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許順湛出生于山西芮城，20世紀50年代初從事文博工作。解放初期，他酷愛文學創(chuàng)作，被組織安排到陜州專區(qū)文工團寫劇本。他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不具備有扎實的文學功底，但憑著那股不甘落后的拼勁和鍥而不舍的精神，刻苦鉆研，成為全團寫劇本最快也是較多的一個，并是從全省各地挑選出的唯一到中南區(qū)文化部進修的創(chuàng)作干部。他創(chuàng)作的小劇《七寸步犁》，還被當時河南省文聯(lián)創(chuàng)辦的《翻身文藝》刊登。

1952年，許先生被調入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53年，組織上派他參加文化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考古訓練班，由當時全國知名的學者夏鼐、蘇秉琦等先生授課，引導他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他深深地被考古學這門新興的學科所吸引，從而也激發(fā)了他加深了解祖國燦爛文化的興趣。直到今天 ，許先生還深有感觸的說，在訓練班系統(tǒng)地掌握了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后的文博工作實踐和科學研究無不得益于這段時間的學習。195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成立，他作為隊長一方面帶領隊員下田野，組織文物調查和發(fā)掘，一方面堅持自學，瀏覽大量的歷史考古書籍。1956年，他有感而發(fā)，一氣呵成題為《對〈夏代商代的奴隸制〉一文的意見》的學術論文，很快被當時最具權威性的刊物《歷史研究》采用，同年又被《歷史研究論叢》轉載。沒想到這篇處女作一炮打響，成了他打開神秘古代文化之門的一塊敲門磚，從而一發(fā)不可收拾。雖然他歷任文物隊隊長、博物館館長、名譽館長等職，長期處在領導崗位上，但一直筆耕不輟，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治學。據(jù)粗略統(tǒng)計，出版有《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商代社會經濟基礎初探》、《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等7部專著，發(fā)表學術論文80多篇。真可謂是著作等身，碩果累累。

2017年5月28日，著名考古學家、全國勞動模范、原河南省博物館館長許順湛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0歲。

許先生治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不懼權威，勇于創(chuàng)新。這一點在仰韶文化社會性質的討論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仰韶文化是最早在河南澠池縣發(fā)現(xiàn)的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關于它的性質，在50年代學術界普遍認為是繁榮的母系氏族社會，這種觀點后來被稱為仰韶文化母系說。到了60年代初，許先生對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有關資料進行了檢驗，在《文物》1960年第5期發(fā)表了《關于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幾個問題》一文，以其特有的學術膽識，獨樹一幟，提出了三個不同凡響的觀點：中原龍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為父系氏族社會；二里頭下層文化為夏文化。這篇文章在今天看來，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然而在當時考古資料缺乏，研究欠深入的學術背景下，無疑是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因而，他也就成了較早提出中原龍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的學者，也是第一個提出仰韶文化為父系氏族社會、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的人。尤其是仰韶文化為父系氏族社會的觀點，后來被稱為仰韶文化父系說。然而這篇文章在當時并沒有被學術界引起足夠的重視。1962年許先生再次發(fā)表《仰韶時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一文，高高舉起父系說的大旗，與母系說展開學術辯論。遺憾的是由于父系說曲高和寡，這場爭論還沒有真正的展開，便在一片反對聲中偃旗息鼓。在經歷了知識被洗劫、學術遭踐踏的十年動亂之后，許先生在前段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材料，1979年發(fā)表《再論仰韶文化社會性質》一文，重申仰韶文化父系說的觀點，用第一個支持許先生父系說的黃崇岳先生的話來講，“許順湛同志又東山再起”了。由于考古材料的不斷充實，學術爭鳴的氣氛越來越濃，所以這場重新開始的論戰(zhàn)大大不同于60年代初期，持仰韶文化父系說者日漸增多。黃崇岳、吳汝祚、劉式今、洛陽市博物館西高崖發(fā)掘組、王仁湘、鞏啟明等紛紛著文，從不同角度論證仰韶文化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1985年在河南澠池召開的紀念仰韶村遺址發(fā)現(xiàn)65周年學術討論會，是對多年來仰韶文化研究成就的一次檢閱和總結。全國各地學者匯集在一起，把父系說與母系說的論戰(zhàn)推向了高潮。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以后，仰韶文化母系說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被徹底打破，父系說開始受到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同和支持，即便是原來堅持父系說者，也逐步認識到延續(xù)兩千年之久的仰韶文化前后發(fā)展是有變化的，在數(shù)千公里范圍內其發(fā)展也是不平衡的。至今，這場學術爭論已近尾聲。但回過頭來看，許先生作為這場辯論的主角，無論是其在學術上的建樹或是所表現(xiàn)出的執(zhí)著精神，都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繼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說之后，許先生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探索。他意識到研究史前文化并不能單純的依靠考古資料，而是應當在考古學的基礎上，與古史傳說、民族、民俗學資料等相結合，才能打開中原原始文化的秘宮。1983年出版的《中原遠古文化》一書，便是這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在這本被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稱為“第一本中原遠古文化史”的專著中，除了對中原史前文化的來龍去脈、物質文化和社會狀況進行詳盡的探討外，首次將傳說時代與考古學文化相對應，指出炎帝族所代表的文化為老官臺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類型文化，以黃帝為代表的部族是創(chuàng)造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的主人，中原龍山則與堯舜禹時代相對應。這種對應關系，在以后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接受和引用。文明起源問題是研究中國文化發(fā)展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文明的概念、要素等沒有統(tǒng)一的標尺，對文明起源的認識見仁見智，差距甚大。許先生參閱了大量的國外文明史研究著作，反復對比研究，1985年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首次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五條標準，即農業(yè)生產社會化、手工業(yè)專門化、腦力勞動階層化、部落酋邦化和禮制規(guī)范化，并由知名學者童恩正教授作翻譯，介紹給國外學者。1986年他又把這一觀點重新整理為《關于文明起源的幾個問題》，公開在《中州學刊》上發(fā)表。在這個理論框架上，先生通過七八年的潛心研究，完成了45萬言的《黃河文明的曙光》一書。該書采用考古資料結合文獻，區(qū)分中原、海岱、甘青三個地區(qū)，全面論證了古代氏族社會組織結構、意識形態(tài)和科學技術成就，認為中國文明的源頭在距今六千年前已經形成。如果說《中原遠古文化》是許先生多年來研究中原史前文化的結晶，那么，《黃河文明的曙光》則是文明起源研究領域盛開的一朵奇葩。尤其是書后附錄的《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論黃河文化》兩文，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而繼其后發(fā)表的《夏代前有個聯(lián)邦制王朝》、《再論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鄭州西山發(fā)現(xiàn)黃帝時代古城》、《再論夏王朝前夕的社會形態(tài)》等，進一步論證了酋邦王國在夏以前的仰韶、龍山時代已經存在，仰韶時代不僅是父系社會，而且已出現(xiàn)了文明的源頭。他還對五帝時代的研究情有獨鐘，斷言夏商周斷代工程告捷之日，也正是五帝工程的啟動之時。而許先生從仰韶父系說到酋邦王國、文明源頭逐步深入的探索，無疑是這一工程的前奏。這對于我們走出古史是傳說時代的迷茫心態(tài)，當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

雖然說許先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上，但也始終關注著夏商文化熱點問題的討論。早在60年代初，他就撰寫《找商都西亳》、《到底有沒有夏代》、《夏都陽城在哪里》《夏都斟鄩在哪里》等一系列文章。他的《夏代文化探索》、《夏代文化的再探索》等學術論文，對尋找夏文化的蹤跡，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關于夏商文化斷代的焦點問題西毫與鄭毫之爭，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論戰(zhàn)，卻以極大的興趣，撰寫出《偃師西亳說的困惑》、《隞都說與鄭亳說的對峙》等文，總結爭論雙方的得失，客觀地評價雙方的論據(jù)和存在的缺陷。也正是基于上述這些工作，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同時，使他產生了新的認識。1996年在《中原文物》發(fā)表的《中國最早的兩京制》一文，他依據(jù)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的繁榮期與衰敗期基本相同這一事實，證明商代早期的鄭亳與西亳是并存的，這是中國最早的兩京制。同年，在偃師召開的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又重申了上述觀點，并得到了鄭亳說與西亳說雙方的贊賞。從此，爭論了相當長時期的焦點問題，又有了一個新的較為合理的解釋。 作為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河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許先生近年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炎黃文化的研究上，這期間他積極參與籌劃了新鄭“炎黃文化與中原文明”、鞏義“炎黃文化與河洛文明”、濮陽“龍文化與中華民族”等多次大型國際性和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并連續(xù)不斷的撰文，如《論中華人文始祖與炎黃子孫》、《再論中華人文始祖與炎黃子孫》、《論龍的傳人》、《蚩尤──威震北方的一代英雄》、《史前民族融合的見證》等，均為研究炎黃文化的力作。尤其是他對炎黃文化的概念、炎黃文化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人文始祖的認同等問題的探討，普遍為學術界所接受，為炎黃文化研究向深層次、高水平發(fā)展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文物考古事業(yè)辛勤耕耘了近半個世紀的許順湛先生，如今仍活躍在學術的舞臺上，哪里有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哪里有學術熱點，哪里就有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