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師從楊聯(lián)升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F(xiàn)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時治學自史學起，后達至中西、古今貫通，其對儒家思想及中國道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詮釋自成一體。他的中、英文著述多達數(shù)十種�！妒颗c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變遷》、《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現(xiàn)代儒學論》等，傳承中有創(chuàng)新，其學術(shù)思想和研究方法為中外史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參照系。
師承錢穆“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的治學理念，余英時認為學術(shù)研究本身便具有內(nèi)在的批判力，學者只要長期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后創(chuàng)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人物論著
專書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發(fā)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臺中：漢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臺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維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臺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與平等之間》，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臺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與平
等》，1984。
《文明論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臺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方以智晚節(jié)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臺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訂擴大版，1986。
《歷史與思想》，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76。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shù)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臺北：華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本，1996。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78；1981年增訂再版。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
《史學與傳統(tǒng)》，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4。
《從價值系統(tǒng)看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書有英文簡介，見HeavenEarth,theChineseArtofLiving,JournalofFineArtsInnerArtsI.1(May1991),SanFrancisco；德文譯本見MartinMiller,DieModernitatderTradition,ZumKulturvestandnisdesChineisischenHistorikersYuYingshi,Munster:Lit,1995,pp.59-121.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7；森紀子日譯本，東京：平凡社，1991；鄭仁在韓譯本，大韓教科書株式會社，1993。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7。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為一名同實異的論文集，列入《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臺北：三民書局，1991；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本《錢穆與中國文化》，內(nèi)容略有不同。
《內(nèi)在超越之路：余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中國文化與現(xiàn)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1992。
《民主與兩岸動向》，臺北：三民書局，1993。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現(xiàn)代儒學論》，美國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yè)公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有增訂。
《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論士衡史》（傅杰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03。
1.ViewsofLifeandDeathinLaterHanChina.DoctoralDissertation,HarvardUniversity,1962.2.TradeandExpansioninHanChina,AStudyintheStructureofSino-BarbarianEconomicRelations.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3.EarlyChineseHistor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Editorandprincipalauthor,Seattle: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ofWashington,1981.4.ThePowerofCulture,StudiesinChineseCulturalHistory.Co-editor(withWillardJ.PetersonandAndrewH.Plaks),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Press,1994.
著作
《現(xiàn)代儒學論》（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余英時學術(shù)思想文選》，何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史學研究經(jīng)驗談》，邵東方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12月。
《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國文化史通釋》，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5月；平裝，2012年1月。
《中國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
《朱熹的歷史世界》，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7月。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年1月。
《余英時訪談錄》，陳致訪談，中華書局，2012年3月。
余英時作品系列：《論戴震與章學誠》（增訂本）、《方以智晚節(jié)考》（增訂本）、《現(xiàn)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現(xiàn)代危機與思想人物》、《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精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4月。
《卮言自紀——余英時自序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272頁，286千字。
《中國情懷——余英時散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408頁，380千字。
論文
1.〈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中華文化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中華書局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92，頁458-476。2.〈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tǒng)的再發(fā)現(xiàn)〉，《九州島學刊》5.2(1992)：5-18。3.〈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zhuǎn)變〉，余英時等著，《中國歷史轉(zhuǎn)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2，頁35-42。4.〈王僧虔〈誡子書〉與南朝清談考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1993)：173-196；又見湯一介編，《國故新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再詮釋》（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173-183。5.〈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205-221；又收在北京《中國文化》10(1994)：27-36及四川大學歷史系編，《冰繭彩絲集》（紀念繆鉞教授九十壽辰暨從教七十年論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頁493-514。6.〈《錢穆與中國文化》自序〉，《學術(shù)集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223-229。7.〈我走過的路〉，《關(guān)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16（日本u2027大阪，1995）：1-9。8.〈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31(1995)：13-15。9.〈追憶牟宗三先生〉，臺北，《中國時報》，1995.4.20，11版。10.〈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學術(shù)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63-92。11.〈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臺北，《聯(lián)合報》，1996.10.22-23，37版；收入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臺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35-44。12.〈《朱熹的思維世界》（田浩著）序〉，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頁3-8。13.〈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和風堂新文集》序〉，臺北，《聯(lián)合文學》12.11(1996)：14-26；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頁1-23。14.〈《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shù)交流個案初探》（張朋園著）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80，臺北，1997，頁i-vi。15.〈1997思前想后〉，《二十一世紀》41(1997)：4-8。16.〈漂流：古今中外知識人的命運〉（劉再復《西尋故鄉(xiāng)》序），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1997.5.8-9；《西尋故鄉(xiāng)》，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7，頁1-8。17.〈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香港，《明報月刊》32.12(1997)：110-111；又見北京，《世界漢學》創(chuàng)刊號(1998)：190-193。18.〈《煮酒論思潮》（陳奎德著）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1-8。19.〈俠與中國文化〉，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上冊，香港：明河社，1998，頁4-76。20.〈士商互動與儒學轉(zhuǎn)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tǒng)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3-52。21.〈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45(1998)：4-14。22.〈論學談詩二十年--關(guān)于《胡適與楊聯(lián)升往來書札》〉，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1998.2.22-23；《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lián)升往來書札u2027序》，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頁i-xii。23.〈香港的自由與學術(shù)文化〉，《明報月刊》33.3(1998)：15-16。24.〈《朱熹哲學思想》（金春峰著）序〉，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1-4。25.〈《自由鳥》（鄭義著）序〉，臺北：三民書局，1998，頁1-7。26.〈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臺北，《中國時報》，1998.12.24，14版；又見《文匯讀書周報》1999.1.2，9版，上海：文匯新民聯(lián)合報業(yè)集團出版。27.〈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收在賀照田主編，《學術(shù)思想評論》第五輯，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352-375。28.〈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在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9，頁1-31。29.〈嚴復與中國古典文化〉，臺北，《聯(lián)合報》，1999.7.11-12，37版。30.〈《共產(chǎn)中國五十年》序〉，金鐘主編，《共產(chǎn)中國五十年，1949-1999》，香港：開放雜志社，1999，頁1-7。31.〈商業(yè)社會中士人精神的再造〉，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1999.9.12-13。32.〈讓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來！〉，《二十一世紀》56(1999)：10-14。33.〈學術(shù)思想史的創(chuàng)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古今論衡》3(1999)：66-75。34.〈多元化與普遍價值的尋求--祝臺灣大學七十周年校慶〉，黃俊杰、何寄澎主編，《臺灣的文化發(fā)展--世紀之交的省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頁1-9。35.〈《朱子文集》序〉，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共十冊），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冊一，頁13-26；又刊于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萬象》2.9(2000)：1-13，題為〈談宋代政治文化的三個階段〉。36.〈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tǒng)〉，《二十一世紀》58(2000)：17-28。37.〈「王道」在今天的世界〉，馬鶴凌編著，《文明融合與世界大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2000，頁139-147。38.〈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劉述先主編，《中國文化的檢討與前瞻u2027序》（新亞叢書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0，即出；又見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2000.10.24-25。39.〈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香港，《明報月刊》35.1(2000)：18-20。40.〈打破「西方民主」的迷思〉，阮銘，《民主在臺灣u2027序》，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公司，2000，頁Ⅰ-Ⅳ。41.〈「天地閉u2027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61(2000)：4-6。
相關(guān)論述
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jié)。
能夠成為2006年“克盧格獎“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覺榮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獎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彰顯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知識史；前者系我終身學術(shù)追求的一個學科，后者系我選擇專精的領(lǐng)域。
我開始對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發(fā)生深厚興趣是在1940年代，當時中國史觀正處于一個反傳統(tǒng)的模式。中國整個過往被負面看待，即便中國獨特的發(fā)明，也在西方歷史發(fā)展的對照之下，被詮釋為偏離普遍文明進步的正軌。當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以及對自己的認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贅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學教育，并前往我現(xiàn)已歸化的國家——美國繼續(xù)攻讀研究所。
中國“道”概念反映現(xiàn)實世界
這些年來隨著知識領(lǐng)域逐漸開闊，我才認清要清楚認識中國文化，必須知道它獨特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形成清楚的輪廓是在孔子時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關(guān)鍵年代———西方稱之為“軸心時代”。根據(jù)學者的觀察，好幾個高度發(fā)展的文化，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在這段期間都發(fā)生了一種精神覺醒或“突破”，其產(chǎn)生形式不是哲學論辯，就是后神話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國的情形，是一種道德、哲學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識。這種覺醒導致現(xiàn)實世界與超現(xiàn)實世界產(chǎn)生區(qū)隔。對超現(xiàn)實世界的新視野提供有思想的個人，不管他們是哲學家、先知或圣賢，必要的超越觀點，從而檢視并質(zhì)疑現(xiàn)實世界。這就是一般所知的“軸心時代的原創(chuàng)超越”，但其精確形式、經(jīng)驗內(nèi)容和歷史進程則每種文化各不相同。這種超越的原創(chuàng)性在于它對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響力。
在孔夫子時代，中國的原創(chuàng)超越系以“道”這個最重要的概念出現(xiàn)，道是相對于現(xiàn)實世界的超現(xiàn)實世界的象征。但這個中國超現(xiàn)實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時就與現(xiàn)實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這點與軸心時代的其他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圖認為有個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現(xiàn)實世界只是這個永恒世界的拷貝，但早期中國哲學絕未提到這種概念�；浇涛幕焉竦氖澜绾腿说氖澜缫环譃槎袊诮虃鹘y(tǒng)也沒有這種清楚的劃分。早期佛教文化極端否定現(xiàn)實世界，將其視為虛無，中國的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類似的觀點。
認識中國文化須靠比較觀點
相對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國的認知中一直與人的世界不遠。但“道”的觀念也是由軸心時代中國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莊子所共享。他們一致認為，“道”隱而不現(xiàn)，但在人的世界中無所不在的運行，就連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實踐“道”。軸心時代創(chuàng)生的概念影響力日漸深遠，特別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觀念，幾世紀來對中國人的影響無遠弗屆，從這點看來，要說“道”與歷史組成中國文民的內(nèi)在與外在也不為過。
在把中國文化傳統(tǒng)視為本土起源且獨立發(fā)展的產(chǎn)物的前提下，過去數(shù)十年我嘗試沿著兩大軸線研究中國歷史。第一個軸線是認識中國文化必須在其自身的環(huán)境之下，但有時也要靠“比較觀點”。我所謂的“比較觀點”系指印度早期帝國時代的佛學，以及16世紀之后的西方文化。20世紀之初以來，中國思想界一直不能擺脫中國對抗西方的諸多問題；如果缺乏比較觀點，只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下詮釋中國歷史，很可能墮入中國中心主義的古老窠臼。
中國改朝換代與歷史延續(xù)性
我對中國知識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蓋古代乃至20世紀，而我的第二個軸線始終把重點放在改朝換代之際。和其他文明比較起來，中國的特點在于其漫長的歷史延續(xù)性，延續(xù)性與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攜手并進。因此我為自己設(shè)定兩個研究目標，其一是辨識中國歷史上知識、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其二是盡可能辨識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是否有其獨一無二的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深遠變遷往往超越了朝代的興亡；“朝代循環(huán)”在中國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暫流行，但這個名詞具有高度的誤導性。20世紀初年，中國歷史學家開始以西方的歷史模式重新建構(gòu)及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從此一般都認為，中國一定也曾經(jīng)歷過和歐洲類似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學者采用早期歐洲的斷代方式，把中國歷史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種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優(yōu)點，都不可能充分闡述具有地域性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敝人深信，只有著重于中國文化變遷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tǒng)是如何被其內(nèi)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
1940年代開始思索中西的對抗
接下來容我轉(zhuǎn)到另一個問題：作為兩個不同的價值系統(tǒng)，中國與西方如何在歷史的脈絡(luò)下對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0年代晚期，當時中國對抗西方這個大問題籠罩了整個中國知識界，從此時時縈繞在我心頭。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半個世紀，且不時出入于中、西兩個文化之間，這個問題對我已經(jīng)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經(jīng)過初期的心理調(diào)適，我早已對美國生活方式樂在其中，但同時仍保留我的中國文化認同。然而關(guān)于中國文化如何與西方核心價值兼容，最好途徑還是要從中國歷史中去尋找。
中國與近代西方初遇是在16世紀末期，當時耶穌會教士來到東亞傳教，其中對文化敏感的利瑪竇很快就發(fā)現(xiàn)，中國的宗教氣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釋、道基本上被視為一體的，就是在這種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瑪竇才得以使當時許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認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這樣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國基督教徒宣揚一種基督教與儒家的合成體，等于讓中國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進去。
19世紀晚期，一些心胸同樣開明的儒家熱心接受在西方當?shù)赖膬r值和理念，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個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權(quán)。當他們之中有人前往歐洲與美國，并停留足夠時間去做第一手觀察時，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憲政民主的理想與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類尊嚴
到了本世紀初，中國出現(xiàn)兩個對立的儒學派，一是現(xiàn)代儒學(或稱新儒學、當代新儒學)，一是傳統(tǒng)儒學，兩個學派都鼓吹民主，并對早期儒家經(jīng)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開有系統(tǒng)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顯然已經(jīng)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個價值系統(tǒng)的兼容性視為理所當然。
最后我對“人權(quán)”要說幾句話。“人權(quán)”和“民主”一樣，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詞，原本不存在于傳統(tǒng)的中國儒家論述。然而如果我們同意，“人權(quán)”這個觀念正如1948年聯(lián)合國《世界人權(quán)宣言》所下的定義，是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的雙重承認，那我們也大可宣稱，雖無西方的術(shù)語，儒家思想已有“人權(quán)”的概念。在《論語》、《孟子》和其他儒家經(jīng)典中，都載明了承認普遍人道和尊重人類尊嚴。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紀，帝王諭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對人類尊嚴的觀念作為禁止買賣或殺戮奴隸的理由。在這兩份年代分別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諭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說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儒家從未接受奴隸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義之賜，晚清的儒學者才會欣然領(lǐng)會西方有關(guān)人權(quán)的理論和做法。
如果歷史可為指引，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對基本價值似乎存在很多重疊的共識，畢竟中國的“道”講的就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和人類尊嚴。如今我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歸到主流之“道”，中國對抗西方的大問題也將終結(jié)。
人物訪談
今古逍遙知識人
早報記者陳怡來源：2006年12月15日東方早報
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lǐng)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不久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了頒獎儀式，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和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富蘭克林分享本年度大獎，余英時也是首位獲得該獎的華人學者。
香港學者李歐梵曾稱這位30年的同行是個逍遙自在、不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說話，任何強大的勢力在他看來都不覺得有什么重要。余英時昨天在普林斯頓家中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我覺得這幾點還是比較說中我的�！鄙虾|方早報記者在與余英時一個多小時的交流中，感覺就像曾有過相同經(jīng)歷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所形容———“是場享宴”。
當記者好奇地向他問起，自他1978年帶領(lǐng)美國一個學術(shù)團體訪問中國后，就再也沒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時如何了解、研究中國時，76歲的老先生在電話那頭調(diào)皮地反問：“那我也沒有跑到歷史中去過啊，我是怎么了解歷史的？”
獲獎并非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將獲得克魯格獎嗎？
余英時（以下簡稱余）：這個獎項的評選保密工作實施得非常嚴格，得知獲獎消息時我很意外�？唆敻癃剰�2003年創(chuàng)立時，第一屆獲獎?wù)呤茄芯狂R克思主義和西方神學的，第二屆的兩位得主分別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國詮釋學，今年我和非裔學者約翰·富蘭克林的獲獎?wù)f明該獎項在美國內(nèi)部已離開了白人主流學術(shù)圈，也表示獎項的西方評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觀念，西方主流學術(shù)界已將中國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其中有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學界將近兩代人努力的貢獻，也有西方50多年來中國研究者的功勞，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視的前提。我想這次把獎項頒給我是因為我在美國大學教了四十幾年書，審查委員會的人對我的背景比較了解，知道我是從世界學術(shù)的視角出發(fā)研究中國，并作出了一些成績，而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
東方早報：中國研究從一種地域性研究到進入世界學術(shù)主流，這之間經(jīng)歷了怎樣的過程？
余：18、19世紀時，世界上講的“漢學”就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學科，沒有將哲學、歷史、社會、人類學等學科結(jié)合在一起。這50多年來，西方的變化很大，歐洲漢學家受美國漢學界的影響，已經(jīng)從單純考據(jù)式地研究中國古代的經(jīng)、史、子、集，追求知識的淵博轉(zhuǎn)向一種現(xiàn)代性、具有普遍學術(shù)視角的中國研究，在考據(jù)之外還提出解釋，使歷史真相慢慢還原、復活，而不僅僅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新奇的對象來看待。
歷史研究檢視人性深層
東方早報：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畢靈頓在頒獎詞中稱您的學術(shù)以一種深遠的方式，檢視攸關(guān)人性深層事實的主要課題，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說的“學術(shù)”與“人性”的關(guān)聯(lián)？
余：西方人認為，要了解人性，歷史是關(guān)鍵，心理學則是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從歷史中可以看出當事人種種不同的反應(yīng)和人性的復雜，從個人早年接受的教育、價值觀變遷和當時的處境等因素中，真正了解一種具有連續(xù)性的古老文化，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連續(xù)性傳統(tǒng)非常強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欲望、向往，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規(guī)律，所以，機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尋找歷史規(guī)律是找不到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過去假定人類社會都經(jīng)過統(tǒng)一的發(fā)展階段只是一個假說。中國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沒有黑暗時代、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yè)革命等這樣很明顯的里程碑式的時代，朝代更替并不能說明社會的一種必然變化。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產(chǎn)生了資本主義，那就是西歐。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縛住了，歷史是開放、鮮活的，最沒意思的歷史就是造一個公式到處套用。
東方早報：這是否也是您個人治史方法上的一個特點？您求學過程中有哪些導師對您的影響比較大？
余：我的求學經(jīng)歷比較特殊：小時候在鄉(xiāng)下的9年根本沒上過什么學，16歲隨在沈陽工作的父親到沈陽上學，已經(jīng)沒有機會再從頭學數(shù)、理、化了，就只能學文科，而自己則一直對歷史感興趣。
從1950年開始，我在新亞書院和錢穆先生有了接觸，受他的影響，我對“五四”的認識修正了許多，了解到“五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運動。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在那以后，精神領(lǐng)域還沒有再經(jīng)歷過比之更大的轉(zhuǎn)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熱，也是還沒成型就中斷了。但反對“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這兩種立場在當時屬于激進和保守兩種思想認識的不同。后來我在研究史料中發(fā)現(xiàn)，1920年代胡適在北大的入學考試中出了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考題，不少學生答不出來，可見“五四”的影響某種程度上被后人夸大了。經(jīng)新亞書院推薦，1955年時我來到哈佛燕京學社，受教于清華經(jīng)濟系畢業(yè)的楊聯(lián)升先生。他的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頗多。我早年的英文著述《漢代的貿(mào)易與擴張》就是受楊先生影響。他也影響我后來看任何思想，都不會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個社會經(jīng)濟、歷史的背景下來看，希望盡量用想像力來還原歷史，思考一種制度如何誕生，在運用中會發(fā)生什么問題，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覺得這項工作目前在整個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真正開始。很多人現(xiàn)在因為害怕挑戰(zhàn)一些宏觀的框架，只做小問題的考證、研究，而不觸及社會性質(zhì)、結(jié)構(gòu)變化等大的判斷，這就像造了一個螺絲釘、一扇門、一個窗，但沒有整幢房子的構(gòu)圖，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形態(tài)描述幾乎就被放棄了。所以我側(cè)重研究各個時代變化的階段，希望能從中國歷史的大發(fā)展中找到一條整體性貫穿的線索、一種內(nèi)在的變化，而不是讓外來概念籠罩它。
向往有人情味的生活
東方早報：能否向大家介紹一下您現(xiàn)在的生活狀態(tài)、新的治學動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別的朋友現(xiàn)在都離得比較遠，只能打打電話。我過去喜歡下圍棋，還給《圍棋天地》寫寫文章，現(xiàn)在年紀大了，做學問之外就不想再多傷自己的腦筋，只是看看別人下。每天的工作時間從3到10小時，或長或短，這已成為一個生活習慣。不是我比別人用功，而是因為我的工作和娛樂是結(jié)合在一起的。因為不需要在人前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沒有寂寞感。我的朋友還有古人呢。（笑）
11月初到二十幾日，我讀完了顧頡剛600萬字的日記，寫了6萬字回顧顧頡剛生平的文章，準備給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將出版的顧頡剛?cè)沼涀餍蜓�。最近我正在把原來散落于各種雜志、書刊中的論文編輯成兩厚本英文的論文集，交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創(chuàng)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兩種人———詩人與高僧，特別禪宗和尚的關(guān)系。
東方早報：如果什么時候您打算回中國，最想到什么地方看看？余：我的故鄉(xiāng)安徽潛山官莊，那是我7至16歲青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那里是窮鄉(xiāng)僻壤，小時候從安慶出發(fā)坐人抬的轎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是一個完全傳統(tǒng)的中國農(nóng)村。那時我們鄉(xiāng)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農(nóng)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沒辦法，永遠也不能趕他走。鄉(xiāng)里的人互相都是親戚、朋友，沾親帶故的，靠家族族規(guī)維系，沒有現(xiàn)在這樣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關(guān)系，大家互不欺騙，互不欺負，很和諧、有人情味。我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了解全靠那幾年，比起許多在城市里長大的同代學者，這是我的優(yōu)勢。
東方早報：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嗎？
余：我向往的生活和絕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人大概沒什么不同，即一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社會。在這種社會和文化安排下，人與人之間能互相尊重、容忍，過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絕不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但我相信社會必須以個人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個人才都能發(fā)揮他（她）的天賦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國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這一向往在今天更為迫切�！暗哿Α贝碚瘟α浚鳛榫S持群體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應(yīng)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覺其存在。政治力量對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這樣便會出現(xiàn)一種“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來，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都在追求這樣一種合理的秩序。在這一追求中，知識人的責任最大，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所以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yè)之外，還必須發(fā)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是這是指建設(shè)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tǒng)———包括中國的和外來的,撕毀一切則最終必將陷入虛無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