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1年與吳岱峰、拓可寬、楊重遠等創(chuàng)建中國工農(nóng)紅軍晉西游擊大隊。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后方 留守處警備第3團團長。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后改稱中原野戰(zhàn)軍）第3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邯鄲、隴海路、定陶等戰(zhàn)役，1947年春在豫北攻勢中，全殲國民黨軍暫編第3縱隊，俘其司令孫殿英，繼而參加魯西南戰(zhàn)役，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1948年參加鄭州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等戰(zhàn)斗，全殲國民黨黃維兵團。1949年任第二野戰(zhàn)軍第3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渡江戰(zhàn)役和解放大西南戰(zhàn)役。
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人物年表
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陜西安定（今子長）瓦窯堡。
9歲時曾上過半年私塾，后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輟學。
1924年為維持生計入陜北軍閥井岳秀部當兵，在李象九、謝子長等共產(chǎn)黨人的影響下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27年10月隨部參加清澗起義，失敗后在陜西、山西從事革命活動，組織工農(nóng)武裝。
1931年他與吳岱峰、拓可寬、楊重遠一起創(chuàng)建中國工農(nóng)紅軍晉西游擊大隊，為西北地區(qū)第一支工農(nóng)紅軍，任副大隊長、大隊長，在呂梁山區(qū)開展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開展打土豪斗爭。后與吳岱峰率部西渡黃河，轉(zhuǎn)戰(zhàn)到陜北地區(qū)，所部亦改編為陜北游擊隊。同年10月與楊琪及劉志丹妻弟趙二娃的民間武裝會合并改編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任第1支隊第1大隊大隊長。
1932年2月，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先后任第1大隊大隊長、第5支隊支隊長，率部在渭北地區(qū)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政權(quán)，被當?shù)厝罕娮u為救苦救難的“神軍”。同年6月任陜甘游擊隊總指揮，參與創(chuàng)建陜甘工農(nóng)紅軍和開辟以正寧為中心的陜甘蘇區(qū)。8月因?qū)Α白蟆眱A冒險主義及其給部隊和作戰(zhàn)帶來的損失提出意見，被中共陜西省委錯誤地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而被撤銷總指揮職務。12月在組建紅26軍時，與謝子長、劉志丹等被指責為“上山主義”、“逃跑主義”等而遭排擠。
1933年到上海中央局學習。后赴天津、熱河（今分屬遼寧、河北和內(nèi)蒙古）、北平（今北京）、張家口等地，先后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和中共河北省委軍委工作。
1934年被選派為出席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到蘇聯(lián)莫斯科，入國際馬列學院、蘇聯(lián)紅軍陸軍大學學習。后因共產(chǎn)國際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lián)系，于1935年4月受命送密電碼回國，同年底到達陜北。
1936年初任中國工農(nóng)紅軍沿河游擊司令，擔負封鎖黃河沿岸、保障紅一方面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的任務。3月任第30軍軍長、政治委員，率部參加東征戰(zhàn)役�；貛熽儽焙�，指揮所部在瓦窯堡地區(qū)抗擊國民黨軍進攻，掩護中共中央機關(guān)安全轉(zhuǎn)移。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任八路軍后方留守處警備第3團團長。
1939年任警備第1旅政治委員，率部駐防甘泉、富縣一帶，鎮(zhèn)守陜甘寧邊區(qū)的南大門。
1942年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谷諔�(zhàn)爭勝利后，他轉(zhuǎn)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的（后改稱中原野戰(zhàn)軍）即第3縱隊副司令員、同時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參加邯鄲、隴海路、定陶等戰(zhàn)役。
1947年春在豫北攻勢中，指揮部隊攻克湯陰城，全殲國民黨軍暫編第3縱隊，俘其司令孫殿英。繼而參加魯西南戰(zhàn)役，并隨部進軍大別山。
1948年10月在鄭州戰(zhàn)役中，率主攻部隊猛打猛沖，同兄弟部隊一起將守敵全殲于市郊。淮海戰(zhàn)役中，參加圍殲黃維兵團的戰(zhàn)斗。
1949年任第二野戰(zhàn)軍第3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渡江戰(zhàn)役和向西南進軍。
1949年12月任中共川東區(qū)委副書記、川東行署主任，大力整頓社會秩序，領(lǐng)導群眾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
1952年起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書記，四川軍區(qū)副政治委員，四川省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1959年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qū)第一政治委員。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遭到殘酷迫害。閻紅彥對陳伯達、江青等人挑動群眾沖擊政府機關(guān)、揪斗領(lǐng)導干部的做法極為反感，曾在電話中義正詞嚴地質(zhì)問陳伯達“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這樣干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飲恨自殺，留有“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字條。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并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人物經(jīng)歷
早期經(jīng)歷
1909年9月13日（清宣統(tǒng)元年七月廿九日）生于一個貧農(nóng)家庭，從小隨父兄種地、燒磚瓦，生活艱辛。閻紅彥九歲才被送到米糧山私塾讀書，半年后就因經(jīng)濟困窘輟學，到一家磚瓦場干活。1920年閻紅彥外出獨自謀生，到陜西軍閥王保民的岳父家干活，后因被毒打出走，在陜北神木、府谷一帶靠打短工生活。1924年，陜北軍閥井岳秀部隊石謙團駐安定縣的李象九連招兵，閻紅彥報名入伍，先當號兵，后當李象九的勤務兵，連長李象九不久入團入黨，謝子長也在李象九連，閻紅彥受連隊革命氣氛的熏陶。1925年4月，閻紅彥經(jīng)李象九介紹加入共產(chǎn)黨。
投身革命
1926年11月，馮玉祥國民聯(lián)軍占領(lǐng)陜西，石謙團改為國民軍第十一旅，李象九任一營營長，謝子長任十二連連長，閻紅彥深入村鎮(zhèn)參加了連隊演出，宣傳打土豪劣紳。1927年6月，馮玉祥在西北軍“清黨”，同情革命的旅長石謙被井岳秀殺害，李象九等感到形勢嚴峻，加緊起義準備；10月12日，李象九、謝子長發(fā)動陜北歷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武裝暴動（即清澗起義），閻紅彥率一隊人馬捉拿了縣長張反之；10月13日部隊南下，殲滅敵軍兩個連，20日起義軍占領(lǐng)宜川，部隊發(fā)展到九百余人，李象九任第十一旅旅長，閻紅彥任旅部警衛(wèi)排長；11月中旬敵軍來圍攻，近千人的部隊只有二百人突圍，起義歸于失敗，閻紅彥逃亡到山西絳州，不久又因攔截楊虎城部的煙土被偵緝，乃秘密回陜北，在清澗一帶組織游擊隊，由于處境艱難無法展開斗爭，閻紅彥只得又到山西。
1929年春，根據(jù)陜北特委會關(guān)于開展軍事運動的決議，閻紅彥被派往宜川、延長交界的九殿山寨楊賡五部做兵運工作，失敗后又潛回瓦窯堡。1931年2月，閻紅彥奉命東渡黃河到山西組織紅軍游擊隊，先在“土客”師治貴部任班長，后入?yún)瘟荷絽^(qū)組建游擊隊，負責汾陽聯(lián)絡(luò)站組織聯(lián)絡(luò)工作；4月下旬，紅軍西北游擊大隊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晉西北游擊隊）在孝義縣婁底村（現(xiàn)西泉村）成立，拓克寬任大隊長，閻紅彥任副大隊長兼第一中隊中隊長，游擊隊連戰(zhàn)連捷；夏末，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向游擊隊大舉圍剿，隊伍被困于老鴉掌一帶極為狹小的山林中，閻紅彥說服大家向西突圍；9月3日渡過黃河進入陜北，6日閻紅彥被公推為大隊長，8日到達安定縣；9月10日指揮了平橋戰(zhàn)斗，然后進抵保安縣（今志丹縣），9月下旬部隊南下；10月初突襲玉家灣進攻瓦窯堡，然后轉(zhuǎn)移延川永平鎮(zhèn)休整，閻紅彥成為當?shù)貍髌媸接⑿郏?0月下旬，高雙成旅包圍游擊隊，閻紅彥率部順利突圍；11月下旬在南梁地區(qū)見到劉志丹，成立新的游擊隊黨委，謝子長為書記，閻紅彥為委員。
1932年1月省委將部隊編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2月12日，在甘肅正寧縣三甲原成立中國工農(nóng)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指揮，李杰夫任政委，閻紅彥任第一支隊支隊長；4月任第五支隊支隊長；5月進軍陜北，游擊隊在新任總指揮劉志丹的指揮下連戰(zhàn)連捷；6月初，閻紅彥在甘肅正寧寧頭鎮(zhèn)戰(zhàn)斗中肩部負傷，隊委決定由他率陜甘游擊隊少先隊深入黃龍山發(fā)動群眾；8月游擊隊政委李艮進行左傾整訓，認定閻紅彥“有反革命嫌疑”，被打擊迫害；8月30日謝子長回游擊隊任總指揮，率部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陜甘游擊隊改為紅二十六軍，但在左傾形勢下，謝子長、閻紅彥被“留黨察看”，強令二人離開部隊到上海中央局受訓。1933年1月，謝子長、閻紅彥到達中央局，經(jīng)短期學習審查，被送往河北省委軍委工作；5月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立，中共河北省委隨即成立前線工作委員會，閻紅彥奉命入孫殿英部組織兵暴，7月成功舉行了包頭兵暴，拉出一個團，閻紅彥任騎兵連長；8月任特務連長；8月27日前委召開擴大會議，閻紅彥主張部隊到陜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被陳伯達指責為“大西北主義”，閻與陳激烈爭吵，結(jié)果被撤消職務；11月奉命再到孫殿英部做兵運，任士兵委員會書記，隨后派往河北省委軍委工作。
軍旅生涯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閻紅彥赴莫斯科參加共產(chǎn)國際七大；10月到達莫斯科，先后進入國際列寧學院和紅軍陸大附設(shè)的共產(chǎn)國際研究班學習軍事。1935年4月，共產(chǎn)國際派閻紅彥和劉長勝帶秘密電碼回國，到北平時得知中央紅軍已至陜北；12月到瓦窯堡見到毛澤東，中共與共產(chǎn)國際重新聯(lián)系上。1936年2月，中央指派閻紅彥組建黃河游擊師并任司令，發(fā)動群眾解決東征的渡船問題；2月21日率師渡河東征；4月1日，中央軍委令陜北紅軍獨立團和幾個縣獨立營合編成立紅三十軍，閻紅彥任軍長，蔡樹藩任政委，全軍共四百六十七人，擔任對北線敵軍的牽制任務；5月部隊回師陜北，改任紅三十軍政委，宋時輪任軍長；6月宋時輪調(diào)走，閻紅彥重任軍長；8月開赴三邊；12月到陜西楊虎城部從事統(tǒng)戰(zhàn)工作。
1937年8月25日，紅三十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炮兵營，閻紅彥任一二九師留守處主任；9月炮兵營改編為留守兵團警備第三團，閻紅彥任團長，留守延安拱衛(wèi)中央。1939年12月國民黨發(fā)動第一次反共高潮，警三團、警四團、炮兵團合為警備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長，閻紅彥任政委兼關(guān)中軍分區(qū)政委，守衛(wèi)陜甘寧邊區(qū)南大門。1940年春，閻紅彥奉命到洛川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然后到馬列學院和留守兵團軍政研究班學習。1942年，閻紅彥在中央黨校一部軍事隊十四支部學習，后調(diào)三支部學習，參加了整風運動，此間高崗誣告閻紅彥“有野心”，中央對閻紅彥的歷史進行了全面審查，充分肯定了他的歷史作用。1945年4月參加了中共七大；9月調(diào)任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11月參加了邯鄲戰(zhàn)役，改任第三縱隊（司令員陳錫聯(lián)）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6月第三縱隊出擊隴海路；9月參加定陶戰(zhàn)役。1947年3月參加豫北反攻；6月30日渡過黃河參加魯南戰(zhàn)役，8月挺進大別山；10月，閻紅彥通過做商人資本家工作，籌措到大量布匹棉衣，解決了部隊冬衣問題；11月白崇禧圍攻大別山，三縱留守大別山堅持內(nèi)線作戰(zhàn)。1948年1月，陳錫聯(lián)、閻紅彥指揮三縱牽敵圍繞大別山進行了十八天的“打圍子”戰(zhàn)斗；11月6日淮海戰(zhàn)役開始，三縱阻擊從蚌埠向北增援之敵，12月15日會攻雙堆集，殲滅黃維兵團。1949年2月任第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lián)，政委謝富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參加渡江戰(zhàn)役，第三兵團進駐蕪湖地區(qū)；10月中旬到湖南常德集結(jié)；11月兵團進軍川黔，月底解放重慶，閻紅彥任重慶軍管會主任；12月，中共川東區(qū)委和川東人民行政公署成立，閻紅彥任黨委副書記兼行署主任和川東軍區(qū)副政治委員，進行清匪反霸土改工作。
建國時期
1951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副省長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1月被四川省人代會選為四川�。ㄊ￠L李大章）副省長；9月23日被授予上將軍銜，任成都軍區(qū)第一副政治委員，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59年8月，調(diào)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11月兼昆明軍區(qū)第一政委、軍區(qū)黨委第一書記、云南省政協(xié)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文革迫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閻紅彥抵觸不滿情緒增加；8月到北京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他在小組會上坦誠而又注意措詞地講了自己的看法，未受到重視；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現(xiàn)“炮轟省委”的口號；10月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有人污蔑“鄧小平在淮海戰(zhàn)役中動搖，企圖后撤”，閻紅彥立即站起來反駁，康生很快就把閻紅彥列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名單”，接著江青指使北京“紅衛(wèi)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幫助云南“緊緊掌握斗爭大方向”，集中揪斗閻紅彥；11月初，閻紅彥回到昆明，受到殘酷迫害。
1967年1月2日，昆明“造反派”醞釀“奪權(quán)”，他們揚言“哪里抓到閻紅彥就地處決”，4日在昆明市中心召開批判閻紅彥的大會，為了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qū)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個軍事要地——距離市區(qū)約十余公里的小麥峪（駐扎有省軍區(qū)一個警備團），6日被抄家；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大隊人馬開到云南省軍區(qū)，硬逼著軍區(qū)領(lǐng)導立即交出閻紅彥，被軍區(qū)政委張力雄拒絕；1月8日凌晨1時，閻紅彥在電話中與陳伯達激烈爭吵，大約4點多鐘，幾天來都沒法找到閻紅彥的造反派，“根據(jù)可靠情報”，開著一隊隊汽車朝小麥峪沖來，當時閻紅彥已經(jīng)在極度壓抑悲觀情緒下服安眠藥自殺，時年五十八歲，他留下遺言“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他是唯一一個在“文革”中自殺身亡的解放軍上將。
平反昭雪
1977年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報關(guān)于閻紅彥問題的結(jié)論報告，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并且將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寶山公墓骨灰堂正廳中區(qū)。1978年1月24日，八寶山舉行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
感情生活
夫人簡介
閻紅彥的夫人王騰波，原名羅學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縣一個望族家庭。受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熱潮的影響，王騰波經(jīng)常參加抗日運動。中學畢業(yè)后，她瞞著家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發(fā)誓要在抗日洪流中做一名逐浪騰波的勇士，于是改名為王騰波。一身戎裝的王騰波在延安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臉，還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
紙條傳心意
1940年春，一支由中國延安女子大學生組成的30余人的婦女工作團從延安來到延長縣。工作團的團長就是剛剛20歲的王騰波。延長縣駐有八路軍警備第一旅，旅政委為閻紅彥。婦女工作團抵達延長縣的第三天，警備一旅安排了一次會餐，把工作團的人都請去了，目的是讓部隊領(lǐng)導與地方工作隊的同志見面，建立聯(lián)系。吃飯的時候，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閻政委十分活躍，輪著向各桌的婦女干部敬酒。王騰波本來滴酒不沾，可是還沒有張嘴就被閻政委將得沒了退路：“你這個團長不喝，怎樣帶動下面的同志?勇敢一點，別讓大伙兒笑話!”王騰波沒有辦法，只得硬著頭皮干了一杯。幾個女同學在下面悄悄議論：瞧這個閻政委蠻有意思的，既熱情又風趣。
這以后，工作團和警備一旅之間相處得比較熟悉了，漸漸地，王騰波從別人那兒得知了閻紅彥的不少情況。閻紅彥是陜西子長縣人，1927年與謝子長、劉志丹等人領(lǐng)導清澗暴動，成為陜甘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閻紅彥還赴蘇聯(lián)學習過，1934年回國，擔任過紅三十軍軍長�？箲�(zhàn)爆發(fā)后，任八路軍警備一旅政委。而且，王騰波還了解到閻紅彥離過婚，身邊帶著一個男孩，由老鄉(xiāng)照顧。相處的日子長了，慢慢地，王騰波察覺到閻紅彥每次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與眾不同，似乎蘊含著某種說不出的情感。
傍晚，王騰波坐在靠窗的書桌前寫材料，天氣炎熱，寢室的窗戶也是開著的。恰巧，閻紅彥辦事從王騰波的窗前經(jīng)過，兩人就隔著窗戶簡單聊了兩句�？撮惣t彥似乎沒有走的意思，王騰波有些莫名其妙。憋了半天，閻紅彥從褲兜里拿出一張紙條，放到窗臺上轉(zhuǎn)身就走了。王騰波拿起紙條，只見上面寫著：“王團長，晚飯后能否到我處來坐坐?”王騰波心里一震，緊張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王騰波是懷著抗日救亡的決心奔赴延安的，她和許多滿懷愛國激情的青年男女一樣，曾樹立了這樣的信念：抗戰(zhàn)不勝利，絕不考慮個人婚姻問題。然而，越來越多的事情沖擊著她的信念，她所面臨的“攻勢”越來越多：有的領(lǐng)導主動給她介紹對象，有的男子頻頻給她寫信、遞條子，甚至還有職位顯赫的干部當面求婚。對于這些“攻勢”，王騰波倒是招架有術(shù)，一句“我有戀人在前方”就把這些人都擋了回去�？墒�，面對閻紅彥約會的請求，王騰波卻找不到拒絕的理由了。為什么會這樣?她也說不清楚。王騰波材料也寫不下去了，手里攥著閻紅彥寫的那張紙條在屋里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拿不定主意。眼見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彷徨不安的她連晚飯都沒吃，卻怎么也說服不了自己前去赴約。一次約會就這樣無果而終。
道真情
王騰波本來還很擔心沒有前去赴約，以后不好和閻紅彥相見。可是沒想到閻紅彥卻像沒有這回事兒一樣，見了面依然笑呵呵地說這說那，有時候還一語雙關(guān)地開玩笑，這下王騰波放心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人的接觸越來越多了。王騰波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也關(guān)注起了閻紅彥，她甚至覺得這個男人還是挺可愛的。在他熱情洋溢的臉上，你絲毫看不出飽經(jīng)風霜的痕跡。雖然他只有32歲，但身經(jīng)百戰(zhàn)，戰(zhàn)功顯赫，又在蘇聯(lián)留過學，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為人豪爽熱情，干起工作來大刀闊斧、果斷干練；在球場上參加體育活動時，又顯得格外活潑。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著王騰波。
王騰波變得喜歡與閻紅彥接觸了，愛聽他的革命經(jīng)歷，還頗有興趣地問這問那。有一次，兩個人在一起聊天，閻紅彥突然把話鋒一轉(zhuǎn)：“騰波，給你講講我的婚姻吧�！蓖躜v波紅著臉點了點頭。閻紅彥的前妻叫尤祥齋，當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1年，黨組織安排閻紅彥來到北平，指定他與尤祥齋扮夫妻，便于掩護身份和開展工作。兩人配合得相當默契，于是，他們順其自然地結(jié)合了。1932年，閻紅彥去了蘇聯(lián)。尤祥齋被捕入獄，經(jīng)過黨組織多方營救后出獄。閻紅彥回國后在延安與她重逢。然而，相對穩(wěn)定的生活環(huán)境使他們二人性格上的不合顯露出來，最后雙方協(xié)議離婚。閻紅彥還有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柜中緣”。在山西做地下工作期間，為了躲避特務的追捕，他躲進一家農(nóng)院，遇上了一個叫劉秀英的姑娘。閻紅彥在姑娘家的大木柜里躲了兩天，得到了劉秀英的細心照料。當他再三感謝準備離開時，劉秀英的爹卻不讓了，說閻紅彥住在他家破壞了女兒的聲譽，一定要閻紅彥娶了她女兒，否則就賠300個大洋。閻紅彥哪有那么多錢?沒辦法，閻紅彥只好把劉秀英帶回老家。后來直到1937年，劉秀英才嫁給別人。
閻紅彥在說完自己的經(jīng)歷后向自己心儀的姑娘傾訴了心中由來已久的苦衷：他在北平和尤祥齋住在一起，是革命的需要、形勢所迫，而與劉秀英是沒有意愿的荒唐姻緣。如今，他要找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人做妻子。閻紅彥說這話的時候，目光熱情而又深切地望著王騰波，看得王騰波臉上泛起紅暈，羞澀地低下了頭。
贏得佳人心
在風華正茂的王騰波看來，閻紅彥與理想中的白馬王子相比還有些差距，況且他還比自己大12歲，有過婚史，還帶著孩子……
王騰波開始以審視的目光觀察閻紅彥了�？墒撬接^察就越感覺閻紅彥離自己心中的白馬王子越來越近了。這位看似粗獷的男子漢也有一顆溫柔心。每逢有什么好吃的，他總要留一點給寄養(yǎng)在老鄉(xiāng)家的兒子吃。每當休息日把兒子接回來時，他總會靜靜地在一旁笑瞇瞇地看著兒子吃喝玩鬧，滿臉的慈愛之情。而他對王騰波的關(guān)懷更是無微不至。如果天氣突然變冷，閻紅彥會派警衛(wèi)員給她送去大衣。要是王騰波到了鄉(xiāng)下，閻紅彥也會千方百計地托地方上的通訊員給她轉(zhuǎn)送報紙、材料，有時候還會夾上一封熱情洋溢的短信。閻紅彥用自己的行動慢慢改變著王騰波的想法。
一轉(zhuǎn)眼，秋天就要過去了，婦女工作團也結(jié)束了任務，準備返回延安。這天下午，不知經(jīng)過多少次慎重考慮的王騰波給閻紅彥留下了一句話：“讓我接受你的愛吧。”閻紅彥的真摯情感終于贏得了王騰波的芳心。
《劉志丹》事件
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對閻紅彥同志在此事件中所起的關(guān)鍵作用，記述得更為具體。該書寫道：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同志所謂“翻案風”的過程中，又發(fā)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說《劉志丹》(上冊)。小說初稿寫出來以后，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陜甘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的戰(zhàn)友習仲勛同志審閱。習仲勛同志認為小說沒有寫好，于1960年春天，兩次約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指出：要把列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要體現(xiàn)毛主席領(lǐng)導革命的正確思想。小說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習仲勛同志指出不要寫高崗。1962年夏天，作者根據(jù)廣泛徵集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審稿。
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同志不同意出版這部書。北戴河會議期間，他看到有些報刊已開始連載部分章節(jié)，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瞪绔@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準發(fā)表。8月24日，康生給楊尚昆同志寫信，說小說“帶有政治傾向性”問題，要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
1962年9月8日，預備會議上各組己開始批彭兩三天，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首先提出小說問題，說在當前國內(nèi)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習仲勛同志“主持”寫的（后來又說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瞪又岢觯骸艾F(xiàn)在的中心問題，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fā)言在全會“總72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于是，批判“翻案風”又多了一個靶子。
9月中旬開始，各組在批彭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等同志打成“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lǐng)”。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fā)明�！泵飨跁夏盍诉@張條子，接著說：出現(xiàn)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fā)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quán)，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傘、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來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fā)現(xiàn)的。1962年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勛等同志的專案審查委員會。（見《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1095-1096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事直到今天還沒有完。 2003年，閻紅彥同志生前的秘書組組長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發(fā)表《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仍堅持閻紅彥同志當年的觀點，并稱八十年代中央再次同意禁止小說《劉志丹》。李原在文中還說，小說“把本來是土豪劣紳，反對劉志丹革命的他的父親硬寫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此文引起了劉志丹親屬的憤慨。劉志丹的親屬劉景范、劉榮、劉玉蘭、劉海燕、劉德潤聯(lián)名給《百年潮》寫信，對李原的文章進行批駁。這五位烈士親屬以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劉志丹的父親劉培基為清末秀才，回家務農(nóng)后只與他人合開過雜貨店、草料店，1947年土改時被定為富裕中農(nóng)。他始終支持劉志丹的革命事業(yè)，幫助掩護過謝子長、習仲勛、馬錫五等共產(chǎn)黨人，并幫助過閻紅彥同志。為了支援共產(chǎn)黨的革命事業(yè)，劉老先生不僅毀家紆難，而且一家人有八位親人為革命犧牲。抗日戰(zhàn)爭時期，劉培基擔任過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參議會常駐議員，解放后當選為陜西省人民代表，1954年病逝后葬于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栋倌瓿薄冯s志為此向劉志丹的親屬表示了歉意，并將他們的信件的內(nèi)容刊登于《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人物評價
閻紅彥在戰(zhàn)場上立下赫赫戰(zhàn)功，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也披荊斬棘。從1958年秋起，他歷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兼四川省副省長、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昆明軍區(qū)第一政委，為當?shù)亟?jīng)濟、駐軍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殫精竭慮。
1966年5月，“文革”一開始，對林彪接二連三的講話，閻紅彥就公開說：“我怎么都聽不進去。”當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林彪、江青、陳伯達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干部，“揭發(fā)批判”鄧小平。有人大放厥詞：說在淮海戰(zhàn)役中，鄧小平動搖，要想撤退。閻紅彥當即揭穿說：“淮海戰(zhàn)役中，總前委一直和三縱隊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迸媒�、陳伯達狼狽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陳伯達從北京給閻紅彥打電話，對他和云南的“文革”橫加指責。閻紅彥幾次要回話，都遭對方阻止；他氣憤地質(zhì)問陳伯達：“u2018文化大革命u2019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就在這天5時左右，他離開了人世。1月12日，中共云南省委和省軍區(qū)幾個負責同志赴北京向周恩來匯報了閻紅彥逝世的情況，周恩來聽后沉痛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他在處境困難的情況下，還是想著工作，他是要工作的��！”
1972年12月，中共中央為閻紅彥進行了平反昭雪。1977年12月，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臨北京機場迎接運送閻紅彥骨灰的專機；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送了花圈，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鄧小平、陳錫聯(lián)、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窮等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
1987年7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周年之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閻紅彥傳略》一書。鄧小平為該書題寫書名，彭真、楊尚昆、李達、劉瀾濤、魏傳統(tǒng)為該書題詞，對其進行了公允的評價。
榮譽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將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當時，毛澤東說過：“陜北師的問題，我當時沒有處理好！這次上將名單中一定要有陜北紅軍的代表！我看閻紅彥就是陜北紅軍的代表！”
與陳伯達沖突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大規(guī)模進犯華北地區(qū)。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推動和幫助下，5月26日，以馮玉祥為首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這時，蔣介石一面配合日軍“圍剿”抗日同盟軍，切斷交通，斷絕糧秣；一面施展各種陰謀，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8月5日，馮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軍處境十分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河北省委領(lǐng)導的同盟軍中黨的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在黨影響下的部隊約一萬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張北縣。閻紅彥和劉振遠奉調(diào)率部至張北，編入許權(quán)中（共產(chǎn)黨員）的第十八師。不久，閻紅彥的騎兵連又調(diào)歸同盟軍北路軍總指揮吉鴻昌，改編為特務連，仍由閻紅彥任連長。8月27日，前委在張北縣北部的二泉井召開了擴大會議，研究部隊的去向問題。閻紅彥提出“將部隊拉過平綏線到陜北與紅二十六軍會合”，陳伯達當場指責閻紅彥“只知道你們陜北”，是“大西北主義”。陳伯達主張我黨應當退出同盟軍。為此，閻紅彥和陳伯達發(fā)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氣之下，閻紅彥退出會場。第二天，前委常委鄒春生（后叛變）批評閻紅彥，并要他檢討，遭閻紅彥拒絕。不久，閻被撤銷職務，調(diào)司令部“休息”。1934年7月，閻紅彥被上海中央局派往蘇聯(lián)，次年底返回陜北。
反映問題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在彌渡縣給毛澤東寫了《關(guān)于農(nóng)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diào)查》，內(nèi)容如下：
從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區(qū)作了些調(diào)查研究，參加了普洱、景谷兩縣的縣委擴大會議，同一些公社、大隊、生產(chǎn)隊的干部進行了座談，并找了若干社員聽取意見�，F(xiàn)將幾個主要問題報告如下：一、社隊規(guī)模問題。我省的社隊規(guī)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居住條件、經(jīng)濟聯(lián)系、民族關(guān)系，該大就大，該小就小。山區(qū)應基本上以村寨為基本核算單位。
在一個公社內(nèi)，可以有的核算單位是大隊，有的是生產(chǎn)隊。以調(diào)查和試點推算預計全省調(diào)整后，社隊都將增加兩倍以上。二、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diào)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fā)展私人養(yǎng)豬、家庭副業(yè)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diào)查，都說明了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jù)群眾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強，群眾真正要辦的就辦，群眾真正不愿辦的就不辦。當然，即使要散，也要有準備地散，避免發(fā)生混亂。三、關(guān)于分配“三七開”問題。根據(jù)我的調(diào)查，多數(shù)地區(qū)群眾都不主張實行部分供給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其開支大體占總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最多不超過百分之五。這實際上是擴大公益金的辦法。
一部分地區(qū)群眾仍愿意除包五保戶、照顧困難戶外，對全體社員實行部分糧食供給制，供給部分大體上也只占到分配給社員部分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我覺得上面兩種辦法都可以實行，全省不必強求一律。四、耕牛、大農(nóng)具的所有制問題。多數(shù)意見是歸生產(chǎn)隊所有，我認為這樣做對大隊并無損害，還可以大大加強生產(chǎn)隊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五、山林分級管理問題。問題一是所有權(quán)不清、責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廢弛。調(diào)查中，大家認為：只要迅速確定林權(quán)，明確所有制，加強管理，山林恢復起來就很快。六、實物分配問題。社員要求實物按工分分配，多勞多吃。這封信樸實無華、實事求是。閻紅彥既沒有昧著良心隨波逐流說假話，也沒有閉著眼睛人云亦云吹大話。信寫好后，不少同志都為閻紅彥捏一把汗，勸他不要操之過急，想好了再作決定。公共食堂在當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心臟”，是“階級斗爭的焦點”，是“必須堅守的社會主義陣地”。誰反對誰就是“攻擊三面紅旗”，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閻紅彥的主張，雖然說出了大家的心里話，符合大家的心愿，但沒人敢于公開支持。
對此，閻紅彥的態(tài)度是：“不了解情況辦錯事是可以原諒的；明知不對，考慮個人得失，投機取巧，就是品質(zhì)問題。”這封信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揚。他親筆批示，轉(zhuǎn)發(fā)。2002年12月23日，《合肥晚報》曾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份不提階級斗爭為綱的文件》為題作過報道，內(nèi)容如下：1962年8月至9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分析，會議決定按照“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精神，在全國農(nóng)村開展一次全面整頓群眾運動。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為，云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刮起單干風，也不存在生產(chǎn)、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問題。閻紅彥把這個意見報告給鄧小平，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就按你們的辦。
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轉(zhuǎn)省委宣傳部的《關(guān)于今冬明春在農(nóng)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u2018以階級斗爭為綱u2019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u2018以階級斗爭為綱u2019”的省委文件。如今，這一文件被認為“是云南歷史中一個值得稱頌的亮點”。文件發(fā)出后，很快就受到西南局和中央的追查。閻紅彥說：“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斗爭！云南急于解決的是老百姓的溫飽和穩(wěn)定，如果誰能發(fā)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運動�！�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這個文件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shè)，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不久，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告訴閻紅彥，要他就此事在西南局會議上作個檢查，并由省委寫出檢查報告。閻紅彥為檢查定的口徑是：省委的做法是符合云南實際的，但文件在文字上有“不妥”之處，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應該記取教訓。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檢查處理此事。經(jīng)過調(diào)查，他認為云南是緊密結(jié)合實際，認真貫徹中央指示精神的，那個文件只是文字表述上“欠妥”，檢討了就行了。
彭真回京后，云南省委向各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省委的安排抓緊抓好，公開講話和在文字上不要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發(fā)生矛盾。 軍事基地避難 閻紅彥做夢也不曾想到，這份“受查”的省委文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找了出來，成了“造反派”首要“炮打”目標，他們攻擊閻紅彥是“反革命分子”。1966年10月，陳伯達、林彪、江青等專門召集一部分高級干部，“揭發(fā)、批判”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點名閻紅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閻紅彥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從北京開會回來后，昆明已是一片混亂。閻紅彥也處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轟”之中。“造反派”要他表態(tài)贊成誰打倒誰，但他始終堅持原則�！霸旆磁伞鳖^頭氣急敗壞，辱罵閻紅彥是“老奸巨滑，為老干部樹黑樣板”。他們把閻紅彥拉出去批斗，整天不讓他休息，不讓他喝一滴水，吃一粒米。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頭子要求閻紅彥出席在昆明檢閱臺廣場召開的批判省委“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判。閻紅彥沒有去，“造反派”就煽風點火造謠說，秦基偉把閻紅彥藏到軍區(qū)去了，并高呼：“秦基偉！把閻紅彥交出來！”不明真相的群眾一窩蜂似地沖進軍區(qū)大院，沖擊軍區(qū)機要大樓，圖謀搶奪機密檔案。解放軍戰(zhàn)士手挽手，用血肉之軀組成一道人墻奮力抵制，軍區(qū)大院一片混亂。閻紅彥得知消息后，血壓急劇升高，心跳加快，面色通紅，他決心親臨現(xiàn)場，給不明真相的群眾講明道理，讓他們撤出去。省委其他負責同志把閻紅彥勸住了，說是有理講不清。秦基偉、李成芳也打來電話，勸他千萬不要出去，說由軍區(qū)出面，設(shè)法解決問題。為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qū)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個軍事基地――小麥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