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俄語：ЛеонидИльичБрежнев，英語：Leonid Brezhnev Doe Ridge，1906年12月19日—1982年11月10日），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蘇聯(lián)政治家，早年在當地進行工農業(yè)管理，表現優(yōu)異。1931年加入蘇聯(lián)共產黨，二戰(zhàn)時是烏克蘭第4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52年任蘇共中央書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改任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積極推行赫魯曉夫的墾荒政策。1956年再次當選為黨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 1957年開除馬林科夫集團后，升任主席團正式委員。1960年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64年10月14日參與推翻赫魯曉夫的政變，任蘇共第一書記。在結束了赫魯曉夫的無序而帶有自由化色彩的改革之后，他堅持斯大林主義，停止對于斯大林的批判。但他不具備斯大林的鋼鐵性格，無力實行斯大林的強力指導。對外關系上，否定了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共處”的“三和路線”，對外實行強硬路線，在他任期間，蘇聯(lián)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核武器的數量超過美國，成為軍事上的超級大國，蘇聯(lián)實體經濟也達到美國的2/3,（美國認為只有1/2），國內的福利也有很大的發(fā)展。對社會主義國家，他推行“有限主權論”，聲稱當華沙條約成員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受到威脅時，蘇聯(lián)可以進行武力干涉，此為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他1968年派軍隊侵略捷克斯洛伐克。

1976年5月，他成為蘇聯(lián)元帥。1977年至1982年他去世前，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1979年，由于阿富汗新政府取消了親蘇聯(lián)的政策，他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成為導致蘇聯(lián)衰落和最終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任內蘇聯(lián)與中國關系長期沒有改善。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發(fā)表的1982年“塔什干講話”，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

在他統(tǒng)治后期，由于老人政治的盛行，地方勢力的強大，超高的軍費開支和無力指導的計劃經濟，蘇聯(lián)經濟已經逐漸停滯。尤其是農業(yè)生產連年下降，蘇聯(lián)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力也迅速削弱，蘇聯(lián)變得外強中干。勃列日涅夫的政策總體趨向于保守和僵化，其領導期間腐化和裙帶風盛行。黨內腐敗愈演愈烈，高級干部成了特權階層。他曾有句經典名言：“靠工資誰也活不了”，在其這種暗示的影響下，腐敗像癌細胞在蘇聯(lián)共產黨內擴散，埋下了蘇聯(lián)共產黨瓦解的危機。

個人年表

1906年12 月19 日，生于烏克蘭葉卡杰琳諾斯拉夫州卡門斯科耶。1921—1923 年在卡門斯科耶冶金廠做工。1923—1927 年加入共青團；在庫爾斯克農田耕作與土壤改良中等技術學校學習。1927—1930 年任自俄羅斯奧爾沙區(qū)科哈諾夫斯基鎮(zhèn)的土地丈量員；在庫爾斯克州的一個區(qū)任區(qū)農業(yè)管理局農田耕作組組長；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比塞特任縣執(zhí)行委員會農業(yè)部部長，比塞特縣執(zhí)行委員會副主席；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任烏拉爾州農業(yè)部副部長。

1930 年在莫斯科農業(yè)大學學習。1931 年加入聯(lián)共（布）；在卡門斯科耶冶金學院夜校學習，并同時在冶金廠做工，任冶金學院黨組織組織委員。1935 年畢業(yè)于冶金學院，獲工學士學位；在卡門斯科耶冶金廠當工程師；服兵役。1936 年在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冶金廠任工程師，并任冶金技術學校校長；5 月，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蘇維埃副主席。1938 年5 月，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部長。1939 年2 月，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主管宣傳工作的州委書記。1940 年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負責國防事務的州委書記，團政委。1941 年7 月，入伍；同月，任南方方面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團政委，旅政委。

1942 年4 月，在第十八集團軍任政治部主任；10 月，獲上校軍銜。1944 年獲少將軍銜。1945 年4 月，任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7 月，在倫貝格任喀爾巴阡軍區(qū)政治部主任。1946 年任扎波羅熱州委第一書記。1947 年11 月，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1950 年3 月，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代表；6 月，在蘇聯(lián)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7 月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1952 年10 月，任蘇共中央委員。1953 年3 月，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逝世。被解除蘇共中央書記的職務，任命為海軍部政治部主任，領中將軍銜。1954 年2 月，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二書記。

1955 年8 月，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1956 年2 月，蘇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被選舉為主席團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57 年6 月，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1958 年任蘇聯(lián)共產黨俄羅斯聯(lián)邦局副主席。1959 年1 月，出席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并發(fā)言。1960 年5 月，第五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第五次會議，被任命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7 月，因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免去了蘇共中央書記的職務。1961 年10 月，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并發(fā)言；12 月，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62 年9 月，出訪南斯拉夫。

1963 年6 月，在蘇共中央舉行的全會上，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64 年7 月，由于已任蘇共中央書記，被解除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一職；10 月，蘇共中央全會，被選舉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同月，在紅場歡迎宇航員大會上發(fā)表講話；同月，與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等人在波蘭邊境比亞沃維斯卡森林的普什哈會晤；11 月，在克里姆林宮慶祝十月革命47 周年大會上發(fā)表講話；12 月，在第六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上，接任蘇聯(lián)憲法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1965 年1 月，出席華沙條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4 月，訪問波蘭；5月，在克里姆林宮慶祝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20 周年大會上作報告；十月，再次訪問波蘭；同月，在蘇共中央舉行的全會上作《關于召開例行的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10 月，第六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第六次會議，被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11 月，訪問民主德國。1966 年1 月，訪問蒙古；2 月，英國首相威爾遜訪問蘇聯(lián)，與勃列日涅夫舉行會談；3 月，蘇共舉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作了蘇共中央總結報告，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1967 年1 月，訪問波蘭；同月，訪問埃及；2 月，訪問捷克斯洛伐克；4月，率代表團參加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第七次代表大會；5 月，訪問保加利亞；9月，率團訪問匈牙利。

1968 年1 月，訪問波蘭；同月，訪問民主德國；3 月，與保、匈、民主德國、波、捷黨政領導人在民主德國德累斯頓會晤；4 月，蘇共中央舉行全會，會上作了《關于國際形勢的迫切問題和蘇共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斗爭》的報告；5 月，與保、匈、波、民主德國領導人在莫斯科會晤；7月，與捷共中央主席團在捷邊境城鎮(zhèn)切爾納會晤；8 月，與捷、波、民德、保、匈領導人在布拉迪斯拉發(fā)會晤，之后，蘇共中央全會于19 日決定對捷進行軍事干涉。1969 年1 月，在莫斯科紅場發(fā)生槍擊事件，據說，是針對蘇聯(lián)領導人的；6月，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會上致開幕詞并作了長篇發(fā)言。

1970 年5 月，言論集《遵循列寧主義的方針》一書出版；同月，訪問捷克斯洛伐克；同月，在第八屆最高蘇維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選舉了包括他在內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8 月，聯(lián)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蘇，與勃列日涅夫會見；10 月，法國總統(tǒng)蓬皮杜訪蘇，同勃列日涅夫舉行了會談。1971 年3 月，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訪蘇，與勃列日涅夫舉行會談；同月，蘇共舉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會，會上作了總結報告；4 月，蘇共舉行第一次中央全會，選舉他為總書記；5 月，率團參加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6 月，率團參加德國統(tǒng)一社會黨第八次代表大會；8 月，與保、匈、民德、蒙、波、捷黨政領導人在克里木會晤；9 月，與聯(lián)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克里木會談；同月，對南斯拉夫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同月，訪問匈牙利、保加利亞；10 月，薩達特訪蘇，與勃列日涅夫會談；同月，訪問法國、民主德國；12 月，率團參加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1972 年4 月，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基辛格訪蘇，與勃列日涅夫會談；同月，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訪蘇，會見勃列日涅夫；同月，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蘇，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簽署了第一階段限制戰(zhàn)略武器談判的兩項協(xié)議等文件；10 月，言論集《遵循列寧主義的方針》第三卷出版；11 月，又一言論集，題為《蘇共為一切革命力量和愛好和平力量的團結而斗爭》出版。1973 年1 月，法國總統(tǒng)蓬皮杜訪蘇，與勃列日涅夫在明斯克附近的扎斯拉夫爾進行工作會晤；5 月，獲得“加強國際和平列寧獎金”；同月，訪問波蘭、民主德國及聯(lián)邦德國；6 月，訪問美國，簽訂了一系列協(xié)定；同月，訪問法國；7 月，接受加強國際和平列寧獎金；同月，與東歐及蒙古各國領導人在克里木會晤：9 月，1964—1972 年的言論集《關于蘇共和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出版；10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蘇，同勃列日涅夫會談；11月，訪問印度。

1974 年1 月，首次訪問古巴；4 月，參加在華沙舉行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6 月，阿富汗共和國總統(tǒng)達烏德首次訪蘇，勃列日涅夫與達烏德會晤；6 月，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蘇，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會談，并簽署了10 項文件；7 月，訪問波蘭，參加波蘭國慶30 周年紀念活動；10 月，在柏林參加民主德國25 周年國慶活動；同月，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舉行會談；同月，與來訪的聯(lián)邦德國總理舉行會談；11 月，與美國總統(tǒng)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會談，并第一次“中風”；同月，率團訪問蒙古，參加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50 周年慶�；顒樱�再次“中風”。1975 年2 月，與來訪的英國首相威爾遜舉行會談；3 月，率團參加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7 月，率團參加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第三階段會議，會議期間與多國領導人舉行會晤；11 月，與來訪的聯(lián)邦德國總統(tǒng)謝爾舉行會談；同月，與來訪的意大利總統(tǒng)利昂納舉行會談。12 月，牢團參加波蘭統(tǒng)一工人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并發(fā)表講話。

1976 年2 月，在蘇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代表大會結束時，被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5 月，被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蘇聯(lián)元帥軍銜；6 月，率團出席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并作長篇發(fā)言；11 月，訪問南斯拉夫；同月，訪問羅馬尼亞；12 月，在70 壽辰時，蘇共中央、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聯(lián)合給勃列日涅夫寫賀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第五枚列寧勛章、第二枚蘇聯(lián)英雄金星獎章和榮譽武器（短佩劍）。1977 年6 月，會見來訪的索馬里第一副總統(tǒng)薩馬特爾；同月，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舉行會議，解除波德戈爾內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擔任這一職務；同月，訪問法國；8 月，與來訪的南共聯(lián)盟中央總書記鐵托舉行會談；11 月，同芬蘭總統(tǒng)吉科寧會晤。

1978 年2 月，會見來訪的古巴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勞爾·卡斯特羅；3 月，會見民主德國部長會議主席斯多夫；同月，被授予勝利勛章；5 月，出訪聯(lián)邦德國；同月，訪問捷克斯洛伐克；12 月，會見來訪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總書記、總理塔拉基。1979 年5 月，率團訪問匈牙利；6 月，在維也納同美國總統(tǒng)卡特舉行會談；9 月，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革命委員會主席塔拉基舉行會談；10 月，率團訪問民主德國，并參加民主德國國慶30 周年活動。1980 年5 月，率團抵貝爾格萊德，參加鐵托總統(tǒng)的葬禮；同月，與法國總統(tǒng)德斯坦會談；同月，與來訪的聯(lián)邦德國總理施密特會談；8 月，致函美國總統(tǒng)卡特、聯(lián)邦德國總理施密特及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表示愿同西方就削減歐洲中程導彈問題進行談判；10 月，與來訪的阿富汗革命委員會主席卡爾邁勒會談；12 月，出訪印度。

1981 年2 月，蘇共舉行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再度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4 月，率團出席捷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并在會上講話；5 月，與來訪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會談；11 月，訪問聯(lián)邦德國。1982 年3 月，在蘇聯(lián)工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講話；同月，在塔什干授勛大會上發(fā)表關于對華政策的講話，并談及對日關系問題；5 月，在蘇聯(lián)共青團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發(fā)表講話；同月，會見黎筍，黎筍授予他一級胡志明勛章和越南勞動英雄稱號；9 月，會見訪蘇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11 月，在克里姆林宮慶祝十月革命65 周年招待會上發(fā)表講話；11 月10 日，猝然去世，終年76 歲�！�

1906年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出生于今烏克蘭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一個冶金工人家庭，他9歲時考上本鎮(zhèn)男子古典中學預備班。少年時代的勃列日涅夫性格孤僻，沉靜好思，天資并不聰穎，但學習十分勤奮。1921年夏中學畢業(yè)，年僅15歲的勃列日涅夫便開始了勞動生涯，在他父親所在的冶金工廠里當鉗工。

1921年至1922年,烏克蘭發(fā)生了嚴重的早災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再加連年內戰(zhàn)造成的破壞，工廠被迫停工。他一家為了尋找生活出路，不得不遷返故鄉(xiāng)庫爾斯克務農。1923年,他考取庫爾斯克土地規(guī)劃、土壤改良中等技術學校。同年加入共青團。4年學業(yè)期滿畢業(yè),正值蘇聯(lián)進入農業(yè)集體化時期。他先后在庫爾斯克省、白俄羅斯和烏拉爾從事土地規(guī)劃工作,被推選為烏拉爾州比謝爾特區(qū)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代表。此后,他擔任過土地部主任，區(qū)蘇維埃執(zhí)委會副主席和烏拉爾州土地管理局副局長等職。 1931年6月,蘇聯(lián)農業(yè)集體化有了很大進展,而工業(yè)發(fā)展緩慢，聯(lián)共(布)中央決定“用一切辦法發(fā)展重工業(yè), 加快鋼鐵工業(yè)的發(fā)展速度”。 他這時回到了第聶伯冶金工廠，同時考入卡緬斯科耶冶金學院夜校部，攻讀熱動力學專業(yè)。同年10月，他加入蘇聯(lián)共產黨(布)。1935年,他畢業(yè)時，被授予學士學位和冶金工程師職稱。同年應征入伍。在后貝加爾軍區(qū)裝甲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被派遣到連隊，先任排長，旋即擔任坦克連政治指導員。1936年復員回冶金工廠當工程師，并繼續(xù)做黨的工作，曾任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市蘇維埃執(zhí)委會副主席。

1937年初,烏克蘭開始肅反運動。他沒有受到牽連，又年輕能干。在1938年5月，由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科羅特欽科推薦，擔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黨委商業(yè)部長,次年2月被擢升為主管宣傳工作的州委書記。

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進攻波蘭，蘇聯(lián)處于臨戰(zhàn)狀態(tài)，急需大批武器裝備。1940年，聯(lián)共(布)中央給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下達一項任務，要他們把州里的一部分企業(yè)轉為生產軍事設備的兵工廠，由一位州委書記主管國防工業(yè)。勃列日涅夫組織能力較強，熟諳冶金專業(yè)，被選中主管這一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工作期間，深得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信任。1941年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被赫魯曉夫作為“具有豐富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經驗的工作者”推薦到軍隊。同年7月，他被任命為南方面軍(后改為黑海集團軍群)政治部主任，他先后參加了羅斯托夫、諾沃俄羅斯克等地的保衛(wèi)戰(zhàn)和烏克蘭地區(qū)的作戰(zhàn)，后來又轉戰(zhàn)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家。戰(zhàn)時，他一直從事政治工作，曾獲兩枚紅旗勛章、一枚紅星勛章和一枚波格丹·赫麥里尼茨基勛章。 1944年升為少將。

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后，勃列日涅夫被任命為喀爾巴阡軍區(qū)政治部主任，1946年8月復員任烏克蘭扎波羅熱州委第一書記。他在該州的主要使命是重建在戰(zhàn)時遭到破壞的水電站和煉鋼廠。第聶伯列寧水電站用了半年時間便重新發(fā)電。然而扎波羅熱巨型煉鋼廠恢復速度緩慢，州委受到了《真理報》的點名批評。勃列日涅夫總結了經驗教訓,加快了建設步伐，并在全州開展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運動。1947年秋，扎波羅熱巨型煉鋼廠第一期工程，5個大型車間首先投入生產，斯大林寫信祝賀他們“取得偉大的生產勝利�！�

1947年11月，勃列日涅夫任烏克蘭共產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任職期間，該州的大部分企業(yè)和住宅進行了重建和擴建，彼得羅夫卡、捷爾任斯基和其他許多大工廠超過了戰(zhàn)前的生產水平，土地播種面積也超過戰(zhàn)前，糧食產量有較大的增長。全州順利地完成了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

1950年夏,勃列日涅夫調任摩爾達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他到任后，首先領導制定了一項全面發(fā)展農業(yè)的計劃。一年時間內摩爾達維亞的農業(yè)取得了可觀的進展。1951年財政收入比1950年增長25%。同年秋，他兩次在《真理報》頭版致斯大林的信中，報告了摩爾達維亞果農和葡萄栽培制酒者的成績。

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十九大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在蘇共改組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時落選，改任蘇聯(lián)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五十年代中期，蘇聯(lián)開展了墾荒運動。他于1954年1月被派到哈薩克斯坦執(zhí)行墾荒任務，初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二書記，翌年8月任第一書記。哈薩克共和國兩年內共開荒1,800萬公頃,糧食產量增加9倍以上。他被授予列寧勛章。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出席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重新當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1957年6月,他支持赫魯曉夫，指責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反對列寧主義”。不久，他被遞補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1960年5月，勃列日涅夫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成為繼加里寧、什維爾尼克、伏羅希洛夫之后第四任蘇聯(lián)國家元首。同年7月起，他不再兼任中央書記職務。1963年6月，弗·羅·科茲洛夫患病之后兩個月，勃列日涅夫重又擔任中央書記。1964年7月，他卸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專門致力于黨務工作。

在勃列日涅夫登上政治舞臺之初，壓根沒有人會把這位性格溫和、“身材魁梧的美男子”(斯大林語)同蘇聯(lián)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聯(lián)系起來。勃列日涅夫在青年時代并沒有顯示出什么過人之處，但其升遷之路卻異常順利。1939年，年僅33歲的勃氏就擔任了州黨委書記，并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先后擔任了第18集團軍和烏克蘭第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被授予少將軍銜。

戰(zhàn)爭結束后，勃氏連升三級，從1952年起擔任蘇共中央書記，并深得斯大林賞識。在當時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中，勃列日涅夫是被公認為能力較弱的人，對誰都構不成威脅。他本人也曾多次“謙虛”地表示過：自己沒有領袖的才能，更沒有那樣的野心。因此，在險象環(huán)生的權力場中，勃氏反倒躲過了無數災禍。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和克格勃負責人謝列平密謀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當時，有人要勃氏給正在度假的赫魯曉夫打電話，他竟“害怕得差一點昏厥過去，后來被別人強拉硬扯到電話機前”。當聽說赫魯曉夫知道了政變的消息時，勃氏一下子撲到朋友的懷里，驚恐不安地說：“全完了，赫魯曉夫會把我們統(tǒng)統(tǒng)槍斃的�！� 赫魯曉夫下臺后，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為爭奪大位陷入僵持，為避免兩敗俱傷，只好于10月14日舉行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推舉勃氏為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11月和12月又擔任了赫魯曉夫的另外兩個職務; 蘇共中央俄羅斯聯(lián)邦局主席和蘇聯(lián)憲法委員會主席當時，在許多人眼中，勃氏不過是個過渡性人物。每當政治局開會討論重大問題時，勃氏的許多提議經常被否決，本人也多次受到其他成員的批評。為了自己的“威信”，勃列日涅夫甚至不惜向同僚們乞求說：“領導人需要威信，你們幫幫忙吧！”他還曾要求同事：當自己在群眾大會上講話講到某一處時，請帶頭站起來鼓掌，以帶動群眾喝彩。然而就是這個看似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幾年內不動聲色地剪除了謝列平等人的黨羽，牢牢坐穩(wěn)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大位。

勃列日涅夫上臺最初幾年，比較強調集體領導，領導核心相對穩(wěn)定。從七十年代起，他逐步把自己所信任的人提拔上來,成立了由“總書記助理”組成的私人秘書班子，經常插手政府事務和過問外交工作。1971年，他參加蘇聯(lián)部長會議討論第九個五年計劃指標，并打破先例由他個人簽署公布。他的名字、照片、語錄充斥蘇聯(lián)各種報刊。據人們統(tǒng)計，1971年以后，他的名字在報刊上出現的次數已超過列寧。這時，他已改變了過去與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共同參加重大活動的做法，獨自一人觀看蘇軍舉行的“德維納”軍事演習，檢閱演習部隊，作總結講話,擴大他在軍隊中的影響。1976年，勃列日涅夫70歲生日那天，從未指揮過一場戰(zhàn)役的他任蘇聯(lián)國防會議主席,領蘇聯(lián)元帥銜。那天勃列日涅夫穿著元帥服，指著自己的元帥肩章，對等候祝賀的親友們興高采烈地說：“伙計們，瞧，我熬到了這一天！”勃列日涅夫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在此之前，他挫敗了野心勃勃的謝列平，排擠了向他發(fā)出挑戰(zhàn)的波德戈爾內，架空了柯西金，還獲得了“蘇聯(lián)元帥”這一崇高榮譽。經過長達12年的“集體領導”，他終于獨攬黨、政、軍大權，終于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蘇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出版了《勃列日涅夫傳略》。1977年6月，他兼任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已經徒有虛名的集體領導最終解體。至此，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lián)黨政軍的最高首腦。

勃列日涅夫上臺伊始，宣稱繼續(xù)執(zhí)行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線，說這一路線“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政府對內對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蓖瑫r他對赫魯曉夫的“個人迷信和唯意志論”進行了不指名的批判， 說“凡是以主觀主義和隨心所欲的決定來偷換對事情應采取的科學態(tài)度的地方，挫折和錯誤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農業(yè)生產的領導中只憑意志行動越來越占上風，次數很多的、有時是臆想出來的改組造成了神經過敏狀況�！彼�逐步對赫魯曉夫時期一些不得人心的作法進行修補，重新確立黨高于一切的原則。1964年11月，他將兩年前改組的工農業(yè)黨組織合并,建立了統(tǒng)一的州、邊疆區(qū)黨委會。1965年6月，他取消了經濟行政區(qū)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和部門性國家委員會，成立了全蘇和加盟共和國各部。采取穩(wěn)定干部隊伍的方針，不再搞大換班和頻繁調動。對斯大林的評價逐漸肯定一些，允許在宣傳和文藝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并在斯大林的墓前設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稱頌“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領導了反擊敵人的一切行動”，“在動員蘇聯(lián)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時仍允許繼續(xù)攻擊斯大林，1966年把一些反斯大林的作品列入“列寧文藝獎金”候選名單。

勃列日涅夫收起了赫魯曉夫“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口號，代之以建成“發(fā)達社會主義”的提法。1967年11月，他首次提出“發(fā)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宣稱，蘇聯(lián)已“建成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1977年，他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 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fā)展階段”，這個社會的宗旨是“依靠強大的先進工業(yè)，依靠大規(guī)模的高度機械化農業(yè)，把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為社會發(fā)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標�！�

勃列日涅夫任職期間，蘇聯(lián)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有所增強。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lián)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國民收入增長1.44倍，工業(yè)產值增長1.77倍，農業(yè)平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比“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勃列日涅夫認為“發(fā)展重工業(yè),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lián)經濟政策的不變原則”，是完成一切國民經濟任務的前提。為此，他把85%以上的工業(yè)投資用于發(fā)展重工業(yè)。他尤其重視發(fā)展軍事工業(yè)，強調發(fā)展戰(zhàn)略核武器和遠洋海軍。這使蘇聯(lián)軍費開支不斷增大，從1965年的326億美元到1981年增至1,550億美元，即增長了3.75倍，占蘇聯(lián)財政支出的1/3。

1965年，秋明地區(qū)的薩莫特洛爾油井投產，第二年，烏連戈伊天然氣田投產，龐大的秋明油田已具備全力發(fā)展的規(guī)模。僅這烏連戈伊的儲量經查明就占世界總儲量的40%！這是一筆大得、多得難以想像的財富。于是，蘇聯(lián)經濟的發(fā)展立即卷進了一道勃列日涅夫意想不到的軌道。

這時，勃列日涅夫六十來歲，身體健壯，精力充沛，又具有一番救國家于危亡的干勁和理想，再加上他的身邊有一批能干的實干家輔佐——柯西金掌管經濟，安德羅波夫致力內政，葛羅米柯主持外交，幾朝理論元老蘇斯洛夫給他出謀劃策，一時間國家呈現出熱氣騰騰的發(fā)展趨勢。他們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氣為重點來決策國內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蘇爾古特等大油氣田，1974年蘇聯(lián)的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路——貝阿鐵路有3100公里通車，油氣可以沿這條鐵路線西去俄羅斯歐洲部分、東歐國家和西歐，東去太平洋。自此，西西伯利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成了在蘇聯(lián)創(chuàng)造奇跡的神：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贏得了滾滾的財源，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yè)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降低物價，可以歡宴飲樂、歌舞升平。

這種普通勞動者的沖天干勁和輝煌業(yè)績，這種蘇聯(lián)歷史上少有的歡樂和繁榮氣氛使勃列日涅夫興奮得忘乎所以了。一些身旁的人和那些他提拔起來的官僚開始吹捧他是當今的“伊里奇”〔列寧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是伊里奇，“兩個伊里奇”就是指勃列日涅夫是當代的列寧”�！常�他執(zhí)政的歲月是“從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時代。勃列日涅夫再也沒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干勁了，他沉湎于美麗的幻想之中，想把數代領導人干而未竟的事業(yè)在他的手中全部完成。于是，就有了“發(fā)達共產主義”之說。

勃列日涅夫時期也遇到不少經濟難題,比較突出的是經濟增長速度持續(xù)下降。蘇聯(lián)“八五”、“九五”、“十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1%、6%和3.8%,工業(yè)產值平均增長率分別為8.5%、3.4%和3.4%。由于片面強調發(fā)展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國民經濟各部門發(fā)展比例失調。從1979年開始農業(yè)連年減產。農業(yè)產值1979、1980和1981年分別下降3.1%、2.5%和1.9%。農業(yè)不振嚴重地影響國民經濟,特別是輕工業(yè)和食品工業(yè)的發(fā)展,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此外,現行經濟管理體制的許多弊端仍未消除,如經濟決策權過多地集中于領導機關;企業(yè)本來就不多的自主權仍不斷受到侵害;現行的經濟體制不適應集約化方針的推行;價格的制定不利于采用新技術和生產新產品;官僚主義、平均主義、資金浪費和貪污盜竊嚴重,等等。

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蘇聯(lián)，國民經濟增長率長期保持兩位數，經濟規(guī)模也保持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費品卻長期短缺；蘇聯(lián)擁有當時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糧食卻連年歉收，不得不花大筆外匯進口糧食；蘇聯(lián)的宇宙飛船可以到達月球和火星，汽車卻故障頻出且耗油驚人；許多蘇聯(lián)百姓家里的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fā)生，很多人經常開玩笑說，蘇聯(lián)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卻開始深入蘇聯(lián)普通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靈深處。迪斯科、爵士樂等西方文化成為年輕人的時尚，一度根絕的吸毒現象開始風靡一時，社會治安狀況大大惡化。據統(tǒng)計，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lián)，大約形成了2400個黑手黨組織，并且這些黑手黨大都有官僚背景。上世紀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的經濟改革沒有間斷過。改革涉及的面比較廣泛，使蘇聯(lián)的經濟管理體制發(fā)生了許多變化。這個時期的改革主要是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強調利潤對企業(yè)領導和工人的物質刺激作用。其實質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有限地利用市場機制；以行政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這個改革在當時曾一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蘇聯(lián)經濟的發(fā)展，使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達到了鼎盛期。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改革對蘇聯(lián)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的經濟管理體制沒有根本的觸動，沒有解決蘇聯(lián)經濟如何持續(xù)增長這一實質性問題，到70年代后半期，蘇聯(lián)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了下來，蘇聯(lián)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其一，理論上對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缺乏認識，在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后期還組織了對東歐國家“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批判，從而阻遏了對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探索。其二，實踐上由于“新經濟體制”的實行，面對所出現的片面追求利潤、忽視產品質量、盲目濫發(fā)獎金，不顧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等等問題，沒能找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害怕改革會引發(fā)新的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wěn)定，動搖其權力基礎，因而改革逐步收縮，出臺的改革措施被取消，致使經濟體制改革半途而廢。　　

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蘇聯(lián)的經濟歷史遺留問題的改革從沒有間斷過。改革涉及的面比較廣泛，使蘇聯(lián)的經濟管理體制發(fā)生了許多變化。這個時期的改革主要是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和擴大企業(yè)自主權，強調利潤對企業(yè)領導和工人的物質刺激作用。其實質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有限地利用市場機制；以行政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這個改革在當時曾一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蘇聯(lián)經濟的發(fā)展，使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達到了鼎盛期。

但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改革對蘇聯(lián)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的經濟管理體制等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變革，沒有能夠解決蘇聯(lián)經濟如何持續(xù)增長這一實質性問題，到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蘇聯(lián)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了下來，蘇聯(lián)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要求的弊端日益暴露。究其原因：其一，對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缺乏認識；其二，“新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斷，官僚主義、平均主義嚴重。 

經濟數據

勃列日涅夫任職前期，蘇聯(lián)的經濟實力有所增強，而后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則持續(xù)下降。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lián)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高于同期美國的發(fā)展速度，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1965年蘇聯(lián)的國民收入僅相當于美國的62%，到1975年提高到相當于美國的67%，增長1.44倍。而同期的工業(yè)產值比則從65%提高到80%，增長1.77倍。農業(yè)平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比“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但自從1979年開始農業(yè)連年減產，農業(yè)產值1979、1980和1981年分別下降3.1%、2.5%和1.9%，農業(yè)不振嚴重地影響國民經濟，特別是輕工業(yè)和食品工業(yè)的發(fā)展，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此外，蘇聯(lián)已有20余種重要產品雄居世界之首。

正是在這段時期里，蘇聯(lián)的經濟實力翻了一番，蘇美之間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段時期，蘇聯(lián)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1965年蘇聯(lián)國家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6.5盧布，1981年則提高到172.7盧布；1965年蘇聯(lián)集體農莊莊員月平均勞動報酬為51.3盧布，1981年提高到120.6盧布。此外，蘇聯(lián)人均居住面積由1965年的10平方米，提高到1981年的13平方米。

經濟建設

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初期，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氣為重點來決策國內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蘇爾古特等大油氣田，1974年蘇聯(lián)的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路——貝阿鐵路有3100公里通車，油氣可以沿這條鐵路線西去俄羅斯歐洲部分、東歐國家和西歐，東去太平洋。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使得蘇聯(lián)賺到大量財富，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yè)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宣布降低物價。

1967年11月，他首次提出“發(fā)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宣稱，蘇聯(lián)已“建成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占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1977年，他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fā)達的社會主義階段， 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fā)展階段”，這個社會的宗旨是“依靠強大的先進工業(yè)，依靠大規(guī)模的高度機械化農業(yè)，把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為社會發(fā)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標�！�

此外，勃列日涅夫認為“發(fā)展重工業(yè)，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lián)經濟政策的不變原則”，是完成一切國民經濟任務的前提。為此，他把85%以上的工業(yè)投資用于發(fā)展重工業(yè)。

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時期，在政治上強調穩(wěn)定，因此對多個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重新確立黨高于一切的原則，以保持個人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性。1965年6月，勃列日涅夫取消了經濟行政區(qū)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和部門性國家委員會，成立了全蘇和加盟共和國各部。1966年蘇共23大，將中央主席團改名為中央政治局，設中央總書記來代替中央第一書記，恢復了蘇共19大以前中央領導機構及中央最高領導職務的稱謂。

勃列日涅夫還延續(xù)了官僚們以往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并保證要使干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自傳》），并且享受特權的干部范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的第一年，地方黨委書記只更換了9%，14個加盟共和國書記只更換了2個。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這種干部隊伍超常規(guī)的“穩(wěn)定”，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干部輪換制被取消，使得領導體制僵化和干部隊伍老化。這個時期蘇聯(lián)各級領導班子變動極小，特別是最高領導層，處于一種超穩(wěn)定狀態(tài)；這段時期，還增加了許多新的管理機構，機構擴充明顯，辦公人員增多；蘇聯(lián)社會貪污腐敗的深度、廣度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這是斯大林時代腐敗的繼續(xù)深化和發(fā)展。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敗的統(tǒng)治下，“蘇共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qū)委書記和中央委員都卷入骯臟的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送給總書記，被認為是正當的。一到節(jié)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寄來的盒子�！�（《戈爾巴喬夫沉浮錄》）此外，勃列日涅夫帶頭以權謀私大搞裙帶之風，使得利益集團迅速發(fā)展，包括部門、地區(qū)型的利益集團；幫派型的利益集團，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特權階層利益集團。

勃列日涅夫在20世紀60年代執(zhí)政最初的幾年，依舊強調集體領導，領導核心相對穩(wěn)定。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勃列日涅夫開始加強個人權力，逐步廢除集體領導原則，他大量提拔自己的親信，這些人經常插手政府事務和過問外交工作；蘇聯(lián)部長會議討論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指標，打破先例由他個人簽署公布；勃氏還改變了過去與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共同參加重大活動的做法，獨自一人觀看并檢閱蘇軍的演習，加強在軍中的個人威信；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爾內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還兼任國防會議主席），獨攬了黨、政、軍最高領導權力，集體領導最終解體。此外，勃列日涅夫還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揚自己的功績，他的名字、照片、語錄充斥蘇聯(lián)各種報刊。

另外，在其任內，對斯大林的評價也逐漸肯定了一些，允許在宣傳和文藝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并在斯大林的墓前設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稱頌“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領導了反擊敵人的一切行動”，“在動員蘇聯(lián)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蘇聯(lián)，主要的消費品長期短缺；蘇聯(lián)擁有當時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糧食卻連年欠收，不得不花大筆外匯進口糧食；蘇聯(lián)的宇宙飛船可以到達月球和火星，汽車卻故障頻出且耗油驚人；許多蘇聯(lián)百姓家里的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fā)生，很多人經常開玩笑說，蘇聯(lián)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卻開始深入蘇聯(lián)普通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靈深處。迪斯科、爵士樂等西方文化成為年輕人的時尚，一度根絕的吸毒現象開始風靡一時。據統(tǒng)計，在當時的蘇聯(lián)，大約形成了2400個黑手黨組織，并且這些黑手黨大都有官僚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有限主權

在勃日列涅夫的領導下，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逐漸演變成霸權主義。蘇聯(lián)不但把自己推行社會主義的模式強加給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干涉別國內政，還不惜動用軍事手段來推行這種干涉。1968年蘇聯(lián)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zhèn)壓布拉格之春，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其有限主權論，為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作辯護。:“……當出現對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威脅的時候,這就不僅僅是一個國家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的問題和關心的事情了。當國內外社會主義敵人直接行動威脅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的時候,就要以“軍事方式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這種威脅的行動”。1970年6月,他對蘇聯(lián)選民講話時,又說:“蘇聯(lián)是個位于歐洲和亞洲廣闊區(qū)域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使我國的對外活動負有特殊的責任。而我們也不能回避這一責任”。 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對勃列日涅夫主義進行批評和譴責。1968年8月，南斯拉夫南共聯(lián)盟中央全會上提出對對蘇聯(lián)的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等內容加以譴責。1968年11月，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指出“限制或放棄華沙條約某一成員國的主權的理論（即有限主權論）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的準則”。 1968年-1969年，中國的兩報一刊社論批判勃列日涅夫主義為霸權主義，是“社會帝國主義的強盜理論”。在他任職期間,蘇聯(lián)對外進行了一系列侵略擴張活動,包括1969年3月和8月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qū),1978年12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12月出兵入侵阿富汗等等步驟。

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期間,蘇聯(lián)在與我國邊境接壤地區(qū)增派重兵,在蒙古駐軍和設立導彈基地,造成中蘇關系不斷惡化。他逝世前幾次講話中,表示“真誠地希望同中國關系正�；�”,愿與中國“繼續(xù)就邊界問題舉行談判,就改善關系的措施達成協(xié)議。”　　

中蘇關系

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也是中蘇關系起起落落最大的時期之一。1964年赫魯曉夫被政變推翻后，中國政府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軍高級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jié)的慶�；顒樱�順便試探蘇聯(lián)的對華政策。在酒會上，蘇聯(lián)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走到賀龍元帥面前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還不把毛澤東也搞掉？這樣就天下太平了�！碑斨芏鱽硪�求蘇方道歉時，勃烈日涅夫承認馬利諾夫斯基說的是酒話，但他強硬的表示，在對華關系上，他和赫魯曉夫沒有一點不同。結果這句話將中蘇關系再次推向冰點。

1969年3月，中、蘇兩國軍隊先后在珍寶島發(fā)生了三次武裝沖突。珍寶島沖突爆發(fā)后，蘇聯(lián)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在蘇聯(lián)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人的強烈主張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用中程導彈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為取得美國人的支持，蘇聯(lián)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將消息告知美國方面。

然而尼克松政府認為：一個強大中國符合西方的戰(zhàn)略利益。最可怕的是，一旦讓蘇聯(lián)人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的面前。“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于毀滅世界�！睅滋旌�，《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lián)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則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勃列日涅夫氣得發(fā)瘋，憤怒地喊道“美國出賣了我們”。

此后，蘇聯(lián)陳兵百萬于中蘇邊境，對中國的安全構成極大威脅。但毛澤東死后，勃氏在執(zhí)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系正�；�的重要性，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接連發(fā)出積極的信號，為中蘇關系“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拉開了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關系在勃氏手上達到了對立的頂峰，也開啟了正常化的大門，這個時期是中蘇關系的一個分水嶺。

緩和戰(zhàn)略

1969年，勃列日涅夫為了擺脫“布拉格之春”事件給蘇聯(lián)外交帶來的困境，初步提出了關于“歐洲緩和”的設想和主張。到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召開時，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6點“和平綱領”，并宣布要“把緩和擺在鞏固和加強蘇聯(lián)u2018和平共處u2019外交的首位”。

在“緩和”政策正式確立之后，蘇聯(lián)利用當時美國深陷越戰(zhàn)泥淖、國內“新孤立主義”思潮興起及西方發(fā)生經濟危機等一系列有利于蘇聯(lián)機會，大搞“緩和”外交，不但順利解決了多年懸而未決的歐洲邊界問題和柏林問題，還成功組織召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皻W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形成的“赫爾辛基精神”更是勃列日涅夫“緩和”外交取得的巔峰之作。

“緩和”政策實施的原因有：第一，蘇聯(lián)經濟通過60年代的高速增長之后，由于粗放式的經濟的影響，在70年代開始減速，蘇聯(lián)領導層認識到“效益和質量”重要性，希望改善同西方的關系，達到引進西方技術與資金的目的。第二，蘇聯(lián)在東歐的權利并不被西方國家所承認，而東歐問題一日不解決，蘇聯(lián)西方的威脅就一日不會消失，而通過“緩和”的外交政策達成法律上的歐洲戰(zhàn)后現狀不可改變無疑將是蘇聯(lián)所樂見的。第三，美國已經準備從越南脫身了，不過驕傲的牛仔希望能體面的從越南撤出，而這需要蘇聯(lián)這個對越南有著巨大影響的國家?guī)椭�。第四，蘇聯(lián)自古巴導彈危機中失敗之后，就認識到美國在軍事力量上對蘇聯(lián)的絕對優(yōu)勢，信仰“拳頭大的當頭”原則的蘇聯(lián)領導層，在常規(guī)與核武兩方面的擴軍備戰(zhàn)，使得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yōu)勢開始縮小，而美國希望通過與蘇改善關系來遏制蘇聯(lián)擴充軍備的勢頭，從而達到鞏固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yōu)勢。

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基辛格訪問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進行最高首腦會唔之后，東西方關系得到很大改善，友好對話開始代替了劇烈對抗。蘇聯(lián)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往明顯增多：蘇聯(lián)同西方的貿易額由1970年的46億盧布增至1980年316億盧布，前后增長6倍；1964-1970年，蘇從西方得到的長期貸款僅38億美元左右，而1971-1980年間，貸款額增至300多億美元。可見蘇聯(lián)憑借推行“緩和”政策獲得了在與西方直接對抗中前所未有的好處。

全球出擊

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間，龐大的軍費開支和同樣巨大的重工業(yè)投資，使得蘇聯(lián)的軍事力量迅速膨脹，逐步改變了蘇美之間的力量對比。60年代，蘇聯(lián)處于美國軍事力量的壓制之下，而到70年代時，蘇聯(lián)的軍事力量已經能與美國平起平坐，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國。如：蘇聯(lián)海軍在之前就是一支近海防御艦隊，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不僅使蘇聯(lián)領導人大力發(fā)展戰(zhàn)略核武器，在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大力支持下，海軍得到了擴建，蘇聯(lián)艦隊由近海防御艦隊轉變成為一支具有遠洋作戰(zhàn)能力的武裝力量；戰(zhàn)略核武器方面，1962年古巴危機時，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武器（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只有美國的1/4，當時美國擁有1038件，而蘇聯(lián)僅有265件，到1970年時，蘇聯(lián)已擁有洲際彈道導彈1300枚，首次超過了美國1054枚洲際彈道導彈的數量。

戰(zhàn)后獨立的亞、非、拉等前殖民地國家也已經成長起來了，而這些已經成長起來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這一時期，由于蘇聯(lián)打著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旗號，援助第三世界進行的反帝、反殖斗爭，客觀上造成了有利于蘇聯(lián)的局面，使得蘇聯(lián)認為其在決定世界命運發(fā)展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軍事實力的膨脹以及國際形勢有利于蘇聯(lián)的發(fā)展，到7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國家戰(zhàn)略開始轉向了，進攻性戰(zhàn)略開始出現在蘇聯(lián)領導人的講話中了。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于1975年6月發(fā)表的講話時就曾說道：“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發(fā)起穩(wěn)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的時代”。勃列日涅夫在同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也提道：“經濟力量和防御力量的加強使蘇聯(lián)勝利地在國際舞臺上展開積極的u2018攻勢u2019”。

70年代，蘇聯(lián)的對外擴張加快了步伐。西線的歐洲雖然是其與美國爭奪的重點，但歐洲對峙著的數百萬軍隊顯然不是時能夠動的了的；東線的越南在得到大量蘇聯(lián)軍援之后，把美國拉的是很緊，可一個越南顯然不是那么容易就把美國這么一個超級大國打垮的，當然蘇聯(lián)也沒想過越南能把美國打垮，蘇聯(lián)要的只是其將美國趕出印度支那而已；找來找去突然發(fā)現南線這個被稱為“歐洲的軟腹部”的中東和非洲地區(qū)是塊好地方，這里西方國家都不能在很快的時間里聚集起強大的力量對抗蘇聯(lián)。于是，蘇聯(lián)立馬利用軍援、經援、軍售以及條約對這里進行滲透。

1971年5月蘇聯(lián)與埃及簽訂《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向其提供50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派遣軍事專家顧問達18000多人。當然蘇埃友好合作條約也擁有所有友好合作條約中必有這么一句話：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遭到威脅，雙方立即協(xié)商，以消除威脅并采取一定措施保障兩國的和平與安全。同年8月，蘇聯(lián)與印度締結《蘇印友好合作條約》之后不到兩個月，印度即入侵巴基斯坦，并占領了東巴基斯坦，在這一過程中蘇聯(lián)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1978年11月，蘇聯(lián)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越南比之印度還要心急，締約后不到一個月，越南便入侵柬埔寨，而越南的10萬大軍的指揮者就是蘇聯(lián)的軍事顧問。而在整個70年代，像這樣帶結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共有1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與蘇聯(lián)簽訂。

除了建立條約網，控制滲透簽訂國和地區(qū)之外，利用代理人進行戰(zhàn)爭是蘇聯(lián)另一個主要干涉與擴張手段，而古巴軍隊在這階段成了蘇聯(lián)的金牌打手。1975年，蘇聯(lián)通過古巴軍隊對安哥拉內戰(zhàn)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武裝干涉，把近2萬人的古巴軍隊和大批武器裝備運入安哥拉。蘇聯(lián)自己的軍事人員包括飛機和坦克駕駛員、軍事顧問等也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1977至1978年，蘇聯(lián)又利用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在歐加登地區(qū)的武裝沖突，在非洲之角實行大規(guī)模的軍事卷入，向埃塞俄比亞運送了1.7萬多名古巴軍人和大批軍火，蘇聯(lián)軍官還指揮了古巴和埃塞俄比亞軍隊的聯(lián)合軍事行動。與此同時，蘇聯(lián)還利用古巴軍隊插手扎伊爾和民主也門的內政。

此外，在70年代后半期，蘇聯(lián)還普遍加強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1970至1974年蘇聯(lián)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為140億美元，1975至1979年猛增到300億美元。 通過上述手段，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被蘇聯(lián)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著，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無一不是親蘇派。在扶植起一批親蘇政權之余，蘇聯(lián)還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中海、紅海、南亞和東南亞等許多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地區(qū)獲得了一批機場和港口的使用權，在越南、古巴、阿富汗更是建立了海外軍事基地。蘇聯(lián)進攻戰(zhàn)略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削弱、排擠并力圖壓倒它的主要對手美國，而它在70年代的海外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勢力和影響，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并順從官僚們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批評赫魯曉夫的干部輪換制“對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證要使干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葉利欽自傳》）。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的第一年，地方黨委書記只更換了9%，14個加盟共和國書記只更換了2個。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擔任了20年黨的第一書記，庫納耶夫在哈薩克斯坦也當了20多年第一書記；格里申于1967年擔任莫斯科市委書記，戈爾巴喬夫時代才被換下來；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則在這個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

這種干部隊伍超常規(guī)的“穩(wěn)定”，一方面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這些高層官員長期擔任這些地區(qū)的“封疆大吏”，都按照對自己忠實程度提拔親信，排斥異己，逐漸形成了盤根錯節(jié)的幫派勢力。例如前面提到的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執(zhí)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僅在烏孜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他的親屬就達14人之多。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基層干部，及工業(yè)企業(yè)、工地、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領導干部更換過于頻繁，朝令夕改，造成嚴重局面。由此可見，勃列日涅夫的“穩(wěn)定”政策，是只針對高級官員的“穩(wěn)定”，目的在于保證高級官僚的既得利益。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發(fā)誓要“保證對干部的尊重”，因而立即恢復了被赫魯曉夫廢除的全部干部特權，并且享受特權的干部范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特權制度又被稱為“干部名冊”制度，它把上層人物與蘇聯(lián)普通公民化分開來，引起了普通蘇聯(lián)公民的強烈不滿。不僅如此，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僚們還紛紛效仿勃列日涅夫本人，興建專供自己享用的“狩獵小屋”和上層圈子聚會的放蕩私人會所。這些被稱做“小屋”的私人別墅往往象宮殿一樣富麗堂皇，帶有花園、室內游泳池和其他設施。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lián)社會貪污、腐敗和特權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非常奢侈，他在扎維多沃的“小屋”花費了數百萬盧布的國防開支，并且在莫斯科郊外至少還有六棟別墅。阿塞拜疆共和國第一書記阿利耶夫曾贈送給勃列日涅夫一枚碩大的鉆石戒指，勃列日涅夫愛不釋手，常常在幾百萬電視觀眾面前堂而皇之地擺弄這枚心愛的戒指。

作為一個父親，勃烈日涅夫有強烈的“舔犢之情”，對自己的子女非�！皩捄瘛�。雖然他也常常斥責他風流縱欲的女兒和一心斂聚錢財的兒子，說他們給他丟臉，但這并不妨礙勃烈日涅夫動用公款為他的女兒與兒子修建別墅。甚至連其甘當烏龜、不學無術、貪婪無比的的女婿邱爾巴諾夫也因為得到了勃烈日涅夫的庇佑而扶搖直上，當上了蘇聯(lián)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和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邱爾巴諾夫貪污了多達20億盧布的公款，在勃烈日涅夫死后才被押上被告席。

1980年，克格勃副主席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將軍在安德羅波夫布置下，領導一次反腐化調查時無意中從勃烈日涅夫的女兒加琳娜·邱爾巴諾娃的情人布里亞季亞家中搜查出一大批鉆石等貴重物品，布里亞季亞供認鉆石是屬于加琳娜的，頓時弄的滿城風雨。這時，一貫以所謂“正統(tǒng)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自居的蘇斯洛夫不顧重病在身，親自來掩蓋勃烈日涅夫家族的丑聞。蘇斯洛夫狠狠教訓了茨維貢，并不許其逮捕布里亞季亞。茨維貢將軍處于是忠于勃烈日涅夫家族還是忠于職守的矛盾中，1981年1月19日，他以開槍自殺的方式求得了解脫。

由于勃烈日涅夫的權力不是建立在群眾擁護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他欣賞、提拔的親信們的“團結”和“穩(wěn)定”基礎上的。因此，對于他的親信，無論有多么腐敗、多么無能、多么遭人憎恨，勃烈日涅夫都奉行著“保護干部”的方針予以庇護。“理論家”蘇斯洛夫給勃烈日涅夫找到了一條“理論基礎”：“干部的穩(wěn)定，這是勝利的保障�！辈�烈日涅夫時刻奉守這一準則，時刻注意“保護干部”。例如，克拉斯諾達爾斯克邊疆區(qū)第一書記麥都諾夫濫用職權，他治理下的地區(qū)賄賂成風，腐敗盛行。當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建議將麥都諾夫撤職查辦并交送法庭時，勃列日涅夫卻連連搖頭說：“不能這么辦。他是一個大的黨組織的領導人。人們信任他，跟他走，而現在我們要把他送上法庭？再說，他那個區(qū)里的事情還進行得不壞嘛。我們換一個不誠實的人會把這個區(qū)的事搞壞的，先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去，看看他怎么樣再說吧�！睘踝蝿e克斯坦黨的第一書記拉希多夫長期斂聚財富、將該共和國的棉花收入據為己有，將整個共和國黨組織變成自己的“家天下”，為此，蘇共中央收到了數以萬計的舉報信，而勃烈日涅夫卻把這些信件送還拉希多夫，并且先后授予拉希多夫多達12枚的勛章，以表彰他的工作。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勃夫因心臟病卒于莫斯科,終年76歲,安葬在克里姆林宮墻下列寧墓后。他留下的著作有:《遵循列寧主義方針》(8卷)、《論蘇共和蘇維埃國家的對外政策》、《論現階段蘇共經濟政策的主要問題》、《發(fā)達社會主義的經濟管理問題》、《蘇共的農業(yè)政策問題和哈薩克的開荒》、《論對勞動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保衛(wèi)和平與社會主義》,回憶錄《小地》、《復興》、《荒地》、《按工廠的汽笛生活》、《祖國之情》以及在國外出版的著作《社會主義、民主和人權》等。

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紀錄稱，勃列日涅夫是“世界獲獎章最多的人”，共獲得蘇聯(lián)勛章十五枚、獎章十八枚，外國勛章四十二枚、獎章二十九枚。但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年代，勃列日涅夫的蘇聯(lián)最高軍功章“勝利勛章”和波蘭的“勇士勛章”被剝奪。

國內勛章

二戰(zhàn)時，掛滿勛章的勃列日涅夫曾獲兩枚紅旗勛章、一枚紅星勛章和一枚波格丹·赫麥里尼茨基勛章。

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勃列日涅夫獲得一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四次“蘇聯(lián)英雄”獎章，擁有五枚“金星”獎章。

1981年，給他頒發(fā)了“在蘇共黨內五十周年”紀念章。同年七十五歲大壽時，獲得八個國家十三枚各種各樣的獎章。

除了國家獎項，勃列日涅夫還獲得不少部門獎章，例如1977年獲得蘇聯(lián)記者協(xié)會的會員證，與此同時獲得佩戴記者協(xié)會證章之權。

國外勛章

勃氏獲得國外獎項，根據不同統(tǒng)計為五十枚至七十枚不等。其中有阿根廷、阿富汗、幾內亞、越南、保加利亞、匈牙利、印度尼西亞、民主德國、古巴、老撾、朝鮮、也門、蒙古、秘魯、波蘭、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國的勛章和獎章。

聯(lián)合國曾授予勃列日涅夫愛好和平獎章，世界工會聯(lián)合會曾授予勃列日涅夫提供人民福利獎章，此外還有居里夫人和平獎章等。

妻子是維多利亞·勃列日涅娃（1908年－1995年），

與勃列日涅夫育有尤里·勃列日涅夫和加林娜·勃列日涅娃，余生一直居住在勃列日涅夫的舊宅，晚年受到糖尿病的折磨而死。

尤里·勃列日涅夫（1933年- 2013年），勃列日涅夫之子，退休前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并曾擔任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在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因貪污的指控被迫退休，之后被捕，全部家當被沒收。在蘇聯(lián)解體后，在家過起了基本上與世隔絕的生活。

加林娜·勃列日涅娃（1929年-1998年），勃列日涅夫之女，先后有三任丈夫：雜技演員米拉耶夫的秘密成婚、魔術師伊戈爾、軍人丘爾巴諾夫。晚年染上了酗酒，被女兒送進了精神病院。1998年6月，加林娜在孤獨中離開了人世，在生命終結前，她曾對自己的一生進行過總結：“我只要愛情�！�

女婿是軍人丘爾巴諾夫，1971年與加琳娜成婚。任職期間仰仗岳父，貪婪無度收受賄賂。勃列日涅夫死后，時任內務部副部長的丘爾巴諾夫被捕。 1988年12月30日，被蘇聯(lián)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以貪污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逝世，終年75歲。在勃列日涅夫的時代，蘇聯(lián)的國勢達到了頂峰，但由于勃列日涅夫對蘇聯(lián)社會積累的無數尖銳矛盾缺乏認識，缺乏解決問題的決心和魄力，使這些矛盾越積越深，社會動亂的能量越積越大，最終隨著勃列日涅夫的逝去，一個曾經令人仰視的強國也隨之墜入深淵。

然而在勃氏去世20多年后，俄羅斯人卻開始懷念這位“忠厚長者”。俄各界對于勃列日涅夫的評價呈現出肯定多于否定的總體態(tài)勢，勃列日涅夫至少有兩點令其他人望塵莫及：關于他的笑話最多，他的聲譽最好。俄羅斯權威民意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的民調顯示，39%的民眾對這位曾經執(zhí)掌蘇聯(lián)大權18年的蘇共總書記表示欣賞、有好感或尊重，與此相比，對斯大林有同感的大約占36%，戈爾巴喬夫則有20%；對勃氏感到憤恨的只有12%，而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兩位前領導人則高達38%和43%。全俄輿情研究中心的調查則表明，勃氏是僅次于普京的聲望最高的領導人。61%的受訪者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是國家發(fā)展最好的時期，一半的人認為勃氏在俄發(fā)展史上扮演了正面角色。這主要是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lián)與現在相比具有“公正”的優(yōu)勢，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統(tǒng)計數據表明，在勃列日涅夫執(zhí)政初期的1965年，蘇聯(lián)人的平均工資只有96.5盧布，到了其執(zhí)政晚期就上漲到170盧布。很多蘇聯(lián)人在這段時間內搬進了屬于自己的房子，購買了像樣的家具、服裝甚至汽車。但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社會分化為界限分明的貧富兩大社會集團。對于大多數俄羅斯民眾，勃列日涅夫時代是“不公正、不平等”的俄羅斯的對立面。

根據列瓦達中心的材料，2005年1月，48%的受訪者認為，如果俄羅斯所有的一切都保留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的狀況會比較好。二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lián)處于發(fā)展的巔峰期，國際格局一度呈現出蘇攻美守的局面，俄羅斯的大國主義傳統(tǒng)和實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然而蘇聯(lián)解體后，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經濟和社會資本主義化之后，俄羅斯始終沒有能夠找回曾經的大國榮光。而大國意識和強國意識恰恰在俄民眾的意識形態(tài)認同中占有重要地位。

勃列日涅夫的翻譯蘇霍德列夫回憶道，勃列日涅夫工作之余，有兩件事干得極好：打獵和開車。他曾親眼看見勃列日涅夫在打獵時一槍命中野豬心臟。1973年，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時，尼克松送了一輛“林肯”牌轎車給他。勃列日涅夫馬上拉著尼克松坐到車上，在狹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嚇得尼克松和坐在后座上的翻譯出了一身冷汗。

勃列日涅夫特別喜歡抽煙，但在1976年身患重病之后，醫(yī)生就禁止他抽煙了。為了能緩解一下煙癮，他就讓周圍的警衛(wèi)員抽煙，以便自己能聞聞。更有甚者，在會見別國領導人時，他讓翻譯也點上一支煙，深吸一口，然后往自己臉上噴。不僅如此，因為患病而無法入眠的他，吃安眠藥也上了癮，不得不纏著醫(yī)生想“多來幾片”。愛煙如命，嗑藥無盡，從勃列日涅夫身上，可以看到一個超級大國領袖的自我失控。

勃列日涅夫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貧乏的人，對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諸如“我們將研究研究”、“我們考慮考慮”這類話搪塞對方提出的問題。只要手頭沒有講稿，他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1979年，勃列日涅夫和美國總統(tǒng)卡特私下會晤，他照本宣科，念著為他準備的稿子，當念到劃去的段落時，竟轉過頭去問翻譯：“我還要往下念嗎？”1982年9月，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視察，在阿塞拜疆黨員大會上致祝賀詞。他拿錯了別人為他準備的另一份講話稿念了起來，居然沒有發(fā)覺。由于他的講話與大會毫不相干，臺下聽眾騷動起來，秘書連忙替他換了一份講稿，他這才明白念錯了稿子。

更為搞笑的是，在當年莫斯科奧運會的開幕式上，勃列日涅夫致歡迎詞。勃列日涅夫把秘書寫好的發(fā)言稿忘在外衣口袋里，上了主席臺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呆了一會兒，勃列日涅夫終于講話了。他的歡迎詞非常費解，誰都聽不明白，因為他只是一連把俄文字母“O”（注：念“噢”）念了五遍：“噢！噢！噢！噢！噢！”原來，他把奧運旗上的五個環(huán)，當成了五個“O”。

勃列日涅夫的各種外交“熱吻”作為一個才能平庸、“在各個方面都很弱的人”，勃列日涅夫在他擔任蘇共總書記的十余年中，留給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或許莫過于“勃列日涅夫之吻”。

因個人喜好，“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政治局委員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和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會見時，男人互相接吻的禮節(jié)�！痹诓�氏看來，這或許是他展現個人外交魅力的獨門法寶，但被其接吻的各國政要，鮮有情愿與開心者。

對“勃列日涅夫之吻”最深惡痛絕者，莫過于勃氏下面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們——畢竟，他國政要畢生至多也不過被勃氏“強吻”數次而已，而蘇共政治局委員們，卻不得不“上行下效”，時刻致力于將“勃列日涅夫之吻”發(fā)揚光大。繼勃氏之后的兩任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都相當痛恨這種“接吻”。

勃列日涅夫有濃郁的“勛章情結”，他一生獲得114枚勛章。至于勃列日涅夫什么時候開始有這種“癖好”，一直以來都說不清楚。

在“蘇聯(lián)英雄”的歷史上，總共有2人獲得4枚“金星獎章”，也就是四次獲得“蘇聯(lián)英雄”稱號。一位是名副其實的傳奇蘇軍元帥朱可夫；另一位就是蘇聯(lián)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朱可夫是在3枚“金星獎章”為最高限額的規(guī)定還生效時破例被授予第四枚英雄獎章的。勃列日涅夫是為自己頒發(fā)四枚“金星獎章”，立志成為“至高無上”的英雄。

勃列日涅夫經常以發(fā)獎章、勛章的方式頌揚自己治理下的蘇聯(lián)社會。有次，勃列日涅夫在看電視連續(xù)劇《春天的十七個瞬間》時，一個護士在一旁說，劇中的偵察員伊薩耶夫是個真實的人，現在還活著，只是被人遺忘了，這觸動了勃氏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經。他馬上讓警衛(wèi)去了解伊薩耶夫的近況，如住在哪里，現在干什么等等。警衛(wèi)說，不用去了解，沒有這個人，那是電視劇塑造的藝術形象。勃列日涅夫還是不死心，又給安德羅波夫打電話，得到的是同樣的回答。勃列日涅夫本來是想給這個伊薩耶夫頒發(fā)勛章的，人都沒有，勛章怎么發(fā)？勃氏這時來了聰明勁兒，他把一枚金星勛章授給了扮演伊薩耶夫的演員維亞切斯拉夫·吉洪諾夫。從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形成了一個習慣，在家里看電視、電影，一旦有喜歡的演員，就召喚過來，給他們頒發(fā)各種各樣的獎章、勛章。這成了勃氏執(zhí)政后期的工作和生活內容之一。

勃列日涅夫是極其愛虛榮的人，不僅表現在擁有獎章的數量上，而且也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并不長于寫作的總書記，找了幾個記者捉刀替他寫了《小地》《復興》和《荒地》三本回憶錄，不僅大量出版發(fā)行，而且還獲得了列寧文學獎金。這不僅僅是他個人愛好虛榮的問題，在威望日下的情況下黨的上層也想方設法來抬高總書記的威望。創(chuàng)作此“三部曲”就是經過政治局討論決定的。盡管“三部曲”曾紅火一時，甚至上了教科書，然而1987年夏，“三部曲”被當局定為偽劣作品，被下令從書店下架了。

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時的寓所位于莫斯科庫圖佐夫大道，門牌號為庫圖佐夫大道26號。在其去世后，這座房子前就被擺上了勃列日涅夫的紀念雕像，該雕像于20世紀90年代秘密被偷，后以1萬美元的高價被賣給了柏林一家規(guī)模不大的私人博物館，迄今仍藏于該博物館中。2013年，經雕塑家盧卡維什尼科夫重新定做的勃列日涅夫紀念像，再次出現在勃列日涅夫寓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