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堅，又名趙耀斌，1932年入黨，1933年因從事地下革命活動被國民黨抓捕。被捕后表現(xiàn)英勇，堅貞不屈，后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jiān)獄。1937年， 周恩來將王石堅營救出來，先是送他入抗大學習，后委以重任。1941年，王石堅受中央社會部委派到西安從事情報工作，負責聯(lián)系、領導著名的“龍?zhí)逗?三杰” 熊向暉、 申健、 陳忠經。此后6年，王石堅的 地下情報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說功勛卓著， 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通過他上報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堅還不斷擴展情報組織，建立起一個以西安為中心、聯(lián)結北平、保定、沈陽、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絡，為 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1947年9月29日，這個 情報系統(tǒng)的負責人王石堅在西安被秘密逮捕。最后叛變，把他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的詳細經過及他領導的我 華北、西北、東北全部情報組織、 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五部地下電臺、 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互相牽連，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1949年到臺灣后任u2018國防部u2019 情報局專門委員，并在臺灣結婚，現(xiàn)已病故。

　　王石堅，又名趙耀斌，王石堅在西安情報系統(tǒng)所屬的北平秘密電臺工作。王石堅的第一次被捕，是他在北平從事地下活動之初。王石堅在中共外圍組織河北省反帝大同盟擔任黨團書記時，用的是“ 王世明”的化名，主要工作就是負責指導河北省反帝大同盟開展工作。 　　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圍組織公開為 李大釗舉行了公祭公葬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影響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組織。5月18日，王石堅與反帝大同盟、華北救亡會的4名負責人在 西城陰涼胡同7號院開會時，被警察逮捕，叛變的原互濟會主任兼黨團書記 張文勛指認了這些人的身份，王石堅等旋即被移交憲兵三團，后被關押在蘇州軍人監(jiān)獄。 　　王石堅第一次被捕后表現(xiàn)非常英勇，在蘇州軍人監(jiān)獄，他積極參與了監(jiān)獄秘密黨組織的活動，在獄中編發(fā)《囚聲》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發(fā)，1935年6月，王石堅連同其他7名在押的黨員一同移送南京受審。在審訊時，這些黨員與叛徒在法庭上當面對質，叛徒卻拿不出任何證據。即使這樣，國民黨當局還是分別給這8名黨員加刑8年至8年零2個月，判決后即關進 南京中央軍人監(jiān)獄，作為重犯對待，看管特別嚴厲，不準他們與其他犯人接觸，甚至連洗澡、放風、看病等都是單獨進行的。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實現(xiàn)了合作，周恩來代表中共將關押在各地的共產黨 政治犯保釋出來，王石堅因此得以出獄，被委以重任。 　　1941年夏天，他被延安中央社會部派到 西安從事情報工作，具體的說就是與 熊向暉、 申健、 陳忠經等地下情報人員取得聯(lián)絡，發(fā)展組織、搜集情報。 王石堅到達西安的時候，正是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共的情報調查工作全面展開之時。而事實證明，王石堅在情報工作方面的確實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從1941年到1947年他第二次被捕為止，6年間，他建立起了一個以西安為中心，連結北平、 保定、沈陽、 蘭州等地的高層次情報網絡，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各類情報。 　　王石堅在西安的情報工作是緊緊圍繞胡宗南展開的。王石堅由陳忠經掩護在西安扎下根來，在鞏固原有的情報關系基礎上，又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報網絡。王石堅也曾經幾次讓熊向暉尋機偷出胡宗南的密碼，都被熊向暉拒絕，熊向暉的理由是這樣太過于冒險，一旦暴露就會前功盡棄。熊向暉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剛到胡宗南身邊工作的時候，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紹參加了地下情報工作，最初是由 羅青長負責聯(lián)系，并從延安派來 王金平（ 田光）到戴中溶身邊工作， 羅青長 回延安后，這一情報關系又交給了王石堅。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機密電報，“由機要室主任送過來，但電報信封兩頭封口，都有用機器打的鏤空的保密條，別人不能拆看”，因此，有許多機密電報熊向暉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卻憑借自己機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剛譯出尚未送給胡宗南的來電和未譯發(fā)的去電。如 蔣介石發(fā)給胡宗南的電令和胡宗南給蔣介石的胡部作戰(zhàn)計劃、兵力部署、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很多機密電報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讀過了。通過從熊向暉和戴中溶兩處得來的情報，王石堅便 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 機密，加之由其他渠道獲得的情報，使得在 延安的黨中央對西安的情況了如指掌。

　　后來，在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夕，熊向暉因要隨同其指揮部前進，向王石堅表示無法繼續(xù)提供詳細情報，王石堅表示，“主要的戰(zhàn)略情況已搞清，細節(jié)會由別人查”。當然，也不能說當時中共的西安情報都是得益于王石堅 情報系統(tǒng)，僅從現(xiàn)在公開的材料上我們即知道，在那個時候的西安，中共 情報機構另外還有 西安情報處系統(tǒng)（ 王超北負責，屬中央情報部）、 西安通訊工作組（王敦英負責，受中央情報部和陜西省委雙重領導）、西安交通站（吳柏暢負責），這些情報組織同樣也做出了很多貢獻，但就深入敵人內部的程度和獲得的情報層次來看，還是以王石堅系統(tǒng)為最突出。正是因為這些情報人員的努力，轉戰(zhàn)陜北的周恩來才會說：“我們在西北戰(zhàn)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

　　1947年9月，設在北平 順天府東街的王石堅系統(tǒng)秘密電臺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報務員李政宣叛變，敵特機關通過逆用這部秘密電臺，掌握了西安情報組織的情況，王石堅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堅沒能經受住考驗，很快就叛變了，寫了自白書，把他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的詳細經過及他領導的華北、西北、 東北全部情報組織、地下工作人員及領導人、五部地下電臺、報務員、譯電員、交通員及他所知道的有關地址都全盤托出，導致44名地下情工人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牽連被捕123人。許多人遭到嚴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臺五烈士” 謝士炎、 丁行之、 朱建國、 趙良璋、 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壯烈捐軀。

　　王石堅叛變后追隨國民黨特務機關逃到了臺灣，并在特務機關中任少將，后病死。

　   1928年 入 東北大學 　　1931年 轉入 北京大學化學系 　　1932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黨團書記 　　1933年5月 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判刑10年，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jiān)獄

　　1937年8月 經周恩來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獲釋，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王石堅在西安情報系統(tǒng)所屬的北平秘密電臺工作，電臺于1947年10月被敵人偵破。這次被偵破是敵人使用美國的偵聽測向設備定位，并派飛賊搜捕而得逞，事態(tài)波及西安、蘭州、沈陽、承德的情報組織，是中共情報系統(tǒng)遭破壞最嚴重的一次。事件之后，李克農立即進行檢查，研究對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來，他給周恩來寫了檢查，請求處分。周恩來認為這是秘密戰(zhàn)線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事隔多年，李克農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過失，確實令人感動。

　　在中共隱蔽戰(zhàn)線斗爭史上，有前、后“ 三杰”之稱，“前三杰”指的是李克農、 錢壯飛、 胡底，“后三杰”指的是 熊向暉、 陳忠經、 申健。這一說法來自于中共隱蔽戰(zhàn)線的 領導人周恩來，因此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中共高層對這些情報人員所做貢獻的評價。有關“前三杰”的回憶和研究文章已經很多，單是李克農的傳記就有了好幾種版本，而關于“后三杰”的記載卻是少之又少。主要還是熊向暉的情報工作回憶錄 《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及楊者 圣代熊向暉撰述的《在 胡宗南身邊的十二年》，特別是關于“前三杰”、“后三杰”的說法就是直接來自于熊向暉在1991年發(fā)表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所以，有關“后三杰”的很多史實還 有待于進一步的挖掘。下面 就是我根據史料，對他們人生的粗淺描述。 熊向暉原名 熊匯荃，“ 向暉”一名應是解放后所改。從學生時代到胡宗南部下工作，熊向暉始終用的是原名。抗戰(zhàn)勝利后， 胡宗南推薦熊向暉等人去 美國留學，因為他未取得過正式的大學學歷，所以就冒用了他哥哥的名字，通過他的哥哥拿到了 中央大學的英文 證明信和成績單，將有關證件換成他的名字和照片。之所以能夠 冒名頂替成功，據他說是因為“我們兄弟二人面貌相似，名字譯成英文音也相近，能夠蒙混過關”。兄弟面貌相似是非常正常的，而“名字譯成英文音也相近”就需要特別交待一下了，西安時期與熊向暉曾經共事的 張佛千說起熊的原名，“u2018匯u2019是表示行輩，他的 兄弟姊妹都叫“匯╳”，正是因為他們都叫“匯╳”，所以名字才會譯成英文音也相近。由此可見，直到他赴美國留學時用的仍舊還是原名，而他在美國求學期間，用的是英文名，沒有改名的道理，待他再回國時，已經解放了，因此他的改名應是在解放之后。 　　同樣，陳忠經、申健的名字在建國前后也發(fā)生了變化。1950年1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向聯(lián)合國派出以 伍修權為大使銜級特派代表的中國代表團，陳忠經就以“ 陳翹”的名字參加了代表團。不過這個名字陳忠經使用得并不太多，不久，他還是恢復了自己的本名，也許這是因為自“一二.九運動”以來，“陳忠經”在社會上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原因。而申健本名是申振民，據后來成為他內弟的熊向暉說“新中國成立后他改名申健”。 　　這三個人都稱得上是 老資格的共產黨員，熊向暉1936年入黨，申健1938年入黨，陳忠經1940年入黨。抗戰(zhàn)爆發(fā)前，他們分別就讀于 清華大學中文系、 北平師范大學經濟系、北京大學經濟系，是那個時代真正的“ 天之驕子”，特別是陳忠經，在“一二.九運動”前后擔任北京大學第一、二屆學生會執(zhí)行委員、第三、四屆 學生會主席，成為 走在時代前列的學生運動領袖，名動一時。

　　熊向暉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陳忠經小4歲，1936年他考入大學的時候，申健、陳忠經已經讀了兩年大學了。但在參加革命這個問題上，熊向暉卻走到了他們的前面，進大學不久，熊向暉就結識了擔任中共清華黨支部負責人的 楊學誠，楊學誠通過安排熊向暉擔任 學生組織“民先”工作的考察，很快就與 蔣南翔共同介紹熊向暉加入了中共，時間在1936年12月8日，恰好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前夜。 　　“打進去，拉出來”是隱蔽戰(zhàn)線的一貫打法，熊向暉是受周恩來親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營壘中去的，而申健與陳忠經則是從胡宗南的營壘中“拉”出來的，因為申健、陳忠經參加革命之時，他們本已在胡宗南手下任職，只不過他們“拉”出來的過程并非是被動的，而是自覺自愿、積極主動的出來革命的。為了入黨，1940年陳忠經甚至冒險闖進被特務嚴密監(jiān)視的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辦事處主任 周子健詳細講了自己的經歷和入黨的愿望，終于得償所愿，被順利吸收進黨組織。 　　“后三杰”能夠相互結識還應該感謝胡宗南。1937年12月，胡宗南派親信陳大勛在長沙成立了湖南 青年戰(zhàn)地服務團，這個服務團的主要成員就是當時已遷移 到長沙的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的 長沙臨時大學的學生，熊向暉、陳忠經就是這個時候成為服務團成員的，不久，他們隨團到了陜西。在此之前，1937年秋，晉南前線戰(zhàn)事吃緊，由北平師范大學等幾所高校組成的西安臨大也組織了戰(zhàn)地服務團到潼關、華陰等地進行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申健任該團副團長，這個服務團于1938年春回到西安，不久，與湖南青年戰(zhàn)地服務團合并，在 鳳翔縣正式組成第一軍隨軍服務團。這也是為什么熊向暉保存的服務團團友名單上有“申振民”名字的原因。而熊向暉、陳忠經與申健的相識應該是在鳳翔的服務團中，不過這次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并不長，因為熊向暉在當年的5月就被胡宗南保送到中央軍校7分校讀書去了。 　　1939年3月，熊向暉從西安王曲的中央軍校7分校畢業(yè)，被胡宗南選中擔任了侍從副官，其后又擔任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此前，1938年10月，第一軍隨軍服務團解散，申健、陳忠經等被安排到西安的戰(zhàn)干4團受訓，之后又先后到第十戰(zhàn)區(qū)長官部政治部、三青團陜西支團等處工作。 　　在西安期間，他們三人都很好的隱藏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在秘密工作中迅速成長起來，為保衛(wèi)在 延安的黨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因為工作性質特殊，他們三人間并沒有直接的組織上的關系，相互也不知道他人的黨員身份，但他們還是頗為默契的相互支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使他們成為相交甚得的好友。其間，胡宗南曾經對陳忠經有所懷疑，熊向暉就代為解釋，陳忠經結婚時，也是通過熊向暉邀請到胡宗南為他證婚。而熊向暉的很多情報，則是通過陳忠經之手傳給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王石堅，熊向暉與王石堅的接頭也多是在陳忠經家里。抗戰(zhàn)后，熊向暉的三姐熊友榛（原名熊匯苓）與申健結婚，這時熊向暉才知道申健的黨員身份。等到熊向暉結婚時，他按照風俗請的四大紅媒中就有陳忠經和申健。

　　在西安的歲月里，陳忠經是非常 出風頭的人物，早年在北大領導學生運動的經歷和三青團這樣一個青年組織負責人的社會身份，讓他在西安城這個不大的交際圈里成為非常活躍的人物，甚至連當時旅居西安的豫劇演員 常香玉與 陳憲章結婚時，他也能以 證婚人的身份出場。而他所交往的三教九流的人物，為他的地下工作提供非常好的掩護，也為他的情報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同時，他又開辦了研究書店，辦了一份《研究月刊》，1944年后，還接辦了在西安影響較大的 《新秦日報》。 　　1944年6月， 愛潑斯坦等中外記者組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去訪問，在到達西安后，三青團為參觀團召開了歡迎大會，會上大罵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等如何如何壞那一套。就在歡迎大會后的晚間，負責接待他們的三青團負責人、大會的主持人陳忠經來到外國記者住處，直言不諱告訴那些記者：“別聽大會上那一套，全是胡說八道！”這件事給愛潑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后來他在《我在這里成長》一文中特別記下了這件事。 　　作為三青團的 高級干部，陳忠經不可能時時都表現(xiàn)出自己的革命性，更多的時候他還是得隱藏自己真實的政治立場，違心的去做一些符合“身份”的事，在1946年3月1日，他就會同其他國民黨黨務系統(tǒng)的人員，組織了一次由西安3000余名大中院校學生參加的反蘇反共游行，在潛伏敵人營壘的歲月里，他做的多數(shù)應是類似這樣的事情。