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麻城人。本名圓箓，一作元錄，又作圓祿。家貧，為 衣食計， 逃生四方。清 光緒初，入 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奉道 教，后離軍，受戒為 道士，道號法真，遠游 新疆。約光緒二十 三年（1897）至 敦煌 莫高窟，在窟 南區(qū)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積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東側(cè)建 太清宮 道觀，即今“下寺”。

　　雇 敦煌貧士楊某 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jīng)以供發(fā)售， 夏秋間，朝山進香者 絡(luò)繹而至，命楊于今第16窟甬道內(nèi)設(shè)案，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 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nèi)，返身于 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

　　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與破壁探察，果見 復(fù)室，積 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 等，即后來蜚聲中外之莫 高窟 藏經(jīng)洞。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 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xiāng)紳， 是為藏經(jīng)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 甘肅學政葉 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 縣令汪 宗翰所贈經(jīng) 卷、 畫像，葉氏建議藩臺將 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 銀五六千兩無著而罷，三 十年三月甘肅 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三十 二年，他于藏經(jīng)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 三層樓閣，有《重修千 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 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塊 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 十四箱，佛畫、 織繡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jīng)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并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宣統(tǒng)二年（1910） 清廷學部獲悉 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電令甘肅 藩司將 剩余經(jīng)卷運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數(shù)十 洞窟鑿?fù)ǖ�，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修“古漢 橋u2019，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棟撰文并 書丹之《 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記 其事。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jīng)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jīng)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誘引下，監(jiān)守自盜、非法出賣國家文物，計大宗者四 起得銀一千五百五十兩，更加歷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擬重修第96窟大佛殿 九層樓事未竟。歿后即葬于 莫高窟廟前 大泉河東岸，同年七月卅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yīng)該把責任歸因于任何個人，那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我們不能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箓，他在那個時代其實真的很平凡。或許只有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觀公正的評價。日，其往赳玉明、徒孫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質(zhì)、陰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側(cè)龕內(nèi)。

       王道士，身為道士，卻成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護神，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為保護莫高窟，他向各級官員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書。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于保護洞窟。即使是賣出的文物，也在各國博物館得到了妥善保存。

    知道敦煌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初莫高窟那場浩劫，知道那場浩劫的人都知道斯坦因和王道士。因為前者是進行大規(guī)模盜寶的第一人，后者則是貫穿這場國際性大劫掠的主角。

       王道士作古已久，對他的罵聲卻從未間斷過，人們大多將他視作貪財、愚昧、賣國之徒，甚至斥之“遺臭萬年”。王道士生前一直擔心會遭世人唾罵，如今還是應(yīng)驗了。

       對王道士不公的是：怨恨他，責罵他的人們未必盡知他曾對藏經(jīng)和莫高窟作過的努力，未必盡知斯坦因和他的助手蔣師爺（蔣孝琬）是怎樣用盡學者的智慧與王道士周旋，也未必會聯(lián)想到動蕩的清政府已無暇顧及前人留下的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

       大約在1898年，王道士只身從陜西來到荒廢已久的莫高窟，作為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業(yè)已傾頹的廟宇（即藏經(jīng)洞）的修復(fù)工作中，力圖使它恢復(fù)昔日的輝煌。當時坍塌的物什堵塞了通向洞窟的通道，洞窟也被流沙覆蓋了相當一部分，清除流沙和修繕廟宇是艱辛的工作，王道士和兩個助手干了兩年才把流沙清除干凈，而廟宇修繕的費用則全靠王道士四處化緣募集。他曾向蔣師爺展示過募捐的賬本，一筆筆記得非常仔細，他將全部募捐所得都用于修繕廟宇，個人從未得到里面的一分一銀。盡管王道士修復(fù)的壁畫、塑像粗糙而拙劣，然而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言，他至少是仔細而虔誠的，并非貪財之徒。

       誠然，王道士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無所知，他僅僅知道經(jīng)卷是極珍貴的東西，卻無從取舍它們各自價值的大小，更談不上閱讀和加以整理分類。但王道士又是個極執(zhí)著于信仰的人，尤其崇拜玄奘。這兩點都被同是玄奘崇拜者的斯坦因很好地利用了。斯坦因在交談中多次以玄奘來吸引王道士，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是如何沿著玄奘的足跡去翻山越嶺地追尋當年的圣跡，加上蔣師爺不失時機的補充，起初警覺而固執(zhí)的王道士逐漸放松了對斯坦因的戒備，終于取出了小部分經(jīng)卷供斯坦因翻閱。斯坦因最終的目的是將經(jīng)卷運至英國，在翻閱了一定數(shù)量的藏經(jīng)后，他再次與王道士進行了長談。他聲稱這些經(jīng)卷可能與玄奘到印度朝圣的活動有關(guān)，是玄奘的在天之靈讓他來取這批藏經(jīng)和其他圣物，而這些藏品又是由另一個玄奘的崇拜者王道士保存著。蔣師爺則勸王道士說，玄奘讓他發(fā)現(xiàn)這批藏經(jīng)的目的正是將它們運至佛教古老的故鄉(xiāng)（指印度）進行研究，而非繼續(xù)封存于此。再加上斯坦因前后多次提供在當時數(shù)量相對可觀的捐贈作修繕廟宇之用，王道士終于不可避免地動搖了。盡管斯坦因等人在我們眼里是瘋狂的掠奪者，但與當時腐敗蠻橫的清政府相比，王道士自然對他們生出幾分好感，也最終促成了伯希和、鄂登堡、華爾納等人的滿載而歸。

       王道士有罪，但不至于“千古”，至少他對藏經(jīng)始終懷有虔誠之心，相比之下清末的那些腐敗官吏更令人著惱。藏經(jīng)洞剛發(fā)現(xiàn)時，王道士曾向蘭州府衙送去一批佛經(jīng)，但官府毫無興趣，既沒有對經(jīng)卷的安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沒有褒獎王道士修繕廟宇的功勞，只是令他就地保管。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出了從莫高窟掠奪的部分經(jīng)卷，此舉引起了朝中飽學之士的注意，清政府方下令藏經(jīng)全部運抵北京，但此時經(jīng)卷已經(jīng)所剩無幾了。在運輸過程中，由于保護工作的疏忽和各級官員的層層扣押，大量藏經(jīng)失散各地，它們的去向也只有天曉得了。更荒誕的是，不少官吏在扣押經(jīng)卷后為了交賬，竟將經(jīng)卷一割為二甚至撕作十幾段以充數(shù)，這種損失比斯坦因等人的掠奪更讓人痛惜，因為前者畢竟善待了藏經(jīng)，而這些貪官污吏的野蠻之舉卻第一次褻瀆了藏經(jīng)的尊嚴。

       在斯坦因眼里，王道士是個“虔誠、無知又很執(zhí)著的復(fù)雜的人”。亂世成就英雄也制造罪人，也許我們應(yīng)該這樣看待莫高窟的浩劫：沒落的清王朝造就了一片文化沙漠；信仰的衰落導致了莫高窟的荒蕪；王道士的無知加速了斯坦因等人的成功。

　　出家當了道士后又離開酒泉，向西云游，來到 敦煌莫高窟，時間大約在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選擇在本來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來，一是因為當時的莫高窟已經(jīng)是非常的蕭條，一片荒涼，但是寺院的香火還是時而接續(xù)；二是莫高窟畢竟是個 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為有老百姓的供養(yǎng)與施舍；同時，大概也是因為莫高窟所在地環(huán)境清靜優(yōu)雅，在他經(jīng)過多年的漂泊與流浪生活，沒有親人，狐身一人，衣食無靠，人已半百，體質(zhì)下降，很想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度過殘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為理想的地方，更何況對他來講，雖身為道士，那畢竟只是在當時沒有辦法的權(quán)宜之計，而且當時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呆在 了莫高窟。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此時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為隔墻鄰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當時這二個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屬于 藏傳佛教系統(tǒng)的喇嘛，對屬于顯教的洞窟沒有多大的興趣，因此莫高窟完全處在大自然的風吹日曬雨淋之中，一片殘破的 景象。王道士進入莫高窟后，在莫高窟 南區(qū)洞窟北頭的“三層樓”對面選了一塊地方蓋了幾間茅屋住了下來，并每天掃窟，也外出到城里鄉(xiāng)下化緣。漸漸地他和當?shù)氐氖考澃傩帐煜ち�，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與莫高窟確立了起來，因此參見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當?shù)剜l(xiāng)紳操辦的莫高窟“三層樓”的重修工程。此時王道士成了敦煌的名人。 由于沒有忘記自己的道士身份，于是在他建了一座在當時敦煌來說是相當氣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觀“ 三清宮”，欲稱“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 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對王道士來講，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完全改變了他多難的命運，也使我們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為他記錄，為他書寫。

　　王道士 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雇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jīng)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fā)現(xiàn)什么，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貧士 楊果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jīng)，以供發(fā)售，夏秋間，朝山進香者絡(luò)繹而至，命楊于今第16窟甬道內(nèi)設(shè)案，接待香客，代寫醮章，兼收布施，登記入帳。 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nèi)，返身于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與破壁探察，發(fā)現(xiàn)積滿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的藏經(jīng)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經(jīng)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層樓閣，有《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記》記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