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偉思（1909-1999）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1905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chuàng)辦基督教青年會。謝偉思是家中長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11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于那里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后，謝偉思在國內(nèi)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yè)于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青年謝偉思立志從事外交，1933年通過美國國務院的資格考試，1936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成為活躍在外交舞臺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國外交界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1938年，謝偉思被調(diào)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任副領事。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謝偉思又被調(diào)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晚年在與有關研究人員的通信中，謝偉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經(jīng)逐漸意識到，大多數(shù)美國人通過官方渠道得到的對中國的看法，過多地集中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國民黨封鎖隔離的抗日根據(jù)地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卻可能在將來的中國發(fā)揮重要的作用。

美國援華抗戰(zhàn)期間，解放區(qū)軍民積極救助美軍飛行員。為了將來更大規(guī)模對日作戰(zhàn)的需要，謝偉思等人提議與控制著廣大敵后地區(qū)的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一條聯(lián)系渠道，以保證被救助的美軍飛行員能夠迅速回到后方。與此同時，中國共產(chǎn)黨人也認識到美國在戰(zhàn)后太平洋地區(qū)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以便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與美國方面進行合作。但是，由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阻撓，這一計劃遲遲得不到實現(xiàn)。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介石對抗戰(zhàn)再次轉向消極。約瑟夫·史迪威出于盡早擊敗日本、結束戰(zhàn)爭、減少美軍傷亡的目的，對蔣的表現(xiàn)甚為不滿。中共武裝對日軍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實地考察，但卻遭到蔣介石的反對。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tǒng)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訪華，在為華萊士訪華準備的備忘錄中，謝偉思提出，美國應給予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隊以援助與合作，同時改革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建議美國政府實行一項把有條件的支持和政治壓力結合起來的政策，以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在華萊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1944年7月，美軍派遣以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新、三等秘書謝偉思等組成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進駐延安。謝偉思被委任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發(fā)自重慶的電報。電報說：“美觀察組頭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飛延。成員包括包瑞德武官、醫(yī)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隊的多倫、美軍司令部的謝偉思、十四航空隊的斯特爾，及四名軍事人員。任務是與中國新力量合作。他們主要商量在邊區(qū)及敵后根據(jù)地建設機場問題，了解我實際情況，觀察我與蘇聯(lián)的真實關系。人員包括有陸軍、航空、電訊、醫(yī)藥等方面的人�！� 22日，觀察組的專機飛抵延安。中國共產(chǎn)黨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共中央在《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邊區(qū)及敵后根據(jù)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初步認識后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焙髞�，包瑞德在寫給上司的報告中說：“八路軍給予美國陸軍的衷心合作和實際協(xié)助幾乎是盡善盡美的。”

謝偉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余次。毛澤東多次對別人講，謝偉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還見到了從各抗日根據(jù)地去延安開會和匯報工作的中共將領，如陳毅、林彪、聶榮臻等。毛澤東在和他的多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共對美國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國作出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談話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報告給美國政府，然而卻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被束之高閣，塵封了24年。

謝偉思根據(jù)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在報告中這樣寫道：“美軍觀察組人員及迫降的美空軍人員幾乎訪問了華北和華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區(qū)。他們的所見所聞證實了中共所聲稱的對敵占區(qū)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的有效控制�！薄捌�今，對我們證實這點幫助最大的是從這些地區(qū)被護送到安全地帶的大批美國空軍人員(現(xiàn)有70名)。”“從他們的獲救處到達終點，有些飛行員在中共控制區(qū)內(nèi)行進約1000英里（約1600多公里）。他們在抗日軍民護送下從山海關附近毗鄰滿洲的海灘途經(jīng)北平抵達延安。在蘇北著陸的另一些人穿越蘇皖兩省到達安全地帶。還有一批人從與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漢口、廣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為日軍占領的要地）解救了美國飛行員。他們在離日軍機場和碉堡咫尺之遙處安全著陸后，穿越日軍控制的鐵路線多達百次。不言而喻，要將盎格魯—薩克遜人在中國偷偷轉移是很難的，除非要穿越鐵路和離日軍近處。然而，事實上，所有的遣送行動都在光天化日下進行且無需遮掩。一路上，慶祝會、歡迎會和演講會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根據(jù)地的報紙不斷提到這些過路客人，有的飛行員連美國軍裝都懶得更換。以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1.我們必須承認中共關于他們控制了華北和華中地區(qū)廣大農(nóng)村的說法總體上是對的。2.我們過去一向將這些地區(qū)統(tǒng)稱為u2018日占區(qū)u2019的提法要修正。日軍只控制了點和線，其余廣大地區(qū)實為我方勢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使謝偉思相信：“中共早晚會成為執(zhí)政黨�！痹谂c周恩來、劉少奇等人多次交談后，謝偉思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共產(chǎn)黨很想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得到美國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戰(zhàn)爭結束后，在經(jīng)濟方面與美國人合作。 同時，延安與重慶的強烈的反差也使他更為厭惡國民黨政權。謝偉思的觀點在當時在華的美國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費正清后來也回憶說：“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臺，中國人還好過些。”

針對蔣介石和美國國內(nèi)有些人宣揚中共是蘇聯(lián)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誣蔑，謝偉思以其敏銳的觀察和精辟的分析給予了有力駁斥。他在報告中說：“目前在延安僅有三名俄國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奧洛夫的外科醫(yī)生。他自己說他不是職業(yè)軍人，只不過是在1938年應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獲準離職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國飛機抵達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外科醫(yī)生。他帶來了一些新的醫(yī)療技術，終日在延安中央醫(yī)院忙于做手術。另兩名俄國人是u2018塔斯社u2019代表，于1942年來接替他們的前任。在延安，沒有任何人把他們當成重要人物。他們來時不會講中國話，現(xiàn)在也說不好。他們身上毫無u2018中國通u2019的特征。他們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領導人并不熟悉……事實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場合，他們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動，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區(qū)內(nèi)，除了從像天津那樣的城市來的白俄難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國人，而這些白俄總是被當作潛在的日本間諜受到特別的懷疑和監(jiān)視�！�

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達官貴人醉生夢死、夜夜笙歌，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的重慶來到延安，謝偉思不禁覺得耳目一新。我們還是引述一下他在報告中對抗日根據(jù)地描述的片斷：“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氣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長在中國的軍官說：u2018我覺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國氣息。u2019許多方面都顯示出了另一種氣氛。在他們的談話和行動中看不到裝腔作勢和繁文縟節(jié)。無論官員和平民在對待我們抑或中國人自己彼此相待時均開誠布公、直截了當和友善。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受到廣泛的尊敬。他們平易近人，沒有人在他們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經(jīng)常和大眾打成一片。在重慶經(jīng)�？匆姷膭虞m崗哨林立、如臨大敵的緊張局面在此一概不見。一眼望去，延安沒有警察，也很少看見士兵。沒有乞丐，沒有極端貧困的跡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非常簡樸。除農(nóng)民外，幾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種土布縫制的中山裝式的制服。在穿著、生活和娛樂方面看不到奢華和鋪張�！标P于延安的抗戰(zhàn)氣氛，謝偉思寫道：“這里充滿信心。戰(zhàn)爭是近旁和切實的存在。沒有失敗主義，而只有信心。沒有對戰(zhàn)爭的厭倦情緒。”

謝偉思不是共產(chǎn)黨人，甚至不是共產(chǎn)黨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國職業(yè)外交官。但他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真摯的同情。他心中充滿美國人民所具有的傳統(tǒng)良知。1944年，赫爾利接替高思任美駐華大使時，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政策已從“援蔣但不反共”轉向表面“中立”，實際上單方面支持蔣介石。謝在此后的報告中向美國政府提出以下建議：

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zhàn)的同時，也給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于盡快打敗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系。鑒于蔣介石在戰(zhàn)后必然會發(fā)動內(nèi)戰(zhàn)，而內(nèi)戰(zhàn)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這樣做更有其必要性，這叫做“未雨綢繆”。中共并非蘇聯(lián)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國現(xiàn)實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如美國處置不當，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蘇聯(lián)。謝在1945年2月28日為大使館起草的有關中國局勢給國內(nèi)的一份電報（當時，赫爾利回國述職。使館幾乎全體外交官在臨時代辦小艾奇遜的主持下，聯(lián)名向國務院發(fā)回了這份被赫爾利稱為“反叛”行為的著名電報）中是如此闡述這樣做將會起到的作用：“毫無疑問，這樣的政策將會受到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歡迎（當然，國民黨統(tǒng)治階層除外），并提高美國的威望。孫科本人就曾對一位負責的美國人說：u2018如果美國徑直通知蔣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見，說美國決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擊力量，則將會迫使蔣和中共達成妥協(xié)。u2019大多數(shù)中國人認為，要解決中國內(nèi)部問題，主要在于國民黨自身進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讓步。他們還不無道理地宣稱：美國的u2018不干涉u2019根本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在支持中國當前保守的領導人。如果我們采取這種基于接受中國現(xiàn)實的政策，則我們可以指望得到中國各派力量在對日作戰(zhàn)中的合作、使中共傾向我們而不至于投向俄國人的懷抱。這樣做還能夠使國民黨明白，他們當前明顯在制定的內(nèi)戰(zhàn)計劃是不可取的，從而導致產(chǎn)生有利于統(tǒng)一的某種和平局面。也許這種統(tǒng)一眼下不會完整，但卻會給未來實現(xiàn)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氣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謝偉思為即將回國的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他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chǎn)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爾一樣，根據(jù)一切黨派在和德國人作戰(zhàn)中的努力的情況，而不是以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來判斷是否提供援助。

后來，人們在評價謝偉思的這些報告時稱贊道：“這些報告和建議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亞洲不一定直接導致中美之間的一場冷戰(zhàn)。的確，存在另外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可能避免后來發(fā)生的打亂了美國同亞洲關系的許多災難。就算華盛頓的決策者僅僅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chǎn)黨是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zhàn)后避免同美國發(fā)生沖突，那么，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然而，謝偉思對美國的忠誠卻給自身帶來了料想不到的災禍。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開在即。謝偉思再度“請纓”赴延安就地觀察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數(shù)度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愿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謝將這些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告重慶和華盛頓。3月30日，謝接到要其立即返回華盛頓報到的命令。中共領導人還以為美國政府在收到他的報告和使館電報后要進一步聽取他的意見。4月1日下午4時，謝應邀前往毛澤東的住所。周恩來和朱德已先行到場。談話徹夜進行。董必武在談話即將結束時也來了。這是謝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最后一次談話，涉及國共、中美、中蘇關系等許多重要問題，其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以往的歷次談話。

謝偉思于1945年4月4日離開延安。他事后回憶說：“給我的命令很不明確。只說要我立即返回華盛頓。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中共領導人希望，召我回國是要向我咨詢重要問題或要我參加討論有關對華政策的重要會議。我也這樣想�！比欢�，這只是一廂情愿。由于當時美國政府和蘇聯(lián)已就蘇聯(lián)出兵東北，以及戰(zhàn)后分享在華利益以保證蘇方和蔣介石合作達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已不認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對華政策的辯論中傾向了主張支持蔣的帕特里克·杰伊·赫爾利。此外，親蔣的“院外援華集團”和極端反蘇、反共的共和黨右翼開始聯(lián)手向民主黨政府發(fā)難。1945年4月12日，謝抵達華盛頓。這一天恰逢羅斯福逝世。氣氛急轉直下，對謝的歸來無人問津。

此時，他偶爾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賈飛的報人。賈飛是《美亞》雜志主編。謝將自己撰寫的有關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賈飛閱讀。誰知，這導致了一場飛來橫禍�！奥�(lián)邦調(diào)查局”一直懷疑賈飛為蘇聯(lián)間諜，將其置于長期監(jiān)控之下。6月6日，謝受此案牽連與包括賈飛在內(nèi)的另外5人同時被捕。謝在此案中是完全無辜的，因為外交官和報人之間的這種交往和交換信息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卻成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6月7日，《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大標題是《共產(chǎn)黨獲得了美國機密》。第二天，報紙進一步點名集中攻擊謝偉思。頭條大標題竟說：《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分裂》。謝偉思一下子變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蔣矛盾的“罪魁禍首”。

逮捕行動看上去像是“反間諜”，而實際上帶有強烈的政治含義。賈飛等雖被指控為蘇聯(lián)間諜，但此事對蘇聯(lián)所造成的震撼還遠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邊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報》發(fā)表了一篇據(jù)說為毛澤東親自執(zhí)筆撰寫的社論，認為這次逮捕“標志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隨著謝的被捕和受審，美國的對華政策日復一日地將自己和蔣介石集團緊緊捆綁在一起而再也無法回頭。謝雖被判無罪，但在結論中留了條“尾巴”，說他“不夠檢點和謹慎”，無非是說逮捕他不無道理。謝在獄中挨過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審。

賈夫案結束后，謝偉思先是被派往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手下工作，后來又被派往新西蘭。但國會右翼勢力一直對他對亞洲問題的態(tài)度耿耿于懷，根據(jù)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提供的“材料”，國務院又對他進行了4次調(diào)查，但一直沒有查出任何不當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政府急需尋找“丟失了中國”的替罪羔羊，國務院里的“中國通”們結束外交生涯的時機也就來了。謝偉思被從新西蘭調(diào)回，國務院內(nèi)部對他爭議很大，參議院的右翼分子強烈反對對他委以重任，對謝偉思的任命先后變動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沒機會派上用場。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館任參贊的路上，剛剛到達日本橫濱，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的命令。約瑟夫·麥卡錫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們召回了謝偉思。我終于抓到他了�！�

根據(jù)“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要求，謝偉思不得不接受“忠誠安全委員會”的裁決。在那種黑云壓城的氣氛下，幾乎沒有誰敢為他的清白作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說了一句公道話，失去了訪問日本的機會。1950年10月19日，“忠誠安全委員會”做出了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的裁決，國務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謝偉思赴任達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國。但到了1951年秋，謝偉思又被召到了“忠誠審查委員會”，“美亞事件”亦舊事重提，審查結果終于推翻了原先的判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馬上決定：開除謝偉思。富有傳奇色彩的優(yōu)秀外交官，就這樣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謝偉思遷居紐約，靠著40歲后學到的手藝，得以養(yǎng)家糊口。

他們在紐約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間，他一刻也沒有放棄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謝偉思訴杜勒斯（國務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棄權外都裁定謝偉思勝訴。裁定書說，原國務卿艾奇遜作出的有關開除謝偉思的決定有悖于國務院自身的規(guī)定，從而無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國務院恢復謝偉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遠非坦途。他開始在國務院打雜，后被派往德國波恩，又受到國防部的異議，最后被派到英國利物浦當總領事。眼看政府對他的中國經(jīng)驗毫無興趣，而且升遷無望，他三年任滿后決定提前退休，舉家遷往加州伯克利。年過50的謝偉思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了碩士學位后，又攻讀博士學位（他沒有完成博士學位）。有一次，他參加在密執(zhí)安大學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學術會議時見到一位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在攻讀學位時閱讀過對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說：“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談談，我的名字叫謝偉思�！薄拔也唤�大吃一驚”，這位年輕教授事后說，“因為在干我們這一行人的心目中，謝偉思是一位u2018圣人u2019。而他卻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即使在退休之后，謝偉思仍然關心著中美友好事業(yè)。他曾擔任美中人民友好協(xié)會舊金山分會名譽會長，積極參加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活動。謝偉思自1945年離開中國之后，直到1971年秋，才在闊別中國將近30年后重新踏上中國這塊被他視為第二故鄉(xiāng)的土地。之后，他重訪中國4次。他1971年來訪時，正值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前夕。由于謝偉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過的特殊角色，他的這次訪問受到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切會見了謝偉思夫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許多國際和雙邊問題。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在謝偉思訪華前后兩次單獨約見，了解他對中美關系發(fā)展的看法以及訪華的感受。謝偉思夫婦在這次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走訪了中國沿海和內(nèi)陸的許多城市，參觀了工廠、農(nóng)村、學校等。作為一個對舊中國有所了解的美國人，謝偉思對新中國建立后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產(chǎn)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訪華回國之后，謝偉思著文、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情況，支持尼克松訪華和實現(xiàn)中美關系正�；�。1974年9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批評美國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報的誠意，敦促政府將美駐北京聯(lián)絡處和駐臺北“大使館”顛倒過來。1975年謝偉思再次訪華3個月，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貒�之后，他積極呼吁美國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國內(nèi)政，要改善中美關系。尤其在臺灣問題上，他指出美國政府應該面對現(xiàn)實，放棄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報》中承擔的諾言，從臺灣完全撤軍并與中國正式建交。1975年他在美中友協(xié)年會上發(fā)表講話說，“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和平和人類的利益，讓我們向前進，實現(xiàn)與中國關系正�；��！�

1999年2月3日，90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

謝偉思著有《亞美論集：中美關系史上若干問題》等，其戰(zhàn)時電訊文稿被人整理成《在中國失去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

謝偉思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他的一生有三十幾年都跟中國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從西南重地成都到北京，從陪都重慶到烽火抗日的延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他對四川更是感情深厚，常稱自己為“四川老鄉(xiāng)”。

謝偉思的父親是美國傳教士，1905年帶著妻子來到中國成都創(chuàng)辦基督教青年會。1909年夏天，謝偉思出生在成都�；�督教青年會是一個教學的地方，陳毅在這里讀過書，和謝偉思見過，謝偉思的父親是老師。陳毅當時是個很激憤的青年，謝偉思說，他常常是兩杯老白干下肚，就會猛烈抨擊國民黨，也很反對外國人，有時直指美國。

謝偉思的母親是個有文化的家庭主婦，經(jīng)常給他灌輸文化知識，在少年教育中，他多半都是接受的家庭教育。在那些日子里，成都街頭總能見到一個瘦長、大眼睛的外國男孩。謝偉思天真活潑，他經(jīng)常一個人走街串巷，陜西街、杜甫草堂、老皇城等等，無不留下他的足跡。他走進店鋪東看西看，在地攤前也是一站好久，畢竟沒見到過自己的家鄉(xiāng)，這里的一切對他來說都充滿了新鮮和好奇，而對父母不斷給他描述的加利福尼亞家鄉(xiāng)，對他來說還只能是一種陌生的憧憬。

在這個異域之地，謝偉思很快就融入了周圍的生活，他和成都的小伙伴一起嬉戲玩耍，捉迷藏。夏天就邀幾個朋友到城邊的水田溝邊去，撩起褲腳捉泥鰍，弄得一身的泥，其樂融融，而人們對這個外國男孩也是見怪不驚。謝偉思經(jīng)常跑到少城公園去看保路運動紀念碑，深思良久。那時他剛出生，還不懂，但他的父親卻親眼目睹了那場風潮，常常講給他聽，謝偉思年少的心里就覺得這事了不起。

在成都，謝偉思愛去的地方還有華西壩，特別是那座從綠樹翠竹間露出半截灰白顏色的古鐘樓，更是讓他流連忘返，記憶頗深。1921年，12歲的謝偉思隨父親舉家回到美國。1971年，已經(jīng)花甲之年的謝偉思來成都，一提起華西壩的古鐘樓就不免心情激動，觸景生情，夢回到少年時代，回到了中國小伙伴身邊。

謝偉思一看見四川人就會十分熱情地說：“我們是老鄉(xiāng)！”

謝偉思能說一口流利的四川話，擺起龍門陣來更是一板一眼，什么“啥子，咋個”等等，乍一從高鼻子藍眼睛的他嘴里說出來，多少也讓人好奇。抗戰(zhàn)時期，四川人出糧是全國的三分之一，出兵是全國的三分之一，此所謂無川不成軍。馮玉祥在對謝偉思談到國民政府的腐敗時就舉了個例子，兩千新兵從四川押往湖南，逃跑五百死五百，得病五百，最后只剩下五百。川人到處擴散，自然把川話也帶到了全國各地，成為當時的一大口語。特別是抗戰(zhàn)勝利后，川話流行一時，就連一些著名藝人也會不時操一句“格老子”。

謝偉思思維敏捷，他是最先提出向中共控制區(qū)派遣美國觀察員的，根據(jù)他的建議，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組長是包瑞德，謝偉思是重要成員。他一身筆挺的軍便裝，說話幽默風趣，不分男女老少，見誰都打招呼。

在延安時，謝偉思經(jīng)常到棗園去見毛澤東，一次是同賀龍一起去，后來都是他單獨坐吉普車去。謝偉思問開車的年輕人是哪兒人，開車的說是四川人，謝偉思很高興地說：“我也是四川人咧！”開車的很不相信，這個外國人是四川人？說他吹吧？謝偉思向開車的解釋，自己生在四川，在四川讀書，不信去問問他們陳毅將軍就清楚得很。開車的還在想，謝偉思這是想跟自己套親近。

車到棗園大門口，都是先由哨兵通報，在得到毛澤東親自點頭后才允許進。后來，毛澤東對這個外國的四川人大開綠燈，拍著肩膀對他說：“你想幾時來就幾時來！”

謝偉思在延安結識了很多四川老鄉(xiāng)，他與朱德、陳毅、聶榮臻等聚在一起時，就用四川話擺起龍門陣，成都的街景，成都的小吃，夫妻肺片、賴湯圓等等，都讓他懷念不已。因為陳毅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里讀過書，一見了面，就會幽默地對人說，他是我老師的兒子！謝偉思也欣然接受。一次，陳毅興沖沖來到謝偉思的住處，拉著他就往外走，謝偉思問：“陳老總，啥子事？”陳毅告訴他，幾個四川老鄉(xiāng)合個影，謝偉思真的被當成了四川老鄉(xiāng)，心情自然激動。

那次合影就有朱德、吳玉章、聶榮臻和楊尚昆等人。后來周恩來也請謝偉思合影，有毛澤東、朱德等人。

1938年，謝偉思被派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在總領事高斯手下任副領事。高斯是資深外交家，他說，謝偉思是整個美國政府里研究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權威，這在當時無人能比，這也得益于他生于斯長于斯的生活。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謝偉思被調(diào)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不久升為二等。在如火如荼的山城里，他結識了趙韞如。

趙韞如是江蘇常州人，戲劇表演藝術家，曾出演多部劇目，1940年到重慶，很快成為劇壇上的一顆明珠。謝偉思和趙韞如的相識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謝偉思有自己的車，很少趕公共汽車，那次他少有的坐上公共汽車，兩個人就這樣相遇了。

趙韞如在《夢飛江南》一書中對他們之間的感情作了細致的描述，她說：“我和謝偉思第一次見面，是在公共汽車上。那天，我乘車去一個法國老先生那里，教他學中文。車上人不多，我—個人坐在那里，看報紙。忽然有人讀出了報上一篇文章的標題：《鐵石心腸》。我一回頭，是個外國人�！�

趙韞如沒有想到，一個外國人會把中文說得那么好，但她只是略為驚訝而已。而謝偉思第一次看到趙韞如就有了好感，在后來的日子里，他也不開車，就在公共汽車站等，在車上等。趙韞如開始并不認可這個外國人，謝偉思問她叫什么名字，趙韞如說，我又不認識你。謝偉思就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兩人才開始交往起來。

謝偉思第一次去看趙韞如的戲是在重慶的銀社劇場，上演陽翰笙的《兩面人》，兩個人一起在劇場門外吃了醪糟湯圓，彼此都把自己的情況交流給了對方，也讓趙韞如覺得，他并不是個游手好閑的壞人。不久，趙韞如應邀到各地去巡回演出，謝偉思問清了每站的演出時間，趙韞如每走一個地點，謝偉思就每天寫封信去問候祝賀。但當時條件差，交通不方便，往往是信到的時候，人已經(jīng)到另一個地方去了。謝偉思的信也跟在身后追，從江津到樂山，再到瀘州……在川內(nèi)繞了一大圈，最后在內(nèi)江集中，趙韞如也收到了一大摞信。

謝偉思對趙韞如很真誠，他說：“你是我愛的人，希望你能分享我的生活�！�

后來，謝偉思去了延安，1945年奉召回美國，一下飛機就被戴上了手銬。趙韞如不明究竟，一氣之下，打掉了肚里的孩子。

1949年，謝偉思在美國的家中終于又見到了趙韞如，趙韞如這才知道，謝偉思對她的感情還是那樣真誠，提到被打掉的孩子，兩人相視而泣。這一次見面匆匆別去，直到1978年，兩人又才在北京重逢……

謝偉思可說是深受東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國，不忘在中國、在成都生活的日子，那些日子給了他美好的回憶，取之不盡。

從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的十年時間里，謝偉思先后5次來中國，其中就有4次回到成都，而尤其對詩人杜甫崇拜有加。他如是說：“只有草堂對我最有吸引力，因為那里曾經(jīng)生活著一個偉大的人民詩人！”

受母親的啟蒙教育，謝偉思很小就對中國古代文化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知道中國唐代有個偉大詩人杜甫，而成都的草堂就是詩人的住所。謝偉思對杜甫的名句“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更是愛不釋手，他不停地讀，不停地背，又用英語對照著大聲朗誦，對詩里所描繪的美麗景色心馳神往。

少年時代，謝偉思的家離西門上的杜甫草堂遠，他就一路問，一路穿街過巷，街邊賣擔擔面的，擺攤的，都熱情地給這個洋少年指著路。謝偉思走了半天時間，終于找到了草堂，繞草堂一周，站在空地上向西望去，真的看到了遠處的雪山。他甚至在想，詩人寫那詩的時候，是怎樣的景象呢？

1978年，謝偉思再次回到成都，驅車前往杜甫草堂。他不需要人引導，輕車熟路，精神抖擻地走在前面，一路風趣幽默，英語普通話四川話，交替著從他嘴里說出來，親切而自然，引起陣陣笑聲。有人問他，離開成都那么久了，成都話還說得那么好？謝偉思無不自豪地說：“是啊，因為這里就是我的故鄉(xiāng)，我在夢中都喊著她的名字，怎么能忘呢？”

的確如此，謝偉思早把自己當成了成都人，他經(jīng)常對人說：“我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在美國我說是舊金山人，在中國我就說是成都人�！逼淝闈鉂�，永世不忘。

1999年，《參考消息》上登載了美聯(lián)社加利福尼亞奧克蘭2月4日電訊：曾在麥卡錫時代被清洗出美國務院，后來又被恢復名譽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亞州去世，享年90歲。

謝偉思去了，但他對中國、對成都的感情卻長留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