“親愛的學生們”，并以下面這段話作為結(jié)束語：“向到此地來的具有清新頭腦和具有與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青年相處經(jīng)驗的人們，解釋我們的認識，這本身就是一種鼓舞人心的豐富源泉。經(jīng)常不斷地詢問我們的價值和成就是一種挑戰(zhàn)，沒有這種挑戰(zhàn)，科學和社會就不能保持健全的發(fā)展。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革命變革的時代，舊的框框不能滿足我們的思想需要，這就導致了對權威和傳統(tǒng)的高度不尊重，這種情況已發(fā)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對這種不尊重的傳統(tǒng)也可以加以不尊重地看待。”

阿格酷愛古典音樂，對鋼琴演奏頗有熱情。他于1950年與瑪麗埃塔·索菲（Marietta Soffer）在紐約結(jié)婚，生有兩男一女。索菲于1978年去世。1981年,本特·M·夏夫（Bente M.Scharff）成為阿格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的去世對阿格打擊很大，在這個十字路口上，他慎重地調(diào)整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卸去了在尼爾斯·玻爾研究所和北歐理論原子物理研究所擔任的領導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